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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十一集 聖薩爾瓦多城的困境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十一集,主題是「聖薩爾瓦多城的困境」,說明西班牙人在北台灣經營的困難,包括成效不彰、內部矛盾,最後被荷蘭人取代的過程。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十七世紀的時候荷蘭人占領台灣南部的大員,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的雞籠和淡水,但是雙方都沒有南北分治的想法,彼此都想把對方趕下海。荷蘭和西班牙的鬥爭不僅是為了貿易,更重要的是當時荷蘭正在進行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八十年戰爭,所以台灣戰場是這場戰役的延續,雙方都把對手視為敵人。
    1627年8月17日,菲律賓總督塔弗拉(Juan Niño de Tavora)組織龐大的艦隊從馬尼拉出發準備進攻荷蘭人的大員。西班牙人可以說是將菲律賓所能動用的兵力傾巢而出,包括當時在馬尼拉僅有的4艘大帆船中出動了3艘,另外還有2艘平底搬運船,以及1艘小船,2艘槳帆船。在菲律賓全部的8個步兵連當中出動了7個連,另外還有5個邦板牙步兵連及砲兵、水手等,共有136門砲和2,015人,帶著6個月的給養出發。另外有兩艘雞籠補給船攜帶各種補給品和現金4萬披索,提前出發前往聖薩爾瓦多城。

    由於等待美洲來的白銀船遲到一個月,造成出發太晚,船隊沿著呂宋海岸北上遇到風暴而返航。西班牙人這一次的行動不但一無所獲,反而遭受人力和物力的重大損失,從此再也無力對大員發動類似的軍事行動。

    至於提前出發前往雞籠的兩艘補給船由於風向不對卻意外到了澎湖,受到當地明朝守軍的接待,明朝官員表示希望西班牙人前去攻打荷蘭人的大員。兩船回航經過大員,最後在呂宋島海岸發生船難。由於這次的接觸讓西班牙人獲得一個印象,覺得能和中國產生某種合作關係,聯合打擊荷蘭人和發展貿易。1628年初有中國官員來雞籠探訪,1629年新任長官加拉錯(Juan de Alcarazo)乘補給船來雞籠上任,接著攜帶馬尼拉總督的信去福州拜見福建的中國官員。西班牙人很羨慕葡萄牙人在澳門能就近和廣東發展貿易關係,以為這個模式在福州也可以複製,但是一直無法有進展,之後福建的對外貿易被鄭芝龍掌握,福建官方也就無法對西班牙人做出任何承諾了。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島的第二年荷蘭人在日本長崎得到消息,說中國帆船從馬尼拉載著石灰石和其他物資去雞籠興建堡壘,巴達維亞方面下令大員派出艦隊,包括西式戰船「盾不黑號」(Domburch)、「黎門號」(Diemen)、「思若騰號」(Slooten),和一艘戎克船「好運號」 (Goede Fortuyn),於1629年8月對西班牙人的淡水及雞籠進行「偵察」,若有機會亦不排除發動軍事入侵行動。

    「盾不黑號」在8月13日進入淡水河口發現被竹籬圍起的聖多明我堡,河面上有1艘槳帆船﹑1艘快船以及4艘戎克船。15日清晨「盾不黑號」率領艦隊深入敵陣,西班牙軍的砲台和槳帆船對他們開炮,造成「思若騰號」的縫帆工死亡,首席商務員和「好運號」領航員的腿被打斷,木匠的膝蓋被打碎,船也擱淺了,到了黃昏漲潮才脫困。這可以說是台灣信史紀錄上的第一次海戰。

    在淡水初嘗敗績的荷蘭艦隊18日來到雞籠港外下錨。荷蘭人觀察到用石頭建造的方形堡壘,面水的城牆有6或7門砲,那就是「聖薩爾瓦多城」,當時只有「聖安當大稜堡」(San Antonio Grande)完工,荷蘭人還觀察到山頂有一個據點,那就是「看守堡」。不過由於島嶼的地形把港內擋住了,無法看到裡面停泊的船隻,於是戎克船「好運號」冒險混入港內觀察到在「聖安當大稜堡」前方停泊了兩艘槳帆船,港灣的對面還有兩艘船。

    荷蘭人發現無法突破西班牙人的防禦,只好放棄。不過荷蘭人此行也不是完全沒有收穫,「盾不黑號」的航海官布拉克 (Jan Gerbrantsz Black)對雞籠和淡水做了詳實的測量並且繪製了精細的海圖,這對1642年荷蘭人的入侵行動產生很大的幫助。這些海圖現在還存在海牙國家資料館。

    荷蘭人對付西班牙人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早在1625年就支持初出茅廬的鄭芝龍劫掠前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以窒息西班牙人的貿易,鄭芝龍藉由這個機會由一個通譯搖身一變成為海盜領袖,建立了鄭氏海上集團。

    1628年當荷蘭和日本因為濱田彌兵衛事件關係破裂,日本停止貿易,扣留荷蘭船隻並威脅要荷蘭人退出大員時,巴達維亞卻多次派人向日本幕府提出荷蘭願意協助日本征服西班牙人的雞籠、淡水甚至馬尼拉,只要日本同意荷蘭繼續佔領大員,但是因為日本當時並沒有這個意圖所以沒有成功。 由此可知荷蘭人借花獻佛、借刀殺人的陰險。

    鄭芝龍在1626年之後離開荷蘭人,他拒絕荷蘭人禁止中國商船和西班牙貿易的要求,因為當時鄭芝龍正忙於和其他海盜的鬥爭,而且這時他已歸順明朝並藉機壟斷了福建的海上貿易,向各國商船收取高額保護費是他的主要收入,沒有理由跟自己的利益過不去,反而西班牙人必須限制鄭芝龍將勢力伸展到雞籠。
    根據最後一任雞籠長官波提羅 (Gonzalo Portillo)於1641年10月向馬尼拉的報告當中指出,在該年夏天荷蘭人出現在淡水河,保護中國人收集硫磺和獸皮等商品,並和原住民勾結陰謀驅逐西班牙人,同時提到鄭芝龍和荷蘭人協商要對抗西班牙人,因為西班牙妨礙了他在淡水的貿易。我們不要忘了,當時淡水還是西班牙的屬地,荷蘭人為何能夠在這兒如入無人之境呢? 這是因為當時西班牙已經收縮駐軍規模並自行將聖多明我堡破壞,所以對荷蘭人的侵入無可奈何。

    這幅圖表現鄭芝龍的船隻公然在雞籠的外海搶劫過往商船,西班牙人完全無法控制海域的航行安全。當時所有在東亞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向鄭氏集團購買保護令旗,每艘船每年三千兩,否則被搶的機率非常高,鄭芝龍一年的收入超過千萬兩,真可說是富可敵國。

    問題是西班牙人如果要付保護費給鄭芝龍,那又何必花錢維持雞籠基地?這不是重複投資嗎?這使得馬尼拉方面開始懷疑雞籠的價值。

    當時聖薩爾瓦多城本身也處於困境當中,西班牙人不像荷蘭人在台灣南部發展農業墾殖,所有給養都要靠馬尼拉一年二次的船隻運補,成為西班牙沉重的負擔,有時因為颱風或船難等因素,甚至一年才得到補給一次,糧食用盡的時候必須吃狗、老鼠和蟲。

    這就引來一個令人不解的問題, 因為的羅留(Hernando De Los Rios)在1597年上奏給國王關於雞籠的海圖介紹中不是說:「因為此地肥沃,可供應米、肉和魚,魚多到每年可以裝滿兩百艘到中國」嗎? 為什麼不能吃海鮮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當時的歐洲人對鮮魚沒有太大的興趣。曾經出版東印度公司相關書籍的布林登(Bullington)曾經如此描述:「令人驚訝的是,鮮魚無緣出現在航海男子的餐桌上,雖然英國人連腐壞的肉也吃。」

    聖薩爾瓦多城還有飲水的問題,因為當地的水質硫磺濃度高,飲用會生重病,還造成極高的死亡率。另外還有西班牙文獻從來沒有提,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就是雞籠東北季風淒風苦雨的氣候和極度潮濕的環境,在這樣惡劣的地方服役,士氣恐怕很難高的起來,而且食物和被褥發霉,健康一定會受到影響。這一幅圖就是表現在滂沱大雨中,西班牙士兵守衛在碉堡內的無奈。

    西班牙人最大的問題還是來自於內部的矛盾。1635年就任菲律賓總督的高圭臘(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鑒於菲律賓南部穆斯林動亂嚴重,想要征討但缺乏兵員,因此對維持台灣據點的效益展開檢討。1637年1月於馬尼拉召開的會議當中,高圭臘總督表示佔領台灣毫無用處,徒然花費大量經費來維持駐軍,當時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已經11年,駐軍300名,一共花費了50萬披索,但是每年的財政收益不超過二千披索,成本效益完全不成比例。他認為不如佔領海南島的一個港口,不但更靠近中國,而且運輸成本和軍事開銷都比較低。

    其實西班牙當局已經發現,有許多中國商人被白銀吸引用戎克船滿載貨品來馬尼拉交易,這種方式遠比西班牙人自己在台灣設立據點來得划算,因為不需要維持雞籠駐軍的成本,不必理會中國的海禁政策,更不用承擔海盜搶劫和海難損失的風險。

    甚至最重要的傳教事業也不如預期,首先台灣住民信教的人很少,以漢人為例扣除小孩不到一百人,而且信教的目的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他認為台灣住民的信仰難以改變。其次,高圭臘認為對日本傳教也已經不可能,就算要繼續傳教,琉球的位置也比台灣更適合。

    會議結果13人贊成撤軍,4人反對,於是高圭臘下令從台灣撤軍,但是遭到反對者的抗議,所以折衷改為放棄淡水及大部份雞籠堡壘,集中兵力到聖薩爾瓦多城,這就是西班牙統治末期拆毀許多堡壘的原因。

    這件事還涉及總督和大主教和其所屬的道明會之間的矛盾,總督和軍方基於現實考量贊成撤軍,但道明會卻堅持以台灣為傳教據點,耶穌會見縫插針,和總督結盟打壓道明會。這幅圖就是表現高圭臘總督和馬尼拉大主教厄南居(Hernando Guerrero)兩人關係勢同水火,在馬尼拉的聖奧古斯汀教堂前互不理睬,到後來高圭臘甚至將厄南居下獄監禁,這造成1642年西班牙人退出台灣時,道明會全力批判高圭臘,要他承擔全部責任。
    道明會和耶穌會的鬥爭不僅在台灣據點的問題上,更擴大到對整個中國天主教傳教的競爭。耶穌會從利瑪竇以降在對中國祖宗崇拜的問題上比較有彈性,所以得到皇帝的認同可以在中國傳教,成效斐然,當時許多政府高官甚至皇室成員都成為教徒。道明會看了很吃味,就拿祖宗崇拜當話題到羅馬教廷告狀,教宗克萊孟十一世(Clemens PP. XI)派遣特使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來中國處理,鐸羅是個很剛愎自用的人,擅自在中國發布「南京教令」禁止信徒崇拜祖先,康熙皇帝大怒,驅逐所有傳教士全面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佈,天主教從此在中國絕跡,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後才隨著西方的船堅炮利回到中國。

    馬尼拉高層的爭執嚴重影響雞籠和淡水的防務,荷蘭人從各種途徑很快就看出西班牙人防衛力量的削弱,這大大鼓勵了荷蘭人出兵奪取北台灣的信心。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十集 西班牙時代天主教在台灣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十集,主題是「西班牙時代天主教在台灣」,這邊指的是西班牙在十七世紀統治北台灣期間對於天主教的傳佈和教堂、修道院的建設,和十九世紀中葉後隨西方船堅砲利再度返回的天主教或基督教沒有關係。

    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是狂熱的天主教徒,在歐洲大肆推動宗教審判,迫害異教徒,在東亞對於傳教的熱衷程度甚至超越貿易獲利,不僅國王,人民也是將「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Mi Religion, mi Patria, mi Rey)做為信條。 所以天主教是討論全球任何一個西班牙殖民地都不可或缺的元素,包括台灣。

    西班牙人占領台灣北部除了做為貿易據點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做為派遣傳教士偷渡日本的前哨據點,由於當時日本幕府禁教並造成慘烈的殉教事件,西方傳教士只能用偷渡的方式進入,這時距離日本較近的雞籠就成為最合適的地點。

    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傳教士是公司的僱員不同,西班牙的傳教士是由皇帝派遣,所以在重大事件的發言權是超過荷蘭傳教士的, 甚至是由傳教士發動,譬如西班牙在1626年的佔領雞籠,身為道明會省長的馬丁略神父(Bartolomé Martínez)就是鼓吹者之一,並實際參和征服行動。1619年,為了保護在福州的西班牙人以及和中國貿易的權益,菲律賓總督派遣馬丁略神父為使節前往福州,結果船隻途中遇颱風漂流到台灣。之後馬丁略神父仍然抵達福州完成任務,返回馬尼拉後將經過向總督報告並撰寫了「征服福島的益處」(Conveniencia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這就是1626年征服雞籠行動的起源。

    1626年馬丁略神父跟隨第一批登陸雞籠的西班牙艦隊來台灣並且主持佔領儀式的彌撒,1628年8月正在淡水視察教會業務的馬丁略神父聽到荷蘭艦隊將要來進犯,急著趕回雞籠聖薩爾瓦多城通報,他和其他7個人從淡水搭乘一艘小船途中遇風浪,船沉沒在離雞籠不遠處的惡魔岬(Punta Diablos),也就是今天的野柳岬,5人獲救,馬丁略神父和其他2人罹難。

    在西班牙佔領雞籠期間受洗者約4000名,幾乎全部為平埔族原住民, 相較之下,漢人的成人信徒還不到一百人,而且多半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才信教, 這很像漢人的傳統信仰往往帶有利益交換的功利色彩。

    1642年8月荷蘭人進攻雞籠,雅瑯達(Gaspa Alenda) 神父遇難,所有西班牙人包括傳教士都被荷蘭人俘虜帶往大員,台灣北部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成為空窗期,直到1655年荷蘭人才從大員派傳教士馬西烏士(Maisus)到淡水和雞籠來,他也是荷蘭時代在這兒唯一的教士。 台灣北部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西班牙和荷蘭人離開後完全停止,至今痕跡無存,現在的基督教是鴉片戰爭之後才重新開始的,和17世紀無關。

    西班牙人在「聖薩爾瓦多城」的後方建造了「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這是台灣第一座天主教堂。這幢由道明會興建的「諸聖堂」最初是座小教堂,起建於西班牙人初上岸的1626年,之後在1638及1639年獲得資金改建為較堅實的石材建築。相較於西班牙在菲律賓建造多所華麗的天主堂,這幢建築可謂樸素,但仍引起長官帕美諾(Pedro Palomino)的反對,因為它位在聖薩爾瓦多城後方的高地,敵人來攻時有可能被攻佔而成為對主堡的威脅。後來果然在第一次荷蘭人來攻時被佔領,而第二次荷蘭人佔領了聖薩爾瓦多城時,這兒又成為殘餘西班牙軍的庇護所。

    根據1654年荷蘭人西門·給爾德辜(Simon Keerdekoe)所繪製的「大台北古地圖」中靠近山腳下有一幢類似教堂的建築,屋頂共豎有三座十字架,中央一座較高底部基座似乎是鐘塔,周邊還以圍欄圍起,類似種植農作物的莊園。由於給爾德辜地圖並未標示這一幢建物的名稱,我們無法判斷它是否「諸聖堂」的本堂。

    2002年研究單位曾經在這兒利用探地雷達探測完成「透地雷達技術應用於基隆和平島古堡舊城牆遺址之探測」的報告。 2016年又在台灣造船停車場的考古挖掘行動發現4名兩手交叉抱胸,頭朝西北方的遺骸,是典型天主教士的埋葬方式。2019年5月再度在停車場挖掘出墓葬﹑遺骸﹑十字架以及原住民的遺物等。

    西班牙人當時在「諸聖堂」旁曾興建兩所修道院即「聖道明會」(St. Domingo)和「聖方濟會」(St. Francis),考古開挖的位置和給爾得辜地圖三座十字架建築的位置十分接近,加上有傳教士墓葬,非常有可能是當年的修道院。但由於西門·給爾德辜是荷蘭佔領雞籠之後才來的,他的地圖在島上並未出現另一幢教堂,倘若該建築確定是修道院,那麼規模更大的「諸聖堂」位在何處?是否在地圖繪製當時就已經不存在?另外根據更早的1629年荷蘭偵查淡水和雞籠艦隊的航海官布萊克(Jan Gerbrantsz Black)所繪製的地圖,在類似位置也有類似建築,而當時「諸聖堂」尚未改建,所以目前考古挖掘的地點應該是修道院而不是「諸聖堂」。

    西方人習慣將死者埋葬於教堂或修道院旁,尤其是本堂的修士僧侶,這是考古隊在台船停車場發掘出遺骨就能推測「諸聖堂」或修道院方位的原因。本圖表現400年前這些修士下葬的儀式,400年後他們的遺骸在同一位置被考古學者挖出,讓這幅圖呈現穿越時間的趣味。

    由於修士皈依和晉鐸在教會都有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如果在台灣死亡並且埋葬,在修會總部必然留下詳細的檔案記錄,就可以比對出遺骨的身份,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有類似的研究,學者專家可以思考這個方向。

    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當時被天主教正式認證的教堂有4所,其中3所在雞籠,包括位於雞籠聖薩爾瓦多城旁的「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完成於1638年)、位於Quimaurri的「聖荷西教堂」San José和位於Tappari的「聖受洗約翰堂」(San Juan Bautista),另一所是位於淡水的「玫瑰聖母堂」(Nuestra Señora de las Rosas),後面三座都是葡萄牙籍的道明會神父艾基水(Esquivel Jacinto)所興建的。

    本圖表現的是雞籠Quimaurri原住民社區的「聖荷西教堂」,它原來是木造的,之後被颱風吹毀,由艾基水神父在1632年以石材重建。根據荷蘭人1641年第一次進攻雞籠的紀錄曾進駐港灣西北邊一座名為Songo的碉堡,後來被西班牙人拆除。但是西班牙方面卻完全沒有這座碉堡的記錄,原來荷蘭人所謂的Songo碉堡就是這座「聖荷西教堂」,在戰役後為了防止荷蘭人再度利用,雞籠長官波提羅 (Gonzalo Portillo)下令將本堂拆除,但是在他寫給菲律賓總督的信中卻說是荷蘭人離去時連同村莊一起燒毀的,他這麼說可能是怕引起菲律賓總主教的反彈。

    1634年西班牙人征服蘭陽平原,迦爾施亞神父(Garcia)隨軍前往,1635年在三貂角(Satiago)建立的「聖多明我教堂」(Santo Domingo)獲得教區承認,由道明會士丟多羅•基羅斯(Teodoro Quirós de la Madrede Dios)擔任司鐸主持該堂,當時當地正爆發天花的疫情,之後又在聖老楞左 (San Lorenzo,今蘇澳)建立一所小教堂和神職人員住宅。

    西班牙人的勢力到了哆囉滿已經是強弩之末,所以哈仔難以南就沒有建立教堂的紀錄。這一幅圖表現丟多羅•基羅斯神父在「聖多明我堂」門前眺望龜山島。在西班牙時代三貂角是獨立的不屬於葛瑪蘭省 (Caraban),但在宗教上則和蘭陽平原劃歸在一起屬於聖老楞左教區。

    淡水西納社的「玫瑰聖母堂」(Nuestra Señora de las Rosas)是艾基水神父在1632年所建,位置大約在今天淡水的中興里和鄧公里一帶。「玫瑰聖母堂」落成的當天艾基水神父請淡水的西班牙長官率領駐軍舉行盛大的聖母像繞境巡遊,現在有淡水的文史工作者希望能將這項400年前的宗教活動申請成為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玫瑰聖母堂」巡遊之後,淡水地區發生一連串原住民殺害傳教士的殉教事件,這些我們在「淡水。歷史場景再現」的節目系列中已經有講述,請大家另行參閱,這兒就不重複了。

    在討論早期的西方勢力進入台灣,不能不談到日本人所謂的「吉利支丹」,也就是信仰天主教的日本人。當年日本幕府禁教的時代,教徒受到慘烈的迫害,許多日本的天主教徒逃到雞籠來避難而形成日本聚落。當1626年西班牙艦隊登陸雞籠時,隨行的傳教士當中就有一個日本神父西六左衛門(教名Tomas de San Jacinto),西六左衛門留在台灣傳教,之後於1629年設法回到日本並於1634年8月4日在那兒殉教,在台灣傳教的30餘名教士中還有和西六左衛門一起來台灣的園永(教名Santiago de Santa Maria), 以及1627年來台灣,1632年回日本的朝永五郎兵衛(教名Iacobus de Santa Maria. Kiusei)都在日本殉教。

    還有一名日本天主教徒值得一提,那就是喜左衛門(教名Quesaymon Jasinto),他是京都人,因為船難漂流到雞籠,已在此定居了35年,娶金包里(Quimaurri)女子為妻有兩個女兒及一個早逝的兒子。當西班牙艦隊在雞籠登陸時,首先就找他幫忙,傳教士還大張旗鼓地為他的兩個女兒施洗以為宣揚。

    當時在東亞凡是從事和海洋有關事業的人,無論是海商還是倭寇,許多都受洗成為天主教徒,譬如顏思齊在馬尼拉受洗,教名「Pedro」,鄭芝龍在澳門受洗,教名「Nicholas」。日本上游社會的天主教徒更多,其中不少人和台灣有關,無論是奉豐臣秀吉之命來台灣尋求「高砂國」納貢的原田孫七郎,發艦隊想要征服台灣的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或是來過台灣的肥前國藩主有馬晴信,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吉利支丹」。

    西班牙傳教士由各修會派出,修會是由國王支持,主教也是由國王任命,所以和行政體系是平行的,有時主教的影響力甚至還超越總督。但是由於西班牙特殊的王室支助制度,所以有時候總督會擴充解釋認為既然主教是由國王指派,那麼神職人員應該也可以由總督指派,雖然總督通常會尊重主教對於神職人員的任免管轄權,但有時也會引發衝突對立,菲律賓總督高圭臘(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就曾和馬尼拉大主教厄南居(Hernando Guerrero)發生過激烈的矛盾,雙方的惡鬥讓遠在台灣的聖薩爾瓦多城成為陪葬品。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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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九集 聖薩爾瓦多城的生活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九集,主題是「聖薩爾瓦多城的生活」。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聖薩爾瓦多城的物資供應非常依賴馬尼拉來的補給船,根據計畫一年應該有兩次,通常在五月和八月各一次,每次兩艘。但受限於季節、風向、颱風等的影響,甚至被荷蘭人船艦攻擊,造成船期的延誤甚至消失。譬如1626年西班牙佔領雞籠之後的第一艘補給船就曾三度延誤,直到第二年的4月29日才抵達雞籠,造成佔領軍一年都沒有補給物資而餓肚子的窘境,根據當時的資料,西班牙人甚至吃狗、老鼠和蟲。此外當時軍人和職員的薪資也是船來才能發放,若拖延就無錢向原住民或生理人採購所需物品,生活更加困難。

    本圖顯示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停靠在聖薩爾瓦多城前方的泊地,眾人圍聚在城牆上熱切期待補給物資的到來。不過最先進城的恐怕不是補給品而是馬尼拉來的郵袋,在欠缺通信科技的當時,公文傳遞也是利用補給船,包括上級的命令,官員的賞罰任免也都在郵袋開啟之後才知道。船期一旦延誤,總部和據點之間的聯繫就完全阻隔,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以下來介紹當年在西班牙統治時代在聖薩爾瓦多城及其周邊聚落的生活型態。首先來看聖薩爾瓦多城內,除了防禦用的稜堡,城中央有幾幢房舍供長官和士兵居住及做為軍火庫,廣場有美麗的花園,這讓人想到西班牙或摩洛哥的安達魯西亞式樣建築中美麗的花園,但這其實是一種無奈,因為城堡內面積有限又缺乏肥沃的土壤和水源無法種植糧食,不得不改種花。廣場中央有一口費盡工夫從岩礁中鑽出的水井本想解決飲水問題,但水質不佳,所以聖薩爾瓦多城美麗的外表其實是建立在無法永續的基礎上。

    這是有根據的。根據荷蘭人佔領雞籠後首任長官西門・給爾得辜(Simon Keerdekoe)在1655年1月3日寫給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台灣考察報告中這麼敘述:「這座雞籠小島約有一小時路程之廣幅。據說周圍是塊岩石,果樹無法存活,玫瑰、百合花以及芸香則可生長,但生菜、豆類及其他蔬菜糧食卻不能種植和收穫。因而西班牙人在時,建造了相當漂亮的花園,以供玩賞。據我判斷,此地似甚為貧瘠。」

    這幅圖以美麗的花園、能歌善舞的原住民少女,彈吉他的菲律賓少年構成,即使只是存在很短暫的時間,聖薩爾瓦多城還是有它浪漫的一刻,最大的問題在於糧食無法自給自足,對於馬尼拉補給船的過於依賴,造成聖薩爾瓦多城的可持續性不足。

    圖中菲律賓少年拿的吉他是經過考證的,它是十七世紀的巴洛克吉他,和現代吉他的型狀不大一樣。圖中出現原住民少女還有另一重意義。當時西班牙士兵有許多和雞籠當地原住民女性結婚,這是聖薩爾瓦多當局和天主教道明會所鼓勵的,這種作法一直維繫到荷蘭時期。傳教士艾基水神父(Jacinto Esquivel)的紀載還暗示當地有妓女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北部留下可追尋的西班牙DNA和遺傳疾病就不令人意外,譬如地中海貧血症等,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還有待遺傳學專家的進一步研究。

    西班牙人並不都是住在聖薩爾瓦多城內,一開始士兵在島上是住帳棚的,之後才在島上興建房舍包括軍醫院、長官官邸,天主教堂和修道院,一共有30多幢,包括雞籠的長官、10名已經結婚的高階或負責商務的西班牙人居住在這兒。其中長官官邸有53呎長、21呎寬,由藍灰砂岩所建成,其他無論士兵或高階長官居住的都是茅草屋頂的木板房。
    建築所需的石材在雞籠十分缺乏,只有建築防禦性的城堡才享有石料的優先供應權,然後是教堂和醫院。雖然在艾基水神父(Jacinto Esquivel)1632年的報告中提到淡水有石材,可能是對岸的觀音石,但即使如此一開始淡水的聖多民我堡也是用漂流木建造,所以更不可能有多餘的石材運來雞籠。

    在建材當中雞籠本地可以充分供應的是石灰,在興建城堡時這是有大量需求的。在離雞籠約一里格的地方有一個被原住民稱為Babatangan的小海灘,也就是今天的深澳,以前稱做番仔澳,有漢人在這兒為西班牙人從事燒製石灰的工作。當時石灰燒製的原料是甲殼類生物譬如蚵殼,並用稻草當燃料,當燒製時石灰窯頂部高聳的煙囪會冒出大量的白煙,從馬尼拉來的船隻看到這些煙就知道快到聖薩爾瓦多城了。

    根據當時留下的資料顯示了石灰的供應批次、時間、供應商、供應量和售價,我們發現除了華人,西班牙人自己也加入供應行列,並且和華人價格競爭。

    但是當地仍然缺乏瓦片和瓷磚,因為那些需要專門的工匠燒製,而雞籠的漢人似乎沒有人經營這個行業,所以當地西方人的住宅即使後來已經改為石砌,屋頂仍不得不用茅草而不能改為瓦頂。當時雞籠用的磁磚全部都得從馬尼拉運來,這是很珍貴的物資,只能優先用來建造聖薩爾瓦多城和教堂。為了雞籠的需要,在1627年7月由馬尼拉出征大員的艦隊還要把寶貴的運量挪來裝載磁磚先開往雞籠,結果磁磚太重把四艘主力戰艦之一的「無玷聖母號」(Conceptión)壓到漏水而無法出航。

    在西班牙人的住宅區還有一座軍醫院由傳教士募集資金為士兵興建,配有一名大夫,馬尼拉來的補給船會帶來醫療物資。

    接下來我們要來談島上的「小澗內」。西班牙人稱華人的聚落為「Parián」,中文稱為「澗內」,也有「生絲市場」的含意。這個名詞本來是對馬尼拉華人社區的稱呼,等於現在的「唐人街」。不過馬尼拉的「澗內」有兩三萬個華人,而在聖三位一體島上的「澗內」只有一兩百個華人,所以就被稱為「小澗內」了。

    根據西班牙文獻,早在西班牙人1626年登島時就已經見到島上有漢人的聚落和市集,根據西班牙人描述,這個被稱為Parián的聚落位置在聖薩爾瓦多城的後面,漢人稱做「哨船頭」的地方。在島的南側形成建築良好的市街,有各式商店和商人,西班牙人也稱之為「聖薩爾瓦多大街」,漢人則稱之為「福州街」。

    1632年艾基水神父提到雞籠的Parián時曾經說:「中國人的房屋,已然成形一區,由於福建距離這兒很近,生理人來此是為了做生意,停留時間會盡量縮短,所以房舍規模大概也很難多於10所。」

    另外的文獻也顯示類似的訊息:「1632年當時約有120名福州工人集居此地,有福州厝之稱,後在明鄭時期才以福州街稱呼,是基隆第一個海商交易港埠。荷蘭人當時稱為雞籠街,街道不寬,長約一荷里,建築良好,有各式各樣的商品和商人。」 福州人是因為建築和修造船隻良好的手藝而為西班牙人聘僱來這兒工作,因此他們自己居住的房舍想來也不可能太差。

    根據荷蘭人的地圖,沿著海灣有兩排和海岸平行略帶彎曲的房舍頗為符合以上的敘述。 但是根據地方耆老口述,福州街大約是平一路路頭沿社靈廟後小巷,穿越和平市場,經平二路到和三路台船廠區的聖薩爾瓦多城遺址。然而如此就和海岸呈垂直方向,是否有矛盾?

    其實和平島由於日治時代之後大量的填海造陸,輪廓線已經完全不同,最初的和平島靠近內海一側的海岸線是沿著山腳形成一個往內凹的海灣,腹地非常之小,海岸的聚落基本上就是沿著今日的平一路佈局,這就和耆老的敘述吻合了。

    今天難以揣測「小澗內」的實際體驗,不過大概和其他唐人街類似。根據西班牙文獻的記載,當時這兒的街道狹窄,兩旁店家的屋簷彼此銜接遮蔽了陽光,行人摩肩接踵,兩旁販賣各種商品,空氣中瀰漫著對於西班牙人來說奇異的味道。這倒是很像對現在平一路和平市場的描述,其實這條路就是當年的「福州街」,也就是Parián。如果導遊帶團解說能讓遊客產生對「小澗內」的想像,我想連髒亂的和平市場都可以成為觀光景點。

    當年定居基隆的華人不多,比西班牙人還少,更不用說巴賽族原住民。當時的華人可說是當地的少數民族,而且有相當人口是流動的而不是定居者,這和荷蘭人在南部大員的經營模式不同,西班牙並沒有像荷蘭人一樣自大陸引進農民工,因為雞籠沒有發展大規模農場的條件。或許這樣對於西班牙統治者較不會造成心理壓力,這可能是此地未曾像馬尼拉的Parián多次發生大規模屠殺華人事件的原因。

    最後來談到島上的用水,今天和平島上有一口「龍目井」,龍目井最初是自然湧泉,西班牙人為了取水方便,用炸藥炸開出水口,修築成井。今天我們看到的半圓形穹頂是二戰時期日本人修建的防空掩體,並非當年西班牙的遺物。

    「龍目井」號稱是島上唯一一口適合飲用的水井,這種說法令人懷疑,假如真是如此,那麼聖薩爾瓦多城就應該蓋在龍目井上,怎麼可能把唯一的一口井放在不能保證安全的城外呢?而且以島上西班牙軍民,加上原住民和漢人如此眾多人口的需求,還要為遠航的西班牙大帆船補充淡水,一口龍目井那裡夠用?

    實際的狀況是雞籠的雨量充沛,西班牙人不可能視而不見,任其流失。將這些雨水截流成為埤塘,就能供應島上大部分生活所需甚至小型農耕灌溉的需要,而且地表水比挖井成本更低,又不受特定位置的限制。此外聖薩爾瓦多城是文藝復興式堡壘的設計,一定有雨水截流系統和地下水槽的設置,可是大部分研究者都忽略了這一點,把注意力都放在水井,忘了雞籠特殊的氣候條件。

    研究西班牙時代在雞籠的生活,還必須考慮自1550年至1770年地球正處於小冰河期,無論天候、農作、景觀都會深受影響。小冰河期會造成作物歉收,糧食減少而釀成飢荒,大量死亡使得人口減少,進而影響社會安定,甚至引發叛亂造成帝國的瓦解,這就是明朝末年所面臨的現象。

    小冰河期也會讓雞籠下雪。「雞籠積雪」曾是台灣八景之一,此說法首先出現在康熙35年(1696年),當時駕船由海上進入,遠望雞籠,一片白雪覆蓋。文人曾經以此景創作許多詩詞。後來氣候逐漸暖和,台灣平地降雪不再,「雞籠積雪」之說便引起爭議,說完全是文人的想像。但以當時氣候的條件,雞籠積雪的確存在可能性。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八集 大航海貿易中的北台灣之二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八集,主題是「大航海貿易中的北台灣之二」。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西班牙發現美洲新大陸的白銀礦讓好大喜功的腓利二世有豐富的本錢揮霍,墨西哥的白銀大量被鑄成銀幣用船運來遠東採購中國的商品,而中國人對於白銀似乎也有無窮盡的胃口,大量的中國商品由華商運往馬尼拉,換為白銀流回中國,每年以百萬銀元計。

    以1587年英國人在太平洋上搶劫到的一艘西班牙商船為例,船上的絲綢價值就高達30噸白銀。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和淡水之後,將這兩個地方整合入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體系當中分霑美洲白銀帶來的商機,提升了雞籠和淡水在東亞海域的地位。

    中國人歡迎白銀的背景,是因為明朝政府發行的大明寶鈔到了中葉以後發行量太過浮濫而貶值,遭到市場的拒絕,但由於中國內地產銀稀少,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銀價自然大漲,而加強了輸入白銀的動機。估計從萬曆元年到崇禎17 年(1573-1644)的72年之間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總計至少超過一億兩以上。在長達250年的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當中,有多達4億披索從墨西哥被運到菲律賓,幾乎全部用來買中國的商品。

    長期的白銀淨輸入讓明朝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並建立了銀本位的金融體系。當時全球大約四分之三的白銀都在中國,一直到十八世紀初英國人把鴉片賣到中國才開始流出。

    西班牙的白銀都產自墨西哥、波利維亞和秘魯。白銀要壓鑄成銀幣,俗稱墨西哥銀洋,簡稱「墨銀」,在中國一直流行到十九世紀。而日本在1530年後發現石見銀山,日本白銀的出現也刺激了中日之間的貿易,改變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單一的白銀來源。

    黃金和白銀是最早的國際貿易支付工具,但並不是在每一個地方都行得通,像在東南亞印尼群島一帶出售香料的當地人對金銀的價值就沒有概念,他們只想要稻米和棉布,想買香料的荷蘭人只好先向盛產棉布的印度購買,而印度當地習慣以金幣或銀幣做為交易工具,所以荷蘭人還得先去張羅金銀的來源。從歐洲母國運來太遙遠風險也太高,荷蘭人因為獨立戰爭和西班牙人交惡也無法獲得美洲殖民地的白銀,剛好這個時候日本石見銀山大量開採,就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除了搶奪西班牙運銀船之外唯一的白銀來源,這就是為什麼荷蘭人那麼重視和日本關係,甚至不惜卑躬屈膝的原因。

    但是要用甚麼來換取日本的白銀呢﹖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絲綢就成為最佳選項。荷蘭人只要用東南亞的香料和印度的檀香木就可以在原產地以很低廉的代價換得絲綢,如此就形成了以中國絲綢換日本白銀﹑以日本白銀換印度棉布﹑以印度棉布換東南亞香料,將東南亞香料運回歐洲獲得暴利的循環,這一切都不必從荷蘭運出錢就可辦到,先決條件是要壟斷這一個循環系統,這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但這是指十七世紀上半葉,當後來日本產銀減少,荷蘭和西班牙和解可以取得美洲白銀,加上絲綢銷往歐洲市場獲利更高,這個循環就逐漸衰退,從地區貿易變成跨洲貿易。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荷蘭人願意放棄台灣大員,把力量集中在巴達維亞。西班牙人改變的更早,他們發現根本就不需要維持北台灣的據點,因為中國商船會把貨載來馬尼拉交易,如此成本和風險都更低。

    當年西班牙銀幣一枚披索(peso)等於8里爾(real),我們常在荷蘭文獻上看到以里爾計價,那是由於西班牙幣在亞洲是強勢貨幣,所以也通用在台灣的荷蘭領地。荷蘭人本身的幣值單位為荷盾(Florin),東印度公司計算貨物總值、支付職員薪水和公司收支帳才以荷盾計算,其他稅收、罰款、交易等則多以里爾計算,兩種貨幣通用一直延續到荷蘭統治的末期。

    由此可知台灣人接觸西方的錢幣非常早,由於西班牙銀幣的成色比較純,所以大家都愛用「番錢」,中國通寶沒有人要收。郁永河在《裨海紀遊》當中說:「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臺人非此不用。」清楚描述了這一現象。

    我們常被影視作品所誤導,以為明清時代的古人上酒館吃頓飯掏出一枚銀元寶來付錢,如果真的是這樣,店家找的錢可能是幾百串銅錢,得用騾子才駝的回家。事實上銀元寶是地方政府用來上繳稅金才特別鑄造的,平常一般人多使用「番錢」,也就是墨西哥銀幣。

    西班牙國王曾經多次試圖限制美洲白銀直接運來菲律賓採購,但是由於銀在亞洲的價值很高,而中國的貨物又很物美價廉,利之所趨許多船隻都甘犯禁令,造成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失。反而讓西班牙缺少足夠的資金解決尼德蘭獨立的問題,八十年戰爭的失利讓荷蘭獨立建國,之後成為西班牙強而有力的競爭者,這和美洲白銀流向東方都有關係。

    西班牙當時強盛的國力完全建立在美洲的白銀上,由於財富來得太容易,讓西班牙人無心發展科技建立產業,都拿去買奢侈品,當銀礦來源枯竭就一無所有,迅速跌落成為二、三流國家。

    這幅圖表現生理人也就是西班牙人口中的閩南華商手中拿著一枚16世紀的西班牙銀幣一吹,靠近耳朵聽聲音是否清脆來辨別它的真偽。因為西班牙銀幣一進入中國不久就有華人開始仿造成色不足的偽幣,所以華人常用吹銀幣聽聲音的方式來判斷,這個方式一直沿用到民國時代。

    各位可能注意到他手中拿的這枚銀幣不是正圓形的,這種銀幣叫做COB(Cabo de Barra),中文翻譯做「切幣」或「方幣」。這是用壓製切割方式製造出來的銀幣,方法是將原料銀融化後打成銀板,再用印模在板上壓出圖案,然後稱重,剪斷多餘的銀,所以無法成為圓形。墨西哥由1536年起用手工打造的銀幣就是長這個樣子。

    墨西哥銀幣華人統稱為「墨銀」,有一種有國王圖像的由於戴假髮的側面讓華人以為那是釋迦摩尼而稱之為「佛銀」。墨西哥獨立之後以老鷹國徽鑄造的銀幣華人則稱之為「鷹洋」。「墨銀」的尺寸、重量、型制影響全球的銀幣跟隨,包括美元、日本明治龍銀、大清龍銀、或民國的袁大頭和孫小頭帆船幣等等。

    前面提到「生理人」。「Sangley」是呂宋島的西班牙人對中國商人和移民的稱謂,可能來自於閩南語的音譯,直到今天閩南語和客家語中仍稱做買賣的生意人為「生理人」。

    我們由當時西班牙人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生理人的勢利狡詐和貪婪印象深刻。艾基水神父(Jacinto Esquive)曾這麼說:

    給錢滿意,中國人就會工作(Se lo pagan lo hacen los Sanleyes)

    道明會主教阿都阿鐵(Diego Aduarte)說:

    獵犬對獵物的敏銳還不如中國人對錢。


    當時的西班牙人認為中國人逐利、好利,而且相當勢利。生意人追逐利益是天性,無可厚非,但生理人不僅逐利好利勢利,還很不守信用,經常講好的條件第二天反悔要求加價。甚至用外表包銀的假披索藏在袖裡,故意交易不成將對方真的銀幣掉包換成假的還給對方。

    艾基水神父記載西班牙人用白銀向原住民購買魚、獵物、木柴、鹽以及其他東西,中國商人則用「小東西」(chucheria)來向原住民交換黃金、硫磺、藤、獸皮等物,而原住民和西班牙人交易所獲得的銀最後也都流向中國商人, Sangley成為整個交易中最大的獲利者。

    原住民本來對銀的價值沒有太大概念,但生理人鼓勵原住民在和西班牙人交易時要求對方用銀幣支付,因為生理人對白銀有無窮盡的胃口,於是透過這種三角交易,白銀大量流入生理人的手中。艾基水神父曾在1632年的報告中警告白銀流向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列為西班牙人在雞籠統治的三個危機之一,可說是洞燭先機。

    當時參與貿易的還有一種人,那就是中國官方所謂的「倭寇」,弔詭的是「倭寇」和「生理人」其實是一體之兩面,甚至根本是同一夥人,因為他們原來都是海商,當海禁時為了生計鋌而走險,就成了「倭寇」。

    「倭寇」從字面上的意思是「日本海盜」,海盜在今日是國際公敵,但當年的倭寇卻不能和海盜完全劃上等號,有相當的成份是「海商」。中國海商很早就存在閩浙沿海,昌盛於宋元時期,到了明代突然海禁,嚴重影響這些海商的生計,於是由地上轉入地下,成為朝廷口中的「海賊」並勾結日本「倭寇」。到明中葉時,倭寇當中日本人比例反而不如中國海賊,所謂「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從倭就是華人。

    從1549年到1683年橫跨明清兩代實行海禁政策期間,台灣成為十分重要的貨物集散中心,因為中日雙方在這兒從事非正式商業貿易。它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階段是1549年-1567年:因為海禁中日貿易成為非法活動,往往牽涉戰爭,譬如倭寇汪直進攻明帝國江浙沿海地區被俞大猷和戚繼光擊退,部份逃到台灣雞籠。

    第二階段是1568年-1642年:這時候出現西方人,包括葡萄牙人在澳門、西班牙人在馬尼拉,以及後起之秀的荷蘭人逐步取代葡萄牙人的地位,在這段期間西班牙和荷蘭人分別在台灣北部和南部獲得基地,同時倭寇持續和西方人鬥爭,之後鄭芝龍歸順大明,倭寇問題基本結束。

    第三階段是1642年-1683年: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離開台灣,施琅征台明鄭滅亡,台灣在併入大清之後兩年的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解除海禁,傳統的東南亞貿易復甦,就如同曹永和院士所說的:「台灣再度成為置身東亞主要貿易航線之外小小的邊緣地帶」。

    曹永和這句話很有意思,台灣其實是因為中國的海禁而獲利,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適中,加上中國視台灣為化外之地不在海禁範圍,所以成為最佳交易轉運站,海禁下的中國海商是非法的,或甚至被視為倭寇,台灣是海商的交易中心,自然就會被朝廷認為倭寇雲集的海盜巢穴了。不過只要海禁一開放,台灣的價值立刻喪失,回到原來的「小小邊緣地帶」。

    台灣只有在大陸封閉或被孤立的時候才有被利用價值,十六世紀是如此,冷戰時代是如此,今天中美惡鬥還是如此。鑑古知今,學歷史很重要呀!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七集 大航海貿易中的北台灣之一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七集,主題是「大航海貿易中的北台灣Part 1」,在這一集我將對西班牙人統治北台灣的經濟活動做概略的敘述。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首先我們來談到北台灣出口的商品。梅花鹿是台灣的特產,鹿皮(corambre)主要賣給日本人做為製作盔甲和刀劍裝飾的材料。不過台灣鹿皮交易的重心是在荷蘭人控制的大員,每年出口達一萬張。鹿皮通常由漢人運往日本銷售,不過有時日本船也會直接開來雞籠採購。本圖所呈現的就是1632年三艘日本朱印船開來雞籠向原住民採購鹿皮。日本人說雖然絲綢在日本是非常珍貴的商品,但是販賣鹿皮賺的錢比絲綢還要高。

    這邊提到「朱印船」(shuinsen),這是日本在德川家康時代實行「勘合貿易」政策下的產物,談到「勘合貿易」首先得解釋什麼是「會合貿易」,15世紀時日本需要中國的絲織品,中國需要日本的白銀,所以貿易的需求是很暢旺的,但是因明朝實施海禁,所以雙方都到東南亞的港口會合交易,這就是所謂的「會合貿易」。當時馬尼拉中、日商船雲集,並且有龐大的日本人社區,最多時達到三千人就是由此而來。

    德川幕府為了管理這些貿易而採用了「朱印狀」的特許模式,朱印狀因為在文件上蓋了紅色的大印而得名,朱印狀的正式名稱是「海外渡航許可証」,上面詳細記載核可的貿易項目和核發的日期等資料,持有朱印狀能出海貿易的商船就稱「朱印船」。朱印狀頒發的對象除了日本的大名、商人、武士之外,也頒發給華人和歐洲商人。朱印船不僅做為管理本國商船的工具,還必須要求對方政府配合只允許持有朱印狀的商船進入,因此也涉及雙邊貿易和關稅等外交談判,這使得幕府的管轄權及於境外,甚至遠到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殖民地。

    朱印狀制度實施的時間從1604年到1635年,共有356艘船次前往東南亞,其中71艘前往交址(今越南),56艘去暹羅(今泰國),54艘去呂宋(今菲律賓)。朱印狀實施的時間和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時間有部分重合,所以這些船隻來回的航程都可能停泊雞籠修整及和華人的商船交易。

    朱印船的排水量大約在500噸到750噸之間,約是歐洲帆船的一半,通常配有6至8門砲,朱印船採用和洋混合式設計,船帆是西洋式的方帆和三角帆。朱印船到雞籠的比較少,只有1631、1632年的兩次紀錄,在1632年有三艘來雞籠採購鹿皮。

    接下來談到硫磺,台灣北部盛產硫磺,主要產地在北投和金包里,出口港以淡水為主。西班牙人來到台灣之前淡水的沙巴里人(Taparri)就已經販賣硫黃給漢人和中國官員,中國人用奎寧、印花布或其他東西向原住民交換硫磺,兩塊價值3里爾的布可以換到5擔硫磺。1631年中國商人運走五千擔,一擔約5到8兩銀,有時可以賣到16至20兩一擔。雞籠和淡水原住民由於信仰禁忌的原因每年只在9到12月採集硫磺,所以中國商人也在那時候來購買。

    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佔領雞籠的時候硫磺交易仍然持續,許多是未申請執照的漢人甚至福州官員的船隻來此載運硫黃,這個市場一直延續到清代,1697年郁永河來台灣,就是為了採購北投的硫黃。

    硫磺是製造黑火藥的重要原料,在當時可以說是戰略物資,成為各方爭奪的目標。何斌勸說鄭成功攻打台灣時就以「台灣沃野千里,雞籠、淡水有硝磺」為說辭。大量使用火砲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自然也不會放過,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誌》,從1640年底到1644年有許多關於華人在北投採硫磺自淡水出口給荷蘭人的詳細記載,需要注意的是1640年當時淡水還是西班牙人統治的領域,竟讓敵對的荷蘭人如入無人之境的來此採購硫磺,可見當時西班牙防守淡水的兵力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在現代火藥發明之前對硫磺的需求始終存在,荷蘭統治台灣末期大陸發生明朝對抗滿洲人南侵的戰爭,火藥的消耗讓硫磺的需求量更大。
    不僅是台灣本土的產品,當時還有許多自南洋運來的產品在台灣轉運往日本,譬如胡椒、檀香木、蘇合香、象牙、樟腦、木香、葡萄酒、橄欖油、醋等。雖然茶葉是後來北台灣重要的出口商品,但那是十八世紀歐洲上游社會開始流行喝茶之後的事情,在西班牙和荷蘭人統治台灣的十七世紀,茶並不列在出口的清單上,當時臺灣也還沒有生產茶。

    1570年雞籠成為明朝官方認可的貿易地點,1590年代明朝規定每年可以有10艘船到雞籠和淡水交易,但是當地的土產數量並不足以支持10艘船的交易,所以中國船可能是來這兒和日本商船進行轉口貿易,因為雞籠和淡水是日本人來往呂宋的必經之地,所以吸引中國商人前來。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初期每年有一、二十艘中國帆船載著棉布和絲綢等布料到雞籠進行交易,雞籠和淡水的住民則出售硫磺、鹿皮及稻米給中國人。中國商船來要獲利,時機的配合很重要,關鍵在於馬尼拉補給船來的時間和所載貨物的內容。譬如1631年中國船載來大批的絲,但是5月馬尼拉來的補給船只載來米糧卻沒有白銀,因此無法交換中國人的商品,生理人枯等了一整年,最後不得不低價將絲賣給當地駐軍。

    生理人這一趟吃了虧以後就學會看補給船的船期,五月若沒來,生理人可能這一整年都不會來雞籠。貿易本應是萬商雲集、互通有無,變成只能單靠政府補給船運白銀的船期,這種市場怎麼做得起來? 所以後來雞籠生絲的交易市場就萎縮到可以不計了。

    當時載來的生絲有白色和黃色等原料,並且有各色緞子、布料、蔴料、成衣、服裝、鞋襪等加工品。中國不僅出口生絲原料,還模仿歐洲人喜好的口味設計花色樣式,以低價銷往美洲及歐洲,打垮了西班牙自己的紡織工業,這是造成後來西班牙國力衰弱的原因之一。這件事早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之前就已經發生,從1592年開始由東方輸入美洲的貨物就已經超過西班牙輸往美洲的總值。本來絲製品極為昂貴,在歐洲只有貴族才穿得起,但是中國出口絲製品的價格一路降低,最後連秘魯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穿得起了,有些印第安教堂甚至用中國絲綢來裝飾。
    接下來談除了絲綢之外另一項重要的中國商品,那就是瓷器。在和平島上曾出土克拉克瓷、安平壺和青花瓷等陶瓷商品,這些都不是雞籠當地生產的而是來自江西景德鎮,專門為出口而燒製的貿易商品。

    大家在蘇富比拍賣市場常聽到「克拉克瓷」(葡萄牙文:Caraack、荷蘭文:Kraakporselein),這個名詞就跟航海有關。1603年2月25日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型的帆船「Santa Catharina」號 (聖加大利納號)滿載60噸重,約10萬件的中國出口青花瓷自澳門出航返國的時候就被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裝船隊截獲,這批瓷器後來在阿姆斯特丹拍賣大為轟動,因為是來自於克拉克帆船所裝載的貨物,從此這種瓷器就被稱做「克拉克瓷」。

    青花瓷在當時歐洲的價格幾乎等於同重量的黃金,即使到今天沈船打撈的貿易瓷仍然是骨董市場的高價拍賣品,撈起一船青花瓷遠比撈起一船黃金來的值錢。

    接下來談新大陸進口的產品。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許多美洲特有的農產品開始流向舊世界並且造成重大的影響,包括甘藷、馬鈴薯、玉米、花生、番茄、辣椒、青椒、可可、菸草等。其中甘藷、馬鈴薯、玉米是高產量的作物,有了它才有辦法解決糧食供應問題,讓人口大幅成長。明代中國人口能夠突破一億,這和美洲引進的這些高產作物很有關係。

    根據陳第《東番記》的記錄早在1602年(萬曆三十年)已見到臺灣有種植甘薯的記錄,其來源可能是從呂宋經福建傳入,或是西方船隻停靠,或是海難遺留物品,可見美洲新大陸農產物種的引進台灣還早於西方殖民時期。

    比較特殊的是菸草和台灣原住民的關係。哥倫布在第一次航行時發現了菸草並帶回西班牙,葡萄牙水手和傳教士將它帶到東方,菲律賓很適合種植菸草,不久就普及到中國和日本,菸草自1634年起就做為士兵的供應品來到台灣,也成為在台灣西方人拜會原住民攜帶的伴手禮,它極受歡迎並讓原住民迅速上癮。原住民會用上面刻有圖騰花紋的石製煙斗來吸菸,這樣的形象一直存在到晚近。

    接著談到北台灣的漁業。在《馬尼拉手稿》中所繪製的雞籠巴賽族原住民圖象,男人手持叉魚鏢,女人手拿一條勾著魚的樹枝,顯示當時的西班牙人對雞籠巴賽族人的印象就是捕魚。不過那個女人拿的魚卻很像是一尾淡水魚,而雞籠應該是以海水魚為主才對。

    西班牙人還未來到以前雞籠的漁業就很興盛,根據的羅留(Hernando De Los Rios)對國王腓利二世的報告,在福爾摩沙島的雞籠港,魚多到每年可以裝滿兩百艘船到中國,但沒有說明是什麼種類的魚。這裡引來一個有趣的問題,不是說當馬尼拉的補給船沒有準時來時,雞籠的西班牙人只能吃狗、蛇和蟲嗎?既然有那麼多的魚,西班牙人為什麼不吃魚?學者到今天還提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台灣在十七世紀的漁業主要有三種魚類:烏魚、虱目魚和土魠魚。烏魚是唐人傳統捕撈的魚類,主要是為了烏魚子,荷蘭人在大員向撈捕烏魚的唐人收稅,這些漁產主要是供應福建。虱目魚自爪哇引進,但養殖可能在明鄭之後。雞籠能捕撈的可能是土魠魚。土魠學名「康式馬加鰆」(Scomberomorus commerson),「土魠魚」之名可能來自葡萄牙文對於鯖科魚類Dorado的稱謂轉化為閩南語而來。土魠魚在葡萄牙常裹麵粉炸熟做為天主教大齋期間的小食,流傳到日本就是「天婦羅」的濫觴。

    除此之外,雞籠的磺港有特殊的「磺火捕魚法」,利用魚的趨光性在夜間用燈光或火光來吸引魚群聚集以利於撈捕。最早是巴賽族人每年5月至8月用火把來捕青麟魚,這種「焚寄叉手網漁法」,也就是俗名「蹦火仔」的傳統漁法。漢人原不會此法,是向原住民學習而來,後來在日治的1930年代改用電石氣,點火時會發出「蹦!」的一聲巨響,所以被稱為「蹦火仔」。由於青麟魚的經濟價值不大,漁民撈捕的意願不高,現在「蹦火仔」已經變成純粹的觀光項目了。這幅圖表現西班牙時代巴賽族夜間在磺港海域持火把捕青麟魚的場景,當時還沒有使用電石氣,不會發出「蹦!」的巨響,所以嚴格來說不能稱為「蹦火仔」。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六集 西班牙人對北台灣的統治和經營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六集,主題是「西班牙人對北台灣的統治和經營」。我們應該注意西班牙人當時的統治範圍不僅僅雞籠,還包括整個北台灣和部份東部地區,更重要的是西班牙人的主要目的不是殖民統治而是控制航路,建立商業據點,這是海商國家的思維,不能用陸權的角度來解讀。

    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說到西班牙人對北台灣的統治和經營,還是要回到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也就是「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航線」這個主軸上。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墨西哥發現當時世界產量最大的銀礦之後,這些白銀最好的用途就是來到東方採購香料、絲綢和瓷器這些歐洲最受歡迎的高價商品,運回西班牙販賣獲得更高的利益。

    當時許多滿載銀幣的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由墨西哥臨太平洋岸的港口阿卡孛果(Acapulco)啟航來到馬尼拉,裝上從南洋交易來的香料繼續往北行駛,沿著台灣東海岸利用黑潮來到雞籠,在這兒和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船交易。

    由於中國和日本不時海禁,而台灣當時不屬於任何帝國的版圖,不受限制,所以成為理想的交易地點。早在西班牙人佔領北台灣之前這種交易就已經存在,而巴賽族原住民扮演了島內大批發的角色,他們駕著海蟒甲將漢人的粗布和鐵鍋轉賣到台灣東海岸的原住民部落,換回黃金和稻米,並收購鹿皮賣給日本人。西班牙人佔領後貨源更多,市場更大,為這一條航線提供安全保障就成為聖薩爾瓦多城西班牙長官的責任。

    當年聯絡馬尼拉和聖薩爾瓦多城之間的運補船,或是航行馬尼拉阿卡孛果跨越太平洋航線的西班牙運白銀的船隻都是選擇台灣東岸的航路,一方面利用黑潮,另一方面避免荷蘭人的干擾,在行程中有幾個據點,最重要的是「San Lorenzo」,當時的中文稱做「聖老楞佐」,也就是今天的蘇澳。這是一個具有戰略價值的天然良港,位於「Santa Catalina」,也就是今天宜蘭海岸的南端,提供當出現荷蘭船來襲,或是天候不佳、海象惡劣時的避難場所。

    San Lorenzo灣不僅是船隻的避難所,也是控制哆囉滿省的重要基地,派遣武裝部隊或探勘金礦的隊伍和補給船都是從本港出發的。艾積水神父(Jacinto Esquivel)在1632年的報告中建議在此地興建堡壘駐防,一方面控制金銀礦產、稻米農作、獵物漁獲的資源,二方面杜絕荷蘭人的覬覦,同時阻止原住民的海盜行為。

    如果San Lorenzo灣能夠用來躲避荷蘭船艦的攻擊,那麼一定有駐軍及砲台否則不可能產生保護的作用,如果做為補給轉運站則一定有倉庫建築,艾積水神父設立堡壘據點的建議是合理的,只是目前缺少資料證明西班牙人到底有無實際設立,而在蘭陽平原及蘇澳地區也沒有發掘出任何相關的遺址,所以還無法確定,至於蘇澳當地的砲台山遺址則是清末劉銘傳為了防止法國軍艦來攻才建造的,和西班牙人無關。

    當時台灣周遭海域航行非常不安全,除了天候和荷蘭船隻的因素,還有沿岸居民對於擱淺遇難船隻人員的集體殺害,有些是因為原住民文化不同產生的誤會,而漢人村莊則是完全因為貪財,甚至全村男女老少兩千多人搬小板凳在海邊等待船隻被沖上岸破損之後,蜂擁而上洗劫一空,還把西方船員販賣為奴隸,稱之為「白奴」,使得當時的台灣在全球惡名遠播。

    西班牙人取得San Lorenzo的近因就是因為1628年和1632年都發生原住民殺害擱淺船隻西班牙人的事件。尤其在1632年4月,一艘從雞籠開往馬尼拉的西班牙船隻漂流到當時稱為蛤仔難的蘭陽平原擱淺,全船有80人包括西班牙人、漢人和日本人被當地的噶瑪蘭族原住民殺害。由於連續發生三次類似事件,於是雞籠長官加拉錯(Juan de Alcarazo)派兵自蘇澳灣登陸進入蘭陽平原摧毀了7座噶瑪蘭村莊,殺死12名原住民,噶瑪蘭族退往山區頑抗。

    這一幅圖表現這場戰役,當時即使是濱海地區仍是林木茂密。那個時候漢人還沒有進入蘭陽平原,噶瑪蘭族從來沒有和外地人接觸的經驗,更沒見過像火繩槍之類的熱兵器,碰上西班牙人完全不能抵抗。但是西班牙人兵力有限,而且原住民據守在深山險要之地,西班牙人最後不得不退兵,反而引起噶瑪蘭族的輕視和嘲笑。直到1635年新任長官加羅買(Alonso Garcia Romero)上任之後才完全控制蘭陽平原,這次行動由隨軍的傳教士做了紀錄,這也是噶瑪蘭族第一次出現在文獻上。噶瑪蘭族是平埔族的一支,在蘭陽平原已經居住了數千年,農耕技術成熟,西班牙時代整個平原都已開墾,根據後來接手統治的荷蘭人在1650年的調查,噶瑪蘭族的村落共有45個,人口數為9670人 。

    在1632年的討伐行動中,雞籠長官加拉錯曾經抵達哆囉滿,也就是今天的花蓮立霧溪口。西班牙人在這次事件後在北台灣建立三個行省區(province): 淡水(Tamchui)、哆囉滿(Turoboan)、蛤仔難(Cabaran)。西班牙人雖然設立「行省」但並無常設的行政統治機構,不過教會已經來到San Lorenzo設立教堂,讓當時蘭陽平原的各個番社紛紛歸順西班牙人。

    除了San Lorenzo基地的建立,西班牙人還在Santa Catalina也就是蘭陽平原海灣北端的三貂角建立烽火台,它位於北緯25度,是台灣最東邊突出的尖端,右控Santa Catalina灣,左控雞籠港周遭水域,地勢非常險要,西班牙人在此派駐有哨兵,只要發現有荷蘭船隻出現在附近,就在岬角頂端升起三把火做為信號,通知附近的西班牙船隻趕快進入雞籠,或是掉頭回到「San Lorenzo」躲避。

    西班牙人對於北台灣海域的航行資訊相當豐富,譬如在Santa Catalina灣的北端有一個西班牙船隻必經的小島,名叫「Malabrigo」,它的意思是「惡劣的避難所」,西班牙人取這個名字就是為了不要讓水手在天候不佳時誤往該島避難造成危險,這個「惡劣的避難所」就是今天的龜山島。

    台灣北部另外一個惡名昭彰的航海事故多發地點是野柳,西班牙人稱之為「Punta Diablos」,就是「惡魔岬」的意思,因為這兒的地形很突兀,長長的礁岩就像手臂般往海中伸出在淡水到雞籠的航線上,船隻若沒有詳細的海圖或航行在這個海域的經驗,很容易不自覺地撞上。Diablo的發音到了閩南語省去了不容易發音的D和B,就成了Ialo,「野柳」的地名因此而來。

    配合「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航線」,在西班牙統治下的北台灣還有內部循環所謂的「島際貿易」,它的交易體系概略為:西班牙人是稻米和服務的消費者,以馬尼拉來的白銀支付給生理人(福建商人)或土著(巴賽族或其他地區的原住民)。土著是唯一的原料供應者(藤、硫磺、鹿皮),同時也是貨物(布毯、甕)的消費者。生理人出售貨物給土著,並且以這些貨物換取原料和來自西班牙人的白銀和來自哆囉滿的黃金。所以無論是和西班牙人直接或土著間接的交易,白銀最終都流向生理人。

    這個體系的循環顯然完全是靠馬尼拉來的白銀在驅動,土著是原始資源或勞動服務的供應者,西班牙人是管理者和白銀的提供者而不事生產,但最終最大的獲利者是提供廉價小物,獲得黃金和白銀的漢人。如果雞籠據點無法透過貿易獲利或其他方式譬如發現金礦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那麼對馬尼拉來說每年如此大量的白銀投入就是不值得。這就是西班牙人在雞籠和淡水據點最終無法維持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人是為了獲得貿易和航海的據點而來佔領雞籠,也因為這個目的效益不彰而放棄離開,這是比較為人熟知的,但是我們常忽略黃金的因素,事實上對於台灣產金的想像是支持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重要理由之一。

    許多資料顯示西班牙人對於台灣產金的瞭解具備豐富知識,前面提到那位和西班牙人合作的日本人天主教徒喜左衛門就承認在台灣定居的30餘年中曾親赴哆囉滿產金地五﹑六次之多,所以他後來在荷蘭人佔領雞籠時也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重用。

    1627年馬尼拉派出的一艘補給船在哆囉滿靠岸想要尋找黃金,登岸的人全部為原住民所殺。1935-1936年之間,日本人曾經在這兒發掘出多達200具的遺骸,夾雜有棒金、金簪、粗金絲、加工用具、土器、陶器等物出土,無疑是殉難於採金之死者。礦界人士認為其死亡年代應在約250年至300年前,應該是採金的西班牙人。可惜的是這些出土的遺物當時沒有經過專業考古的發掘調查,到後來人骨不存以致無從驗證其種族,連黃金製品也在二戰末期因搬遷而遺失。

    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都知道巴賽人和東部番社交易能夠得到黃金,所以東部有產金是合理的推論,只是無論是西班牙人或是荷蘭人終其統治期間都不能找到真正的金礦,另一方面當地原住民的兇悍殘酷也是阻撓探金隊伍的重要原因。但他們不知道台灣最大的金礦就在離雞籠咫尺之處的金瓜石,直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才大量開採並盡入日本人之手。如果西班牙人在台灣金礦開採順利,就算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無法產生效益,但至少有黃金的收入,馬尼拉或許不至於這麼快就放棄雞籠,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為了和雞籠形成互為犄角的防衛態勢,以及糧食供應的需求,西班牙人還佔領了淡水,建立「聖多明我堡」(Fort San Domingo)。這一部分我們在「淡水。歷史場景再現」的節目當中已經有詳細的敘述,請各位參看,在「雞籠」系列中就不重複了。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西班牙在北台灣行政機構的組成。西班牙在聖三位一體島上的首長稱為「長官」(Governor),或「市長」 (Alcalde)或是「駐地指揮官」(Castellano),這是因為他身兼行政首長和軍事指揮官的角色,概念上類似「總督」,但是他在馬尼拉的上級長官也叫總督,為了區分所以中文有時翻譯為「太守」。

    西班牙在北台灣的16年間共有九任太守,第一任是1626到1629年的卡冷貓 (Antonio Carreño Valdés) ,最後一任是1640到1642年的波提羅(Gonzalo Portillo)。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五集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和建城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五集,主題是「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和建城」。在上一集我們說明了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遠因以及近因,這一集就要開始實際的行動了。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1626年馬尼拉總督派出卡冷貓(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率領2艘槳帆船(Galley,或稱大划船),12艘中式帆船 (俗稱戎克船),搭載士兵300名其中包括100名西班牙人、200名黑人及邦板牙人(Pampang),在2月8日從馬尼拉出發經甲米地(Cavite)在北呂宋過冬,5月4日從那兒的班吉(Bangue)啟程,穿越巴士海峽在7日抵達台灣南端,經過台灣的花東和宜蘭海岸順黑潮往北前進。沿途西班牙人將蘇澳命名為San Lorenzo(聖老楞佐),蘭陽海灣命名為Santa Catalina(聖加大利納灣),在5月10日到達三貂角,船隊在這兒首度見到有人煙的村落,西班牙人將這兒命名為Santiago,後來轉化為我們今天所稱的「三貂角」。

    由於這個地方的海域太過狹隘停泊不易,所以卡冷貓決定留下12艘中式帆船在這兒休息,派船上的神父馬丁略(V. Rev. Bartolomé Martínez, O.P.)和主駕駛加隸(Pedro Martín Garay)率領兩艘槳帆船先行北上偵查。兩船離開三貂角泊地之後,首先會經過一個明顯的地標,西班牙人將它命名為Punta de Monos,中文可翻譯做「猴角」,也就是今天的鼻頭角。這一幅圖表現一艘西班牙的船隻經過這兒。

    馬丁略神父率領的兩艘槳帆船在經過大約半天的時間,通過今日和平島北方的海蝕地形海岸,最後發現一個較為寬敞適合停泊的港口,西班牙人將它命名為Santísima Trinidad,中文可以翻譯成「聖三位一體」,也就是今天的和平島。馬丁略神父隨即通知其他船隻跟隨進港,12日登陸宣布佔領。

    卡冷貓的艦隊登陸雞籠島基本上沒有遭遇任何反抗,西班牙人只開了幾炮,受到驚嚇的島上原住民就躲到山上,西班牙人打開他們的糧倉吃了他們的稻米,原住民發現後意圖回來報復,這時傳教士出面安撫並且允諾補償,為以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傳教士還找到了一名落腳當地的日本人天主教徒喜左衛門,教名叫做Jasinto,他是京都人,因為船難漂流到雞籠已在這兒定居了35年,娶原住民女子依娃列娜(Insiel Islena)為妻,有兩個女兒及一個早逝的兒子。傳教士大張旗鼓地為他的兩個女兒施洗以為宣揚。和喜左衛門發展關係的可能是隨船隊而來的另一名日本神父西六左衛門(Rev. Thomas de San Jacinto)。喜左衛門一直幫西班牙人擔任通譯的工作,甚至到荷蘭人的時代,當時他已64歲高齡。

    1626年5月16日,卡冷貓在島上宣布以國王陛下之名佔領此島,儀式中他手持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及其他物品做為所有權的象徵。現場有道明會四位神父,除了省會長馬丁略神父,還有謨達神父(Domingo de la Borda)、聖迪明神父(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毛列神父(Jerónimo Morera),五名艦長和主駕駛加隸。當天還舉行了彌撒並豎立起十字架,這些都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佔領新殖民地時必備的儀式。

    這幅圖除了表現西班牙人舉行佔領的宗教儀式,還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元素。首先西班牙人臨時在礁岩的前端豎立了一座十字架,這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慣例,這座十字架後來遷移到島上的最高地。其次礁岩後方有棕櫚樹,這是表現以前島上有許多棕櫚而被西方人稱為Palm Island,很奇怪的是現在島上完全找不到棕櫚樹了。再來是前方的海灣停泊全部西班牙征台艦隊包括2艘槳帆船和12艘中式帆船,舢舨來回運送人員上岸,這個泊地大約在今天的正濱漁港。望向遠方是今日的基隆港底,可見鱟公和鱟母島,這兩個島一直存在到20世紀初日本人修築港口時才被炸掉。

    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傳教士對巴賽族原住民的懷柔政策在殖民歷史上是很特別的,相較之下,1642年荷蘭人剛取代西班牙人統治,為了立威,藉口三貂社人藏匿逃跑的奴隸,竟從三貂社的頭人長老中隨意以抽籤方式挑出6個人吊死,可見荷蘭人比西班牙人對待殖民地原住民殘酷得多。這個現象可能來自於西班牙的傳教士是由國王贊助的修會所派來,和軍政當局是平行甚至扮演制衡的角色,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傳教士則是公司雇用的職員,要聽命於上級,兩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這幅圖表現西班牙佔領雞籠時期「聖三位一體島」(Santísima Trinidad)的全貌,當時所謂的「雞籠」實際上是指今天的和平島,漢人稱之為「大雞籠嶼」的地方。我們可以根據這幅圖來說明西班牙人在聖三位一體島上的布局,從圖最左邊開始是「主堡」也就是「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沿著海岸往右依序是長官官邸、修道院和諸聖堂,再往右在島的中央位置是漢人聚落「Parián」(澗內),再往右端是原住民巴賽族的聚落,最右端是八尺門水道,水道的對面超出圖範圍的是日本人及其他原住民的聚落。由「聖薩爾瓦多城」往山頂稜線依序為「護退堡」(San Millán)、「看守堡」(San Antón)和八尺門水道口的「桶方堡」(San Luis)。

    由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出和平島的山脈阻擋東北季風提供一個適合停泊的內海,並且有主航道和八尺門兩個水道可以進出,是一個天然的良港。島上原來有許多棕櫚樹,所以被西方人稱做”Palm Island”,這幅圖也呈現了這一個特點。

    在「聖三位一體島」前方的水域就是船隻的泊地,約當今天正濱漁港的水域,後來由於填海造陸,這個水域縮小了很多,不過在當時還是頗為寬廣的。至於今天基隆港的內港在當時還是灘塗地,不適於停泊船隻。

    西班牙人一開始用「聖三位一體」(Santísima Trinidad)來為新殖民地命名,它不僅指島嶼,也包括港口,但不久後這個名稱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它不僅指城堡,也指港口,甚至包括整個雞籠地區。San Salvador的中文音譯是「聖薩爾瓦多」,若用意譯則是「聖救主」的意思。

    這一幅圖是西班牙佔領時代「聖三位一體」島上佈局的平面圖,可以發現當時桶盤嶼及中山仔嶼是分離的,所以和平島實際上是三個獨立的島,之後由於日治時代為了建設造船廠大量填海造陸才連在一起。本圖綠色部份是西班牙統治時代的海岸線,灰色陰影部份則是現在的海岸線輪廓,可見相較於當時,今天和平島的形狀已經改變了很多。

    「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初建於1626年,至1636年擴建完成。設計者是尼可拉斯·波領(Nicolás Bolen)。「聖薩爾瓦多城」和荷蘭人在大員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類似,都是下寬上窄稜角型的海防堡壘,周長共約400米左右,城正面寬約101米,高約6.6米。城門有分陸城門和水城門。面海的城牆前還有停船的錨泊地,是當時東亞最大的一座,比菲律賓、澳門或荷蘭人在大員的熱蘭遮城都要大。

    聖薩爾瓦多城的設計師尼可萊斯·波領原來是遠征軍的砲手,留在雞籠擔任這一項工作是因為他具有火炮攻防規劃的專長。聖薩爾瓦多城是典型的「文藝復興式城堡」,它是火砲時代出現的海防堡壘,特點是四個角落各有一座稜堡,分別是左前方的「聖安當大稜堡」(San Antonio Grande)、右前方的「聖安當小稜堡」(San Antonio Chico)、左後方的「聖若翰稜堡」(San Juan)、右後方的「聖巴斯地盎稜堡」(San Sebastián)。稜堡的好處是火砲射界沒有死角,而且夯土的牆基比傳統的貴族領堡更能承受大炮的轟擊。

    由於工程浩大、材料缺乏,直到1636年只有面向外海的「聖安當大稜堡」和「聖安當小稜堡」是完全石造的堡壘,面向海灣內的「聖巴斯地盎稜堡」只有底部是石造的,至於最靠內的「聖若翰稜堡」則完全是木造的。不過到了1638年似乎有了改善,基本都翻修成石造的了。

    聖薩爾瓦多城是陸續完工並且經過多次拆毀,所以4個稜堡同時存在的時間很短,此外護城河也是荷蘭人來進攻前才挖掘注水的,所以聖薩爾瓦多城大部分時間都不會像本圖所呈現的四個稜堡的模樣。

    除了「聖薩爾瓦多城」主要塞之外,還由三座小型堡壘構成防禦體系,其中兩座位於附近的山丘頂上,以一條小路相連,分別是位於聖薩爾瓦多城背後的「San Millán」(「聖米崙堡」,又稱「護退堡」La Retirada),它是用於拱衛聖薩爾瓦多城的側翼,就像大員的「烏特勒支堡」之於「熱蘭遮城」一樣,只要被敵人攻陷,主堡第二天就會投降。這就是它又被稱做「護退堡」的原因。

    其次是位於島嶼最高處的「San Antón」(「聖安當堡」,又稱「看守堡」La Mira),由於東北季風的原因,聖三位一體島上所有的聚落都是在山的背面,看不到大海,因此須要有對海上瞭望的哨所,為敵人艦隊主要是荷蘭人的突襲提供預警,這就是它又被稱做「看守堡」的原因。

    第三座是「聖路易堡」(San Luis),位於八尺門水道旁,也就是今天和平橋頭,社頭福德宮碼頭的地方,凡是通過水道的船隻或要登島的渡船都要經過這個堡壘守軍的允許,地位非常重要。事實上1642年荷蘭人來攻打聖薩爾瓦多城就是從這附近登陸的。

    八尺門水道位在和平島的東北方,是分隔和平島和台灣本島的一條狹窄水道,因為寬不足百米而被稱為「八尺門」,西班牙人將它稱為「小口」(boca chico)也算傳神。由於範圍狹窄,因此西班牙人在這兒僅配備了一門射程很低的4磅鷹炮。

    「聖路易堡」又名「桶方堡」(El Cubo),這個名稱造成了考證這座堡壘形狀時的爭議,因為Cubo在西班牙文是方塊的意思,但根據荷蘭人留下的古地圖卻是圓形的,最後我們決定根據地圖而非名稱,畫出這幅圓形的堡壘,據說直到20世紀初都還看的到這座堡壘的殘跡。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四集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遠因和近因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四集,主題是「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遠因和近因」。在上一集我們談到了西方的大航海時代,以及西方人如何認識台灣。在這一集我要特別針對幾件事來說明西班牙人為什麼會想要佔領雞籠。和其他各集一樣,本節目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更有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西班牙人想要佔領雞籠的遠因是為了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也就是「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航線」做戰略布局。阿卡孛果是墨西哥臨太平洋岸的港口,直到今天都還是美洲重要的口岸。而Galleon是一種由克拉克帆船改進的大型帆船,用於跨越大洋遠航貿易具有經濟效益,又稱做「西班牙大帆船」。

    1565 年西班牙國王腓利二世派遣黎牙實比 (López de Legazpi)和奧古斯丁會的傳教士烏爾達內塔(Andres de Urdaneta)率領船隊從墨西哥出發跨越太平洋,於1565年4月抵達菲律賓的宿霧島。黎牙實比成為菲律賓的首任總督,烏爾達內塔則率領船隊在回程的時候搭上了黑潮,經過台灣、琉球、日本的北方航線得到順風跨越太平洋,經過今天的美國加州海岸南下,在10月回到墨西哥,完成這條航線的首航。

    烏爾達內塔因為這趟偉大的航行而在航海史上留下篇章。烏爾達內塔船隊抵達的地點就是阿卡孛果,船上卸下的貨物除了應付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訂單之外,剩下的就透過騾子經過中美洲最狹窄的陸地運往大西洋岸的哈拉帕(Jalapa),在那兒交換墨西哥的黃金白銀和從歐洲來的貨物,並將來自亞洲的貨物交接,最後在維拉庫茲(Veracruz)裝船運回西班牙,在賽維亞(Seville)港靠岸。完成「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的航程。這個秘密西班牙人一直維持到拿破崙入侵西班牙和墨西哥革命為止長達250年。

    葡萄牙人或荷蘭人未必不知道這條航路和海流的秘密,但知道了也沒有用,因為中美洲控制在西班牙人手中,只有西班牙的商船可以停靠阿卡孛果,葡萄牙或荷蘭甚至後來英國人的船只能依照舊有的航線往西繞過好望角回歐洲,時間和成本都倍增,根本無法和西班牙競爭,而台灣就位在這條重要的航路上,為了船隻的整補休息避風,西班牙人需要台灣作為基地。

    這個需求因為1596年發生的「聖菲利浦號事件」而特別被凸顯。一艘「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航線」的西班牙商船「聖菲利浦號」(San Felipe)因為遭遇颱風漂流到日本的土佐國,在修理的時候因為船員的出言不遜,揚言西班牙將要征服日本,而且暗示傳教士是先遣的內應,這話傳到豐臣秀吉耳中,盛怒的他不但下令沒收全船貨物,還宣布禁教,並且在長崎處死了包括4名西班牙籍、1名義大利籍、 1名墨西哥籍的聖方濟各神父以及信徒共26名,這就是發生在1597年著名的「26聖人事件」。

    豐臣秀吉甚至揚言要攻打菲律賓,這樣的舉動引起西班牙和日本關係的緊張,因此聖菲利浦號船長藍德喬(Mathos de Landecho)建議菲律賓總督古左曼(Francisco Tello de Guzoman)佔領台灣一個港口做為前進基地以為對抗。

    由於事關緊急,這個建議很快的被執行,1598年薩馬第奧(Don Juan de Zamadio)率領兩艘船,兵員200人從菲律賓往台灣出發,不過因為季節風向不對,無功而返,不久豐臣秀吉病死,征台之議也就暫時緩和下來了。

    這就是西班牙人佔領北台灣的遠因,是為了維持全球貿易航線的運作,而不是為佔領而佔領,這和我們從歷史課本上所得到的認知是不同的。

    任何事情的發生有遠因也一定有近因,西班牙人想要佔領雞籠的近因主要是因為荷蘭人。荷蘭原來是西班牙的屬地,30年戰爭獨立之後開始效法葡萄牙和西班牙來遠東尋求貿易機會。由於在爭取獨立的過程當中和西班牙的仇恨,荷蘭人在海外也專門和西班牙對峙。荷蘭人擅長航海,外號「海上馬車伕」,加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制度優越﹑資金雄厚,很快就後來居上。

    當時無論是荷蘭人﹑西班牙人或英國人都很羨慕葡萄牙擁有澳門,因為澳門等於是在中國境內,貿易距離最近﹑成本最低,也最為方便,但葡萄牙人在澳門其實是歷史上的偶然。葡萄牙人在1511年東來佔領了麻六甲之後,接下來希望在中國南方獲得一個據點,因此佔領香港的屯門長達10年,但是在1521年明朝做出反應而爆發的「屯門之役」和1523年的「西草灣之役」,兩次葡萄牙艦隊都失利之後,只好暫時離開廣東到閩浙一帶尋找機會。

    葡萄牙人在1557年又回到廣東以「需要一塊地方晾曬被風浪濺濕的貨物」為理由賄絡地方官員暫時寄居澳門。當時葡萄牙人在澳門登岸,見到一旁有一座媽祖廟,詢問當地人此為何處,當地人以粵語回稱:「媽閣!」,從此澳門就被西方人稱為「Macau」。這座媽祖廟現在還在,旁邊就是澳門海事博物館。

    葡萄牙人和地方官員的賄絡關係在一次交付賄款時正好被上級發現,地方官謊稱這是租金而上級不察,竟然就地合法成為租借地。請注意這是「租借地」而不是「殖民地」,所以中國政府在澳門一直派有地方官、駐軍和設有海關,這個狀況維持了近300年直到1842年清朝因為鴉片戰爭割讓香港,澳門才順勢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99年才回歸。

    無論是租借地或殖民地,澳門都成為葡萄牙進入中國和日本市場的重要基地,而且篤信天主教的葡萄牙還把澳門當成是遠東的宣教中心,設立大三巴的聖保祿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許多日本人來此地進修成為修士或神父,他們回到日本宣教並且有許多人在那兒殉教,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電影「沉默」 (Silence)就是演出這段歷史,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是在台灣北部拍攝的。

    澳門的有利地位引起其他西方海商國家的羨慕,紛紛向中國政府要求比照辦理,但是澳門的特例是不可能繼續被複製的,荷蘭人在被明朝政府拒絕之後,決定用戰爭的方式來奪取澳門。

    荷蘭艦隊在1601年至1627年之間先後5次攻打澳門,其中以1622年6月24日發生的戰役最為重要,雖然荷蘭人在這一次和英國人聯手,但最後因損失慘重而敗退,一艘軍艦沉沒、136人陣亡,是澳門有史以來最大的戰役。

    失敗的荷蘭艦隊於是從澳門轉往澎湖在風櫃角建立城堡,封鎖所有華人開往呂宋貿易的船隻,這就引起馬尼拉當局的關注,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談雞籠會先提到澳門的原因。

    其實荷蘭人早在1602年第一次攻打澳門失敗之後,荷蘭司令韋麻郎就曾經將艦隊開來澎湖希望和中國進行貿易,明朝斷然拒絕,並且派都司沈有容率兵船50艘搭載2,000名士兵來到馬公,沈有容在「娘媽宮」,也就是今天的澎湖天后宮會晤了韋麻郎並且要求對方撤離,這就是「沈有容諭退紅毛番」典故的由來。荷蘭人當然不會因為沈有容這一諭就退兵,主要還是雙方實力懸殊,荷蘭人不得不退。

    到了1622年這一次荷蘭人不打算退了,在澎湖強徵大批民工修築風櫃城堡,明朝也派出大軍準備進行攻城戰。這時李旦出現,他慫恿荷蘭人去台灣。這是一個很高明的策略,因為當時明朝對澎湖和對台灣的態度是不同的,澎湖是帝國版圖,台灣則不是。對荷蘭人而言,澎湖和台灣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對福建的官員能因此對北京的皇帝有所交代,雙方皆大歡喜。李旦甚至好人做到底,派他會說荷蘭語的助手去荷蘭東印度公司擔任聯絡官,帶領他們到台灣去勘查,這個人就是鄭芝龍。

    荷蘭人最終拆卸了澎湖風櫃的城堡,遷往台灣的大員建立熱蘭遮城。其實荷蘭人的野心不僅如此,他們是想要拿下整個「摩鹿加—日本走廊」,如果在澳門、澎湖和臺灣的據點都被成功建立,那麼中國沿海的貿易將完全置於荷蘭人的控制之下,荷蘭人甚至還想趕走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

    荷蘭人的野心是有實際行動的,從1609到1621年荷蘭艦隊曾經九度封鎖馬尼拉,搶劫西班牙的商船。荷蘭人在大員建立據點之後更是讓馬尼拉覺得芒刺在背,因為往北通往日本的貿易航線隨時可能被中斷,因此跨越大員超前佈署,佔領北台灣的構想就在這個時候被提出。

    不過西班牙人對於是否出兵台灣內部並不是沒有爭議,事實上當時正值馬尼拉總督新舊任交替之時,新任總督塔弗拉(Juan Niño de Tabora, Juan)就對原來支持出兵的舊任總督舍望誹(Fernando de Silva)的計畫不滿,天主教士塞維可(Cevicos Juan)更是連續撰文表示反對。一個很現實的理由是,當時馬尼拉的軍力規模很小,主力只有兩艘槳帆船,載有2門加農砲和200名士兵,所以還得秘密出發以免讓荷蘭人趁虛而入。馬尼拉防禦力很弱,連海盜林鳳都曾經在1574-1575年間發動200艘船搭載一萬人的艦隊差一點佔領了馬尼拉,而且在南部民答那峨等地的穆斯林叛亂也分散了西班牙人的力量。

    除了現實上的理由,教會還有道德和法律上的問題要解決,這是從西班牙佔領菲律賓開始就有的爭議,他們希望在「政治權威」和「福音宣講權」之間找到正當性。 所以殖民征服並不是像想像中只是單純施加暴力就能夠解決那麼單純,至少像西班牙這種天主教國家比純粹生意導向的荷蘭人有更多的理想性和堅持。

    無論有什麼爭議,最後在1626年西班牙人終於出兵完成了佔領雞籠的任務,我們將在下一集敘述這個過程。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三集 西班牙人來到之前的雞籠~西方人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三集,主題是「西班牙人來到之前的雞籠~西方人」。在前幾集我們談到了基隆的原住民、漢人和日本人,今天我們要來談西方人在1626年西班牙佔領雞籠之前對於北台灣的認知。和其他各集一樣,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要談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從「大航海時代」開始談起。

    「大航海時代」又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Age of Discovery),是指從15到17世紀歐洲國家的船隊在世界各處尋找新的貿易路線、資源和市場。所謂「大發現」是從歐洲人的角度而言,事實上那些地方本來就存在,甚至有比當時歐洲還要昌盛的文明,而且遠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透過陸地的絲路,歐亞之間的貿易就已經十分發達,但是因為中間被新興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阻攔,成本和風險大增,讓歐洲國家興起另外尋找到達亞洲直接航路的想法,在「地圓說」成熟和帆船航海技術進步之後逐漸成為可能。
    「大航海時代」最初由葡萄牙人開始,之後西班牙加入競爭,最後雙方在教皇的主導下協議讓葡萄牙專往非洲和印度洋發展,這導致西班牙不得不往西,朝向大西洋更遠方探索,重要結果之一是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哥倫布是義大利的熱那亞人,由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支助完成航行,這項投資在當時看不出效益,但是對後來的西班牙報酬顯然極為豐厚,新大陸大量的黃金和白銀被運回西班牙,讓這個伊比利半島上剛從摩爾人手中解放的窮困小國一躍而成為歐洲第一強國。
    「大航海時代」為什麼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開始呢?我們攤開地圖一看就知道,這兩個國家位居地中海西端的邊陲之地,在陸上絲路貿易興盛的年代難以分到一杯羹,但是當奧圖曼土耳其帝國興起阻斷了陸上絲路,迫使歐洲轉向西方尋求新航路的時候,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成了前哨。尤其西班牙比其他國家更有優勢的條件是,因為她曾經被摩爾人佔領達七個世紀之久,已經習慣和不同種族及宗教的人譬如阿拉伯人及猶太人共存達幾個世紀之久。而且當年阿拉伯人擁有極高的航海技術,對西班牙的航海事業應該有相當的助益。
    後來的荷蘭和英國更是和地中海利益沾不上邊,只好全力投入遠洋,才成就後來的海上霸業。如果在地中海就可以賺的缽滿盆盈,那麼就不會有人想要投身未知的大洋去冒險了。所以是地理位置決定了國家的命運。

    由於「大航海時代」一開始就是以貿易為導向,所以經濟目的十分明顯,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維持的運作模式,不像只為政治目的的鄭和下西洋,沒有經濟的收入支持,很容易就隨人亡而政息。
    哥倫布在1492年抵達後來稱做西印度群島這個地方,那是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到達的地方是印度,北美原住民被稱為印地安人(Indian)也是由此而來。後來另外一個義大利學者亞美利哥・維斯普奇經過實地調查和測量,聲稱這是一個新大陸,結果後世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為「America」。哥倫布晚年可能已經發現自己是錯的,但是仍然堅稱自己抵達的地方是印度而不願意承認錯誤。甚至有學者認為哥倫布很早就知道他到達的地方不是印度,但是因為他和西班牙女王簽訂的分紅合約是以抵達亞洲作為履約條件,若是未能達成任務,所有的利益都將化為烏有,他這一輩子就白忙了。所以哥倫布不得不終生堅持錯誤的謊言。
    西班牙在獲得美洲殖民地,以及發現產量全世界最大的銀礦之後,跨越太平洋到遠東和中國貿易就成為必然,因為這才是哥倫布航海本來的目的。和葡萄牙﹑荷蘭﹑英國繞過好望角由西往東走不一樣,西班牙是從美洲往西來到遠東的。首先他取得呂宋,也就是後來被稱作菲律賓的地方做為殖民地,然後在和荷蘭的競爭當中才想到要佔領北台灣,這就讓雞籠被捲入大航海時代的國際網絡之中。
    在那個時候葡萄牙人已經取得了澳門,並且經常有船隻往來於澳門和日本長崎之間,這些船隻通常經過台灣海峽,也知道利用雞籠北方的島嶼定位。有一種傳說,1544年葡萄牙船隻在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船上的荷蘭籍航海官林氏侯登(Linschotten )看到這座林木茂盛的島嶼,不禁發出「Ilha Formosa」(美麗之島)的讚嘆,所以台灣從此就被稱為「Formosa」,這成為現在普遍的說法。但是葡萄牙人的海圖卻從來沒有標示台灣是「Formosa」,反而將台灣稱為「琉球」,所以這一件事未必是事實。

    無論葡萄牙人叫台灣是什麼,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登陸或佔領台灣,雖然他們經常經過台灣海峽。由於沒有登岸實際了解測繪,當時葡萄牙所繪製的海圖都將台灣誤認為是三個分離的島嶼,因為他們從海上看淡水河、濁水溪寬廣的出海口很容易誤認為這是分隔各島的海峽,但是西班牙人是從台灣東岸乘著黑潮航行,所以他們繪製的海圖就不會有三個島的誤解。

    那麼,為什麼這些西方人明明知道有台灣島的存在卻不登島探勘,甚至佔領呢? 最初葡萄牙人來遠東是為了和中國和日本的貿易,獲得澳門為據點已經心滿意足,台灣只是部分商品的來源,而不是市場,所以沒有占領的必要。後來荷蘭人則是為了截斷西班牙人到日本的貿易航路而佔領了大員,之後西班牙為了反制荷蘭超前佈署而佔領雞籠。不同的是荷蘭人在台灣南部發展殖民農業,西班牙人在北部純粹只是貿易據點而沒有發展農業,這就是西班牙人無法持續佔領雞籠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人在1626年正式佔領雞籠,但是早在44年之前西班牙人就曾登陸過北台灣。這得由耶穌會神父Alonso Sánchez (桑切斯)的傳奇說起。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併,1582年1月菲律賓總督派遣桑切斯神父由馬尼拉前往澳門通知澳門當局這個消息。1582年7月完成任務的桑切斯神父搭上一艘預定開往日本長崎的船離開。這是一艘葡萄牙人擁有的中式帆船,船上搭載許多貨物和乘客包括中國人、日本人、菲律賓人、黑奴、歐洲人,以及4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修士總共達300餘人。船隻開航後不久就遇上颱風,幾經周折最後在7月16日於台灣海峽擱淺,所有人逃離上岸。

    在落難期間,這些具有宗教熱忱的傳教士們在島上豎起了台灣第一個十字架,並且在高地的森林中搭建了台灣第一座天主堂,天天進行彌撒宗教儀式,也曾經和原住民發生第一次接觸和衝突。最後他們利用沉船廢棄的材料重新建造了一艘較小的帆船,讓大部份的人在9月30日脫困回到澳門,只損失了13人,從傳教士的角度這可謂上帝恩賜的神蹟。

    桑切斯神父直到1582年才回到馬尼拉,並且在書信當中留下這件事情的始末。其他傳教士也對這一個事件留下了許多文字紀載,讓西方人對當時被稱做「小琉球」的台灣首次有機會看到親身經歷的描述,也因此提供了得羅留在1592年繪製地圖的情報。葡萄牙政府在1996年發行了面額200盾的銅幣來紀念這件事情。

    和桑切斯神父因海難意外登陸台灣幾乎同一時間,西班牙船長Francisco Gualle也於1582年自墨西哥Acapulco經菲律賓抵達澳門,然後在7月24日由澳門出發經台灣南部繞行台灣東岸前往琉球。Gualle船長留下的航海日誌說船上有一名來自漳州的漢人「Santy」向艦長告知台灣的方位和水深,並且自稱曾經九次登島,說到當地的風土民情及物產,還特別提到該島盛產黃金,原住民常用黃金來和漢人交易等等。事實上Gualle艦長從來沒有登島,而根據他航海日誌的方位他可能連島影都沒有見到,完全是根據Santy的說詞,不過後來其他國家船隻的航海紀錄都證實了Santy的說法完全正確。由於Gualle船長是當時著名的航海家,他的航海日誌由林氏侯登翻譯成荷蘭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對於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東方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那張由Hernando De Los Rios,也就是得羅留在1597年繪製呈獻給西班牙國王腓立二世的海圖。

    這幅海圖大約只有42公分見方,但就是這幅關鍵性的海圖讓雞籠和淡水在那個時候登上全球海權爭霸的舞台。這張地圖雖然形狀和比例有點失真,但它的確是第一張以經緯線畫出台灣位置的現代地圖。它以台灣為中心標示出琉球王國、大陸福建和廣東海岸、菲律賓等位置。當時西班牙人稱台灣為Hermosa,雖然傳說葡萄牙水手喊過”I Lha Formosa!”,但並沒有確切的證據是指台灣。把Hermosa用於稱呼台灣最早的應該是西班牙人。

    得羅留還隨圖附上對雞籠的文字敘述,內容驚人的準確,不過得羅留本人並沒有來過台灣,但是他曾經在馬尼拉居住9年,而且擅長天文和數學, 對於雞籠如此精確地描述可能來自於曾經到過島上的馬尼拉華人所轉述,因為標記在地圖上的Keilang、Tamchuy顯然是根據閩南人的拼音而來,也有可能1597年之前就有西班牙人來雞籠港探勘過。

    腓利二世在看過這張海圖之後不久就去世,沒有親眼見到西班牙佔領雞籠,但是得羅留的這幅海圖毫無疑問是促成這件事最重要的關鍵,它今天還藏在西班牙賽維亞的印地亞斯綜合檔案館內。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二集 西班牙人來到之前的雞籠~漢人和日本人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二集,主題是「西班牙人來到之前的雞籠~漢人和日本人」。在上一集我們談到了基隆的原住民「巴賽族」很擅長航海和交易,早在西班牙人來到之前就和大陸來的華人有許多貿易往來,這一集我們就要談到華人在雞籠的活動和聚落,更重要的是華人背後的帝國政府對台灣的態度。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日本的因素,日本人並不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後才開始對台灣有興趣,早在十六世紀就動作頻頻。
    和其他各集一樣,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之前,漢人就已經來到雞籠和原住民交易並且暫時停留,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但是漢人在雞籠是否有長住的聚落呢?這個問題多年以來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根據西班牙的資料,當西班牙人在1626年佔領台灣的當時,大雞籠嶼,也就是今天的和平島上就已經有漢人的聚落和市集,他的位置在「城背尾」,也就是聖薩爾瓦多城的後方,之後發展成為「小澗內」。但他們仍然可能只是暫時停留而無法證明是常住的型態。那這要怎麼辦呢?其實還有一種方式,那就是看有沒有廟宇,因為廟宇需要持續的香火,唯有長住的聚落才能維持廟宇的存在,這裡正好有「大雞籠嶼媽祖廟」的傳說。
    相傳明代有漢人船隻在大雞籠嶼避風,媽祖顯靈要留下,因此建造茅屋來供奉,這是北台灣最早成立的媽祖廟,傳說萬曆年間曾有李欽差送來御賜的「海波不揚」匾額, 現在已經不存在,但這個時間點和雞籠被明朝納入海防範圍的時間相呼應,所以或許可以推論,這間媽祖廟最遲在萬曆晚期就已經建立,而有媽祖廟就可能有漢人聚落圍繞。同時在和平島出土的克拉克瓷、安平壺和青花瓷等出口商品也支持這個推論,因為有海上貿易就會有祈求航海平安的需求。
    如果這間媽祖廟真的是在萬曆年間建立的,那麼它在台灣的媽祖信仰歷史上應該被大書特書才對,因為台灣公認最早的媽祖廟,澎湖的大天后宮最早出現在文獻上也是萬曆年間,但是很奇怪卻沒有被紀載。今天和平島的「大雞籠港口天后宮」是後來才建的,而且位置不同。
    我們認為信仰媽祖的閩南海商船員在各地留下媽祖顯靈的傳說,甚至建廟這是有可能的,但是萬曆皇帝御賜匾額這件事就當時環境的可能性應該不高,因為明朝官方的海神是玄天上帝,媽祖只是民間信仰,而且當時的雞籠也不算大明帝國的轄內範圍,皇帝不太可能賜匾。媽祖信仰在台灣開始被重視要到清康熙年間,施琅征台之後才開始盛行。




    接下來我們從明代派遣冊封使到琉球的船隻經過台灣北部的紀載,來看大明帝國的政府如何看待台灣。早年台灣曾被稱為「琉球」,但是因為1404年明朝政府冊封尙氏王朝的「琉球王國」為藩屬國,所以台灣就被改稱為「小琉球」,這個稱謂最早出現在1534年冊封使陳侃的書中。
    那時的冊封使船都得從福州出發,通過基隆北部的海面以島嶼做為導航定位的依據,所以在當時官方的航海記載中就註明了雞籠北方的花瓶嶼、彭佳嶼等小島做為定位點。
    各位可能很好奇,為什麼由福州出發的貢使船不直接開往沖繩卻要往南繞經台灣雞籠北部的海域呢?這是因為受限於當時的導航技術,只能根據陸地或島嶼的地標來定位,而那一帶海域以基隆北方三島最為明顯,此外還有風向和洋流等原因,雖然在地圖上看起來繞道,但實際上這樣航行才會順利。
    明朝對雞籠的態度,可以張燮在「東西洋考」裡的敘述為代表。他說:「雞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 意思是雞籠雖然不在大明帝國的版圖之內,但是因為它的位置重要,所以必須特別加以重視。從現代角度這話聽起來有點奇怪,既然不在國境之內,那就是別國的領土,中國有甚麼權力說三道四呢?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都是用「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非中國傳統「朝貢外交」的觀念來看事情所造成的差異。「民族國家」是歐洲在十九世紀之後才興起的觀念,它的特點是疆界和國籍分的清清楚楚,不能有模糊地帶。但中國傳統觀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無所謂疆界,全天下都是中國的,雖然西班牙人佔領了台灣雞籠,甚至菲律賓馬尼拉,但那還是王土,皇帝還是可以派官員去宣達政令,搬移財產或是徵收稅金。這種事還真的發生過,並且引來嚴重的後果。

    1603年5月23日,3名穿著華麗官服的明朝官員包括福建礦稅監宦官高寀、海澄縣丞王時和和百戶干一成率領隨從50人搭乘專艦浩浩蕩蕩來到西班牙人統治的馬尼拉面見總督,聲稱奉皇帝之命要來調查甲米地出產金銀的某座山,這讓西班牙總督聽得一頭霧水。
    不僅如此,他們逗留在馬尼拉的期間穿著官服乘轎在前呼後擁下招搖過市,沿途華人跪拜,甚至在澗內開庭審理司法業務,這引起西班牙高等法院的不快,更引起總督的猜忌,以為中國人要來攻打,這些人是先遣部隊,於是開始對華人社區監視防範,雙方的不信任造成幾個月之後的大規模屠殺事件。在事件中有25,000名華人被殺。
    高寀會來呂宋考察金山,因為他是「礦稅監」的身份。明代因為朝鮮戰爭財政入不敷出,萬曆皇帝派遣親信宦官到各地名義上是開採銀礦及在各交易要衝徵收商業稅,但實際上這些宦官都集中在大都市,並不是因為都市中產銀,而是他可以任意指定某個富豪說房子地下有銀礦要拆毀人家的房屋,屋主只好送上大筆賄賂以保住家園,宦官甚至率領一批無賴搶劫商民形同盜匪。其中派在臨清的宦官馬堂就因為欺壓太過在1599年引發當地民變,被弭平之後馬堂依然穩坐原位,第二年六月馬堂又搶劫了路過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往北京晉見皇帝的珍稀獻禮,利瑪竇向北京友人訴苦,友人卻回覆要他「捨財保命,因為如今皇上只聽宦官之言」。 連給皇上的貢品都敢搶,明代宦官囂張的程度可見一班。
    礦稅監宦官劫掠地方不僅是中飽私囊,事實上整個事件都是因為要應付萬曆皇帝的奢華開銷而起,包括修建定陵龐大的工程開支。這場宦官引發的掠奪史稱「礦稅之禍」, 高寀的「福建礦稅監」就是因此產生的職務,會跑到馬尼拉勘查金山也可算是他「礦稅監」的業務範圍。
    無獨有偶,1627年又有一批中國官員來到剛剛被西班牙人佔領的雞籠,文獻記載提到有部份人當年曾去過馬尼拉。這批中國官員來雞籠主要的目的是因為荷蘭人曾經賄絡中國人向官員進讒言說西班牙人是壞人,不要跟他們合作,因此前來「看看西班牙人是怎樣的鄰居?」以上可知,明朝官員根本不把西班牙的統治權放在眼裡,無論是馬尼拉還是雞籠。
    接下來談談日本人在西班牙人來到以前在雞籠的動作。1592年日本海盗村上及小野等人先後以雞籠港為基地,將搶奪而來的生絲、瓷器、香料集中在這兒,再以合法商人的身份運回日本高價出售。
    1593年豐臣秀吉派遣部屬原田喜右衛門攜帶諭令文書前往呂宋勸貢,在回程經過台灣北部雞籠一帶登岸,想以「高砂國」名義勸原住民部族入貢,但可能因為原住民部落並非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找不到適合談判的對象,最後無功而返。
    接著在1604年日本海上冒險家山田長政在赴暹羅途中也曾登上台灣島,當時日本人在台灣哆囉滿從事採金並在雞籠和淡水形成殖民地的雛形。之後日本人勘察台灣更是絡繹不絕,包括肥前國藩主有馬晴信也都在1609年奉德川家康之命來台灣招諭原住民向日本進貢遭到抵抗,只好抓了幾個原住民回日本向德川家康交差。
    1615年,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遣他的第二個兒子村山秋安組織艦隊征台,包括13艘船隻、3,000多人於1616年5月4日從長崎出發,卻在琉球遇到風暴,其中村山等安搭乘的三艘船漂流到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次年七月才回長崎。明石道友率領的三艘船抵達台灣北部,其中一艘登陸雞籠被原住民包圍,船上的兩百多個日本人全部陣亡,船長也被迫切腹自殺。
    另有兩艘漂流到福建北部在攻擊當地後回國。其餘七艘在琉球修理並曾在台灣的竹塹港停泊,之後轉往金門浙江沿海和明軍交戰,其中一艘被沈有容擊沉。在中國這些都被稱作「倭寇犯邊」,但實際上沒有這麼簡單。
    這就是為什麼1626年西班牙人登上和平島時,發現島上竟然已經有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市集的原因。當時會來台灣定居的日本人主要是走投無路的浪人、逃避幕府禁教迫害的天主教徒、貿易商人以及受雇工作的日本人。以當時在雞籠最著名的日本人喜左衛門為例,他是京都人,1603年因船難來到雞籠,娶當地原住民女子為妻,有兩個女兒和一個早逝的兒子。喜左衛門是天主教徒,教名為Jasinto Quesaymon,他懂葡萄牙語,西班牙人雇用他做為通譯和嚮導,甚至到了1643年他已63歲高齡仍然為新主人荷蘭人服務。
    我們常刻板印象的以為華人在各殖民地都是最大的族群,但是在早年的雞籠卻未必是如此。除了西班牙人,當時還是以巴賽族原住民為主,甚至連日本人的長居人口數都可能超過華人。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
    第一集 西班牙人來到之前的雞籠~巴賽族原住民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大雞籠。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一集,主題是「西班牙人來到之前的雞籠~巴賽族原住民」。這是我們台灣海事博物館「大航海時代中的福爾摩沙」系列節目中新的一條線,除了有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在西班牙人還沒有建立聖薩爾瓦多城控制北台灣之前,我們可以從原住民、漢人、日本人與西方人等四個角度來談雞籠在1626年之前的歷史。
    首先來談到原住民。現在基隆有所謂的阿拉寶灣阿美族原住民聚落,其實他們是在1960年代才從台東前來基隆從事漁業工作的「移工」,並不是基隆的「原住民」。真正基隆在地的原住民叫做「巴賽族」,大部分人對這一個族名可能覺得很陌生,因為他們很早就融入平埔族而且漢化非常嚴重,現在已經難以辨認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人類學者伊能嘉矩把這個族群命名為「凱達格蘭族」,這個大家可能就比較熟悉了,但這其實是一個誤會,因為當年伊能嘉矩在和平島問一個原住民婦女祖先從何處來的時候,那名婦女指著大海說:「從海的那一邊過來。」用她們的語言發音就像是「凱達格蘭」,因此伊能嘉矩就把她們命名為「凱達格蘭族」。問題是這個族名從來沒有出現在任何史料上,所以歷史學者把這稱之為「日本人的發明」,而這個發明到今天不過一百年而已,據說那名婦女就是和平島耆老潘江衛先生的祖母。
    倒是在西班牙人的文獻中有明確記載這一個族群叫做「Basay」,漢字被翻譯成「巴賽」或是「馬賽」。根據學者研究,「巴賽族」大約在兩千年前由海外移入,在今天的深澳一帶上岸,之後分為幾個亞族,分布地點包括雞籠、大台北盆地與宜蘭平原等地,形成一個「大巴賽體系」。
    巴賽人雖然來台灣兩千年,但直到西班牙時代才有較為清楚的文字資料。根據西班牙人的敘述,巴賽人個子高、皮膚白,善於航行,是台灣本島原住民中極少數,可能是唯一的海洋貿易民族。他們經常駕駛艋舺船在台灣附近海域搶劫西方商船,所以歐洲人稱他們為「北福爾摩莎的白色魔鬼海盜」,或「白色海上惡魔」。

    巴賽人很有語言天分並且懂得計算,所以是很好的商人,在西方人來到之前就已經在北台灣與各原住民部落及漢人交易, 八里十三行遺跡或許就與此有關。巴賽人的語言分布很廣,包括雞籠、淡水、台北盆地、蘭陽平原甚至到花東。雖然各原住民部族都有自己的語言,但卻都能操巴賽語來溝通,因為他們需要交易。雖然這不表示他們都有血緣關係,但至少表示巴賽人的貿易足跡影響了這些地方。
    在大雞籠地區巴賽人有三個主要的分布地點,第一個是今天的基隆港灣包括和平島,第二個是萬里鄉到金山鄉海岸一帶,第三個是貢寮鄉雙溪流域的三貂嶺,後來在清代文獻中出現的:「大雞籠社」、「金包里社」與「三貂社」正好就是這三個聚落的對應。
    雖然今天巴賽族的聚落已經消彌於無形,但是今天蘇澳港旁邊有一個村落名叫「馬賽」,根據《噶瑪蘭志》的記載這是從淡水遷徙來這兒的原住民部落,還能夠連上一點關係。

    巴賽人善於航海,那麼他們的船是長的甚麼樣子呢? 據研究巴賽族來自海上,可能與南島民族同源,而把船稱為”Banka”的地區遍及馬來亞與波里尼西亞。 在有些南島民族的語言中”Banka”指的是邊架艇,也就是在舟的兩旁延伸架上有浮筒以增加平衡,有雙邊的也有單邊的,更大型的就成為雙體船的型式。邊架艇到了狹窄的內河就取下邊架只留本體,也就是我們在台灣看到原住民小舟。
    在許多清代的文獻中都看到有邊架艇的紀載,但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見到出土的文物,所以在學術上仍然不能算是確定。
    甚至有文獻說巴賽人有能夠承載25到26人的大型艋舺船「海蟒甲」,考慮到巴賽人能夠循海路到蛤仔難也就是今天的宜蘭,或是到哆囉滿,今天的花蓮立霧溪口去做生意,不大可能是划獨木舟去的,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年巴賽族是使用與南島民族一樣,使用雙筒船身,有雙叉「蟹型帆」的「海蟒甲」去台灣的東部交易。

    巴賽人在西班牙的文獻中是有具體的圖像可以看到的。根據1590年左右在馬尼拉完成的「馬尼拉手稿」可以看到標註為「雞籠人」的男女,男的手持標槍,女的手提一條魚,表現他們是以捕魚為生的海洋民族。根據西班牙人描述,雞籠的巴賽人沒有馘首,也就是出草砍頭的習慣。相較於另一幅標註為「淡水人」的女性手持一個骷髏頭,可以看出兩地風俗習慣的差異。還有一點很有趣的是,巴賽族人很喜歡用雞毛裝飾頭部,可是巴賽族人卻不吃雞,因為他們覺得吃雞很噁心。
    請特別注意這幅圖上方的字樣標明「雞籠 Cheylam」,這可能來自閩南語的發音。我們不要忘了1590年當時西班牙人還沒有佔領雞籠,他們對台灣的知識可能來自於到過台灣的呂宋華人所轉述,呂宋的華人幾乎全部都是閩南人,所以這個推論是可能的。由此可知有人說「雞籠」的地名來自「凱達格蘭」的發音轉化這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雞籠」的地名至少在1590年之前就已經存在,比「凱達格蘭」的出現要早三百多年。
    西班牙傳教士艾基水在他的報告中對於巴賽人的習性有深入的描述。他說雞籠的巴賽人不從事農耕,平日製作工藝品拿去販賣,並往來其它村落幫忙蓋房子。有時候會出海打劫商船,所以有海盗之名。他又說巴賽人個性很狡猾,很善於算計與交易,並沒有像其他原住民部落那樣,有老實與善良的品性。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商人個性,所以巴賽人很容易成為西班牙人統治雞籠的得力助手,並且扮演通譯的角色,但是當局勢一有變化,譬如荷蘭人來入侵的時候,他們馬上保持中立,甚至暗中幫助起荷蘭人來了。
    巴賽人早在西班牙人來到之前就已經在作貿易了,而且與大陸來的貨品有關聯,由在十三行遺址挖掘出來漢朝的五銖錢與唐宋代的通寶以及陶瓷碎片,我們可以推測唐代以及宋代的漢人可能已經來到這兒上岸和當地的原住民交易,而這些原住民最有可能就是巴賽人。
    這邊我們對於原住民的貨幣觀念要做一點解釋以免誤解。我們不宜把唐宋的通寶當成是採購貿易商品的「貨幣」,因為當時的原住民並不具備「貨幣經濟」的概念,通寶的角色更有可能類似當時漢人使用的其他交易工具,譬如發光的玻璃珠子。事實上許多原住民婦女將通寶銅錢用絲線串起來當頭飾,又如蘭嶼達悟人將西班牙銀幣敲成銀箔做頭盔,這些都不是貨幣的概念,甚至連貴金屬都不是。這也造成許多漢人拿發光的小石頭到東部去與原住民交換黃金的怪現象,引起西班牙傳教士的批評。
    由於番漢交易十分暢旺,明朝萬曆三年甚至在基隆與淡水開徵船舶稅。萬曆三年是1576年,正好在西班牙1626年佔領雞籠之前50年,雞籠與淡水就已經成為明朝抽稅的地方,可見在更早之前漢人在這兒的商業就已經十分活絡,甚至許多被稱為「生理人」的福建商人在這兒建有臨時住宅,所以後來西班牙人佔領的雞籠並不是一個生冷的不毛之地,它早就是個商業十分熱絡的地方。
    問題是當時無論雞籠或淡水的人口都不多,那有可能消化得了如此多的船帶來的大量商品?合理推斷這中間一定有相當比例是屬於轉口貿易,最大的可能是華商與日本商人假借名義來這兒交易,那些貨物實際上是銷到日本去了。
    到了西班牙人佔領北台灣之後,巴賽人更是在西班牙人與漢人、原住民之間穿梭,因為可以買賣的東西更多了。譬如他們能夠拿漢人的鐵鍋與粗布到葛瑪蘭與哆囉滿和原住民交換稻米、黃金與鹿皮,再將它們賣給西班牙人來換取白銀,然候用白銀向大陸人購買絲製品與陶瓷。這就是所謂的「島際貿易」。然而就像前面說的,原住民對於西班牙銀幣沒有貨幣概念,只不過因為華人特別喜歡白銀,所以巴賽族賣東西給西班牙人也堅持要求收銀幣,因為可以拿去與華人交換商品。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巴賽人在雞籠的聚落。巴賽人在和平島上的聚落大約有150幢房舍,位置比較靠近八尺門這一端。根據考證,巴賽人的建築可能接近南島民族的干欄屋形式,由於巴賽人對於航海與船的運用,以及島上的平地非常有限,巴賽人的干欄屋是否類似沙巴的傳統建築將部份高架於水上?由於至今沒有出土文物,這一點仍然存疑。由於赤道附近颱風較少,架於水上的干欄屋比較容易存在,但是像雞籠經常有颱風侵襲,巨浪對於架在水上的干欄屋是能夠產生摧枯拉朽的破壞作用的,所以未必適合。
    研究巴賽族是一個非常迷人的話題,因為他們與台灣本島所有其他的原住民族都不一樣,無論是航海能力,或是商人性格,甚至長相,反而更像大航海時代的西方民族。然而他們今天有如消失了般,連「巴賽族」這個名稱都很少人知道。今天台灣如果自稱是海洋國家,那麼就應該重新發掘巴賽族的特點,當作宣傳的主軸,而不是把阿美族移工誤認為是雞籠的原住民。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九集 戰爭與戰後的淡水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九集,主題是「戰爭與戰後的淡水」。這是我們「淡水系列」的最後一集。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淡水在二次大戰中,相較於基隆與高雄不算重要軍事目標,唯一的重點是迺生產石油株式會社的油槽與水上飛機場。首次空襲發生在1944年的10月12日,數十架美國海軍的TBM轟炸機與F6F戰鬥機前來轟炸與掃射,油槽中彈著火徹夜燃燒,染紅了淡水的天空,老百姓也被波及死亡約20名,受傷60名。之後兩天美國飛機也前來轟炸與掃射,淡水民眾紛紛逃往鄉下避難。
    二次大戰在1945年8月結束,戰後台灣移交給國民黨政府管理,事實上國軍要到10月底才陸續在美國軍艦的協助下來到台灣。不過淡水可能因為地位重要,10月8日就有搭乘戎克船從福州出發的憲兵第四團第九連106名憲兵在連長何承先的率領下在淡水稅關碼頭登陸,是國軍首批登陸的部隊。10月24日,憲兵第四團的團部和第一連也在淡水登陸,任務為監視投降日軍與協助警察維持治安。
    由於淡水是海港,雖然當時已經無法停泊大型海輪,但對海軍還是有價值,國府在稅關碼頭成立海軍淡水巡防處,常駐有幾艘小砲艇。
    戰後的淡水曾經呈現短暫的繁榮,原來因為戰爭而與大陸沿岸中斷的貿易再度活躍,這些小型船隻不像大型航商那麼規範,許多根本是走私,而淡水港因為地利之便正是走私最大的管道,也是專賣局查緝的重點,二二八事件雖然發生在台北市,但它的源頭其實是從淡水港進口的私菸。
    二二八事件當中,淡水的菁英損失慘重,淡江中學包括戰後第一任校長林茂生、現任校長陳能通,以及教員黃阿統與盧圓都被逮捕殺害,學生中亦有郭曉鐘等人遇難。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畫家陳澄波雖然是嘉義人,不過卻畫過許多以淡水為背景的畫作,與淡水也有密切的連結。
    1949年後國民黨失去大陸,兩岸對峙,淡水在防禦上就更加重要,因為從淡水河口到台北中樞水路可以直通,易攻難守,當年法國人進攻滬尾打的就是這個如意算盤,因此國府決定封港,並投入重兵駐守沿河地帶,使得在整個冷戰時期淡水的軍事色彩都非常濃厚。
    當時許多內河使用的輪船從大陸逃難來到台灣,根據統計一共有29家, 3,830艘船,由於數量太多占滿船席妨礙各港口的正常運作,許多被轉來淡水河甚至更上游的基隆河停放。這些內河輪船在台灣無用武之地,反攻大陸遙遙無期,蔣介石又很怕這些船投共為對岸用於解放台灣,所以不許移動,最後全部成為廢鐵,直到60年代才逐漸拆解清除。
    淡水河是防禦上的弱點,卻也是逃命的後路。1954年5月6日,蔣介石攜同蔣經國從士林官邸驅車前往淡水巡防處碼頭,搭乘小艇登上已經在河口等候的「峨嵋」號軍艦前往大陳視察。當時所有軍艦的調動都要事先知會美軍顧問團,而登艦一般都是在基隆港,尤其像「峨嵋」艦是當時國府海軍最大的一艘軍艦,滿載排水量接近一萬五千噸,所以美軍顧問根本沒有想到蔣介石居然會在淡水登艦。當美軍顧問團發現「峨嵋」艦不明去向的時候大為緊張,以為是投共了,可見蔣介石這次行動連對美國人都保密。
    經歷過西安事變的蔣介石是很重視自己居所的地理位置與動線的,選擇士林官邸就已經考慮從基隆河到淡水這條水路的脫逃路線。在經過這一次實際驗證之後,1960年春在淡水巡防處成立「海光艇隊」,納編「定海」與「鎮海」兩艘專門訂製的快艇擔任這項任務,這支小部隊就是後來淡水水上警察隊與保七總隊,甚至後來海巡署的前身。
    淡水稅關碼頭從1945年國府海軍接收成為巡防處砲艇隊的基地,代號「海光營區」,曾經駐有各式砲艇、巡防艇、魚雷艇甚至火箭支援艇,這一幅圖顯示編號為“PTC-32”的「反攻」號魚雷艇停泊於稅關碼頭前,這是根據我當年實際見到的景象所繪製的。
    淡水在軍事上最奇妙的故事是成為潛艇的秘密製造基地。1965年6月1日海軍向意大利Cosmo公司秘密訂造兩艘“SX-404”級小型特攻潛艇供做訓練、偵查及滲透大陸使用,首先由意大利提供材料,並且派遣技師在淡水的海軍第三造船廠淡水分廠裝配完成。所謂海三分廠位於「海光營區」也就是原來的稅關碼頭內,這兒空間狹窄,設備不全,而且潮差太大,並不是理想的地點。
    海軍對於小型潛艇的戰術運用設想是潛入廈門港內,讓蛙人從潛艇中游出,將水雷黏附在敵人的船底引爆。這個設想似乎有點天馬行空,但根據瞭解,蔣經國當年建造這兩艘迷妳潛艇的真正目的並不全為了特攻作戰,而是做給不肯軍援潛艇給台灣的美國人看的。蔣經國這個想法可能連海軍總司令都不知道,因為當潛艇快完工海軍總部請蔣經國到淡水去視查時,就有將領指出該地正好在紅毛城腳下, 會被英國領事館裡面的英國人看光光,蔣經國的回答竟然是 :「給英國人看到很好哇! 我還想給美國人看呢!」 讓所有在場的眾將官傻眼。蔣經國果然洞燭先機,在兩艇成軍後不過兩年,美方即決定將兩艘二戰的常規潛艇軍援給台灣,就是現在的「海獅」與「海豹」。
    由於淡水海三廠的種種限制,海軍決定於1967年4月把兩艘艇殼拖到左營海軍第一造船廠繼續興建,於1969年10月8日正式成軍編為「武昌艇隊」,下轄「S-1 海蛟」與「S-2 海龍」兩艘。當美國同意援助「海獅」、「海豹」之後馬上除役,基本等於沒有使用過。其實承造的義大利Cosmo公司從來沒碰過潛艇,性能與質量也很差,本來根本通不過驗收,但既然「給美國人看」的目的已經達成,就無所謂而草草通過了。
    淡水除了海軍,還有對外以「國防部幹部訓練班」為名義的情報學校,這所學校主要訓練武裝特務利用快艇或漁船從海上突襲大陸。這所學校的校址現在還在沙崙,從前在海灘有小艇吊架,那一區是完全封鎖一般人不能進入的。
    由於大陸社會控制嚴密,這種行動的成功率非常低,每一次失敗都要喪失幾十條人命,並有更多的人被俘虜,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其實並沒有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情報,只不過讓蔣介石產生虛幻的滿足感,覺得反攻大陸還有希望。其實真正有價值的情報員是很低調的潛伏者,而不是這種打打殺殺的武裝特務。
    接下來談到淡水美麗的場景和好萊塢電影的關係。1965年,好萊塢大導演兼製片家勞勃·懷思(Robert Wise)率領外景隊來台灣拍攝以1926年中國排外運動為背景的好萊塢大片「聖保羅號砲艇」(The Sand Pebbles)。由於當時大陸尚未對外開放,大部份場景都是來台灣取景的,包括淡水、基隆與台北的大稻埕,其中砲艇的鏡頭大部份都是在淡水拍攝。
    「聖保羅號砲艇」用了許多當年好萊塢的一線演員,包括: 男主角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女主角甘蒂絲·柏根(Candice Bergen),還有配角李察·艾登堡祿(Richard Attenborough),就是後來演「侏儸紀公園」老科學家園長那位。最主要的角色當然就是「聖保羅號砲艇」本身,它是在香港船廠打造的1:1內河用炮艦,據說是電影史上耗費最大的道具。
    從時間上看,「聖保羅號砲艇」電影的拍攝工作一殺青,美國人才離開,小潛艇的項目就開動了。這部好萊塢大投資、大卡司的電影由於劇情涉及國共合作反西方的歷史,在1965年蔣介石反攻大陸最高潮的時刻就顯得特別敏感,於是這部在台灣拍攝的美國電影竟然在台灣被禁演,直到90年代之後才開放錄影帶發行。現在很多人都已經不知道有這部電影了,建議各位找來看看,從電影中可以看到還沒有發生大變化之前淡水,而且是好萊塢大片等級,清晰畫面的動態影像,非常難得。
    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海事主題。在1858年天津條約台灣增開淡水與安平港的時候,淡水是主港,基隆是副港,但是從日治時代開始淡水因為淤淺逐漸走上廢港的命運,基隆則因為日本人築港與內台航線而得到大發展的機運。想不到百年之後風水輪流轉,基隆港因為外木山擴充計畫被喊停,反而淡水在八里新建了台北港,優勢逐漸凌駕基隆港。其實淡水最早的港口就在八里坌,是因為河道淤淺才搬遷到對岸的淡水。當然今天的台北港是在河口外填海而成,而不是當年的八里坌原址。
    淡水由於地靈人傑,原來是台灣菁英薈萃的地方,這種階層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國際觀,兼有藝術品味,對地方政治有理想性,但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傳統仕紳菁英選擇沉默或出走,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派系角頭,這些人唯利是圖,並且手段粗暴,更是完全沒有理想性,與國民黨互相利用,造成台灣社會的反菁英氛圍,並且是精緻文化的大倒退。在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逆流的動能有限,淡水還能逃過一劫,到了80年代透過土地炒作、黑金結合,淡水也就萬劫不復了。
    在80年代,從關渡到淡水沿河兩岸全部都是工廠,前門開向公路,後門對著淡水河,當成排放汙水與倒垃圾的地方,對於這條美麗的河流毫無情感。就算現在水岸water front的價值變成豪宅的賣點,但也多是粗暴地擋住別人的視線,或是張牙舞爪的破壞天際線,這些都是缺乏菁英文化的後果,雖然這個現象在全台灣都一樣,但是淡水因為曾經有那樣的傳統,反差感覺更大。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淡水。歷史場景再現」系列到這一集暫時告一段落,謝謝各位的收看,並請注意我們其它的主題。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八集 日治時期的淡水之二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八集,主題是「日治時期的淡水之二」。在這一集我們將各個景點獨立敘述,而不是像之前依照時間軸來鋪陳,因為我覺得今天的內容適合這樣的方式。
    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談到日治時期的淡水,馬偕仍然是個重要元素。1895年6月7日,日本在淡水始政當時,馬偕全家正在加拿大故鄉,當時他們已離開台灣兩年,1895年9月27日馬偕一家啟程回台灣,11月17日在淡水上岸,這時他必須面對新的主人,也就是日本人。
    當時台灣的基督徒正面臨與清法戰爭時候類似的狀況,而且更糟,台灣人認為他們是日本間諜,而日本人又懷疑他們是抗日份子,受到雙方的迫害威脅,馬偕一回到台灣就特別為此去拜訪當時的總督乃木希典說明這種情況。
    馬偕在日本的統治下活了5年,在1901年6月2日下午4時,57歲的馬偕在經過一年多喉癌的病痛糾纏之後在淡水的家中與世長辭,他的墳墓就在今天淡江中學的校園內。馬偕逝世後,他的獨子偕叡廉到加拿大與美國求學,在1911年攜帶新婚妻子回到台灣繼承馬偕的衣缽,投入宣教和教育的工作。
    偕叡廉對教育最重要的貢獻是在1914年創辦了淡江中學,它成為在日治時期台灣人能夠接受中學教育最好的學校。以下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淡江中學。馬偕原來就創辦了牛津理學堂與淡水女學校,偕叡廉在這個基礎上配合日本政府對學制的規定成立了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校舍中最著名的就是「八角塔」。這是由淡江中學的幾何老師,同時是加拿大的宣教師羅虔益(K.W.Dowie)所設計的,在1925年6月完工。「八角塔」又名「信望愛塔」,是融合了中國閩南式建築與寶塔風格,由紅白色磚交錯砌成,據說還有討好地方的風水考量。除了主建築中央,前方兩翼也各有一座較矮的八角塔建築,形成三足鼎立的型式,可以說是淡江中學的精神堡壘。
    1930年代隨著皇民化浪潮的高漲,台灣教會學校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窄。1936年淡江中學被強迫以低價賣給日本人,建築與設備也無償讓渡。幸好被派來接任校長的日本人有坂一世本身不但很開明,還很有行動力,爭取到許多經費與資源,還讓學校的升學率與運動賽事成績往上提升許多,前總統李登輝就是這個時候在淡江中學就讀的。
    除了談教育,當然不能忘了馬偕家族的本業是傳播基督教義。今天我們看到的淡水長老會教堂位於馬偕街上,它是利用1915年建造的第二代白色禮拜堂的基礎上重建,是帶有鐘塔的仿歌德式紅磚建築,可以容納三百人。新堂是由馬偕博士的兒子偕叡廉設計,鍾天枝牧師協助,於1932年完工,值得一提的是鐘塔裡面的鐘仍然使用上一代白教堂的鐘。本堂在日治時期稱為「淡水教會堂」,早年是淡水的地標,出現在許多藝術家的畫作當中。教堂到現在仍然在使用,已成為新北市的市定古蹟。
    由於淡水是港口,又有許多外國人居住,衛生條件要求比較高,加上當時日軍因為傳染疾病問題造成許多死傷,以及軍艦補充淡水的需求,使得淡水成為台灣第一個設立自來水系統的地方。從1896年就開始規劃,以兩萬人的需求來配置,在1899年3月31日完成「滬尾水道」工程。這一幅圖顯示「滬尾水道」的水源地,右邊是取水口,中間是水道事務所的辦公室,左邊的小磚房是配水池。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淡水老郵局,由於當年的日本是電信及郵政合併經營的型態,所以應該稱它為「淡水郵便電信局」。淡水郵便電信局由原來的軍郵局轉型成立於1904年,最初是利用滬尾海關公署的舊廳舍,1916年它的對面填海產生新建地,旁邊就是淡水漁港,於是在那兒設計了一幢外觀模仿英國的都鐸式風格、二層樓的磚木造建築,以綠色為基調,落成於1917年5月,所以這幢建築可以算是第二代淡水郵局。本人曾在大學時代親眼見過這幢建築,對它非常著迷並拍攝過許多攝影作品。本建築在1983年拆除改建,現在是中華電信淡水服務中心,新的建築談不上特色,已經沒有任何想像空間了。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淡水的「紅樓」。它原來是船商李貽和的產業,興建於1895年,在1899年落成,所以也算是日治時期的建築。但是李貽和沒有住多久就因他的兩艘貨船發生意外,需求資金而急於脫手,於是就在1913年賣給了當時擔任臺北廳參事的洪以南。洪以南同時是個風雅的文人,他把這兒命名為「達觀樓」,之後就成為文人雅士聚會的場所。洪以南逝世後這幢樓房因而閒置。1963年洪氏後人將這幢樓房轉賣給經營德裕魚丸的洪炳堅夫婦,當時的狀況非常糟,在整修時外觀變成黃色,所以有段時間被稱為「黃樓」。1989年的時候還差一點被建商收購改建為12層的大樓,但是因為洪家老祖母的堅持,決定依原樣修復,從1999年初開工,經過多次考證和修改工法,不斷追加預算,一直到2000年才完工,現在變成餐廳和藝文館。

    淡水有紅樓,那有沒有白樓呢?有的!但是很可惜現在已經不在了。淡水白樓是由馬偕的第一位學生嚴清華牧師在1875年所建,淡水白樓位在山坡上,因為它的外牆是白灰色因而得名,它共有兩層、四面都有拱型迴廊,可以眺望淡水河。淡水白樓入口處有一道卷型所謂波斯風格的山門也是它的特色。很可惜後來幾經易手,又發生過火災,日益殘破,最後在1992年拆除改建公寓。淡水白樓是畫家最喜歡描繪的景物,最少有18幅名家的畫作中出現它的身影。
    淡水白樓雖然是清代的建築,但是在前幾集我們沒有機會介紹,所以在這兒補上。

    接下來我們來談幾幢在淡水的日式住宅,首先是日治時期擔任淡水街長的多田榮吉,他的私人宅邸。多田榮吉宅位於淡水馬偕街19號,建於1937年,占地大約100坪,建物大約30多坪,以紅檜為建材,形式是標準的日式木造官舍,在淡水所有的日式建築當中保存最為完整。多田榮吉宅在2005年4月21日公告為縣定古蹟,是淡水第一座被指定為古蹟的日式住宅,據說多田榮吉宅還是全臺灣第一戶接自來水的民宅,當然這是因為淡水是台灣第一個設立自來水系統的市鎮,首長官邸自然就成第一個接管的用戶了。多田榮吉宅現在已經對外開放參觀。本人所畫的是模擬當時主人還在的場景,和現在整修後開放參觀的不完全一樣,你能看的出差別在那裡嗎?

    另一幢現在也開放參觀的日式住宅是淡水警官宿舍,它建於1935年,戰後做為淡水警察分局長的官舍。近來整修列為文化資產並開放參觀,由於沒有什麼特殊的故事,我們就沒有辦法多談了。
    說到日式建築就不能不提到神社。建於1936年,也就是昭和10年的淡水神社是完全的日式傳統木造建築神社,非常肅穆典雅,但這個不稀奇,很多神社也都是這樣,它最迷人的地方是它的地理位置,從油車口循著小石子鋪設的參道逐步往上,背後是寧靜的淡水河,參道兩旁成排的松樹是淡水八景之一的「松濤落日」。這段踩在小碎石上一步一腳印的過程讓參拜者調適心情,產生崇敬的心理,這是神社參道的功能。但是戰後改為忠烈祠之後卻開闢了一條汽車柏油路,讓長官的座車可以呼嘯而上直接抵達,方便是方便,但是因為少了前面這一段過程,就少了崇敬之心,參拜就成了形式。
    根據維基百科說淡水的忠烈祠在1974年被改建為中國北方宮殿式樣,這與我的記憶似乎不太吻合,因為在1978年前後我常到這兒,當時還是原來神社的式樣,我記得它應該是在1980年前後才改建的,當第一次看到它改建後的樣貌時我差點昏倒,從此就不想來了。
    最後我還是要回到我們海事博物館的主題,那就是航運。淡水港雖然因為淡水河淤塞讓大型的海輪逐漸無法進入,但是內河航運暫時還不受影響。1900年開始就有蒸汽輪船來往於淡水與大稻埕之間,除了載客,主要是輸出入貨品的運輸,當時共有9艘船參與營運,日本人稱它們為「ポンポン船」,這顯然來自於這種船蒸汽機開動時的聲音。其中有部份是明輪船,也就是兩側有大水輪滑水前進那種的輪船,明輪船的技術與造價都比較低,適合在淺水水域的內河航運使用。
    但是當淡水河淤積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時,連內河航運都受到影響,到後來只能在每天午前與午後潮水高的時候各開行一班,其他時間都停航,這樣就很難經營了,加上這時淡水線火車通車,淡水到大稻埕的內河輪船固定航線就從此消失,但是更小的蒸汽機動船仍然會出現在淡水河與基隆河流域。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伊藤博文與藝旦阿勉的傳說。伊藤博文是率領日本打贏甲午戰爭,獲得台灣殖民地的首相,所以在1896年台灣始政一周年,特別邀請他來台灣參加紀念儀式。伊藤博文搭乘專艦「吉野」號在6月12日抵達基隆港,17日在台北的典禮完成後在19日搭乘我們上面講的淡水河蒸汽輪船來到淡水,入住海關官邸,也就是今日俗稱的「小白宮」,準備在第二天搭乘專艦到澎湖視察。
    據說伊藤博文與他的隨員當天晚上召集淡水的藝旦飲酒吟詩作樂,伊藤一時興起,就把金質的懷錶送給了其中一個名叫阿勉的藝旦。由於伊藤博文的風流好色在日本政壇人盡皆知,連首相夫人都是出身藝伎,所以大家見怪不怪。想不到30多年之後,有人拿這支懷錶去當鋪典當,當鋪老闆發現錶上有日本皇室專用的菊紋章立刻報警,經過警察盤查之後才發現這個典當者原來是阿勉的兒子。最後由總督府收購以免繼續流傳在外。
    這個故事難以獲得史料證實,但卻可以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雖然海關稅務司官邸建於清代,我們在前幾集已經介紹過了,但是因為伊藤博文與藝旦阿勉的故事發生在日治時期,所以我們仍然把它列為本集的內容。
    淡水的整體氛圍很類似歐美的小型港市,這種風格主要是由英國人管理的海關和港口,與馬偕的教會和學校建築群所構成,後來日本人承續這種風格,讓淡水呈現協調之美。戰後由於政權的轉換,海洋意識低落,加上人口膨脹,管理不當,淡水的風貌迅速改變,尤其在1980年代經濟起飛,更是大肆破壞,早已不復當年風情。我看過1970年代以前的淡水,令人難忘,但那些景象現實上無法回復,只能用畫作的方式挽回一些記憶。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七集 日治時期的淡水之一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七集,主題是「日治時期的淡水」。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1895年6月,日本人成為台灣的新統治者,首先就要移轉關稅權。這個問題因為中國海關是由西方人代為管理而變的複雜。最後一任淡水海關稅務司馬士(H.B.Morse)向日本人表示,徵稅權的轉移沒有問題,但是大清帝國海關是由英國人赫德擔任總稅務司管理的,清廷每個月僅僅撥付三千兩費用,所有的薪俸、房租以及雜支都包括在內,所以是包稅制的概念,因此海關所有的房屋、地產都屬於赫德的私產,與清政府無關。日本人聽了大吃一驚,但去查閱地契文件的確是如此,當時的日本人還是很遵守法律的,所以乖乖付了五萬兩銀子買下基隆與淡水海關的土地與房舍,包括今日的小白宮,才完全取得台灣海關的控制權。

    繼續來談到淡水港。在清法戰爭以前幾十年,淡水長期居台灣各港口出口量的第一名,可是清法戰爭期間由於佈署沈船阻塞線,影響航道通行並改變了水流,重創淡水港。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統治台灣之後主力發展基隆港,因為基隆和日本本土比較靠近,成為所謂「內台航線」的重要對渡港口,內是指日本本土,台灣這一端就是基隆港。因此日本人投入巨資改造基隆港,相對的淡水就受到冷落。其實當時所有台灣西部的港口都遭遇同樣的命運,因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對渡航線被限制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除了地理位置與政策關係,台灣西部各港口都是河港的型態,很容易淤塞,吃水較深的輪船無法進入,相較之下基隆深水港的優勢在輪船時代就特別凸顯,加上基隆還生產優質的燃煤,這些都是西部各港口所不具備的。

    在這種條件下,輪船大多不會選擇停靠淡水,但是戎克船卻不受影響,它們主要載運大陸來的農漁加工品,還有福州杉木材,這些都不依賴淡水的港口設施,報完關稅後就直接上駛到台北的大稻埕或艋舺卸貨,由於不用轉運,對兩岸貿易的戎克船來說,淡水港反而比較受到歡迎。

    但是淡水的地方官員與工商團體仍然夢想回復當年淡水港的榮景,成立推動的組織,提出各種改善計畫,甚至投資向日本採購現代化的挖泥船「淡水號」開始疏濬淡水河,不過這些努力得不到總督府的支持,最後改變不了淡水廢港的命運。

    說完港口,接下來要談到航路與航權。清代由於被迫向列強開放自由通航,加上本身航運業不發達無法競爭,所以許多黃金航線都被外商壟斷,淡水最明顯的就是得忌利士洋行淡水到香港與廈門、汕頭的航線。日本統治之後不可能繼續容忍這種狀況,於是在1899年引進大阪商船株式會社,透過政府補貼削價競爭,到了1901年就已經超越得忌利士的市場佔有率,1903年得忌利士洋行撤銷淡水代理店,1904年完全撤出台灣到華南的航運市場。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在淡水的勝利對淡水港一點好處都沒有,因他把台灣的支店設在基隆,而且把原來從淡水港出口的貨物包括茶葉或樟腦等也都改由基隆港出口,這讓淡水港的地位一落千丈。淡水港的貨物原來都是來自台北的大稻埕,藉由河運轉淡水港出口,當台北與基隆之間有鐵路連通之後這個優勢已經不再,大阪商船完全可以把支店設在基隆,而不需要像過去的洋行設在淡水。
    除了商船,還可以來談一談軍艦。在日治時代的淡水港常駐有數艘日本海軍驅逐艦,她們通常停泊在稅關碼頭前。當時的淡水河還沒有完全淤淺,可容納較大型的船艦進入,而且二戰前的驅逐艦排水量不大,通常不到一千噸,停泊沒有問題。這些驅逐艦進駐各個港口的概念類似今天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地方隊,從事的是警備任務。當時不僅淡水,在基隆、高雄港都常駐有驅逐艦數艘,總督府與這些驅逐戰隊司令有協議,駐港期間要兼職海上緝盜的任務。
    淡水港也偶而有外艦來訪。1932年6月,中華民國東北海軍的「鎮海」號訓練艦帶著青島海軍學校的學生來台灣的基隆與淡水訪問。當時中國處於內戰分裂狀態,各派系都有自己的海軍,東北海軍是屬於奉系,也就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政權,海軍學校設在青島。這次的航程是由於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與日本的關係良好,所以得以安排,當時艦上搭載的學生許多後來在台灣官至海軍高位,譬如馬紀壯與劉廣凱。
    「鎮海」號訓練艦是由德國製造的商船所改裝,除了做為訓練艦和運輸艦使用,還可以搭載兩架水上飛機做為母艦,她曾經在1927年從青島南下上海出動飛機突擊江南造船廠,成為中國首次的海軍航空作戰。
    雖然淡水河早年經常有海輪進入停靠,但隨著河道的淤塞,水深愈來愈淺,反而輪船有大型化的趨勢,到了後來逐漸走上廢港的命運。淡水最後一艘海輪進港,是在1941年一艘載重約3,000噸的荷蘭皇家石油公司的油輪進入卸油之後,淡水港就停止了大型海輪的進出。
    這艘油輪卸油的地點是蜆殼石油在淡水的油槽,位於鼻仔頭,當地俗稱「臭油棧」,這顯然是因為石油的臭味而來。蜆殼石油是英國與荷蘭在馬來亞與印尼開採石油共組的亞細亞火油公司旗下的品牌,在淡水的代理店是登記在日本的「迺生產石油株式會社」。臭油棧本來是英商嘉士洋行的倉庫,殼牌公司在1897年買下改為石油倉庫,有油管棧橋以及油槽,經常有油輪從南洋載油來供應台灣市場,是該公司在台灣最重要的據點。1941年日本南進佔領英屬馬來亞與荷屬印尼,蜆殼石油供應中斷,1944年更被當作敵產而遭沒收。所以這艘油輪成為最後一艘進入淡水港的海輪,可能不僅是水深的原因,還有戰爭造成航運中斷的因素。

    水運不僅僅是船舶,還包括水上飛機,淡水河平靜的水面是水上飛機起降的優良場地。1925年以環球飛行55,000公里而著名的義大利飛行家Francesco de Pinedo中校與機械師Ernesto Companelli駕駛Savoia S-16型水上飛機,於4月21日由羅馬出發經印度﹑澳洲到菲律賓穿越台灣東部於9月19日上午11:35分降落在臺灣的淡水,受到萬人空巷英雄式的歡迎,Pinedo中校接受臺灣日日新報社長女兒的獻花,媒體並有大幅報導。當晚在臺北最高級的鐵道飯店舉行歡迎晚宴。
    在經過檢查與加油之後,Pinedo中校於21日從淡水起飛繼續飛往上海﹑鹿耳島到東京並且在那兒接受贈勳。1933年Francesco de Pinedo在紐約的一次飛行中起飛失敗,不幸身亡。
    1925年Pinedo駕機來淡水的時候,當時淡水的水上飛機場還沒有成立,為了那次飛行,臨時裝設了航標等輔助器材。淡水水上飛機場的正式成立要到1941年在淡水鼻仔頭村成立的「淡水飛行場」。這是全台灣唯一的民用水上飛機場,做為橫濱與曼谷之間每兩周往返一次班機的中途加油站,使用載客20人的川西飛行艇。
    「淡水飛行場」僅使用了八個月在1941年底就因戰爭爆發航線停飛而停用,1943年被日本海軍航空隊徵用,曾遭受美軍空襲。戰爭結束後為國府空軍接收,不再做為機場使用,結束了淡水有機場的短暫歲月。
    除了水上與空中交通,我們接下來談談淡水的鐵路。老一輩的人都有記憶,北淡線從台北出發在經過關渡後沿著淡水河抵達淡水車站,沿途風光明媚,曾經是著名的觀光路線,但實際上日本人在1901年興建這條鐵路時主要目的卻是為了淡水港的貨運。當時日本初佔領台灣,基隆港的整治還沒有完成,淡水仍然是主要的港口,為了便於與台北城聯繫以及大稻埕出口商品的貨運,於是興建北淡線,這是台灣第一條鐵路支線。有趣的是當年興建北淡線使用的鐵軌竟是劉銘傳鐵路被日人改線重建後所拆除的剩餘材料。
    基隆港整治完成後成為內台航線的主要港口,淡水港則因為河口泥沙淤淺,無法進出大型船隻而逐漸沒落,北淡線鐵路也就逐漸轉型為以客運為主。1916年新北投支線完成,引來大批溫泉泡湯的遊客,北淡線的觀光旅遊色彩更濃。當時曾經使用過的列車之一是日本製造的Kiha型汽油動車組,也就是本圖所出現的車型。
    Kiha型汽油動車組的首尾是很拉風的流線型,搭乘這種車的渡假感覺一定很濃厚。這型車一直用到1999年才除役,很多人可能搭乘過但沒有發覺,因為中間經過多次改裝,譬如流線型的圓頭被取消改為一般車廂平切的造型,並且改用柴油引擎,成為一般通勤客車,早已失去原來的風采。
    後來公路汽車客運逐漸發達,鐵路的重要性被取代,但是搭乘火車經過淡水河畔遠眺觀音山仍然是極度浪漫的體驗。北淡線鐵路在1988年停止營運,將路基轉移興建台北捷運淡水線,於1997年通車。搭乘捷運經過這兒是否還有當年的浪漫感覺,就看各人的體會了。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主要偏重在交通方面。在下一集我們將會根據淡水的空間軸,也就是各個景點分別獨立來做敘述。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六集 清法戰爭後的淡水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六集,主題是「清法戰爭之後的淡水」,從1885年清法戰爭結束到1895年日本開始統治台灣,中間的10年發生了許多事情,值得一談。本集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我們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清法戰爭以6月9日「清法新約」簽訂,和主帥孤拔於6月11日在澎湖病逝的方式告結束,法國正式開始統治印度支那,清廷也受到刺激加快現代化腳步以及海軍建設,台灣正式建省由劉銘傳出任首任巡撫,開始了他在台灣新政建設的嘗試,這兒必須先提到「二劉之爭」。

    所謂「二劉之爭」就是劉銘傳與劉璈之爭,也代表淮軍與湘軍的派系之爭。劉銘傳來台之前劉璈是台灣的最高長官,駐節台南府城,劉銘傳來台後成為劉璈的上司。劉銘傳認為劉璈廢弛防務而且不配合北部軍隊的協餉,實際上這是重南還是重北的戰略之爭,劉璈忽略了法國海軍的蒸氣戰艦為了取得燃煤的供應一定會先攻基隆,反而把防務重心都放在台南府城,這是劉璈現代知識不如劉銘傳之處。加上兩人分屬淮軍與湘軍系統,本來就不合。



    劉銘傳在戰爭期間就想撤換劉璈了,可是時機上不是很適合。到了清法戰結束之後台灣建省,劉銘傳成為第一任巡撫處理善後事宜,兩人的矛盾更加擴大,這個時候劉銘傳對於劉璈的不滿到達頂點,於是上奏朝廷參劉璈十八大罪狀,內容洋洋灑灑包括軍務廢弛、吏治腐敗、侵吞款項、…以及各種任用私人等。這個時候左宗棠剛好病死,湘軍派頓失靠山,劉璈竟被判斬監候,查封家產並且發配黑龍江充軍,最後死在邊疆,李鴻章的淮軍系統大獲全勝。

    其實劉璈的命運早在1884年7月劉銘傳臨危授命來台灣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劉璈在台灣甚久,擔任台灣兵備道,本來是台灣防務理所當然的最高指揮官,臨戰之前卻突然空降一個欽差大臣,很顯然朝廷對劉璈已經不再信任了。

    劉銘傳擔任台灣巡撫之後,開始對台灣進行現代化建設,其中與淡水有關的一項就是「滬尾砲台」。滬尾砲台是在1886年建造,佔地大約8公頃,主要用於防衛淡水河口。滬尾砲台雖然很靠近清法戰爭時臨時修建的「新砲台」,同樣位於今天的淡水高爾夫球場內。但「新砲台」其實從未完工,並且在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時候被毀於戰火。新建的滬尾砲台則比較靠西側,兩者嚴格說來並沒有存續的關係。
    當時劉銘傳在基隆、滬尾、安平、旗後、澎湖等五個地方共建設了十座砲台,由怡和洋行進口31門英國阿姆斯托朗大砲,其中四門安置在滬尾砲台。劉銘傳建設這些砲台都是由台灣商務局的「伏波」、「威利」、「威定」、「萬年青」等輪船,經由海路運送建材與砲械彈藥,以當時的公路交通條件,海運還是比較實際可行的。
    滬尾砲台當年有四個砲座,配備阿姆斯托朗後膛砲12吋一尊、10吋一尊、8吋克魯伯後膛砲兩尊,所有的火炮在日治時期都已經被拆卸。由於長期處於有台無砲的窘境,直到2020年才由新北市文化局以玻璃纖維FRP材料復刻一尊假砲供遊客攝影留念,但是卻引來爭議,因為有文史工作者說根據日本時代資料這一門砲應該是克魯伯8吋砲,而館方稱根據當年英國領使館資料全部都是阿姆斯托朗砲。由於日治初期日軍曾將各砲台的火炮調換多次,文史工作者說的很有可能是當時從別處臨時調來的克魯伯砲,並非砲台初建當時裝備的英國阿姆斯托朗砲。

    我們觀察滬尾砲台清代的照片,當年為了射界淨空,砲台四周並沒有像現在如此多的樹林,地面也沒有林立的通風孔,中央的空地有三幢房屋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本人在70年代常經過此處,見到裡面駐紮的是陸軍M42防空砲車部隊。後來軍方移交給台北縣政府管理並重新整修,1995年砲台對外開放後,遊客赫然發現城門後方多了一塊由當時縣長尤清題的
    「堅守台灣」門額,與劉銘傳題的
    「北門鎖鑰」內外輝映。這種破壞古蹟的作法引來很大的爭議,所以後來被拆卸,現在已經看不到了,想不到90年代還會發生這種事,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劉銘傳與淡水有關的第二項建設是燈塔,淡水的燈塔原來是由民間興建,中國傳統式樣的望高樓,到了十九世紀末早已經失去功能。在清法戰爭之後的1888年,海關總稅務司另外在油車口建立新的淡水港燈塔。這是一座白色方形的西式鐵塔,高15.8公尺,裝用六等煤油定光燈,光力一百燭。淡水港燈塔也是台灣唯一的河口燈塔,之後還多此經過改建,今天的高度達到32.7公尺,是當初的一倍高。淡水港燈塔嚴格說來屬於海關而不是劉銘傳的管轄範圍,但是對淡水而言,這也是清法戰爭之後較為重要的一項建設。
    劉銘傳與淡水有關的第三項建設是電報,由於台灣是海島,電報要與中國連通就必須鋪設海底電纜。1887年劉銘傳透過怡和洋行向比利時採購一批舊電纜運來台灣鋪成淡水通往福州川石島,長度177海里,以及台南安平通往澎湖,長度53海里的海底電纜,於1888年完工。這是中國第一條海底電纜,由劉銘傳聘請丹麥工程師利用臺灣商務局的「飛捷號水線船」(也就是今天所稱的布纜船)所鋪設的。
    海底電纜對於臺灣至為重要,在從前臺閩之間督撫衙門的聯繫得靠運送公文的專艦,天氣好時也得許多天才到的了福州,海況不佳時根本就斷了音訊,甚至仗都已經打完了朝廷還不知道敵人來犯,更不用說下達指令或是調兵增援。有了海底電纜傳遞電報,中央與前線即時同步,這不僅是科技上的大躍進,官員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推拖拉而必須配合新的節奏辦事了。

    劉銘傳的新政還包括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基隆築港、台北建城以及台灣商務局的輪船航運等等,因為與淡水沒有直接關係,我們這兒就不多提了。劉銘傳的現代化建設表面看來十分熱鬧,但受限於本身的現代視野不足,只看到表面的科技設備,看不到後面的研發、財務、營運的整體架構,就會流於表象,最後無以為繼。他的新政要花大錢又沒有現代化的財稅體制配合,只好去丈量土地開徵新稅,又引發許多叛亂,加上派系鬥爭讓劉銘傳樹敵甚多,很容易就被政敵抓到小辮子參劾,最後巡撫做不完任期就罷官回大陸,連帶新政也半途而廢了。

    時間來到1895年,剛就任台灣民主國大總統的唐景崧在6月4日晚拋棄抗日聯軍逃離台北前往淡水躲藏,在6月6日搭上德國商船“Arthur”號,中文翻譯為「鴨打」號逃往內地。這艘所謂德商「鴨打」號輪船實際上就是劉銘傳台灣商務局的「駕時」 輪,因戰爭而暫時更改船籍到德國航商的名下。
    台灣民主國是當馬關條約簽訂,日軍來台灣接收的時候,不願意降伏的台灣人民結合留滯台灣的清軍組織了抵抗力量。由於馬關條約是政府之間訂定的國際條約,北京不便聲援台灣的抵抗行動,為了不讓朝廷為難,台灣人民於5月25日成立了「台灣民主國」,擁立原來的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年號「永清」以示永遠是清朝的臣民,並且聲明事過之後仍然回歸大清帝國。
    但是才就任台灣民主國大總統的唐景崧根本沒有抗日的意願,帶著顧問陳季同與少數親兵攜帶細軟從淡水溜回大陸,置擁立他的台灣人與他帶來的廣東籍兵勇於不顧。唐景崧要從淡水溜走,關鍵是滬尾砲台是否會開砲攔阻?據說唐景崧是透過淡水海關的洋人稅務司交付賄絡才被放行的。
    主帥腳底抹油溜之大吉,剩下的清軍軍官也紛紛設法找船內渡,被拋棄在台灣的士兵無人統領,補給中斷衣食無著,於是開始打家劫舍,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大稻埕的士紳商賈與在台的洋人受不了,共同出資讓一個剛自鹿港北上的年輕人辜顯榮前往基隆探詢日軍何時進城。日軍這才瞭解從基隆到台北根本沒有防備,於是迅速進兵入城。
    母國官員的懦弱無情,士兵的野蠻殘暴,這些都讓台灣人看在眼裡,最後甚至必須請求敵人趕快進城,這對原來一心向清的台灣人心理產生重大的挫折感,這個影響非常深遠。
    曾經在5月25日升起台灣民主國黃虎旗的滬尾砲台,在6月9日就降旗了,因為日軍近衛師團的先遣部隊抵達,滬尾砲台一砲未發就投降了,這面黃虎國旗只存在了15天。
    這一天日本政府派原來擔任基隆民政支廳長官的福島安正大佐同時搭乘「八重山」號通報艦,率領憲兵軍官2名、下士官以及士兵57名、通譯11名來到淡水,成為首任淡水民政支廳長官,這也是台灣最早進入日本統治時代的地區。
    由於淡水有許多西方人,福島安正因為是受過多種外語訓練的情報軍官,所以被派遣來此。福島安正在淡水要緝拿盜匪、維持治安、安排船隻遣送數千名滯留的清軍返回大陸,還要掌握公共衛生控制疾病、訓練台灣巡捕等,而這些都是他在17天中進行的工作。福島安正在6月25日就交卸職務給參事官大久保利武,前往台北擔任新職。

    福島安正可說是建立了淡水、甚至台灣的現代警察制度。他在1900年義和團庚子事變中與川島浪速合作建立警察組織維持北京秩序,成為中國現代警察制度的創始人。當時留守北京的肅親王善耆因此與川島浪速成為朋友,把他的女兒十四格格顯玗過繼給川島,這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川島芳子。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五集 清法戰爭之二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五集,主題是「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下半場,主要講戰役的部份。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本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我們前面提到孤拔在進攻基隆的同時,派遣他的副手利士比准將率領4艘軍艦與300名陸戰隊分兵攻打滬尾。利士比在9月初就抵達淡水河口開始偵察。1884年10月1日,法國艦隊分遣隊包括:「德斯丹」號二等巡洋艦(D‘Estaing )、「凱旋」號 (Triomphante) 與「拉加利桑尼亞」號鐵甲艦(La Galissonnière ) 、「腹蛇」號砲艦(Vipère)等4艘軍艦由基隆開來淡水河口。抵達之後法國軍艦以旗語向滬尾港內通報要求西方人盡速撤離。第二天早晨4 艘法國軍艦由南往北縱隊排列,開始砲轟淡水各砲台以及滬尾市街,歷時十三個小時,共計發射了一千多發砲彈,到傍晚才停止,讓清軍各砲台完全喪失了戰力。
    由於法國軍艦在10月2日預定攻擊的前一天就以旗號通報滬尾港內的西方人,說明天早晨10點鐘將開砲,要他們走避。當天清晨淡水的外僑依照英國領事館的指示來到得忌利士碼頭,準備登上英國皇家海軍砲艦「金龜子」號(HMS Cockchafer)。當時「金龜子」號停泊在更上游的鼻仔頭躲避法軍的砲彈,時間到了才開過來接運。

    根據「烏龍茶之父」,英國蘇格蘭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的記載,他說:「起初女人們在祖國『安全的』砲船上,頓覺寬心不少,擺出很優雅的姿勢,斜倚船舷,欣賞兩軍交火盛況,不料ㄧ砲擊中了舷側的河面,提起滔天水花,才把花容失色的女士們請下了船。」 陶德當時也在「金龜子」號上面,他所所提到的女士們當中有一位是馬偕的夫人張聰明。
    由於法軍在10月1日通知淡水西方外僑預告次日上午10點要開砲,得知這個情報的新砲台決定在當天清晨6時半就搶先開砲,這讓法軍大吃一驚。由於清晨法軍看向清軍的陣地是逆光,難以觀測砲位,這對清軍是有利的。
    但是由於建設時間不夠,新砲台的砲座地面來不及夯實,支撐力不足,影響火炮準確度與持續的戰力,此外新砲台來不及構築具有防禦功能的彈藥庫與營房,只能暫時挖地壕代替,當敵砲反擊時士兵就只能跳入壕溝中躲避。到了當天下午新砲台的胸牆被打穿,法軍看到後方的砲陣地情況,集中火力就將新砲台給消滅了。

    更早被毀的是位於河口水雷哨旁的白砲台,由於它只是以沙包掩護,又只有一門砲,很快就被法國軍艦的火砲給摧毀了。
    除了清軍砲台與陣地被毀外,還包括許多民宅與西方人的產業,譬如馬偕住宅的前院,牛津大學堂的一角,與淡水海關官舍(也就是俗稱「小白宮」)的三幢建築中一幢被擊毀。馬偕曾提到有許多未爆彈,他收集之後用一條小船沉入河底,他還說有當地人敲打未爆彈想要當廢鐵賣錢,結果砲彈突然爆炸,那個人就被炸死了。
    當天的夜晚,利士比派出船上的工程師在化名為法國人卡洛力(Carozzi) 其實就是原來是擔任淡水港引水的英國人本特利(Bentley)的帶領之下,搭乘小火輪前來偵查封鎖線,清軍引爆一枚水雷,炸傷了一名法國水兵。法國人驚覺這是可以遙控引爆的雷陣,無法用技術手段排除,這樣法國軍艦就不可能進入淡水河進逼台北城。

    想要突破河口的水雷陣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派兵登陸搶占水雷哨自行引爆,但是以利士比手中的兵力要進行這樣的作戰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緊急向孤拔請求增兵,孤拔雖然明知基隆方面後續戰鬥還需要兵力,但仍然加派了三艘軍艦與5個陸戰連前來淡水支援利士比,這三艘軍艦分別是:「杜居士路因」號二等巡洋艦(Duguay-Trouin) 、「雷諾堡」號木殼巡洋艦(Châteaurenault),以及膽號運輸艦(Tarn ),讓滬尾法國軍艦的總數達到7艘。

    由於天候不佳,利士比一直等到10月8日才發動總攻。當天9時起法艦列陣海上,由北至南依序為:「雷諾堡」、「德斯丹」、「膽」、「凱旋」、「杜居士路因」、「拉加利桑尼亞」、「腹蛇」,對沙崙和油車口進行登陸前的炮擊準備。

    利士比的計畫是由今天沙崙海水浴場的海灘登陸向新砲台進攻,破壞火炮後再轉而攻擊較靠近河邊的白砲臺,並佔領兩砲臺之間的點火所,引爆水雷後就收兵。可見利士比的目的只是為了解除淡水河口的障礙,給艦隊進入淡水河製造條件,並沒有讓地面部隊循陸路進攻台北平原的打算。


    1884年10月8日早晨,利士比准將率領七艘法國軍艦在沙崙外海進行登陸作戰。
    我們這邊要解釋的是,十九世紀的登陸作戰與二戰美軍太平洋跳島兩棲登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首先當時所謂的陸戰隊是以艦上水兵臨時組成的登陸連隊為主力,並且由艦上的尉級軍官擔任連長,每個連大約有120兵員,在沙崙登陸戰中法軍共組成了五個連,大約600名兵員。
    其次當時沒有兩棲專用載具,只能用艦上的小艇來轉乘,因此必須分好幾個舟波登岸,先上岸的部隊還必須等下一舟波的後續部隊到齊,因此速度很慢,甚至還必須組成整齊的方陣才能前進,當時登陸沙崙的法軍就是如此。此外受限於載具也不可能攜帶重型裝備,當時法軍上岸最重的武器是裝在兩輪砲架上的哈乞開斯3.7公分輪轉機關砲。
    根據紀錄,法軍在開始登陸後一個小時才在外城岸接戰,當時清軍在城岸後方以步槍射擊,被法軍的優勢火力突破而越過外城岸
    。但這可能是清軍的策略,因為外城岸後方就是黃槿與林投樹林,正是本役逆轉勝的關鍵地點。法軍以優勢的兵力及火力獲得初步的勝利,因而得意忘形,以為清軍都是不堪一擊的。


    但是一進入林投樹林當中,法軍原來井然有序的隊伍就被分割而彼此失去聯繫,
    由於林投樹葉堅硬帶刺的特性,不容易穿越,法軍只能在固定的通道中行進,使得清軍很容易掌握他的行進路線,有利於安排伏擊。而且法軍的隊伍因為分割,每一組人愈來愈少,
    加上地形不熟迷失去方向感,一聽到清軍放冷槍就緊張兮兮,頻頻開槍回擊,這讓攜帶有限的彈藥很快的就用光了
    。而且每當有一名法兵受傷,就需要六個人抬回出發點,這六個人一去也就不再回來,讓現場的法兵愈打愈少,奪取水雷哨的任務也就沒有辦法達成了。
    滬尾一役到了將近中午的11點45分,法軍傷亡慘重,一名法軍信號兵爬上沙崙附近的望高樓頂用手臂對外海的法艦發出信號:「彈藥用罄,損失慘重,我們非撤退不可!」


    當時法國媒體曾以鐵筆版畫繪出這一個場景,圖中清晰呈現這名法軍的裝束與動作,我們看到由於他沒有攜帶手旗,所以只能揮舞草帽來發出信號。



    法軍當場陣亡9人,失蹤8人,負傷49人,被俘虜的第1連連長方丹上尉(Lieutenant de vaisseau François Edmond Fontaine)與另外兩名俘虜被清軍斬首。清軍方面則陣亡了80餘名,受傷200餘人。這就是所謂的「淡水大捷」。法軍進攻滬尾的行動宣告失敗,從此只能派軍艦在河口外封鎖,再也無力發動攻擊。


    這場戰役還有其他的人參與。譬如馬偕的偕醫館在滬尾之役期間就曾經救治過大量受傷的清軍士兵,除了馬偕之外,另一名在海關服務西方人醫師約翰生(Dr. C. H. Johanson )與英國炮艦「金龜子」 ( HMS Cockchater ) 號的船醫布羅恩( Dr.Browne ),以及馬偕的學生們也都參加了醫療救護工作。當時共送來重傷者70人、輕傷者50人,經過救治僅有12人死亡,這在當時算是很高的成效。這些義行受到劉銘傳的表揚,派孫開華前來偕醫館巷馬偕致意。

    相較之下,在清法戰爭爆發後因為台灣人民懷疑基督教徒暗通法國人,在北台灣各地焚毀了七座教堂並且造成數十名信徒的殉難。1885年5月29日馬偕面見劉銘傳,獲得一萬墨西哥銀元的賠償,馬偕以這筆錢重建了七座教堂。

    滬尾之役也留下一些謎團。根據淡水海關稅務司法來格(E. Farrago)向朝廷的報告與約翰·陶德的報導中都說,10月3日當劉銘傳聽到基隆失守時本來要逃離台北城,他在一千多人護衛下攜帶細軟乘轎子往竹塹也就是今天新竹的方向前去,在經過龍山寺的時候被民眾發現,認為他想要脫逃,竟被拽住頭髮拖下轎子毆打,然後監禁在龍山寺內禁止他離開,劉銘傳直到聽說淡水戰役穩住情勢,才同意留下來坐鎮,之後才被民眾釋放。

    我們不能確定陶德所寫的是否來自法來格的轉述,或許兩人都不是現場目擊者而是聽取華人下屬的報告,但法來格是淡水海關稅務司,是清廷的高級官員,收錄在大清《法軍侵台檔》中的正式報告,是不能等閒視之的。

    滬尾之役雖然只打了半天,但法軍的封鎖卻超過半年,當時台灣茶葉是歐美上游社會的高檔商品,這些都是從淡水港出口,一年達二百八十萬海關兩,佔總出口貨物的93.8%,九成輸往美國。法軍的封鎖產生很嚴重的影響,對清廷造成很大的壓力。
    法軍的封鎖也使得淡水洋人的生活物資與食物短缺,因此又有奸商走私高價供應,台灣海岸一向就有不走正口逃避關稅走私的傳統,在法軍封鎖之後仍不以為意照常走私,但法軍嚴格查緝,動輒追捕查扣甚至砲轟,根據法方資料因此被擊沉的走私船多達30艘。

    為了有效執行對全台灣的封鎖,孤拔決定佔領澎湖為基地,1885年3月29日發動馬公戰役,31日就占領澎湖全境,4月3日孤拔將在基隆的法軍大部份上船撤往澎湖集中,準備支援越南,因為越南才是法國真正的目標。不過孤拔的確有考慮長期占領澎湖做為海軍基地,但是法國政府的政策不支持,加上孤拔在6月10日就病死在他的旗艦「巴雅」號上,這件事就沒有下文了。這幅圖是表現孤拔在澎湖病逝,旗艦「巴雅」號的帆桁交叉斜置,表示艦上有喪事,這是歐洲海軍的古老傳統,一旁的僚艦則在施放弔喪的禮砲。

    滬尾之役法國方面常稱之為「攻擊」 (attaque)而非「戰役」 (bataille),因為它原來就是為了奪取水雷哨而發起的一場小型軍事行動,只持續了一個上午,大約4個多小時,並不像很多人以為的法軍登陸沙崙是為了要佔領滬尾,法軍的目標只是奪取水雷哨的控制權而已,目的是為了讓軍艦通過淡水河進逼台北,以取得與北京談判的籌碼。

    滬尾之役也留下許多傳說,譬如孫開華一面喝法國香檳一面持刀斬殺敵人的旗手,或是廟宇中的神明顯靈,讓法軍砲彈打不中等等,這些就姑妄聽之了。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四集 清法戰爭之一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四集,主題是「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我們預定將以兩集的篇幅來說明這個主題。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本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

    清法戰爭最初發生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與法國爭奪越南宗主權的問題。法國侵入越南並非始自1884年的清法戰爭,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法國就已經佔領印度支那也就是中南半島許多地方,而越南皇帝在幾次簽訂的條約當中也早已承認法國是越南的宗主國。也就是說1884年的清法戰爭並非開始,而是對過去三十年法國在印度支那所有行動的總結正式承認它的結果。

    清法戰爭的戰場除了越南與中國邊境,還有福建馬尾與浙江石浦的海戰,台灣的基隆、淡水(也就是滬尾),與澎湖媽宮的爭奪戰,以及法國艦隊在封鎖全台灣的時候對蘇澳、安平以及打狗旗后等港口所進行的砲擊。戰役的過程很複雜,相較之下滬尾戰役只是其中的一段,而且時間最短只有一個上午大約4個小時,過程也相對簡單,但滬尾之役與清法戰爭其它戰役是沒有辦法切割的,因為它們彼此有因果關係,如果我們只是講滬尾戰役就會不知前因後果,甚至對這場戰役的性質產生了誤解。

    所以我們在節目當中仍然會帶到除了滬尾之役之外其它的戰役,好讓大家對整個局勢有一個較全面的認知,不過細節不會講太多,畢竟我們節目是以淡水為主題。此外由於我們是海事博物館,所以會偏重在海軍的角度,希望各位理解。同時在此預告,未來我們將製作以整個「清法戰爭」為主題的節目,到時候歡迎各位收看。

    好,現在我們就來介紹清法戰爭的台灣戰場是怎麼開始的。



    1884年4月13日,一艘法國東方艦隊的三等巡洋艦「窩爾達」號(Volta,或譯樓打號)由艦長福祿諾(Ernest François Fournier)中校率領抵達基隆,要求供給煤炭被基隆當地的商家拒絕,於是法國軍艦威脅要砲轟基隆要塞。經過英國領事福拉格的調停,透過英商德忌利士洋行的中介,福祿諾終於獲得了他所需要的煤炭,然後在15日率艦離開基隆到天津與李鴻章會談,並代表法國政府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李就是李鴻章,福就是福祿諾。清政府同意對法國與越南之間所有已定及未定的各條約一概不加過問,同意將在北越的駐軍立刻調回邊界,等於是決定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

    各為可能很奇怪,一個軍艦的中校艦長居然可以和中國的首相簽訂如此關係重大的國際條約?其實當年歐洲海權國家的海軍軍艦等於是游動的領事館,艦長身兼外交官的角色,可以自行發放簽證,在政府的授權之下也常代表政府與外國簽訂外交條約。

    福祿諾與李鴻章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約」之後,法軍在6月23日依照協定去諒山附近的北黎接收,當地的清軍卻以未接獲北京的命令為由拒絕退出,並且開槍造成法軍傷亡,這個被稱為「北黎事件」的意外讓法國人大為憤慨,認為中國人違約,戰爭於是全面擴大並且波及到台灣。
    法軍的策略是要佔領台灣北部讓艦隊獲得基隆煤礦的補給,並且殲滅福建船政與南洋水師以消滅區域內最可能的威脅,以造成對中國的壓力和取得與北京談判的優勢。這是我們談清法戰爭台灣各戰役必須瞭解的戰爭性質,法軍並沒有占領台灣土地殖民的計畫,完全是從海軍而非陸軍的戰略角度來看。


    清廷也知道事情大條了。1884年6月16日,朝廷派劉銘傳為欽差大臣賞巡撫頭銜,督辦台灣軍務。7月14日劉銘傳從上海秘密搭乘招商局的「海晏」號輪船在颱風夜突破法國軍艦的封鎖來台灣上任,法國軍艦從後方追殺, 幸好當時海上大風雨因此法軍未能得手,劉銘傳順利在基隆上岸。
    在劉銘傳搭乘「海晏」輪來台的同一時間,一艘德國商船「威利」號(Welle)也滿載劉銘傳在上海購買的十九門17公分克魯伯(Krupp)大炮、水雷以及大批的軍火來到基隆,因為法國軍艦的封鎖不能入港,全部轉運到淡水卸貨,這批軍火部份留在當地,對滬尾之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劉銘傳16日在基隆上岸, 20日就趕赴台北巡視新建好的城牆。當時法軍已經準備攻打台灣,果然8月5日法國東京灣艦隊司令利士比准將就率領軍艦砲轟基隆並且登陸大沙灣,結果被清軍誘敵深入,進到不熟悉地形的山區突然遭到三面伏擊,法軍大敗撤退,這是所謂的「第一次基隆戰役」。利士比進攻基隆失利之後,回到馬祖列島海域加入孤拔的中國海艦隊,並被孤拔任命為副指揮官。


    1884年8月23日,由孤拔率領的法國艦隊在福建馬尾羅星塔前的閩江全殲船政水師11艘軍艦,這場遠東第一次的蒸汽輪船大海戰被稱為「馬江之役」。海戰結束後,孤拔在9月30日親自率領8艘軍艦進攻基隆,展開「第二次基隆戰役」。



    孤拔在進攻基隆的同時就想要分兵攻打淡水,淡水會成為法國艦隊的目標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從十七世紀西班牙時代開始淡水與基隆就是互為犄角的關係,孤拔也認為佔領基隆就一定要佔領淡水,如此就可以左右鉗制台北城,也防止清軍能夠集中兵力攻打基隆,把法國人趕下海。
    其次,淡水有淡水河直通台北,對於有海軍優勢的法國人比從基隆到台北要經過許多山區有利許多。這和十年後日本人由基隆進入台北的情況不同,日本人在1895年征台的時候,基隆港與台北城之間已經有鐵路方便運輸,但在1884年法軍進攻時卻是沒有的。

    孤拔把進攻滬尾的任務交給他的副手利士比准將,兵利為4艘軍艦與300名陸戰隊員。利士比在9月初就抵達淡水河口開始偵察清軍的守備,我們看法軍留下當時測繪的地圖,可以說是非常的準確詳盡。



    我們再來看看清軍方面的備戰狀況。清軍沒有可以出海作戰的軍艦,當時只有一艘福建船政水師的「萬年青」號被封鎖在淡水港內。「萬年青」號最多只能算是運輸艦,不可能對法國艦隊採取任何行動。另外還有一艘英國皇家海軍的砲艦「金龜子」號也被困在港內。

    清軍方面能做的就是徵集大批木船裝滿石塊自沉在河口,並且在內外佈滿水雷以阻止法國軍艦開進淡水河。清軍有兩座砲台,並且有5個營約2,500名的清軍與鄉勇,駐守在砲台與隘口防範法軍登陸。清軍的指揮官是孫開華,出身自湘軍。

    劉銘傳的戰略是將基隆的守軍大部份抽調來淡水,因為他認為對台北城來說,淡水比基隆更重要。即使如此兵力還嫌不夠,所以由當地壯丁組成的鄉勇也占了相當比例,甚至包括歌仔戲班的武生,這可以說是滬尾之役的特色。以下我們就幾個防禦的重點來說明,首先是淡水河口的水雷與沈船封鎖線。



    為了阻止法國軍艦從淡水河口溯流而上進犯台北城,劉銘傳命令專人測量淡水河口的水深,發現滿潮是3丈4尺,也就是7.5公尺,於是購入中式帆船四艘,舊炮船六艘,裝載石頭九千擔,大約等於540噸,在淡水河口一字擺開,然後鑿穿船底沉塞於河道上。沉船之後再次測量發現水深仍然可能讓法艦進入,於是又再緊急購買大型中式帆船十艘沉於河口,以保證法國軍艦難以進入。


    光沈船還不夠,還要加上水雷佈設。
    孫開華在原水師營的地方設立水雷局,並在封鎖線後佈下了10枚由電線遙控的水雷,這些水雷每一枚裝有500磅炸藥,以浮筒懸吊在水下,由岸上的水雷哨採通電方式遙控引爆。這種水雷比觸發式的錨雷或漂雷技術難度更低,更適合用在固定的陣地譬如河口阻塞線。電力引爆可以用電池,在當時已經是成熟的技術,而且清軍中還有許多德國人當顧問。這種戰術一直到對日抗戰期間國軍仍然大量採用,顯然很有效。

    其次我們要談到「城岸」,這是滬尾之役的特點。所謂「城岸」就是
    利用沙崙原來的高地,以人工築成的夯土牆將其連結起來成為防禦工事。城岸的尺寸大約為4米高,一面是傾斜的,下寬上窄,基座寬約2.5米,頂端寬約1.5米。
    傳統夯土建築從收集原料,到攪拌、搬運、夯實都需要大量人力,尤其城岸是劉銘傳到任之後才決定興築,時間只有兩個多月,如此長的城岸工程浩大,動用民工必定超過數千人,並且要日夜趕工才有可能完成。
    「城岸」不可能有太多細緻的裝修,因為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有些繪圖把城岸畫的好像北京八達嶺的萬里長城,還有磚砌的城垛,那是藝術表現,不能當真。
    今天的「城岸」遺址有兩條,也就是「外城岸」與「內城岸」,但是有文史專家稱「內城岸」是滬尾戰役之後才興建的,也就是說法軍來襲時只有一條城岸,這一點可能還需要得到史料來證實。
    「城岸」不僅僅是防禦工事,它與水雷沈船封鎖線還是配套的。如果法國人無法突破河口的封鎖線,就只能在沙崙登陸以奪取水雷哨的控制權,那麼城岸就是阻撓法軍進攻路線,甚至導引法軍進入林投樹林迷宮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要說到「砲台」。淡水在西班牙、荷蘭及清代都設有舊式的砲臺。到了1874年牡丹社事件,清廷為了加強防備,在今天淡水海關燈塔旁新建名為「中崙砲台」的西式砲台,這就是法軍在軍用地圖上標示為”Fort Blanc”(白砲台)的地方,它靠近水雷營,成為配合淡水河口阻塞線的重要防禦設施。
    根據1884年10月1日法國軍艦「蝮蛇號」(Vipère)從海上所觀測到清軍正在構築砲台的報告。由於高度的關係,法軍沒有辦法看到胸牆後面的狀況,只能根據起重機正在吊裝火炮研判是這是一座新的炮台。事實上「威利輪」運來的火砲有一門裝在白砲台,三門裝在新砲台。
    以上是清法雙方在滬尾的備戰狀況,戰役的部份我們將在下一集介紹。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的收看,下次再會。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第三集 淡水開港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是第三集,主題是「淡水開港」。與其他各集一樣,除了豐富的故事,我還要加上許多我自己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本節目的特色,是別人所沒有的。1858 年英法聯軍之役的結果簽訂了「天津條約」,增開臺灣的安平與淡水為口岸,之後又以雞籠為淡水的副港﹑打狗為安平的副港。不過淡水的正式開港應該以1862 年7 月28 日,福建候補道區天民在滬尾守備署開設海關,正式徵收關稅起算。1863 年,也就是同治2 年,清廷在總稅務司下新設立「副稅務司」一名,專門管理臺灣四個新開口岸的關稅業務,英國人侯威爾(John William Howell)擔任首任副稅務司在滬尾辦公,所以滬尾成為本關,雞籠、打狗、安平則列為分關,徵收的關稅統一由滬尾關轉交天津關庫收納。所以可知當時淡水的地位是超過其他三個口岸的。海關進駐之後最早建立的建築群是「關署區」,它的位置在今天紅毛城下方的停車場,包括有辦公室、船員宿舍、倉庫等建築。這些建物在1895 年日本剛統治台灣的照片還可以看得到,但是今天都已經不存在了。其次是「官邸區」,也就是目前著名的婚紗攝影景點「小白宮」。這是由海關副稅務司長郝伯遜於1866 年購買土地,1869 年規劃興建,為殖民地式樣帶迴廊的建築型式,共有三座洋樓分別提供副稅務司長、秘書和部屬居住,當時淡水人稱之為「埔頂三塊厝」。由於海關建築群通常位於河口要地,所以稅務司官邸也有極佳的視野,本人所畫這一幅插畫,即是表現在觀音山與淡水河的美景前喝下午茶的優雅風情。1884 年清法戰爭法軍艦隊進攻淡水,三座洋樓中部屬所居住的那一幢被法艦的砲火炸毀,只剩下兩棟。1895 年因日本人占領台灣而移交海關業務,本官邸於8 月5 日一併交給日本人管理。1896 年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來台灣參加始政周年紀念儀式的時候曾經在此居住,並且有和藝妓阿勉的風流韻事傳說。之後這兩幢建築曾經做為稅關的俱樂部與淡江中學的學生宿舍,日益破敗。戰後國府接收拆除了其中一幢,只剩司長官邸。到了1996 年財政部本來要全部拆除改建為員工宿舍,被地方文史工作者搶救保存,成為三級古蹟。接下來是「碼頭區」,也就是今天的「稅關碼頭」。它的建設由清代開始一直到日治時期才完工,全長約為150 公尺,分為三段,石砌建築非常堅固。它的特色是有15 根「繫船石」以及「登船口」,可供船舶停靠和上、下貨使用。入口的小洋樓約建於1895 年,臨碼頭的幾幢倉庫則是建於1920 年代。這一幅圖呈現在日本統治時代,淡水常駐有數艘驅逐艦停泊於稅關碼頭前。當時的總督府與海軍之間有協議,這些驅逐艦要兼職海上緝捕海盜的任務。「稅關碼頭」在戰後長期被海軍使用稱為「海光營區」,之後為海巡接手。到了2000 年才公告為市定古蹟,並由新北市文化局接手,整修後開放。配合淡水開港,英國於1861 年在淡水設立領事館,1867 年英國政府與清廷訂定《紅毛城永久租約》以一年10 兩紋銀的代價租用原為荷蘭人於1644 年興建的「安東尼堡」,也就是俗稱的「紅毛城」做為領事館址,英國人租用之後做了較大幅度的改建,包括四周新增圍牆,將原來白色的堡壘漆成紅色,並且加了一座突出的小碉樓。之後並於1891 年在它的旁邊興建領事官邸。英國領事館在二戰期間被日本人查封,戰後即發還。1950 年英國與中共建交,但英國在北京只有設代辦處而沒有大使館,反而在沒有邦交的台灣淡水紅毛城設有領事館。英國在1972 年隨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後才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同時撤銷淡水的領事館,轉由澳大利亞及美國代管,英國人的政治手腕可見一班。直到1980 年才由中華民國政府收回並被指定為國定古蹟,在整修後開放參觀。英國領事官邸是1891 年完工,位於紅毛城的東側,是英國在臺灣所建造的第三座,也是最後一座的領事官邸。領事官邸由英國人郝勃遜設計,中國工匠施工建造,它是屬於英國殖民式,帶有拱型迴廊的二層紅磚洋樓建築,而施工的中國工匠則帶來許多閩南式建築的細部風格。前方的草地據稱是台灣第一座網球場。第一任英國駐台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或翻譯為郇和),他是協調租下紅毛城的人,而且他不僅是位外交官,還是位著名的動植物學家,他利用職務之便長期在華南與台灣進行動物研究包括鳥類、哺乳類與昆蟲類,有許多品種以他的名字命名。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於1885 到1891 年任淡水領事,所以是負責建造官邸的人,他離任時剛剛完工。翟理斯是位漢學家,曾翻譯孔子、老子、莊子等中國古代思想家著作介紹給西方社會,後在劍橋大學擔任中文教授,長達35 年。既然開港就表示外國軍艦可以進駐,所以英國長期有一艘炮艦駐在淡水港,清朝的水師也輪派有兵船進駐。以1884 年10 月清法戰爭滬尾之役時為例,當時在港的英國炮艦是「金龜子」號,清國水師則是馬尾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號輪船「萬年青」號。兩艘軍艦都被法國艦隊封鎖在港內,到第二年才得以離開。說到開港,就必須提到洋行。洋行類似今日的進出口貿易公司,國外產品的代理商,有些還自營輪船航運業務。洋行都是由洋人設立,不過會聘請華人當「買辦」。洋行通常設在碼頭邊以方便監視船隻進出、裝卸貨物與報關,洋行的建築空間通常包括辦公、倉儲與住所,型式通常是帶有拱型迴廊圍繞的熱帶殖民式風格。淡水有所謂的「淡水五大洋行」,也就是:「和記」、「怡和」、「寶順」、「德記」與「得忌利士」。其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就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他們早在1858 年就在淡水、大稻埕與打狗分別設立據點。其次要特別提到「寶順洋行」(Dodd & Co.)。「寶順洋行」是英國籍的蘇格蘭人約翰·陶德(JohnDodd)所設立。約翰·陶德可說是台灣茶葉產業的開山祖,他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委託近郊山區的茶農契約農作,又創立品牌,建立通路,讓台灣的茶葉成為倫敦上游社會的高檔貨,創造了大稻埕的繁榮。由於淡水是大稻埕的外港,所以「寶順洋行」分別在大稻埕與淡水都設有據點,大稻埕的買辦就是李春生,而約翰·陶德則較常在淡水。至於「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則是以航運業務著稱。Douglas 翻譯成「得忌利士」各位可能覺得很奇怪,那是因為得忌利士洋行的總部在香港,這是廣東話的翻譯。「得忌利士洋行」是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經營華南航線非常有歷史的航運公司,也是早年航行台灣的重要外商輪船公司之一,經營有淡水、香港航線,並獨佔台灣到華南的海運市場,之後才涉入進出口代理業務,這是他與其他洋行不同的地方。淡水的「得忌利士洋行」建於1871 年,分為前後兩棟,前棟名為「第一檢查場」,後棟名為「輸入品倉庫」。前棟為面寬五開間的一層樓磚石砌建築,後棟為矩形的廣間型建築。得忌利士洋行的前棟目前面臨中正路,事實上早年前方是直接臨淡水河的,因為那兒就是得忌利士洋行的碼頭。在日本佔領台灣之後,得忌利士洋行被日本殖民政府刻意排擠,最後不得不退出台灣的航運市場。淡水得忌利士洋行的建築雖然於2013 年修復做為「得忌利士洋行博物館」使用,但前方臨水的碼頭景觀已經不可能回復。雖然稱為「得忌利士洋行博物館」,但館中展品稀少,有關得忌利士輪船的內容更是幾乎沒有,而且空間常被挪為其他目的使用,十分可惜。德忌利士洋行的輪船早年所搭載的旅客當中,有一個影響淡水深遠的洋人,那就是馬偕(GeorgeLeslie Mackay)。馬偕在1872 年3 月7 日攜同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德馬太醫生(Dr.Matthew Dickson)由打狗,也就是今天的高雄搭乘英商德忌利士公司的「海龍」號輪船(SS HaiLoong)途經安平港,於3 月9 日在淡水登陸,開創了台灣北部長老教會與馬偕博士個人在台灣的歷史地位。馬偕牧師為蘇格蘭裔加拿大籍人士,曾在加拿大、美國與英國愛丁堡受神學教育,由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派遣來亞洲傳教。馬偕來到滬尾後除了建立教堂,還培訓台灣本地的傳道人,讓長老會本土化。馬偕酷愛旅行傳教,在旅程當中累積經驗發現行醫施藥是最有效接近台灣人的方式,所以創建「偕醫館」,後來發展成台灣著名的馬偕醫院系統。很多人以為今天的「滬尾偕醫館」是以馬偕自己的名字來命名,其實那是一位同名的美國底特律船長過世之後。遺孀為了紀念先夫,於1879 年捐款3000 美元,馬偕博士用其中2500 美元興建了這座醫館,所以被命名為「滬尾偕醫館」。這是北台灣第一座正式的西醫醫院,它的建築由馬偕親自設計,當地泥水匠洪泉負責營造,所以呈現閩南與西式建築混和的風格。馬偕同時發現設立新式學堂也是幫助傳教的重要手段,於是在1880 年第一次回加拿大述職的時候到故鄉募款獲得加幣6,215 元。馬偕1881 年回台後就利用這筆款項做為基金,親自選址、規劃、設計、監工,興建這座融合了基督教義與閩南式四合院的建築,於1882 年7 月26 日竣工,9 月14 日開學。這幢建築被命名為「理學堂大書院」。英文名Oxford College,所以也被稱做「牛津學堂」。Oxford 這一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馬偕的故鄉牛津郡是贊助資金的主要來源。牛津學堂不僅是神學院與醫學院之所在,後來也是淡江中學與真理大學的起源地。目前牛津學堂已經被長老教會北部大會作為史蹟館,並且被政府列為國定古蹟。馬偕於1878 年5 月27 日迎娶住在五股的台灣女子張聰明為妻,後代在台灣以「偕」為姓,他的兩個女兒也都嫁給台灣人的牧師與教會長老。所以馬偕在台灣能建立歷史地位絕不僅因為是長老會牧師,他還兼具教育家、醫學家,與台灣女婿的身份。1901 年6 月2 日馬偕因為喉癌去世,葬在淡江中學,享年57 歲。淡水每一個景點的背後都有豐富的歷史故事,在欣賞美景之餘如果能有故事幫助想像,就能創造主題旅遊的價值,這就是我們節目希望達成的目的。謝謝收看,下次再會。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二集 清代初期的淡水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歡迎觀看「淡水。歷史場景再現」。今天我
    要接續上一集「西班牙與荷蘭時代的淡水」,來講一講「清代初期淡水的故事」。不僅如此,我
    還要加上許多我所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這是本節目的特色,是別
    人所沒有的。

    從明鄭到清代初期,台灣的當政者都是重南輕北的。所謂重南,就是把重心放在台南府城,所
    謂輕北,就是忽視雞籠與淡水的地位,不僅沒有維持西班牙與荷蘭時代已經建設的基礎,還反
    而倒退,讓台灣北部重新回到荒煙蔓草的原始時代。

    舉一個例子說明。清代初期對於淡水的防務,是由安平水師撥兵丁十個人到淡水駐防,每半年
    輪換。十個人已經是很少了,事實上他們只是來象徵性的停留兩個夜晚就離開,其他時間台灣
    北部等於是處於不設防的狀態。

    當時台灣府城以北的防務是由左營負責,派遣的官兵與船隻則是由其轄下的笨港與二林港輪流
    派出,由一名把總帶船巡哨。通常是南風盛發的時候前往,要待到北風季節才能返回駐地,但
    根本是在第三天就返回了。這一幅插畫是表現清朝水師派來淡水駐防的汛兵發現荷蘭人遺留的
    安東尼堡已經因無人駐守而成為被吞沒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廢墟。

    以上是康熙36年,也就是西元1697年來台灣採硫磺的郁永河親眼所見到的實際狀況,當時台灣
    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才十四年,就已經是這副模樣了。我們由郁永河的旅行路線可以看出端
    倪。他沒有像從前西班牙時代從福州直接航行到淡水,反而乘船至廈門,由廈門渡海到台南
    府,再循陸路跋涉到淡水,繞了一大圈,既費時又辛苦。而且郁永河在台南府城的時候,官員
    們都勸阻他去淡水,認為那兒是蠻荒瘴癘之地,不適人居,這也反應清朝統治台灣的官員對台
    灣北部的陌生與不瞭解。

    雍正元年,也就是西元1723年,台灣諸羅縣下設置彰化縣與淡水廳,當時淡水廳的行政範圍南
    至大甲溪,北至雞籠,涵蓋範圍非常廣大,而且廳治設在彰化或新竹,與今天淡水區的概念完
    全不同,所以上述情況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說到淡水必須要提到港口與貿易的管理。清廷是在康熙23年,也就是1684年正式將臺灣納入版
    圖,對於口岸的管理為了方便稽查和徵稅,延續明代「貢舶貿易」的政策,以限定的口岸對渡
    方式來管理,首先開放的是臺灣府城的鹿耳門與福建廈門對渡,鹿耳門壟斷全台航運與貿易因
    此被稱為「正口」或「正港」,這是現在台灣形容是正牌真品而非走私假貨常用「正港」這一個
    名詞的由來。

    康熙限定只有鹿耳門與福建廈門可以對渡的政策,也可能是1697年郁永河要繞一大圈而不能從
    福州直接航向淡水的原因。淡水與福州能夠直接對渡要等到九十五年之後,也就是乾隆57年,
    西元1792年。那一年清廷開放淡水的八里坌與泉州與福州對渡,由於八里坌在淡水河南岸,所
    以當時的商業市鎮都集中在新莊、艋舺等地。這時出現「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就是
    指台灣的三個「正口」∶台南府城的鹿耳門、台灣中部的鹿港、與台灣北部淡水的內港艋舺。
    之後由於淡水河南岸的八里坌日漸淤塞,才改到北岸,也就是今天的淡水。

    乾隆時代由於台灣各地方開始發展,「正口」已經不敷使用因而出現許多「私口」,也就是地下
    走私的管道。到了道光之後原來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已經不足以應付,不得不讓私口就
    地合法而成為「小口」。

    到了1830 年代鴉片走私猖獗,清政府對於指定口岸對渡的政策已經無力嚴格執行,這時台灣戎
    克船的貿易範圍早已超越廈門與福州,遍及從華北到廣東所有的口岸了。到了1840 年代,道光
    皇帝不得不打破台灣只能與福建口岸對渡的限制,正式開放臺灣與華中的直接貿易以增加稅
    收。在這之後,西方海商帝國與開放口岸條約的因素加入,淡水搭著這個機運,一躍登上國際
    舞台。

    根據1842 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與上海等五個口案通商。
    1858 年英法聯軍,或是稱做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簽訂的「天津條約」,增開臺灣安平與淡水為
    口岸,之後又以雞籠做為淡水的副港﹑打狗做為安平的副港一併開放。現在兩者早已主副易
    位,基隆與高雄成為主港,淡水與安平則沒落了。

    淡水正式開港並設立海關要到1860 年。開港後大量的洋行成立,使得淡水變成非常國際化的地
    方。雖然淡水早在17 世紀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就曾在此建立城堡及做為貿易據點,乾隆57 年也
    曾經開放與福州及廈門的對渡,當時已經有許多戎克船來往於這幾個港口之間。但是「天津條
    約」的開港則是正式面向國際,並一直影響到現代,是相對比較重要的。

    接下來談一談淡水在清代的一些典故。淡水曾經與清代勢力最強大的海盜蔡牽發生關係。蔡牽
    曾經四次進犯台灣,雖然他的重點目標是台南府城,但是在嘉慶10年,也就是1805年的11月,
    蔡牽最後一次進犯台灣的時候,他卻在淡水自立為「鎮海威武王」,立年號為光明元年。

    蔡牽的故事我們會在海盜主題的時候再來詳談,今天要講的是他在淡水稱王的事。蔡牽為什麼
    選擇在這個時候稱王,那是因為他原來與閩浙總督玉德的關係,因為玉德被朝廷撤職下台而告
    消失。為延續「陸地撒網、海上收成」的戰略,他必須取得新的陸上基地,那就是淡水。而選
    擇淡水的原因之一是,這兒能獲得台灣北部出產的硫磺,這是製造黑火藥的重要原料。

    若說蔡牽自立為王是開始有政治意識這倒也未必,蔡牽以迷信號召台灣人抗清,與之前的朱一
    貴﹑林爽文並沒有不同,主要是為了取得佔領台灣的正當性。蔡牽稱王後雖然設立了各種官職
    組織,卻仍然必須依賴金錢利益與鄉土關係來運作,談不上有共同的政治理念,甚至根據記
    載,蔡牽與下屬之間的關係仍如同盜賊團夥,完全沒有君臣之分,所以很難成事。

    蔡牽雖然曾經聲勢浩大,最後仍不免在嘉慶14年,也就是1809年被福建水師提督,台灣人的王
    得祿在浙江漁山外洋剿滅。

    由於受到蔡牽侵犯淡水的刺激,嘉慶13 年,也就是西元1808 年清廷在淡水設立守備署及調撥
    水師防備,並在紅毛城前方的河口建立砲臺,前述的情況才逐漸改善。

    我們既然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當然要多講一些與海事有關的故事。以下我們來談一下淡水的
    「望高樓」,它是全台灣最早的燈塔。由於淡水沙崙的公司田溪從海上看很容易與淡水河口混
    淆,造成船隻誤入擱淺,被航海人稱為「假港」。當地人為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在嘉慶元年,也
    就是1796 年集資在河口建立一座石砌的燈塔,夜間在塔的頂端燃燒花生油,以火光讓海上的船
    隻辨識,右邊是淡水河口,左邊就是假港,就不會走錯。這座燈塔稱為「望高樓」,或稱「海港
    燈樓」,由於花生油燃燒冒出濃濃黑煙,西方船隻稱之為「黑燈塔」。

    由以上敘述可知,第一,「望高樓」是民間投資與管理的燈塔,其次,「望高樓」是中國傳統式
    樣的燈塔而非現在大家熟悉的西方式燈塔。它的高度大約6.8 米,形狀像紀念碑。

    「望高樓」之所以有名,是因為清法戰爭的時候,法軍於1884 年10 月8 日登陸沙崙失敗,中
    午時分一名法軍登上「望高樓」向海上的法國軍艦用手臂發出信號說「彈藥用罄,損失慘重,
    我們非撤退不可!」

    清法戰爭之後,劉銘傳於1888 年另外在油車口興建淡水燈塔,從此「望高樓」就被廢棄了。根
    據老照片,日治初期「望高樓」的基座仍然存在。到了1945 年太平洋戰爭的末期,日軍為了修
    建防止盟軍登陸的碉堡,就地取材挪用「望高樓」廢墟的石材,從此「望高樓」完全消失。今
    天只剩下刻有「望高樓碑誌」的石碑在淡水的福佑宮內,此外,淡水區現在還有「望高樓段」
    的地名。

    淡水港是以整個淡水河流域及台北為腹地,艋舺與大稻埕的貨物都要從這兒出口,在上一世紀
    四十年代以前還可以進出海輪,商業價值相當高。此外淡水是通往台北的咽喉,戰略地位非常
    重要,是海防的重鎮。淡水還有山海美景與東西方建築,風光明媚,「淡水夕照」還曾經是台灣
    八景之一。

    可是淡水是河港,就難逃河港的宿命,那就是淤塞。尤其近代淡水河上游開發過度,水土保持
    不良,大量泥沙沖刷而下,讓淡水港逐漸淤淺而廢港。此外在清朝末年蒸汽輪船興起,基隆具
    備深水港與煤炭燃料供應的優勢,但這兩個條件淡水都不具備,沒落是必然的結果。

    最後我們來談一談「淡水」這個地名的由來。有人說「淡水」的地名來自於原住民語的音譯,
    這個說法可能沒有根據。「淡水」的地名通常出現在船隻可以補充淡水的地方,所以以「淡水」
    為名的地方不只一個,譬如台灣的高屏溪從前叫做下淡水溪,而今天的淡水河在當時則被稱做
    「上淡水溪」。

    「天津條約」開港之後,淡水被改稱為「滬尾」。滬尾原來是專指淡水河出口的聚落,因位在石
    滬的尾端,所以稱「滬尾」。但是同一時間「淡水」的地名仍然被繼續使用。日本人統治台灣
    後,覺得兩者並用太過混亂,於是在1912 年又統一改回「淡水」。今天 無論「滬尾」或「淡
    水」都是同義字,指的是同樣的地方。

    最早在西班牙古地圖上,淡水的地名是Tamchuy,T-A-M-C-H-U-Y,這是來自於漳州話的閩南
    語發音。目前淡水的正式的英文譯名是Tamsui,T-A-M-S-U-I,這是根據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
    出版品上的羅馬拼音而來,同樣來自閩南語發音。這在台灣是很特殊的例子,因為它與一般地
    名根據國語發音拼音的統一規則不同。其實它不是一開始就叫Tamsui 的,2003 年以前它是
    Danshuei,D-A-N-S-H-U-E-I,2009 年根據漢語拼音改為Danshui,D-A-N-S-H-U-I,兩者發音
    一樣都是根據國語,只是後者少了一個”E”。 淡水使用閩南語發音的Tamsui 做為官方的英語譯
    名,也凸顯它早年涉外關係的特殊性與其他台灣鄉鎮不同。

    這就是清代初期到「天津條約」開港之間淡水的歷史,感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會。

  • 淡水。歷史場景再現
    第一集 西荷時期的淡水
    各位好,我是台灣海事博物館社群的主持人姚開陽。相信大家都去過淡水,但是你對淡水的歷史了解多少?今天我就要來講西班牙與荷蘭時代淡水的故事,不僅如此,我還要加上許多我所繪製的歷史場景再現插畫,來創造沉浸式的體驗。然後你就會發現,淡水絕對不是只有老街和鐵蛋、或是漁人碼頭與夕陽。淡水的故事,比你去國外許多著名的景點還要豐富的多,在世界歷史上也佔有更重要的地位,而它就在我們身邊,不需要出國就能夠抵達。

    淡水是甚麼時候登上世界舞台的,首先請看這一幅本人所繪的插畫。這是表現Hernando De Los Rios,也就得羅留以其繪製的台灣與菲律賓海圖向西班牙國王腓利二世介紹台灣,這幅海圖大約只有42公分見方,但是雞籠與淡水就已經出現在上面。


    這就是那一幅海圖,是全世界第一張以經緯線畫出台灣的現代地圖。它以台灣為中心標示出琉球王國、大陸福建與廣東海岸、菲律賓等位置。各位可能覺得這個輪廓不太像台灣,因為當時人畫海圖是放大重點、其他簡化甚至省略的畫法。航海者最重視的是停泊點與淡水補給點,所以雞籠的港灣與淡水河口就被特別凸顯了。

    請注意地圖上標註「雞籠」(Keilang)與「淡水」(Tamchuy)的地名,這顯然是來自漳州人的閩南語發音,表示漢人已經熟悉這兩個地方。同時請注意當時的臺灣南部一片空白,「大員」這個地名當時根本還不存在,表示「淡水」這個地名比「台灣」還要早出現。

    腓利二世是好大喜功而且具有宗教狂熱的國王,曾先後兼任英格蘭、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西西里與那不勒斯的國王,他以強硬手段統治尼德蘭低地國,美洲與非洲的殖民地,並且在歐洲大肆進行宗教審判。他在位期間把西班牙的國勢推向頂峰,但也因過度虛耗國力讓西班牙開始走下坡。1588年無敵艦隊大敗,1598年也就是在看過得羅留這幅地圖的第二年去世。也就是說當西班牙人在1626年佔領雞籠時,西班牙帝國已經過了頂峰期走向衰退了。

    各位可能覺得很好奇,我們不是要講淡水嗎?為什麼一直提到雞籠?那是因為西班牙人佔領了雞籠之後需要在北台灣另有一個基地與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互為犄角,又利於船隻進入停泊與獲得淡水的補充,這也是淡水地名的由來。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雞籠缺少耕地,原住民巴賽族人又不從事農耕,所以聖薩爾瓦多城的糧食都要自馬尼拉運來,常常因補給船沒有準時到達而捱餓。淡水的原住民是從事農耕的,這對西班牙人是很重要的資源,所以採購糧食也是他們最初來淡水的原因。
    不過西班牙人在淡水的第一次體驗並不好。1627年底淡水的原住民領袖主動向西班牙人示好,雞籠長官於是派Antonio de Vera (倍拉)率領20名士兵前往希望能以協助原住民對抗河對岸的另一個族群為條件,換取稻米解決雞籠糧荒的問題。西班牙人停留了一、二個月不得要領,反而兩派原住民暗中結合殺害了7名西班牙士兵,其餘的倖存者逃回雞籠。這時馬尼拉來的補給船剛好帶來60名士兵,於是雞籠長官命令艦長率兵100名前往淡水討伐,原住民棄村而逃,遠征隊打開糧倉,滿載而歸。
    西班牙人發現淡水物產豐饒、風光明媚,因此在1628年決定將淡水佔領並建立防禦工事。西班牙人最初使用泥土、竹子、與颱風沖刷下來的漂流木建立了簡單的城堡稱為「Fort Santo Domingo」(聖多明我堡)。今天我們看到「紅毛城」的介紹資料說它的前身是聖多明我堡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今日的紅毛城其實是荷蘭人建造的,與西班牙的聖多明我堡並沒有承續關係。


    西班牙人在淡水建立據點之後發現與雞籠的聯絡很困難,若是走海路容易受到季風和洋流的影響,船難頻傳,而沿海岸的陸路又崎嶇難行,也容易受到原住民的攻擊。因此想要找一條更為便捷的道路。於是雞籠長官在1632年3月派出80名士兵由傳教士艾基水率領搭乘漢人的大木船從聖多明我堡出發,沿著淡水河往上游到達基隆河口,終於打通雞籠到淡水的內陸通道,。這是第一次臺北盆地有外人進入,當時的台北盆地還有許多沼澤湖泊,汪洋一片。


    當時北台灣有西班牙人,南台灣有荷蘭人,他們彼此都想把對方趕出台灣。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後不久,荷蘭人就派出一支艦隊來淡水。1629年8月13日荷蘭艦隊的旗艦「盾不黑」號(Domburch)進入淡水河口發現被竹籬圍起的聖多明我堡,並看到1艘槳帆船﹑1艘快船(Fregat)與4艘戎克船。15日清晨「盾不黑」號率領艦隊靠近,聖多明我堡與槳帆船對荷蘭人開炮,造成荷蘭人一死三傷,並有一艘船擱淺,到了黃昏漲潮後才脫困。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海戰,居然發生在淡水。這一幅插畫就是表現這一場戰役,前景是西班牙的槳帆船,當時西班牙人在台灣威力最強大的戰艦。


    西班牙人占領淡水後當然不會放過傳教的機會,而原住民也比漢人容易接受天主教,可是淡水對於西班牙傳教士卻是個十分危險的地方,因為當時在淡水的西班牙傳教士最後幾乎全都殉教,包括馬丁略神父回雞籠時船難淹死、艾基水與桑約瑟神父搭船去日本時被漢人船長謀財害命。
    此外還有原住民的威脅。譬如傅耶慈神父1633年1月在淡水兩個番社即西納社與北投社的矛盾中,被西納社原住民比辣埋伏刺殺,傅耶慈神父身中500餘箭。據說傅耶慈神父臨死之前瞪著兇手說;「比辣,你想做甚麼? 難道你忘卻了我平日所教導之道裡? 我為你族人靈魂的得救及你們的和睦相處,至今仍然時時刻刻在禱告,然而為何恨我? 甚至伺機在此地埋伏,非置我於死地不可?…」
    可是比辣不為所動,一群人將他的頭切下,拋棄了舌頭與下顎骨,帶著頭顱與右手回到山上慶功,聽說與頭共舞之後還吃了它。

    淡水的另一名神父穆羅(Luis Muro)也在1636年下旬,與20餘名西班牙士兵及40餘名原住民乘船進入台北平原採購糧食的時候,被300多名原住民埋伏偷襲全體遇害,穆羅神父身中50多箭,其中一箭貫穿胸前懸掛的聖牌。穆羅神父的遺體被送回淡水,據說十幾天都不腐臭還發出香味,最後埋葬於城堡之下,今天應該還在。


    西班牙在淡水傳教最重要的里程碑是玫瑰聖母堂的落成,這是艾基水神父在1632年所建,位置大約在今天淡水的中興里與鄧公里一帶,當時屬於西納社的範圍。
    玫瑰聖母堂落成當天所舉辦的繞境遊行,是當時最大的盛會,甚至最近有淡水的文史工作者希望將它申請為非物質文化資產。
    這場遊行由聖多明我堡的指揮官古茲曼 (Luis Ole Guzman)領隊,軍方的儀隊、地方要人、教友等抬著聖母像一路往西納社前進,同時社內戶戶打掃清潔、張燈結彩,民眾列隊歡呼跳舞迎接聖母像通過,最後將聖母像供奉於玫瑰聖母堂內並開始作彌撒,祝聖禮成之後駐軍施放禮砲,古茲曼指揮官並以盛大的宴會招待民眾。會後當聖母像要抬回聖多明我堡時,番社的群眾再三懇求留下,最後引起了一連串的爭執。
    這邊我們看出原住民信仰的純真,甚至偏執。他們擔心西班牙人在北投社也建教堂,而這正是傅耶慈神父計畫做的,這種強烈而莫名的忌妒心理,正是傅耶慈神父被殺害的主因。


    我們的故事似乎讓人覺得淡水的原住民特別兇殘,事實上西班牙人當年也是同樣的看法。這兩幅圖是研究西班牙人在台灣必定會引用的,叫做「馬尼拉抄本」,完成於1590年左右。你看圖上方的標示,左邊的圖是雞籠人,拿著標槍和魚,表示他們是海洋民族。右邊的圖是淡水人,拿著弓箭與骷髏頭,表示是獵人,並且有出草馘首的習俗。所以在淡水的西班牙人每天躲在聖多民我堡裡戰戰競競的不敢出來,怕一出來頭就不見了,日子並不好過。


    西班牙人在1638年因為沒有足夠的兵力防守而自淡水主動撤軍,離開的時候他們將「聖多明我堡」摧毀以防止被荷蘭人利用。荷蘭人在1642年佔領雞籠後將西班牙人的聖薩爾瓦多城拆除,於1643年4月由邦(Boon)上尉率領,將那些建材運來淡水重新建築荷蘭式堡壘。他們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完工,命名為「安東尼堡」(Fort Antonio),這才是今天紅毛城的前身,所以紅毛城的城牆與城基裡面應該有許多當年聖薩而瓦多城的遺物。

    不過荷蘭人的「安東尼堡」與今天的紅毛城仍然有幾個不同之處。首先,「安東尼堡」頂上原來有一個六角形的尖屋頂現已經不存在,本圖特別將屋頂還原重現當年的樣貌,不過這個木製的屋頂由於颱風與腐朽必須經常修理更換,讓荷蘭人覺得很麻煩,所以當荷蘭人末期時,這個尖屋頂就已被移除了。
    其次「安東尼堡」的外觀原來應該是白色的,今天看到的紅色是英國人在1867年承租做為領事館之後才改漆的。而且轉角的那個小碉樓也是英國人在整修時加上去的。

    對於西班牙人在雞籠建造的「聖薩爾瓦多城」,漢人習稱之為「大紅毛城」,淡水的「安東尼堡」則被稱為「小紅毛城」。今天「大紅毛城」已經完全消失,「小紅毛城」就升格成為「紅毛城」了。


    荷蘭人占領台灣北部後重視淡水的程度超過雞籠。譬如荷蘭人在淡水駐兵80人,駐雞籠只有50人,而且北台灣地方議會設在淡水而非雞籠。後來由於大員的駐軍日益減少,不得不從北部的雞籠與淡水抽調,到了1661年底時淡水的荷蘭人只剩下35個病患處在當地原住民攻擊的威脅之下,於是一艘小船被派來接走這些人,堡壘被燒毀。荷蘭人之所以放棄淡水並非因為鄭成功軍隊來攻,而是害怕當地原住民的攻擊。

    1664年8月27日荷蘭人再度佔領雞籠,但這一次並沒有同時佔領淡水。1668年底荷蘭人最後一次從雞籠撤走,西方人與淡水的關係就暫告一段落了。這就是西班牙與荷蘭人時代淡水的歷史,感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