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政治僵局到中国社会焦虑：我们是否已身处“新封建”时代？

21 Jul · 墙裂坛

00:58:45

新播客专辑预告：与Johnny老师一起探寻经济金融史～

小跑将邀请Johnny老师开设一个新的播客专辑，聚焦“经济金融史”。

我们将把一些关键的历史话题——比如贸易战的历史、金融危机的历史、美国货币史、香港商业史等，分门别类地梳理出来。在播客中，我们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详细介绍经济金融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史喻今。在讲述历史的同时，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当前的热点事件。比如，随着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们对关税和贸易战的担忧再次升温。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贸易战的历史，结合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思考应对之策。

读史明智。历史永远是把最可靠的手电筒。尤其在信息爆炸和各种不明来源小作文泛滥的今天，用它在密不透风的茧房中敲出个缝，定能找到光亮。

Johnny老师是历史专业出身，曾在耶鲁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经济史。金融危机也是他长期研究的话题之一。在知乎上开设专栏《金与火之歌》（https://zhuanlan.zhihu.com/financialhistory）。

为了配合这个新专辑，我们还将成立一个全新的金融经济史交流群。敬请期待！

最近，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新封建（Neo-feudalism）。

在美国，两党政治分裂日益加剧，但两党对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却高度统一。与此同时，再次刷屏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揭露了美国社会阶级固化的困境，但又难以破解，没有特效药。在中国，一篇关于北大国研中心社会调查的文章刷爆网络，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也面临着阶级固化的挑战。

那么，美国政治僵局和中国社会焦虑，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关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与“新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什么是新封建？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与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有何相似之处？新时代的新封建有哪些特征？它对全球经济和国家发展策略有何影响？硅谷的“加速主义”是否就是“新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新封建主义”趋势是否能够被遏制？

最重要的是：面对“新封建主义”时代，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时间戳·

00:04:14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00:09:10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00:15:46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00:26:19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00:30:37

美国“公民联盟”案

00:34:44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00:44:28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00:49:33 第三方视角

·文字总结·

01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特朗普遇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的担忧，甚至有人联想到了电影《美国内战》中的场景，开始猜测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

但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走向分裂。

回顾历史，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以及背后国际势力的支持不同。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需要大量黑奴，而北方则以工业经济为主，对劳动力需求与南方截然不同。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分歧，最终引发战争。

而如今的美国，诚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攻讦，争夺权力，政治观点不同，选民基础也分布在不同的州，但整个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高度统一的，即“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金主，都认同并受益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双方都在同一个“场子”里赚钱，没有动力去打破这种赚钱模式。

当然，如果未来美国出现某种极端情况，例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彻底决裂，一方通过立法手段将另一方的金主排斥在现有经济体系之外，那么美国才有可能出现类似南北分裂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低。

02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刚刚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是他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在2017年即川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二年获得了广泛关注。这本书讲述了万斯的自传，反映了铁锈带“乡巴佬”的生活困境。万斯的老家在肯塔基的杰克逊，但他的祖父母移居到了俄亥俄的米德尔敦，等于是从“煤矿带”迁到了“铁锈带”。他的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酗酒，幸亏有一个凶巴巴又严格的外婆，再加上他学习成绩优秀，并娶了一位优秀的印度妻子，才使得他得以摆脱乡下人的悲歌。

如今，万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传奇故事可以类比为老工业基地里的东北老乡，父母下岗，生活艰难，通过应征入伍和个人努力考上大学，再进入顶级风险投资基金，最终被政权看中，一路攀升，成为逆袭的典范。但他是个极端特例，铁锈带大部分的“老乡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出乡下人的悲歌。

万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社会根源性的拷问：为什么一个家族成为产业工人、为逃离贫穷所做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努力想活得像中产阶级一样却未能如愿？蓝领阶层的堕落和贫穷的根源在哪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未来位置是什么？

万斯书中结论是没有答案，认为特朗普和现代另类右翼也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只是鼓吹而不负责任，指责政府、左派和全球化，给了一边领着救济金，一边相信“爱拼才会赢”的“老美国梦”们的精神鸦片。他认为美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很难打破的，没有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法。

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来说，万斯的故事揭示了铁锈带的出现原因：全球化带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对制造业，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在人力成本上具有很大优势。全球化给美国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利益，在过去30至40年间为美国输送了大量财富。然而，这个财富分配过程并不均衡，跨国公司的精英和金融寡头们获得了大部分蛋糕，而铁锈带的工人却被遗忘。虽然万斯逆袭成功，但那些被遗忘的人怎么办？

而万斯如今又和特朗普站在了一张选票上。他在2016年对特朗普有许多反对声音，认为特朗普是独裁者，经常撒谎。然而，形势比人强，共和党的公认领袖是特朗普，想在共和党阵营中脱颖而出，你就必须接受这个老大。

有趣的是，川普最早选择副手时，并不是选择万斯，而是更有经验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卢比奥因担心失去佛罗里达州的席位而退缩，而万斯则坚定地站在川普这边，赌对了人和地方。很多文章称他为“接班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其中原因之一是他与特朗普的儿子关系很好，年龄相仿，显得有“接班人”的意味。

03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美国有很多问题，我们也不是没有。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但持续时间较短，是北大国研中心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揭示了一个“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社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大国研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历时二十年，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最新的调查结果，却让人五味杂陈。比如，关于“穷”的原因：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贫穷源于个人能力不足、不够努力；而如今，更多人将贫穷归咎于“机会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等外部因素。关于“富”的原因：过去，人们相信能力、教育和努力是致富的关键；而现在，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被视为致富的主要原因。

报告的观点是：这种认知变化，解释了为何“躺平”心态日益普遍。当人们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时，努力奋斗的意愿便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抱怨和不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多年前的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曾做过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系统性研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即剔除劳动人口增长和资本投入之外的增长因子）在2000年至2007年间高达45%，但在2008年至2012年间下降至三分之一，2013年至2020年间更降至25%。

换句话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下降。而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曾经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再过去十几年中变成了资本。资本在各行各业无孔不入，固然推动了部分行业的生产力发展，却也导致了核心部门，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要素价格飞涨。这种资本的无序扩张，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比如年轻人拼尽全力，却依然难以企及父辈的成就；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人民的体感也随之下降。

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贫富分化”，而更多是“代际分化”——60后和70后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获得了许多经济资源，而80后和90后却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中产阶级维持成本，要完成阶级跃迁变得异常困难。不仅是中国，美国社会也面临着类似的代际问题。越来越多文章指出，美国“Z世代”年轻人超越“婴儿潮”一代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资本的无序扩张似乎都难辞其咎。它推高了市场要素价格，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代际矛盾。

当然，不能否认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如果资本的增长不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福祉，不能通过合理的财税政策惠及弱势群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或许远超想象。

04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这两件事，背后似乎若隐若现出一个“神秘力量”，一种把社会形态固化、且目前尚没有另外解决方案的无形之手。如果要为前面描述的所有现象寻找一个共性或框架，以解释资本无序扩张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借鉴一个概念——“新封建主义”。

什么是新封建？这是一个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尤其是在学术界、政治学界。来自于科特金的《Coming of Neo-Feudalism ：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新封建主义的降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

传统封建主义在西方学术理论中，指的是欧洲大陆的封建领主，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佃农需为领主直接服务，并在人身依附上受到领主的控制。

科特金认为，“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其结果是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停滞，收入提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新封建贵族”的诞生，例如技术寡头（如Amazon、Facebook、Tesla等）和互联网网红KOL，他们在各自领域垄断话语权，新人要出头，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在文化方面，作者批判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认为这是财富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社会的原子化现象使得中产阶级和底层无法形成共识，因而无法有效反抗“新封建领主”的统治。

05

美国“公民联盟”案

在探讨“新封建主义”议题时，不得不提及2010年美国一起意义重大的判例——“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这起案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今的政治格局，甚至可以说是“新封建主义”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公民联盟”是一个立场偏右、支持共和党的团体。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拍摄了一部关于希拉里的纪录片。然而，这部影片被联邦选举委员会认定违反了当时的选举法，于是“公民联盟”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审理重点并不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深入探讨了相关法律条文是否违宪，即是否限制了“公民联盟”的言论自由。最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判定“公民联盟”胜诉。

这个判决看似与“新封建主义”毫无关联，但其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却是：美国的富人和财团可以直接介入选举。在此之前，想要资助候选人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并没有直接的途径。但判决之后，催生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等机构，使得财团可以直接参与选举。

结果显而易见，美国大选的费用逐年攀升。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总花费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而这一届肯定还会更高。这个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资本可以直接干预政治，权力不再能够有效制约财富，“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无论是财阀还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其深层次的问题都在于，资本和拥有大量资源的组织或财团，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开始直接影响政治，甚至左右政治决策。这标志着资本的影响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新封建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06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旧时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权力的根源。封建领主们为了争夺土地，发动战争，无限扩张，最终掌控了军队、法院乃至整个国家。如今，科技巨头崛起，他们虽然不觊觎土地，却在数字世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如同土地之于旧时代，算力和数据成为了新时代的战略资源。科技巨头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抢占着算力高地，试图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场“算力战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古代的土地争夺，而且看不到停歇的迹象。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们也深谙文化渗透的重要性。他们将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用平台优势和算法推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美国，科技巨头在主流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可以左右政治走向。

这种“数字封建”趋势在美国尤为明显。自“公民联盟”案之后，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财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或明或暗地支持不同政党，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更像是传统封建领主的地盘之争，各自占据着庞大的资源和影响力，难以撼动对方的根基。

从美国股市的表现也不难看出，科技巨头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而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这背后反映的正是科技巨头对资源的垄断和对经济规则的掌控。

大科技公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永动机”，不断推动自身进化，成为社会管理的主流力量。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让这种“新封建”力量变得更加不可阻挡。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有分教：欲望是一种发散的、破坏性和革命性的力量，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欲望之流，历史由此推进。与其压抑这种欲望，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什么也不做，看着就行了。看着它发展到精神分裂的那个最好状态，就好了。它自己就是冲破自己的力量，颠覆自己的推手。

之所以还没有自我颠覆，因为它发展的还不够好，要让它继续走下去，直到达到“自我反转”的时刻。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达到精神分裂点的苗头。

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追逐的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目标，这些目标背后反映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短视频的时代，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精准地原子化。科技巨头通过数据挖掘，了解每个人的喜好，不断反馈相应内容，导致社会的撕裂和文化的控制。这种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送，似乎成为了“新封建体系”构建的完美武器。

07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在“新封建”浪潮中，中国是否有可能独辟蹊径，走出另一条道路？

不可否认，美国模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经济高度发达，科技创新能力全球领先，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在发展初期也曾一度考虑借鉴这条道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例如社会撕裂、贫富差距悬殊、科技巨头垄断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以二元对立为根基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追求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简单复制美国模式显然行不通。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更符合自身国情和文化传统的道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加强科技伦理建设，推动共同富裕。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条既能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挑战。外部环境的压力、内部利益集团的阻力、民众观念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08

第三方视角

一位即将赴任的东南亚国家的驻华大使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第三方视角。

这位大使在上任前，希望广泛听取各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与他的交流中，他坦言，作为偏于一隅的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持有一种“齐强”的态度。他们没有预设哪种发展模式更优越，因此更容易理解中国。

他观察到，中国近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创新尝试，但他难以理解这种模式的具体内涵。为了解释中国政府思路的转变，有经济学家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类比：从98年房改启动到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资本扩张到主动调控的转变，这似乎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路径相似。

过去几十年，中国借鉴西方经济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腐败、贫富差距等代价。他注意到，中国政府开始重视ESG、绿色经济、共同富裕等理念，不再唯GDP论英雄，转而追求更“有质量”的发展目标。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面临着信心、企业家精神等问题，未来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责任，但可以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接受，但“中国方案”的存在本身就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人类最终期望的理想社会是公平、可持续、分配均匀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性原理”。路肯定不会平，但是依然要努力向前。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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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17. 评职称：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3 Sep· 墙裂坛
我们接着聊聊与体制相关的故事。上一期我们聊了福利分房、换房以及当年一些奇特的趣事。在特殊的经济体制和背景下，所谓的“经济制度”以及当时发生的“奇特现象”，可能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后来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现在回顾起来，很多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了，点可以连成线，也为我们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本期要讨论一个可能年轻人不太熟悉的话题——职称。这个概念与体制内外密切相关。职称这个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银行人的职业生涯？

·时间戳·
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
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
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
·文字稿·
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在任何社会和机构中，都存在上升通道的问题。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人性化和职业规划，希望员工能够逐步晋升。这就需要设置不同的等级。现在的互联网大厂用P级划分等级，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体制内，改革开放后，国家和银行都面临一个问题：文革结束后，老干部恢复工作，但文革中靠边站的一批人也需要安排。老干部年事已高，中间层青黄不接，于是出现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老干部干不动，新知识也学不会，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就银行业而言，文革期间几乎没有新人加入。直到1979年，银行开始大量招聘，包括返城知青和中专生。81、82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专生也加入进来，到了82、83年，77、78级的大学生也开始进入银行，但人数非常少。
当时银行的干部构成非常简单，只有行长、处长，没有其他级别。当时的干部体制分为24级，大学生毕业后默认就是23级或24级，属于干部序列，这个序列后来慢慢淡化了。
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份文件，上面列着1到24级的对应关系，从正国级、副国级一直到科级，现在还有了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等等，这些都属于上升通道的体现。
为了解决年轻人的职级和晋升问题，银行内部也开始设置“科”级，有了正副科长、正副处长，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级别，年轻人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但是很快，这些职位都被占满了，专业人员不提拔就没办法晋升。
于是就想着，作为专业机构，是不是应该设置专业职称序列，让专业人员也能找到晋升通道？
就这样，银行开始设计经济师和会计师系列的职称评定。经济师系列设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会计师系列也设置了相应的级别。一般情况下，中级经济师会直接简称为“经济师”。在与外资银行对接时，中资银行的行长后面都会加一个“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外国人把“高级经济师”翻译成“Economist”，以为中国的银行家都是经济学家，闹出了不少笑话。
当时在设计职称的时候，是与行政级别对应的，比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后来，职称的级别有所下降，但拿到职称后，工资待遇等方面还是会相应提高，所以大家还是趋之若鹜。会计岗位以会计师为主，其他业务岗位以经济师为主。
职称评定制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到了90年代，行政序列的人员也有了意见：你们搞业务的可以评经济师、会计师，我们搞行政、党务工作的怎么办？于是，银行又搞了一个“政治工程师”系列，专门针对行政和党务人员。
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政治工程师”该怎么翻译呢？翻译成“Social engineer”吗？那岂不是说银行里除了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政客？

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
经济师的评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内部评审到社会化的演变过程。
最初，高级经济师和中级经济师都由总行评定，初级经济师由分行评定。后来，初级经济师不再重要，中级经济师改由分行评定，高级经济师仍由总行评定。大约到2000年，各家银行都建立了自己的评定办法，并不断完善。
一开始，评定以评审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考试环节，包括笔试和面试，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试体系和题库。之后，中级经济师和初级经济师的评定实现了社会化，由社会机构进行评定，而高级经济师的评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由银行内部进行，后来也逐渐转向社会化。
随着社会化评定的推行，以及经济师职称与行政级别脱钩，大家对经济师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推行专业序列，例如设立资深专员等职位，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晋升通道。
除了专业序列，银行内部还有行政序列、政工序列、经济师系列、会计师系列和工程师系列等多个序列。其中，“师”系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现在的专业序列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们倾向于追求行政级别，即使是专业序列的人员，最终的目标也是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因此，在设立经济师职称之初，就将其与行政级别进行了对应，例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
现在，虽然资深专员等专业序列的职位也与行政级别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在评定方式上与当初的经济师评定有所不同。当初的经济师评定采用评审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参评，例如学历、工作年限、工作表现、发表文章等。评审委员会对参评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确定评审结果。这种评审机制与现在的专业序列评定机制有所不同。
由于评审机制的存在，一些老同志在评定初期感到焦虑。这些老同志虽然是业务骨干，但由于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无法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于学历、工作年限等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评经济师，导致一些老同志感到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师评定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评定标准也越来越高。例如，加入了笔试和面试环节，对参评人员的学历、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
经济师面试环节也充满了戏剧性。每次评选前，各分行都会先进行内部筛选，根据总行分配的名额和自身情况确定推荐人选。
有意思的是，各分行在推荐人选时策略各不相同。一些分行希望尽可能多地推荐人选，甚至会为此做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工作，争取更多名额。而另一些分行，则更倾向于“宁缺毋滥”，只推荐那些公认优秀的人选，以确保公平，避免内部矛盾。
这种策略差异也体现在申报材料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报送的材料通常非常简洁，一份简历、一份业绩报告就足够了。而东北、湖北、四川等地的申报材料则非常详尽，厚厚的档案袋里塞满了各种证明材料，包括发表的论文、著作等等。这反映了南北地区文化和做事风格的差异：南方人务实，注重实际业绩；北方人则更善于包装，注重表面功夫。
这种差异在面试环节也有所体现。北方地区的候选人通常口才了得，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取得的成绩描述得头头是道。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则相对朴实，只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业绩。然而，仔细分析候选人描述的业绩和实际数据后，却发现很多北方地区的候选人言过其实，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虽然表达能力欠佳，但业绩却更加扎实。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思考：究竟应该如何评判经济师的水平？是看重理论水平和表达能力，还是看重实际业绩？是用评审的方式，还是用任命的方式？
似乎哪种方式都有其弊端。
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
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失业在家，或者自己做个体户，脱离体制；但有更多年轻人挤破头想进体制，想经历所谓的体系洗礼。我们的过程是羡慕体制外的自由，纠结的是自己有没有决心跳出体制；而这些年轻人真的进了体制内，真的受得了吗？
人们一方面希望追求自在自由，一方面又希望获得确定性。体制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高，所以很多人宁愿选择体制内确定但可能缺乏上升空间的生活。
对比香港，公务员收入稳定但也不算很高，如果社会机会多，很多人就不会去考公务员；而在行业端，更多是在稍确定一点的商业体系和不太确定的体系之间来回横跳，比如前两年币圈火的时候，很多大银行和投行精英去了币圈，后来市场不好又都回去了。在香港，大银行还是比较确定的选择。
选“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个体考量。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允许政府部门的人去企业工作。后来出现了一些人为了赚钱想办法去企业“下海”，快退休的时候再回到公务员系列享受更好的待遇，形成了“旋转门”现象——主要是因为“待遇”。
虽然国家希望淡化行政级别概念，彻底分清正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但像四大行这样的企业，内部还是会强调级别；而这些体制内的人，也喜欢强调自己是哪个级别，这和待遇是相关的。
改革初期，我们希望体制内也能像体制外一样，不合格的就辞退，工作不好的就应该辞退。但实际上，只要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领导是不会轻易开除人的，这也造成体制内写举报信的人特别多，因为反正待遇和级别不会被降低，单位好坏也和自己没关系。
这种“旱涝保收”的现象，让体制外的人觉得很有确定性，只要进去，不管经济如何变化，基本工资总是有的，不像体制外，收入不稳定，甚至可能失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羡慕体制外的同时，又会担心离开体制后生活没有保障。
其实人生有很多种活法，体制内外的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当年在英国读硕士的时候，一位老师讲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他说固收金融工具风险比浮动收入的金融工具更大——因为前者没有进退的余地。人生也是一样，任何事情都是现在确定了，后面风险就越大，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体制内看似稳定，但机会成本很高，风险也大，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人生没有一步到位的设计，无法规划。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适应变化，把握机会。
就像我们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高层的政策，都不是线性发展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确定的，包括体制、文化等等，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 End —
专辑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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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16. 福利分房的经济学难题：从“分房烦恼”窥探时代变迁
1 Sep· 墙裂坛
“体制内”这个词近两年却听得越来越多。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也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要标准，相亲首先问的不再是房和车，而是“是不是体制内？是不是公务员？”。大学生选择专业或者规划职业生涯时，也都倾向于考公上岸。
“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按地域、民族划分，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国际友人要理解，颇费一番功夫。
但“体制”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体制”？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这几十年来和“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发生了那些有趣的变化？
请听本期故事。
·时间戳·
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文字稿·
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概念。虽然这一管理理念（或“情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科举制度——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
改革开放前，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里，除了国家机关，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都属于“体制内”。我们通常理解的“体制内”，就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单位”照顾的地方，从生活到工作，“单位”都包揽安排。
进入一个“单位”，你就有了特定身份，各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比如机关干部或国企工人。这个身份从工作第一天，就和你、你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了——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甚至开追悼会都由单位负责——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负担，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制内”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很少有所谓"体制外"的人。少数例外包括家庭妇女，或者小商小贩，比如老虎灶、修伞、磨刀等。到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很少了，大多年纪较大。
农民虽然在人民公社中是“集体”，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农民兄弟羡慕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吃皇粮的"，不需要自己种粮，也不需要交公粮。
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活跃，允许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虽然人们仍习惯称呼"单位"，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新的“单位”。随着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体制外人群逐渐增多，甚至一度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年轻人又开始青睐体制内工作，似乎印证了“体制内”才是中国管理体系的主脉络。
到现在，“体制内”主要指国家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部分集体企业），而“体制外”则指私营企业或非国有企业。
相比之下，香港等地的公务员体系虽然也存在，但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体制内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强。
此外，由于历史渊源，许多人（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仍然认为体制内工作才是"正经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就业统计。即便是在知名民企工作、或成为网红主播，有些人仍可能认为自己"没工作"。中国“体制内外”概念在社会认知中的影响可谓深刻。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内外定位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状态，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到试图完全市场化，再到如今“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状态的演变过程。
历史上，银行曾被视为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例如，八十年代银行员工的证件可以进省政府，省政府开会也会叫银行的人参加。
虽然现在强调银行是企业，但在许多官员的观念中，银行仍然具有特殊地位。“体制内”本身就存在层级差异，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就被视为不同等级的体制内人员。而银行，则处于一种更加模糊的状态。政府部门的人可能不认为银行的处长算是处级干部，但国企的干部序列曾经和政府部门分开过，现在国企干部也可能调到政府部门任职，那就属于公务员序列了。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属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9家民营银行显然属于体制外。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是国有资本为主，他们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是党管干部，属于体制内，但大部分员工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例，他们的董事长、行长以及总行领导班子可能是体制内的，但其他大部分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都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即使是社会招聘的行长，也属于体制外。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迁，拿房地产行业举例最有代表性：
1998年之前，我们实行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可以在市场上买房了，也就是房屋私有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计划分配。
请记住1998年
然而，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猛，2003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大幅增长，市场过热，泡沫迅速膨胀。为了抑制泡沫，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开始收紧房地产市场。最近，政府又大力提倡提供廉租房、低成本住房，并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25%的住房都要是廉租房或低成本住房。
开始有声音：是不是又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了呢？
住房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用国外的经验来分析，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也很难找到规律。
一切要从解放后的福利分房制度说起。
解放初期，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官员、战犯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房产，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收归国有后，一部分出租给个人，一部分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
到了文革时期，住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房子是租的房管所的，有些是租的企业的，来源五花八门。
由于住房紧张，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于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新建一些房子，有些是单位建造的，有些是国家建造，但都是公房，用来出租，个人没有所有权。比如上海的很多“新村”。但这些房子的质量很差，地板是预制板，砖是空心的泥渣砖，都是为了节约建材。
这些房子都需要分配。为了分到好房子，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开后门。
分配住房时，要考虑家庭人口。一家四口以下是小户，最多只能分到十八、二十平方米；五口以上是大户，可以分到二十到三十平方米。比如当时的杭州，住房分配是按房间数量来算的，厅级干部可以分到三室一厅，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两室一厅。而上海则是按人均面积来计算。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市场行为，每个单位都没有能力自己造房子，只能依靠政府或企业。企业造房子还要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需要层层报批。
其次，福利分房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年轻人进入结婚年龄，住房需求激增，但福利分房制度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很多人面临住房困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为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想方设法，甚至钻财务制度漏洞，自己筹集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以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结婚需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三环建造了六栋青年公寓，为很多在北京工作但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提供了结婚的住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切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仅靠福利分房，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
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当时大家都对商品房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商品房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收入水平自由选择住房。
然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房制度下，底层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结果，住房一下子全部市场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为了快速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在预售制度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学习到香港真正的预售制度，而是变成了希望通过购房者的预付款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变形预售制度”。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房子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只能等着单位分配。然而僧多粥少，往往等上好几年也等不来一个指标。于是生生创造出了一个市场——换房市场。
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以前可是著名的"换房角"。当时，各区的房管所门口都是换房市场。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小纸条，详细描述着房源信息和换房需求。有的人为了工作地点方便而换房，有的是因家庭矛盾想把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还有的是为了让两个儿子结婚而将一套大房换成两套小房。这种换房活动可谓是一门技术活，比现在投资股票、基金还要深入研究。
中国人的"门缝精神"令人佩服。即便在被动分房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一个换房市场，形成了独特的交易手段和策略。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那个年代，银行也面临着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压力。领导需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寻找土地来建造宿舍。而一旦有了房源，如何分配又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详细的打分系统。
这个打分系统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如工龄、行龄（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职级、获奖情况等。工龄和行龄的计算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工龄一年一分，行龄一年三分。不同级别的奖项也有相应的加分。根据最终得分排名，员工按顺序选房。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争议，有时甚至会发生员工临时拿出老旧奖状来加分的情况。
在经营部门，如银行的营业部或国际业务部，领导也会尝试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但这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普通员工和业务骨干之间平衡分房。有些部门会倾向于向业务骨干倾斜，但这又可能引起年长员工的不满。分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导致员工情绪激动、拍桌子等过激行为。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不仅要考虑员工管理，还要处理房产相关的政策申请和风险。因此，当商品分房政策出台时，很多人表示支持，认为住房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单位的负担。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住房制度的重大转型，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人类经济两大难题：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分好。
相比之下，分蛋糕的难度更大。这段历史映射出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做蛋糕、分蛋糕的背后，有着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一样的逻辑线，它们各有各的弊端和后果。
在福利分房时代，根本问题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资源极度紧缺，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美国也曾经历过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时期。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有些需求确实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婴儿潮。婴儿潮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是人类自然增长带来的自然问题。
当年美国婴儿潮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曾读过一篇论文，认为美国70年代高通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海湾石油战争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是婴儿潮。因为70年代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青年时期，他们要买冰箱、电视等各种商品，消费欲望高涨，导致物价上涨。需求突然扩大才是主要原因。在人类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人口学上的变化会导致经济生产资源无法承担。
福利分房也是类似情况，当时的婴儿潮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算上解放前的房子，单位也无力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在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以及各种不公平现象甚至腐败问题。尤其是在房子紧张的单位，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建造家属楼，很多单位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寻找土地建造宿舍。
房屋分配也是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考虑工龄、行龄、职级、获奖情况等因素。这种分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行为。
造房子也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房屋供应不可能平稳，只能是一批一批地建，或者正好有一批房源才能进行分配，分配完就没有了。这导致了突击结婚、假离婚等现象，人们为了赶上分房的机会，想尽办法。
所以供不应求是一方面，供应方式也会带来问题。美国是市场化，结果是物价上涨；而当时中国物价受到控制，但供应方式不同，导致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
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都有问题。资源不足和资源过剩都会带来问题。
最终，中国放开了住房市场，导致房价高涨。虽然高房价也让人痛苦，但与福利分房相比，似乎痛苦还是少了一些。

— End —
专辑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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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与主理人聊天的播客：《走进微利时代》，探索兴趣商业
28 Aug· 墙裂坛
大家好，欢迎收听《墙裂坛》，我是陆丽娜，也是墙裂坛的编辑，在刘晓春院长和肖小跑老师的鼓励下，我也开始录系列专辑——《走进微利时代》，这是一档采访类播客，与各领域有小结果的主理人聊天。内容以了解其创业发展历程，探索微利时代商业创新为主。已经更新了11期。
第一期采访到精酿连锁酒馆【八品脱】创始人沈恺，同时他还有两个品牌，前店后厂的后厂“梦想酿造”，和配套社群的“酒花儿APP”。在创业之前，沈恺曾是Google中国第二位员工。还有，他是著名品牌“古越龙山”沈永和家族的第七代传人。这期播客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老沈，老神了”。和沈恺聊了关于产业二代，他的创业现状、变化及未来，在复盘得失方面他有一段话连叹两口气，特别坦诚，聊到最后气压有点低，大家可以听听。
第二期是陈怡(老陈)，开着非遗文化馆，仅用一个月，又切进宠物行业。她是LETS DOG荒野挑战赛创始人、漆栖非遗文化体验馆主理人。缘于朋友聊起带她家狗狗参加比赛，还站上了领奖台，我听的有点儿目瞪口呆，就约了这期采访。老陈曾经是个律师，学生时代玩过乐队，她聊到十五年职业的倦怠，如何跳出舒适圈？还有，如何用小而美的方式先切进宠物行业，仅用一个月时间实现冷启动？
第三期，abcPlayer Coffee主理人李燕妮(AINE)，这是一家开在静安区愚园路上，常有达人们打卡、晒图的咖啡店。最近，他们在徐汇万科又开了第二家新店，主打“网球咖啡厅”概念。AINE曾在家乐福、汉堡王等外企做品牌方面的工作，她被贵人点拨，创业梦燃醒，入了咖啡赛道。那么，abcPlayer正在探寻怎样的商业创新模式？我们还聊到“斜杠”，斜杠也是一个做事的过程，并非想要的多，而是在尝试，也在找出路。斜杠是生长出来的！
第四期，野果与山椒餐厅主理人赵倩倩(Alisha)，采访前，我唯一做的功课是翻看小红书，搜索“野果与山椒”弹出很多的笔记，大多是晒着漂亮的门头照，和看着咽口水的菜品图。还有，Alisha自己一年多的创业心路日记，初上阵，一切感受是活泼泼的。在经营餐厅之前，Alisha做过新东方老师，转而进入咨询行业工作，多年后是怎样的机缘，让她跳脱职场跨入新的领域？开出第一家餐厅，从设想到落实经历了哪些？真实体感总结为一句话“市场是探索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第五期蒋李凯，是我一个十多年的朋友，认识李凯一年后他跑去粤港澳大湾区创业了，所以，这些年我们是网友。约这期采访，是因为看到他的朋友圈动态，他新成立一个公司叫宁波亚景，看到几张像是他在电影开机场面的照片，我问他是不是在做“短剧”？确认后当天我给他发了采访提纲，就这么敲定好录一期播客。
接着第六期，播客更新间隔了三个月，直到暑期，我把孩子送到上海近郊的村子里，朋友介绍给孩子教素描课的老师，我一起去看看，在松江区泖港村紧挨着村委会，一处二层小楼，门口挂了块牌子“周洁尘工作室”。小楼的一层是喝茶会客，二层有两间，一个绘画教室和一个植物染工作室。心想，是不是进村创业的主理人？正好我也该更新节目了，就和周洁尘老师聊了这期。周老师主要做植物染料开发与染色技法研究。
第七期至第十一期，大约两周连续更了5期。前不久，见到老朋友吴邦和胡一，他俩在大理开了一栋民宿叫“旧屋里”，由此产生连接，007.「吾肆，一个奶茶店里的音乐人社群」，008.「旅行博主胡一：我们开了“旧屋里”民宿，做我自己想做的」，009.「我在县城创业：DouDouDe面包，可以缓慢生长」，010.「家居博主林小厦：掉粉了，我在重新构建自己」，011.「从音乐制作人到视频内容创业，吴邦：有一技之长非常重要」。这趟来大理，像是见了几位“旧屋里”的新朋友，我对大理有一个奇怪的印象是小时候跟着我妈看古装电视剧，忘记是啥名字和剧情，反正记住了一个武林高手是大理的。后来，我学插花，认识花材中的大丽花，用到这个花也会想起大理和武林高手。当下奇妙的缘分，在大理，采访了几位在小兴趣商业里的“武林高手”。
我是一个工作了二十年的80后。现在，除了编辑工作，也在主理着一项兴趣，插花。2017年，我跟随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和30多位企业家一同赴瑞士进行品牌访学，在全球顶级巧克力品牌瑞士莲总部，进行即兴花植创作，用采摘自山间湖边的花草叶果，表达中国风，获得瑞士莲总裁的赞赏，也为随行的企业家带来惊喜，回来后，继续创作廿四节气花系列，已经发布24个插花教学视频。我认为，插花是一项很好的适于大众参与、修心解压、门槛不高的艺术，为此，还去读了应用心理学硕士课程。插花是审美观察的表达，观察能力滋养着想象力，并且能够辅助到其它工作领域或日常生活中，我会持续去探索。
在瑞士莲巧克力总部的即兴花艺秀

以“坛子”创作/棕榈叶

有一种结果的到来，好像早就该来，也好像从未期盼，新的播客专辑《走进微利时代》也在路上了。墙裂坛听友们，如果你也是主理人，如果你已经有自己正在做的项目或品牌，不在意规模，你可以是一人创业，也可以是小有规模的团队。欢迎联系坛子（添加坛子微信“bksufe”，请注明：主理人），请你简短地介绍以下要点：你的项目/品牌名称？你属于哪个领域的主理人？以及，简单描述一下你推崇的理念和正在做的事。

— End —
专辑主播｜也叫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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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股灾揭示全球经济暗流：到底谁在“操纵”21世纪的金融游戏？
22 Aug· 墙裂坛
我们的《罗素纳皮尔21个金融史教训》系列仿佛自带魔咒。上半部分内容是在科技股大跌后推出的，而本期下半部分内容又恰逢日本股灾。那么，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能从金融历史教训中找到哪些前车之鉴呢？
本期节目，我们将结合最近发生的短暂日本股灾，从21个教训中挑选几个应景的，再复习一下人类在金融市场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时间戳·
00:01:40 回顾日本2024股灾，深层原因是什么？
00:17:00 教训5：政府为什么青睐市场？往往是因为有所求
00:26:19 世界进入“财政主导”时代，市场逻辑全变？
00:36:40 教训12：永远不要在汇率被高估时购买新兴市场股票。
00:46:59 境内游资的动向往往是一个国家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的一杆标尺。
00:55:46 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你应该对“不均衡感”兴趣，那是能赚钱的地方。
01:00:46 全球货币体系一般30年垮塌一次。
*BGM：美國內戰中的一段

·文字总结·
1. 回顾日本2024股灾，深层原因是什么？
８月５日发生的“日本2024股灾”在维基百科的“日经指数”词条中已经有了更新，说明至少已具备成为历史事件的资格，我们也可以用历史的、而不是预测的角度来讨论了。
简单回顾：在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的背景下，日经指数当天暴跌超4200点，跌幅超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在日本，1987年崩盘被称为“蓝色星期二”，因为时差，也因为相对温和，五个月后就回到了崩盘前水平）。
2024年这次股灾，日经指数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然而，戏剧性的是，第二天指数就强势反弹超过3200点，又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涨幅。
日本的股市是个神奇的存在。
这次日本股灾也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一部分，要用整体视角：
就事论事，过去十年，日经指数在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最佳，平均每年涨幅达11.2%，与企业盈利10%的增长相当。这与美股形成鲜明对比，美股涨幅部分来自估值提升，而日本股票主要靠盈利增长。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日本经济似乎日暮西山、全球影响力下降，但股市却表现出色。这一矛盾源于日本企业收入大部分来自海外，2024年约七成收入来自境外。换言之，日本股市的盈利逻辑更多依赖全球经济而非本土经济。
近期股灾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加上日元持续贬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压力，促使日本政策制定者考虑调整货币政策。过去，日本实行了包括锚定收益率曲线、央行直接购买股票ETF等宽松政策，虽然刺激了股市，但未能有效提振经济。
股灾后，大多数解读都关注于日元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套利交易确实是直接导火索，多年来日本利率接近于零，吸引了大量借日元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但成功套利需要满足几个条件：（1）利差保持不变、（2）日元持续贬值，以及（3）高杠杆操作。近期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自3月份开始17年来首次加息，退出了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7月又进行了小幅加息，虽然幅度不大，但已是多年来最显著的变化。
此外，近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干预。日本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可调回的海外资本，干预能力相当强。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日本的"弹药库"还能存续多久，以及何时会大规模调回海外资本，但当下动能下，“出手”大概率会导致短期内日元大幅升值，引发全球范围的去杠杆化。
波动率也很重要。“carry trade”和“做空波动率”都属于"work until it doesn't work"（一直有效直到失效）的策略。过去一年半里，全球市场波动率异常低迷，这种长期低波动率环境滋生了许多不负责任的风险交易。许多交易员习惯于做空波动性，即卖出市场波动的"保险"。8月5日当天，波动率指数飙升至2020年3月的水平，这些交易策略可能遭受重创。
虽然市场已经明显反弹，但整个事件真的结束了吗？
可能还没。
全球市场正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大选和日本新首相的选择。
美国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进而影响全球股市走向。许多投资者对未来市场持谨慎态度，部分获利投资者可能选择暂时离场观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参与此次大选，意味着日本将迎来新的领导人，其政策方向尚不明朗。过去十年，日本央行采取了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但副作用也日益显现。新首相是延续现有政策还是进行改革，将对日本经济和全球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疲软，中国经济数据也不尽理想，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资金撤离市场。
市场叙事和心理也变了：看到日本政府这么干预市场，提高利率，表明可能不再愿意让日元继续贬值——那些长期carry trade的投资者大概率开始试图退出，至少会减少敞口。或者自己成了惊弓之鸟，或者风险部门开始念紧箍咒，反正后面大概率是个去杠杆的趋势。
日本是个很好的案例，和本期的几个教训也有很深关系。
2. 纳皮尔的教训5：政府为什么青睐市场？往往是因为有所求。在金融历史上，从来没有所谓的“公正裁判”和“公平执法”，一切都是根据最终执政当局最终的需要而决定。
这次股灾，还有背后日元的困境，不得不让人琢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哪只手才是主导？哪只手经常管不住自己？
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了政府相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比政府更擅长资源配置。这种理念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达到顶峰，他们放手让市场自由运作。的确，市场在当时创造了令政客满意的结果，也帮助他们赢得了选举。
然而，当局势改变，政府便不再满足于袖手旁观，开始插手资源配置，因为他们不喜欢市场带来的结果，比如财富不平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政策改革就是例证。私有化和“涓滴效应”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终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下降，社会公平问题加剧。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政府比作裁判，认为政府应该保持中立，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价格。但历史告诉我们，政府从来都不是完全中立的。我们也许正回到1945-1979年那种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时代，尤其是在欧洲。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政府在干预经济。
如今，面对绿色经济转型、重建供应链、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政府需要巨额资金。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更有可能选择动员储蓄，这意味着更大的干预力度。
日本股市波动就是政府干预的鲜活例子。在金融市场上，所谓的公正公平背后是政府的意志。国家在未来西方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可能会增强。这对我们进行资产配置和判断全球经济走向都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海外扩张需要更加谨慎。如果当地政府倾向于干预经济，投资风险将会加大。

3. 世界进入“财政主导”时代，市场逻辑全变？
过去四十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处于货币主导的时代，央行是市场的裁判，可以通过调节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或管理经济和通货膨胀。
然而，近年来这一趋势似乎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政府干预加强、财政政策主导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了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正在被压缩。尽管央行原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货币政策，但现在却不得不考虑财政问题的影响。鲍威尔在决定是否加息时，不可能不会偷瞄一眼耶伦。
日本可能是财政主导的典型案例，美国也不例外： 2017年以来，美国的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随着公共债务不断攀升，财政政策会不会正逐渐取代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的主要工具？
这种转变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熟悉的市场逻辑。
这种政策取向导致整个宏观治理模式与历史上的情况发生了背离。我们会发现，通过货币政策或非常规政策来解决财政赤字或债务问题，会导致某些资产市场出现大幅上涨。
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日股和美股的上涨就是这种政策的后遗症。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股市的上涨至少还有一部分基本面的支撑，而美国股市的上涨则更多是依靠货币政策的推动。
美元的走强对美元的未来构成了巨大风险。毕竟，股市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高于债券。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购买力和对外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股市必须持续上涨才能实现化债和社会经济基本稳定。
一旦出现类似上周一那样的事件，整个市场将会遭受巨大冲击。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日本央行只是采取了一个小动作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未来一些大动作肯定会对整个资产市场最终的再平衡产生巨大影响，而再平衡往往意味着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市场秩序的重建。
4. 教训12：永远不要在汇率被高估时购买新兴市场股票。
当一个国家决定维持高于基本面的汇率时，往往会出现本国货币卖家多于买家的局面。为了稳定汇率，该国不得不回购本币或提高利率，实际上就是实行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虽然GDP与股市之间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流动性却与股市息息相关。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流动性，而股市与流动性密切相关。高估的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历史上，1989年底台湾股市的市盈率达到了65倍，而1998年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则降至10倍以下。
还有墨西哥: 90年代初的比索高估导致通胀高企，贸易赤字扩大。为了维持汇率，墨西哥不断消耗外汇储备，最终在1994年被迫贬值，比索价值几周内暴跌50%，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在1997年被迫将泰铢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制，导致泰铢在6个月内贬值50%，股市和GDP雪崩，危机蔓延至印尼和韩国。
2001年，阿根廷比索因通胀失控而大幅贬值，官方汇率形同虚设，最终在2002年彻底放弃盯住美元。这三场危机都凸显了新兴市场汇率的脆弱性，高估的汇率往往伴随着贸易赤字、资产泡沫和通胀失控等问题。
这些都是因为过分关注汇率管理，而忽视了其他货币变量的自然调节.
因此，如果我们要投资新兴市场，尤其是那些管理汇率的国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汇率情况。
中国呢？
纳皮尔始终认为认为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也是货币政策过于紧缩的原因（也是A股一直支楞不起来的原因）。总有一天，中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尽管人民币汇率被认为高估，但中国央行依然保持克制，原因在于美元加息周期尚未结束，以及中国需要时间消化资产泡沫。
这个教训其实说的就是三元悖论/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下，会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正如“三元悖论”所揭示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只能选其二。
日本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牺牲了汇率稳定。而中国似乎一直在三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不在三角的顶点寻求突破，而在其三条边的移动中寻找平衡。独立的货币政策放松一点，资本项目开放一点，汇率浮动幅度大一点，并在渐进的动态路径上伺机实现平衡。
5. 教训13：境内游资的动向往往是一个国家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的一杆标尺。
要注意一个国家或者市场中本地的投资者都在干什么：是大量投资自己的国家？还是争先恐后往外走，在外面买资产、投资？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那么当地人是正确的，外国人则是错误的。
在判断一国汇率是否高估时，观察境内游资的动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如果大量本地投资者抛售本国资产，转而购买海外资产，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对本国经济和汇率缺乏信心，预示着汇率可能存在高估的风险。
纳皮尔举了90年代初到中期自己在亚洲的情况，发现外国资金涌入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香港等所有市场，但当地资金却在流出。但当地企业却在大举抛售本币资产，马来西亚企业到处买买买，马币被严重高估，马来西亚可以发行马币，买到所有想要的资产，包括瑞士的酒店。
要相信本地投资人用脚投票的智慧，而不是“代理人”的——代理人就是管理别人的钱的人和基金。现在全世界都是代理人在管别人的钱。
如果你有机会在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决定之间做出选择，一定要看看委托人在做什么，因为是他们自己的钱，往往会做出更好的决定。这和塔勒布的“skin in the game”如出一辙。
然而，将这一指标应用于中国的情况时，需要格外谨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且经济结构和政策框架也更为复杂。
以香港为例，尽管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做空压力，但凭借雄厚的外汇储备，港币汇率始终坚挺。这表明，仅仅观察境内游资的动向还不足以判断汇率是否高估，还需要考虑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政策干预能力等因素。
近期越南的例子或许更具参考价值。越南目前有好几个预警信号，并不像流行叙事所讲“是下一个韩国”。
2024 年上半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增长，但是越南本地的钱却在外流。5月以来，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约25,200越南盾/美元左右，是因为越南国家银行（SBV）在外汇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但外汇储备仅能维持2.96个月，而且这还是来自去年2023年10月的最新可用数据，现在的情况难以想象。相比之下，泰国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持超过9个月。

6. 教训19：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所谓均衡只是一个瞬间可能达成的一种状态。你应该对“不均衡感”兴趣，因为那是你能赚钱的地方。
“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本质。全球货币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运转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投机和投资的机会了。非均衡意味着机会，因为只有价格偏离价值时，才存在套利空间。
这个世界最大的机会：在于当一个国家尝试锚定某个价格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和异化（也就是上面的教训12）。
当国家试图控制某种东西的价格时，私人资本会进行套利，不平衡就会累积，机会就来了。汇率管制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你会看到巨大的不均衡。
现在的机会在哪里？
纳皮尔观察到，近期资金涌入越南等非中国新兴市场，正是因为投资者预期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链会转移出去。这种预期导致资金流动出现偏差，进而创造了投资机会。
然而，这种“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也并非没有风险。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点在于欧洲。中美两国博弈升级，欧洲经济却陷入困境。
首先，欧洲内部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统一但财政政策各自为政，导致应对危机时缺乏协调性。其次，欧洲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环境，过去受益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国的廉价制造以及美国的廉价资本，而如今这些优势都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中美两国虽然竞争激烈，但经济体量庞大，对自身经济的掌控力也更强。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非均衡格局下，欧洲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

7. 教训18：全球货币体系一般30年垮塌一次。
货币体系大约每30年就会崩溃一次，哪里可能出问题？
纳皮尔认为:1. 中国不大可能继续让自己的货币锚定美元； 2. 欧元很有可能已经难以为继，无法持续； 3. 日本将不得不开始将资本汇回国内，以资助其政府，将不得不开始出售海外投资组合资产，并将其带回国内，以购买其政府债券。 4.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
全球货币体系是否真的如这位学者所说，每隔30年就会崩溃一次？他列举了欧元、日元和美元三大货币体系的潜在风险，并认为下一次危机将在2050年前后爆发。
回顾历史，这种30年周期论似乎有一定的依据。1990年苏联解体、欧盟诞生，对全球货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1930年代的大萧条则导致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
然而，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这位学者也提到，货币体系的危机往往是由具体的事件引发的。例如，他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将对欧元和日元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线性外推，认为2050年一定会发生货币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潜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可能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我们需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和对风险的警惕，才能在危机来临时从容应对。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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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15.时势造英雄：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群像
17 Aug· 墙裂坛
本期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也就是最近广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的前身，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它的崛起、衰落、经历的1.0、2.0阶段，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和经济现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演变，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更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制度、价值观、道德风尚、精神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00:02:22 乡镇企业“1.0”阶段
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0阶段”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著名的"大包干"事件，乡镇企业开始在摸索中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决策意义重大。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资金支持。华国锋访问伊朗时，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外，还重点探讨了借款事宜。这些借来的美元主要用于引进宝钢和金山石化等重大项目。宝钢从日本进口设备，满足大连等地的钢铁需求；上海金山石化则致力于发展化纤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尽管后来"大跃进"式发展导致外汇储备紧张、经济突然过热，但回顾历史，这些项目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农村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未提及，完全是由农村自发产生，当时存在争论。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大胆尝试，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和全国推广。这一改革否定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农村联产承包提高了产量，城市的个体经济也得到了适度放开，有效解决了供应问题。虽然粮票等配给制度在90年代才正式取消，但随着小商业和个体运输业的发展，这些票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便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增加了轻工业品和日用品的供应，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既保证了农民就业，又避免了城市人口压力骤增。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从简单的轻工业品生产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灵活多变，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这一时期，集体与私营概念模糊，产权不清，也被视为“原始积累时代”。《摸爬滚打》第八期“温州的今天并非明天的样板”中提到过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剧情：主人公周万顺创办鞋厂，盈利后却因“挪用公款”被捕，原因是鞋厂注册的是集体企业，盈利被视为“国家财产”。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才被放了出来。

乡镇企业“2.0”：“二次创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亏损面扩大，许多企业破产或改制；从原始积累到二次创业，再到第一代企业家的落寞。乡镇企业进入了“ 2.0” 阶段，标志着其向真正的民营企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到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促使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期间有三大节点：1、1995年我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2、1996年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3、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乡镇企业进入调整和“洗牌”阶段。
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取消了乡镇企业的税收和贷款优惠。高层要求"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开始摆脱束缚，80%的乡村集体企业进行了个体私营和混合制改革，40%以上的企业开始向产业集中区和小城镇集聚。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85000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93.2%。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

00:12:00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落寞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与1995年之前明显不同。《繁花》中的范总还主要从事内销业务，但到此时期，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口产品。以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为例，主要生产衬衫。步鑫生出差在深圳特区看到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时髦衬衫，就跟在后面仔细观察衬衫样式，记在脑子里。回去后，让裁缝按照记忆中的样式制作。这些产品国内销售得很好，但布料还是国产的，比如"的确良"和其他化纤产品，质量太差，其实不能出口。所以技术水平必须提高。1995年之后，第二代年轻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胆子更大，不仅制造出口商品，还努力提高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包括最新型的纺织机。运动鞋等产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进的。一开始是走私，后来干脆引进设备，开始做贴牌加工。这批新企业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敢于向外学习新技术、引进设备，生产的产品既有内销的，也有直接外销的。此时的银行业能发展国际业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年轻企业家。在这个阶段，第一代企业家开始感到落寞。新一代企业家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淘汰了老一辈。老一代企业家觉得很没面子，有的还想搏一把，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管理能力和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被淘汰了。在2.0阶段，大家对个体经营已经不再忌讳。不必再像《温州一家人》的鞋厂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挂靠集体企业。到了1995年后，社会基本认可了他们的模式。虽然还叫"乡镇企业"，但我们已经开始称其为"老板"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也在加速变革。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像《繁花》里提到的上海纺织厂女工下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浙江的陈金义在上海收购了几家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认为城市里的国企都可以私有化，于是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改制后，乡镇企业以新型集体、混合制和个人独资形式再次创业。就业人数在这个时期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1996年的总数。这也是农民开始大量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过各种非议甚至歧视。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者利用政策漏洞侵吞集体资产，干部腐败，工人消极怠工或偷盗企业财产等。尽管政府对乡镇企业有一些政策限制，但由于其是"草根经济"，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合乎规律，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逐渐获得认可。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变化，还涉及价值观、道德和人性的变迁。
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乡镇企业逐渐转型为私营企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机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00:16:28 民营企业家的三个群体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
-“乡镇拓荒者”：原乡镇企业家和从农民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
-“个体户传奇”：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经商的人，包括路边摆摊的小贩。这类人后来逐步发展，有的开始经营酒店，从小饭店到大酒店，最终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精英创业人”：高素质企业家，如马云、郭广昌等，或从体制内跳槽出来自主创业的人。

乡镇企业经历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企业家的更迭，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父子交接班，而是两个年龄层次、管理理念迥异的群体。新一代企业家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推动了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８０年代以后，国家开始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涌现出许多新兴企业。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通常年纪较轻，与第一代企业家之间并非简单的传承关系。例如，鲁冠球的万向节厂一直存在，而在萧山地区，会有更多后来兴起的乡镇企业与之并无关联，这些企业可能比万向节厂晚５到１０年成立，企业家年龄较小，认知方式也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像《繁花》里的范总这样的企业家，可以算作第二代。他们已经开始引进外部资源，处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更像是步鑫生那样的人物。这种更迭并非简单的家族传承，而是由技术迭代等因素造成的。在那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年代，几年就可能是一代人的差距。以第一代乡镇企业为例，如绍兴、萧山、苏州等地，许多从事服装、纺织、布匹和印染业务。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传统的纺织机，甚至是国有企业已经淘汰的设备，生产卡其布和圆领衫等传统布匹。这些企业家凭借自己的勤劳，开拓市场，使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到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引进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纺织设备。这批企业家与第一代在认知水平和经营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代企业家是最容易创造政绩的一批人。他们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能大幅提高当地ＧＤＰ。因此，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大，也更有针对性。然而，这个阶段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为了扩大规模，一些民营企业家借助政府政策，如土地免税和银行贷款等高杠杆手段快速发展。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寻求政府帮助，引进外资或进行合资。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创新效率高，但也存在风险，部分企业的非理性扩张和高杠杆经营，为日后的问题埋下了隐患。第二代企业家虽然已经拥抱新事物，但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他们的管理能力逐渐跟不上，杠杆率越来越高。从８０年代末，尤其是９０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企业出现问题。这部分源于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认为从小规模发展到大规模只是量的变化，却忽视了质的飞跃。例如，第一代企业家主要与老师傅打交道，而第二代则需要与国外工程师或专业团队合作。员工构成也从本地人变为外来务工人员，这些都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但未能真正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这也是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代企业家时代。他们与前两代相比又有了新的特点。例如，有些家具企业的第三代传人，通过创新设计完全颠覆了传统家具的概念。还有一些年轻企业家利用新媒体平台，在非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开拓市场，从小规模逐步扩大。
这种发展轨迹似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直线上升。每一代企业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回归本源。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创新的过程，正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00:37:05 范式转移与企业家的抉择：在变革浪潮中寻找平衡
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殊的时段，这个时段充满矛盾和挑战，适者生存，曾经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这个时期遭遇落寞或被淘汰。
这种情况难以总结经验，是因为时代转换。当范式发生转移时，之前的问题可能无法用旧有的方法解决。这并非因为企业家不够努力，而是旧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银行业也在经历这种转型。
对于企业家而言，关注基本财务规律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许多教训都是相似的。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这也是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非简单地判断某个产业是好是坏。企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上需要吸取众多教训，即使是一个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以浙江萧山和绍兴为例，虽然两地相邻，语言系统相近，但产业结构却有所不同。萧山呈现出综合化或多元化的特点，而绍兴则一直以纺织业为主。这导致两地在经济发展上互相比较，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然而，纺织行业经常面临技术周期和产业本身周期的双重挑战。当技术周期结束时，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淘汰，而新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这就会造成发展困境。
绍兴坚持以纺织业为主的发展策略，认识到人们永远需要穿衣服，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亡，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比之下，萧山的多元化策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一些挑战，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业务经历了一段落寞期。这与邻近的余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阿里巴巴的进驻而GDP急速上升。
这反映出，产业转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前的繁荣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过度追求转型也可能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为了转型而转型，显得过于急切。相比之下，东南亚和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则表现出不同的心态。他们对新趋势和技术保持关注，但并不急于做出重大改变，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后才采取行动。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很快，加上过去４０年国际技术的巨大进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次，中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国际水平。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体制机制——既包括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的影响。
一些一代企业家面临落寞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感而不甘心退出。他们可能会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表示要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既与企业家自身有关，也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此外，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制也在推动企业非理性扩张。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感到被推着走，不得不进行扩张。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 End —
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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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奥的“原则”：投资圣经还是PUA宝典？
3 Aug· 墙裂坛
本期节目是和《知行小酒馆》和《起朱楼宴宾客》的一次串台。主角是 “投资界的唐僧”——瑞·达利奥（Ray Dalio）。，以及他那备受争议的“原则”。
起因是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新书《The Fund》，这本书揭露了桥水基金内部的管理文化，是一本让人读的从头到尾惊坐起的“偶像黑化”之书。将这位投资界“大神”拉下了神坛。在达利奥封神之作《原则》出版13年后，这位记者深入桥水内部，调查“原则”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结果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相：一个试图成为人类教宗和精神导师的PUA大师。
书中描绘了一个奇特的世界：老板如同摩西，比家人、朋友甚至宗教信仰更重要；员工则像虔诚的信徒，放弃自我和追求真理，将灵魂献祭给名为“公司利益”的神。
虽然但是，我们不能仅凭一本书就否定达利奥的成就。毕竟，他在投资领域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我们回顾了桥水基金的传奇故事，从最初的麦当劳鸡米花期货交易到闻名全球的“全天候”策略，以及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神级操作和2020年的“翻车”经历，试图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投资大师。
我们还从他的《巨债危机》出发，探讨了他的投资理念、方法论，以及他那充满争议的“机械化”管理风格。达利奥一直强调世界是一架机器，而他是那个试图破解机器运转规律的人。他将自己的投资哲学总结为“痛苦+反思=进步”，并试图将其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机械化”思维，在实践中却演变成了一种极端的管理方式，甚至被指责为“PUA”。
最后落脚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偶像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有“重塑偶像的权力”？

达里奥书单和关键词：
·《原则》（Principles）: 达利奥的封神之作，阐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原则，试图将其应用于所有领域。
·《巨债危机》（Big Debt Crisis）: 达利奥对债务周期和危机的深入分析，更像一本实用的投资说明书。
·《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达利奥对世界格局变化的思考，关乎所有人的命运。
·“痛苦+反思=进步”（Pain + Reflection = Progress）: 达利奥的核心哲学，强调从错误中学习。
·“全天候”（All Weather）策略: 桥水基金的王牌策略，旨在应对各种市场环境。
·“Pure Alpha”策略: 桥水基金的主动型策略，在“全天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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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台主播｜雨白大卫文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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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崩盘，历史中早有警示？解读罗素·纳皮尔的21个金融箴言（上）
31 Jul· 墙裂坛
本期是《金与火的金融史》专辑的点题。
大家都知道市场有效假说——市场上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如果假说成立，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是优秀投资人，毕竟还有谁比历史学家掌握的信息更多呢？
但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历史学家们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大家更关注的是网红经济学家。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听到"这次不一样"、"不能用过去预测未来"等说法，尤其在试图预测市场时——历史也不是水晶球。
历史在金融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为什么要重视金融史？
达里奥在《巨债危机》（The Big Debt Crisis）中反复重复一句话：“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来自于自己此生从未见过，但是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My biggest mistakes in my career came from missing big market moves that hadn’t happened in my lifetime but had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所以他对历史中的市场、债务演变的细节，都事无巨细地收集、透彻研究。还有周金涛老师，也觉得历史非常重要，世界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道理下有许多小循环。所谓“道法自然，天定胜人”——历史是有规律的。
虽然但是，历史也不是一个简单的“if / then”语句：如果X发生了，Y就发生，就下什么注。历史不重复但押韵，但问题是：我们究竟该怎么找到押韵的部分呢？
碰巧，最近美国科技股大跌，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7月22日那一周，纳斯达克遭遇2022年10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美股科技“七巨头”遭遇“至暗时刻”，单日市值蒸发7680亿美元，一个礼拜左右缩水幅度达到约2万亿美元。标普500指数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拖累，暴跌2.3%.
上次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2%，那还是在上次——17个月之前。过去这一年半，美股几乎是持续保持连胜记录——此记录已经快十年未见（上一次是2007年）。即使是最大的多头，内心深处也会隐隐不安——怎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但直到上周三，不安才终于坐实了。
这次大跌，恰好和本期想和大家介绍的Russell Napier（罗素·纳皮尔）的《二十一个金融史教训》中的好几个教训，呼应得几乎是严丝合缝。

·时间戳·
00:05:00 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是谁？
00:08:45 金融史为什么很重要？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投资人？
00:17:21 科技股大跌是一个金融史指导现实的绝佳案例：上周科技股发生了什么？
00:21:19 这次大跌和21个教训中的哪几个恰好呼应？

·文字录后感·
01
穿越金融迷雾的历史侦探：罗素·纳皮尔
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是西方金融史界独树一帜的学者，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对金融历史的深刻理解而著称。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89年，从苏格兰的Baillie Gifford到香港的里昂证券，一路走来，见证了亚洲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甚至亲身经历了1995-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段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声誉，更使他成为最早洞悉亚洲金融危机风险的预言家。
除了在金融市场一线实战的丰富经验，纳皮尔还积极投身于投资者教育和金融历史研究。他创办了一个很有趣的图书馆——错误图书馆（Library of Mistakes）。这是一个专门收藏商业和金融历史上各种错误案例的宝库，仿佛在提醒：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记不住犯过的错。
纳皮尔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里昂证券期间撰写的全球宏观报告《坚实基础》（The Solid Ground）广受好评，如今已独立出版。他还有一本被《金融时报》誉为“邪典”（cult classic）的著作——《熊市解剖：华尔街四次大底的启示》（Anatomy of the Bear: Lessons from Wall Street's four great bottoms）。此外还著有《亚洲金融危机，1995-1998：债务时代的诞生》（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5–98 – Birth of the Age of Debt），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那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
纳皮尔的独特之处：既是经验丰富的市场老兵，又是严谨治学的学者，尤其是对熊市的深刻理解，被誉为“熊市解剖人”毫不夸张。

02
历史学家会成为更好的投资人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有一篇精彩访谈文章“ RETHINKING MY ECONOMICS”（重新思考我的经济学），其中提到：
“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可信度革命’意识到，过去那仅靠断言来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不太可靠。现行的方法，如随机对照试验和双重差分法，虽然更科学，但仍然只关注局部效应，忽略了那些可能重要但作用缓慢、滞后时间长且不固定的机制。

而历史学家则不同，他们更擅长识别那些看似合理、有趣且值得思考的重要机制，即使这些机制不符合当代应用经济学的标准。”
做个类比：经济学家像拿着显微镜研究蚂蚁搬家的科学家，经常忽略远处缓慢逼近的洪水。历史学家则像经验丰富的向导，能够敏锐察觉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改变全局的趋势。金融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重要信息。
长期以来，有效市场假说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认为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历史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历史恰恰是定义“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的基础，是理解当下、预见未来的关键。
当然，金融史在预测商业周期方面作用有限——商业周期太复杂。但在探测大变化时，历史无可匹敌。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历史学家就像吕端。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总是有些“不对付”，视角不同：经济学家试图用模型概括现象，而历史学家则认为许多事情非常复杂，超出模型解释的范围。
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体系结构如何变化？旧结构的后果是什么？新结构的走向是什么？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会提出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则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经济学家需要依赖原有假设，否则模型就失效了。
金融史告诉我们，当遇到结构性变化时，需要大胆迈出一步——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经济巨变，只有那些洞悉历史、敢于打破传统投资组合、大量持有黄金的人是保全财富的赢家。
但学历史最忌僵化。如今信息瞬息万变，市场复杂程度远超过去。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市场失灵等事件都是宝贵的教训。如“量化宽松”虽由伯南克提出，但其思想根源却可追溯到历史上降低货币金属含量导致通货膨胀的无数案例。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03
科技股大跌：历史教训再现
最近美国科技股大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对于这次下跌，一个极简版的解释是——“之前涨的太多了”。更核心的解释有两个，各有见地。
解释一：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拜登最近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这对美国宏观经济和未来政策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尤其是他的政策偏好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例如，过去一年芯片股如英伟达、台积电等涨幅很大，源于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信心。但由于美国希望将台湾的芯片制造产能转移回国，并对相关产品征收关税，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未来信心不足。
拜登的“小院高墙”策略，即尽量与盟友或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保持同步，但对其他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关税或行政命令，这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将备受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大选结果。
解释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投资者获利了结，形成了小幅回调。这并不能称之为大跌，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调整非常常见。过去两年中没有见过这种调整，可能让人们的记忆变得短暂。
大家普遍认为美股不可持续，估值过高，总会有一个转折点。但试图精确预测转折点并不靠谱——理性预测往往会忽略市场的非理性层次。
例如，大家对英伟达的追逐，许多人认为英伟达有业绩支撑。如果英伟达的股价存在泡沫，预测其股价下跌是危险的。因为当你认为有转折点时，还有大量人尚未进场。当这些人进场后，股价可能会再涨一段时间。作为市场交易者，过早做空或赌转折点会得不偿失。
04
这次大跌和《21个金融史教训》中的哪几个恰好呼应？
我们挑出了第三个教训（佩珀定律）、第二个教训（市场表现和GDP表现的关系）、第八个教训（最危险的投机是追逐收益率）和第十一教训（当市场估值极高将要转折时，何时会急跌，何时会长熊），逐一解读：
教训3：佩珀定律（Pepper’s Law）
这条定律以戈登·佩珀命名，他在牛市和熊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天灵光一现，发明了“佩珀定律”。
定律如是说：当某个东西一直在上涨，并且看起来不可持续时，如何判断它何时会停止？做法如下：
1.利用你所学到的一切知识、分析能力，估出一个逆转的时间点。
2.把从现在到这个时间点中间的时间加倍（x2），再减去一个月（-1）。
比如，如果你预估逆转点是半年之后（6个月），那么实际的逆转点可能是11个月（6x2-1）之后。这一定律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例如人工智能热潮，尽管泡沫可能存在，但泡沫持续繁荣的时间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时间时间，如英伟达。如果非要给这段时间加个数字，那就是“乘二减一”。佩珀定律似乎是对凯恩斯那句名言——“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之长，可能远超你能保持不破产的时间”的一种恶搞式精确表述。判断高估值何时会转向并回归价值，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但佩珀定律会给你一个具象化的参考。任何交易者、市场观察家在做判断时，都需要考虑市场的非理性层次和从众心理反馈。如果不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那么你的判断可能会有大出入，蒙受高损失。在电影《大空头》中，多位主角做空美国次贷债券时，都经历过转折点并未如预期发生的煎熬时刻。熬到命悬一线，差不多“乘二减一”的时间点，事情才发生逆转，好在还没破产，才一战成名。教训2：GDP增长与股市表现之间毫无关系尽管宏观经济有些因素与股市相关，但GDP增长并不在此列。经济好，市场不一定好。从1900年到2023年底的123年股市数据来看，GDP增长与股市表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123年可不短。这个教训里有两层含义：1.宏观经济表现与股市并非一一挂钩。2.投资股市时，经济只是一个很小的层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大A，过去十几年尽管GDP往死里增长，但还是保持10年甚至20年基本躺平的表现，这是内生的原因。日本股市自1989年达到顶峰后就再也没突破过这个水平，尽管经济一直在增长；最近市场开始复苏，但经济增长并不显著——央行和外国投资者的炒作，与经济基本面无直接关联。另一个反例是东南亚，虽然1998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一些国家的经济还是在增长。股市主要关注两个因素：流动性和具体公司或股票中是否有可投机的因素。美国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泡沫（Dot Com Bubble）,当时互联网成为一个热门概念，尽管与基本面无直接挂钩，但涨幅巨大，之后出现了崩盘。然而，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伟大的公司，比如亚马逊（Amazon）。类似情况也可能在当前的AI行业中发生——虽然存在泡沫，但或许会有两三家企业在经历了巨大变革后成为新的领头企业。历史告诉我们，股票市场的因素非常复杂，不仅仅是看几个数字这么简单。在看最近的美股，从历史估值指标（如周期性调整市盈率，也就是席勒市盈率，或者Q比率）来看，无论用哪个指标，都显示美股已经很贵。虽然美国经济强劲，但市场不一定会一直强劲下去，至少中短期会有大调整，毕竟估值太高了。因此，纳皮尔认为：不要只盯着美国的经济增长，要放眼全球，寻找便宜的股票，尤其是那些“将从我们与中国关系的转变”中获益的股票。看来他很看好中国概念！但自己不投，因为已经被大A惨痛教训过了。教训8：世界上最危险的投机是“追逐收益率” (search for yield)”游戏“JOHN BULL can stand many things but he cannot stand two per cent.”“约翰·布尔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2%的收益率”—— 出自19世纪《经济学人》主编白芝浩，这里的“约翰·布尔”就像中文里的“隔壁老王、村口老张”，代表普通英国人。这句话揭示了人们对低收益率的天然厌恶——辛苦攒钱，还要交税、牺牲消费，结果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息，谁能甘心？历史上，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很少降到2%以下，即使在大萧条和维多利亚时代也是如此。2%就像一条隐形的红线，是央行愿意让利率下降的极限。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为了刺激经济，各国纷纷开启了“印钞机”，利率一路走低，甚至逼近零。低利率时代，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往往会不自觉地承担更高的风险。简·奥斯汀所说，女士们都希望嫁给投资回报至少5%的男士。当固收养老金计划利率只有1%时，那些承诺5%回报的、很有可能转不了手的葡萄酒庄资就显得格外诱人。虽然感觉上风险不大，但实际上风险已经高得多。一旦利率上升，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正如美国当下最火热的一款投资：私募资产（Private Credit），声称能带来15%甚至20%的年化回报。大家趋之若鹜，但这些资产背后的风险巨大，之所以能提供高年化回报，是因为有人在为之负重前行。当你还在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找到了“稳赚不赔”的投资时，可能你就是那个“冤大头”。更可怕的是，一旦你陷入“追逐收益率”的怪圈，你的欲望就会像无底洞般越来越大。今天你可能觉得5%的回报率还不错，明天你就开始嫌弃它太低，转而寻求更高风险的投资。所以，当你看到那些“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产品时，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在“追逐收益率”的游戏中，最后买单的往往是那些最贪婪的人。教训11：高股票估值会以什么姿势转折？慢熊—意外通胀环境中；快跌—通缩环境中美国历史上股票高估值市场表现：

教训其实在暗示我们：当前市场估值过高，叠加高通胀环境，未来很可能进入长熊市。（美国）
回顾历史，美国股市在1901-1921年和1966-1982年都经历了漫长的熊市，而这两段时间都伴随着严重的通胀。这是因为通胀会侵蚀货币的购买力，即使股票名义价格不变，其实际价值也在下降。不过，这个观点并非普遍适用。日本是一个反例。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普遍的通缩下跌。日本有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国内投资者的大量资产在海外。一旦国内出现通缩，资产配置自然会转向海外，大部分资产转向美股和美债。这与美国不同，美国投资者主要关注国内市场。展望未来，虽然无法断言美股熊市会持续多久，但高通胀环境可能还会持续5-10年甚至更久。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反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缩和快速下跌带来的特殊历史背景。而如今，高估值和高通胀的双重压力下，市场很可能迎来漫长的熊市。与美股不同，A股市场一直是“牛短熊长”，牛市总是非常短暂，而熊市周期至少是四五年。如果将2014-2015年视为大牛市，当下这轮熊市更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究其原因，A股市场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对投资者利益的漠视，以及上市公司只顾自身利益等，这些都抑制了市场的健康发展。教训21：用历史直接线性外推是一种沉迷鴉片的行为没有马克思，任何关于金融史的介绍都是不完整的。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纳皮尔认为“外推法（extrapolation）才是人民的鸦片”，确切地说是“线性外推法”。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过去投射到未来，寻求一种虚假的确定性。外推法很危险，它就像一剂麻醉剂，让人沉迷于虚假的安全感。在这个充满结构性变革的时代，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把过去经验奉为圭臬，并试图用它来预测未来。过去30年，甚至过去30个月、30周发生的事情，都不能成为我们预测未来的可靠指南。许多人痴迷于从历史中寻找规律，并以此预测未来，就像鸦片一样上瘾，相信“历史会重演”，忽略时代变迁和结构性差异。如果直接用历史事件做直截了当的推断，那么错误的可能性高于正确，因为你忽略了许多因素。以美股为例，有些人将当前走势与1929年大崩盘相提并论，认为历史将重演。然而，这种类比忽略了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1929年的美国股市仅仅是投机工具，而如今的美股可能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部分，美国不可能轻易让美股疯狂。伯南克发明金融加速器理论后，量化宽松的整套实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可能出现1929年式的垮塌。诚然，从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践来看，1929年式的崩盘或许难以重现。但历史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不能忽视时代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而不是为了预测未来。真正的智慧在于，透过历史现象，洞悉其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并将之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当下环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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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政治僵局到中国社会焦虑：我们是否已身处“新封建”时代？
21 Jul· 墙裂坛
新播客专辑预告：与Johnny老师一起探寻经济金融史～
小跑将邀请Johnny老师开设一个新的播客专辑，聚焦“经济金融史”。
我们将把一些关键的历史话题——比如贸易战的历史、金融危机的历史、美国货币史、香港商业史等，分门别类地梳理出来。在播客中，我们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详细介绍经济金融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史喻今。在讲述历史的同时，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当前的热点事件。比如，随着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们对关税和贸易战的担忧再次升温。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贸易战的历史，结合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思考应对之策。
读史明智。历史永远是把最可靠的手电筒。尤其在信息爆炸和各种不明来源小作文泛滥的今天，用它在密不透风的茧房中敲出个缝，定能找到光亮。
Johnny老师是历史专业出身，曾在耶鲁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经济史。金融危机也是他长期研究的话题之一。在知乎上开设专栏《金与火之歌》（https://zhuanlan.zhihu.com/financialhistory）。
为了配合这个新专辑，我们还将成立一个全新的金融经济史交流群。敬请期待！
最近，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新封建（Neo-feudalism）。
在美国，两党政治分裂日益加剧，但两党对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却高度统一。与此同时，再次刷屏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揭露了美国社会阶级固化的困境，但又难以破解，没有特效药。在中国，一篇关于北大国研中心社会调查的文章刷爆网络，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也面临着阶级固化的挑战。
那么，美国政治僵局和中国社会焦虑，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关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与“新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什么是新封建？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与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有何相似之处？新时代的新封建有哪些特征？它对全球经济和国家发展策略有何影响？硅谷的“加速主义”是否就是“新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新封建主义”趋势是否能够被遏制？
最重要的是：面对“新封建主义”时代，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时间戳·
00:04:14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00:09:10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00:15:46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00:26:19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00:30:37
美国“公民联盟”案
00:34:44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00:44:28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00:49:33 第三方视角
·文字总结·
01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特朗普遇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的担忧，甚至有人联想到了电影《美国内战》中的场景，开始猜测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
但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走向分裂。
回顾历史，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以及背后国际势力的支持不同。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需要大量黑奴，而北方则以工业经济为主，对劳动力需求与南方截然不同。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分歧，最终引发战争。
而如今的美国，诚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攻讦，争夺权力，政治观点不同，选民基础也分布在不同的州，但整个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高度统一的，即“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金主，都认同并受益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双方都在同一个“场子”里赚钱，没有动力去打破这种赚钱模式。
当然，如果未来美国出现某种极端情况，例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彻底决裂，一方通过立法手段将另一方的金主排斥在现有经济体系之外，那么美国才有可能出现类似南北分裂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低。
02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刚刚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是他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在2017年即川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二年获得了广泛关注。这本书讲述了万斯的自传，反映了铁锈带“乡巴佬”的生活困境。万斯的老家在肯塔基的杰克逊，但他的祖父母移居到了俄亥俄的米德尔敦，等于是从“煤矿带”迁到了“铁锈带”。他的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酗酒，幸亏有一个凶巴巴又严格的外婆，再加上他学习成绩优秀，并娶了一位优秀的印度妻子，才使得他得以摆脱乡下人的悲歌。
如今，万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传奇故事可以类比为老工业基地里的东北老乡，父母下岗，生活艰难，通过应征入伍和个人努力考上大学，再进入顶级风险投资基金，最终被政权看中，一路攀升，成为逆袭的典范。但他是个极端特例，铁锈带大部分的“老乡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出乡下人的悲歌。
万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社会根源性的拷问：为什么一个家族成为产业工人、为逃离贫穷所做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努力想活得像中产阶级一样却未能如愿？蓝领阶层的堕落和贫穷的根源在哪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未来位置是什么？
万斯书中结论是没有答案，认为特朗普和现代另类右翼也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只是鼓吹而不负责任，指责政府、左派和全球化，给了一边领着救济金，一边相信“爱拼才会赢”的“老美国梦”们的精神鸦片。他认为美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很难打破的，没有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法。
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来说，万斯的故事揭示了铁锈带的出现原因：全球化带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对制造业，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在人力成本上具有很大优势。全球化给美国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利益，在过去30至40年间为美国输送了大量财富。然而，这个财富分配过程并不均衡，跨国公司的精英和金融寡头们获得了大部分蛋糕，而铁锈带的工人却被遗忘。虽然万斯逆袭成功，但那些被遗忘的人怎么办？
而万斯如今又和特朗普站在了一张选票上。他在2016年对特朗普有许多反对声音，认为特朗普是独裁者，经常撒谎。然而，形势比人强，共和党的公认领袖是特朗普，想在共和党阵营中脱颖而出，你就必须接受这个老大。
有趣的是，川普最早选择副手时，并不是选择万斯，而是更有经验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卢比奥因担心失去佛罗里达州的席位而退缩，而万斯则坚定地站在川普这边，赌对了人和地方。很多文章称他为“接班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其中原因之一是他与特朗普的儿子关系很好，年龄相仿，显得有“接班人”的意味。
03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美国有很多问题，我们也不是没有。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但持续时间较短，是北大国研中心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揭示了一个“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社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大国研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历时二十年，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最新的调查结果，却让人五味杂陈。比如，关于“穷”的原因：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贫穷源于个人能力不足、不够努力；而如今，更多人将贫穷归咎于“机会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等外部因素。关于“富”的原因：过去，人们相信能力、教育和努力是致富的关键；而现在，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被视为致富的主要原因。
报告的观点是：这种认知变化，解释了为何“躺平”心态日益普遍。当人们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时，努力奋斗的意愿便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抱怨和不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多年前的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曾做过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系统性研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即剔除劳动人口增长和资本投入之外的增长因子）在2000年至2007年间高达45%，但在2008年至2012年间下降至三分之一，2013年至2020年间更降至25%。
换句话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下降。而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曾经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再过去十几年中变成了资本。资本在各行各业无孔不入，固然推动了部分行业的生产力发展，却也导致了核心部门，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要素价格飞涨。这种资本的无序扩张，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比如年轻人拼尽全力，却依然难以企及父辈的成就；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人民的体感也随之下降。
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贫富分化”，而更多是“代际分化”——60后和70后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获得了许多经济资源，而80后和90后却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中产阶级维持成本，要完成阶级跃迁变得异常困难。不仅是中国，美国社会也面临着类似的代际问题。越来越多文章指出，美国“Z世代”年轻人超越“婴儿潮”一代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资本的无序扩张似乎都难辞其咎。它推高了市场要素价格，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代际矛盾。
当然，不能否认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如果资本的增长不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福祉，不能通过合理的财税政策惠及弱势群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或许远超想象。
04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这两件事，背后似乎若隐若现出一个“神秘力量”，一种把社会形态固化、且目前尚没有另外解决方案的无形之手。如果要为前面描述的所有现象寻找一个共性或框架，以解释资本无序扩张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借鉴一个概念——“新封建主义”。
什么是新封建？这是一个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尤其是在学术界、政治学界。来自于科特金的《Coming of Neo-Feudalism ：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新封建主义的降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

传统封建主义在西方学术理论中，指的是欧洲大陆的封建领主，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佃农需为领主直接服务，并在人身依附上受到领主的控制。
科特金认为，“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其结果是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停滞，收入提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新封建贵族”的诞生，例如技术寡头（如Amazon、Facebook、Tesla等）和互联网网红KOL，他们在各自领域垄断话语权，新人要出头，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在文化方面，作者批判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认为这是财富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社会的原子化现象使得中产阶级和底层无法形成共识，因而无法有效反抗“新封建领主”的统治。
05
美国“公民联盟”案
在探讨“新封建主义”议题时，不得不提及2010年美国一起意义重大的判例——“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这起案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今的政治格局，甚至可以说是“新封建主义”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公民联盟”是一个立场偏右、支持共和党的团体。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拍摄了一部关于希拉里的纪录片。然而，这部影片被联邦选举委员会认定违反了当时的选举法，于是“公民联盟”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审理重点并不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深入探讨了相关法律条文是否违宪，即是否限制了“公民联盟”的言论自由。最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判定“公民联盟”胜诉。
这个判决看似与“新封建主义”毫无关联，但其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却是：美国的富人和财团可以直接介入选举。在此之前，想要资助候选人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并没有直接的途径。但判决之后，催生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等机构，使得财团可以直接参与选举。
结果显而易见，美国大选的费用逐年攀升。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总花费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而这一届肯定还会更高。这个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资本可以直接干预政治，权力不再能够有效制约财富，“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无论是财阀还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其深层次的问题都在于，资本和拥有大量资源的组织或财团，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开始直接影响政治，甚至左右政治决策。这标志着资本的影响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新封建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06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旧时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权力的根源。封建领主们为了争夺土地，发动战争，无限扩张，最终掌控了军队、法院乃至整个国家。如今，科技巨头崛起，他们虽然不觊觎土地，却在数字世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如同土地之于旧时代，算力和数据成为了新时代的战略资源。科技巨头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抢占着算力高地，试图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场“算力战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古代的土地争夺，而且看不到停歇的迹象。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们也深谙文化渗透的重要性。他们将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用平台优势和算法推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美国，科技巨头在主流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可以左右政治走向。
这种“数字封建”趋势在美国尤为明显。自“公民联盟”案之后，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财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或明或暗地支持不同政党，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更像是传统封建领主的地盘之争，各自占据着庞大的资源和影响力，难以撼动对方的根基。
从美国股市的表现也不难看出，科技巨头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而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这背后反映的正是科技巨头对资源的垄断和对经济规则的掌控。
大科技公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永动机”，不断推动自身进化，成为社会管理的主流力量。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让这种“新封建”力量变得更加不可阻挡。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有分教：欲望是一种发散的、破坏性和革命性的力量，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欲望之流，历史由此推进。与其压抑这种欲望，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什么也不做，看着就行了。看着它发展到精神分裂的那个最好状态，就好了。它自己就是冲破自己的力量，颠覆自己的推手。
之所以还没有自我颠覆，因为它发展的还不够好，要让它继续走下去，直到达到“自我反转”的时刻。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达到精神分裂点的苗头。
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追逐的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目标，这些目标背后反映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短视频的时代，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精准地原子化。科技巨头通过数据挖掘，了解每个人的喜好，不断反馈相应内容，导致社会的撕裂和文化的控制。这种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送，似乎成为了“新封建体系”构建的完美武器。
07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在“新封建”浪潮中，中国是否有可能独辟蹊径，走出另一条道路？
不可否认，美国模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经济高度发达，科技创新能力全球领先，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在发展初期也曾一度考虑借鉴这条道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例如社会撕裂、贫富差距悬殊、科技巨头垄断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以二元对立为根基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追求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简单复制美国模式显然行不通。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更符合自身国情和文化传统的道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加强科技伦理建设，推动共同富裕。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条既能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挑战。外部环境的压力、内部利益集团的阻力、民众观念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08
第三方视角
一位即将赴任的东南亚国家的驻华大使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第三方视角。
这位大使在上任前，希望广泛听取各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与他的交流中，他坦言，作为偏于一隅的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持有一种“齐强”的态度。他们没有预设哪种发展模式更优越，因此更容易理解中国。
他观察到，中国近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创新尝试，但他难以理解这种模式的具体内涵。为了解释中国政府思路的转变，有经济学家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类比：从98年房改启动到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资本扩张到主动调控的转变，这似乎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路径相似。
过去几十年，中国借鉴西方经济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腐败、贫富差距等代价。他注意到，中国政府开始重视ESG、绿色经济、共同富裕等理念，不再唯GDP论英雄，转而追求更“有质量”的发展目标。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面临着信心、企业家精神等问题，未来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责任，但可以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接受，但“中国方案”的存在本身就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人类最终期望的理想社会是公平、可持续、分配均匀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性原理”。路肯定不会平，但是依然要努力向前。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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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关停潮”？正在重塑的中国银行业格局
14 Jul· 墙裂坛
最近，农村中小银行“消失”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己存在中小银行的钱还安全吗？各种抖音小视频也纷纷讨论起这个话题。
这波“消失潮”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最近一周，浙江、辽宁、广东等地都有农村中小银行被吸收合并或宣布“解散”。例如，6月18日，浙江稠州银行吸收合并了舟山地区的两家村镇银行；6月20日，辽宁有36家农村中小银行被辽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同一天，广东也有两家村镇银行被吸收合并。粗略算下来，短短7天内就有40家农村中小银行“消失”，形势确实引人关注。
身边很多人受到这波消息的影响，纷纷将存款转入了大银行，连我妈也不例外。要知道，她曾经可是个风险承受能力极高的人，根本看不上银行存款那点利率，现在却天天担心存款安全，这变化实在令人感慨。
其实，不仅是像我妈这样的个人投资者，现在很多企业和公司也开始将存款转移到大银行，寻求安全感。这种现象，在国际上被称为“飞向安全”（Fly to safety）——“安全”的尽头，国外在美元和美债，而我们则有大银行的定期存款。
那么，这波所谓的“中小银行兼并关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和澄清？背后又反映了银行业哪些重要变化？
·对谈要点·
1.“兼并潮”中的“中小银行”是指哪一类银行？到底有多少家？2.最近的“7天消失40家银行”——是刚刚爆发的吗？3.“消失”是倒闭了吗？4.“吸收合并”、“兼并收购”的区别是什么？吸收兼并有效吗？5.最近的“买债风波”是中小行“走投无路”去“找钱”的出路？6.未来的市场格局会如何变化？
·本期内容·
00:03:10
“兼并潮”中的“中小银行”是指哪一类银行？到底有多少家？
从前，大家认为后面带“银行”两个字的都是专业的、好的银行；而现在的定义：除了工农中建交，都是“危险”的——这代表了很多普通百姓对新闻中“银行”的模糊概念。当前市场比较关注的、或者新闻中提到的较为困难、兼并收购的“中小银行”，到底是哪些银行？它们的数量和占比是什么概念？
我国共有4000多家银行。去掉三家政策性银行、六家国有大行（工、农、中、建、交、邮储）以及12家股份制银行——这些大银行后，剩下仍有4000多家。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城镇银行和民营银行（不包括外资银行）。
按照前几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划分，总资产在5000亿以下的银行被称为中小银行。具体来看，村镇银行约1600多家，城商行约100多家，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加起来约3000多家，民营银行19家。其中，村镇银行、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占比最大，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数量较少，分别为100多家和19家。
新闻中提到的“中小银行”基本涵盖了上述这些银行，占比超过九成。从数量来看，这些中小银行涉及面广，影响也很大。当下面临兼并收购的情况，反映了银行业的深层次变革和调整。
来源：金融监管总局
00:05:37
最近的“7天消失40家银行”——是刚刚爆发的吗？
最近的新闻标题确实蛮惊悚的，七天消失40家银行让人震惊。但这现象并不是刚刚爆发的。前两年甚至更早，在2017-2018年间，高层对于中小银行的态度已经趋向减少或减量。只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速度显得特别快。
数据显示，金融监管总局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显示，2018年末共有4034家中小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到2023年末减少至3920家——五年减少了114家。而仅2023年一年，就减少了64家，是五年总量的一半以上。2023年减少的64家中小银行均为农村金融机构。
中小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中小企业、个人，尤其是农村地区，提供了重要服务。我们需要肯定它们的贡献。然而，随着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地域性的中小银行逐渐无法适应经济的新变化。这也是全球的趋势。例如，美国曾有8000多家银行，现在也缩减到四、五千家，还在继续减少。这说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社区银行逐渐失去存在的环境。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环境的变化。很多中小银行位于农村或落后地区，当地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留下的多为老年人。此外，农村地区产业单一，金融资源匮乏，导致很多中小银行存款基数低，资产质量差，形成风险。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了三大风险隐患：房地产、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中小银行的风险。虽然并不是所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都有风险，但确实有一部分银行资产质量差，生存困难，需要解决这些风险。因此，今年看到的新闻中，关闭或清盘的中小银行数量增加，这与金融工作会议后的严格准入政策有关。未来，基本上很难再新办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
过去的指导思想认为小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困难群体，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证明这种看法不再适用。小机构服务困难，低估了内卷的程度。前些年也有一些困难银行，比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进行了处置。大量中小银行因为过去的理念保留下来，但现在看来，继续保留这些银行反而增加了风险。
金融工作会议后，开始处置有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这并不是突然间的现象，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0:11:25
“消失”是倒闭了吗？
很多小视频的用词是“倒闭潮”、“关闭潮”，这些银行真的是倒闭了吗？
并不是。真正“关掉”的情况，比如前些年的包商银行。股东掏空了银行，最后通过处置将其清理掉，但它的资产和存款客户都转移到了其他银行，比如蒙商银行、徽商银行；之后“包商银行”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也不复存在。
但是最近发生的“兼并合并”情况并不相同。并不是“倒闭”。
近年来，很多被整合的银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村信用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商行体系。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是独立法人，有些地方把它们合并成县联社，再变成法人。去年，有些地方将县联社变成地市农商行，原来的独立信用社变成了支行。比如，原来上海市有十个县，每个县有许多信用社，在90年代改革时变成了联社，后来变成农村合作银行，小信用社变成支行，整个金融机构变成一家。现在的上海农商行就是把原来十个县的联社合并成一家农商行。
前段时间刚刚宣布成立的海南农商行也是如此，它将全省所有的农商行、农信社都归到海南农商行，原来几十家农商行金融机构变成了一家。从数字上看，几十家银行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村镇银行。许多村镇银行经营困难，原本是为了弥补农村地区没有金融机构的空白而设立的。虽然有些做得不错，但整体来看，1600家村镇银行如果按照银监会要求的150%拨备覆盖率来提拨备，整个行业是亏损的。
村镇银行的规模太小，运作能力不足，很多经营困难，有不良资产，但每家规模很小。当时要求每家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主办银行，困难的银行可以增加资本，或干脆并入主办行的支行。今年，更多的银行开始选择并入主办行，名称也消失了。
00:16:15
“吸收合并”、“兼并收购”的区别是什么？吸收兼并有效吗？
所谓的“吸收合并”，指的是被吸收的银行法人主体将不复存在，它将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并入了一家新的机构，营业执照上原本独立的银行将变成某银行的分行。这种吸收合并改变了原来法人的状况和地位，业务也会过渡到新的机构名下。
而“兼并收购”不同，兼并收购是双方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协商，决定合并后是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还是一方收购另一方，被收购方是否保留法人地位取决于具体商业考量。
吸收合并和兼并收购真的有效吗？
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有3万家，到1929年大萧条时期降至2.5万家。少部分银行因经营不善倒闭，大量中小银行被大银行并购。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禁止同时提供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服务，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类监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逐渐放松管制，并购浪潮兴起。八、九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约500起大型并购，总资产高达3万亿美元，约占并购总资产的72%。
过去20多年，美国退出市场的银行中，超过八成因为并购整合，尤其是中小银行。据乔治·梅森大学统计，美国资产少于100亿美元的小型银行数量从2000年的8000余家降至2014年的不到600家。
最近，从硅谷银行开始，美国又经历了一轮中小银行破产潮，包括签名银行、公民银行、费城共和第一银行与堪萨斯州心脏地带三州银行等。全美2023年至少有5家银行倒闭。主要原因是过去两年美国利率高企，中小银行被迫支付更高利息给存户，盈利因而被侵蚀。此外，监管要求和技术升级导致银行成本大幅增加。中小银行在办公室等商业不动产贷款风险高，商业物业价值大跌，利率上升，长期美债回报萎缩，造成巨额亏损。
在我国，兼并收购是有其作用的。小银行的资产质量较差，吸收存款困难，经营成本高。合并后，管理、人事、财会、运营、科技等成本可以减少。例如，原来一家小银行需要独立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管理层等，现在可以省去这些成本。同时，合并后，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亏损机会减少。
此外，合并后，主办行的信誉度较高，吸收存款更容易，成本降低。总体来说，这种处置方式比较平稳，原来的客户也不会抵触，因为合并后的银行更大、更安全。
这种方法符合我国文化和管理风格。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干净利落”，但由于国情，考虑因素更多。但就算是美国，大多数银行倒闭后也尽可能通过并购来解决。无论是哪个国家，银行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需要更多的保障。
中小银行的问题在于抗风险能力差，可能撼动整个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所以兼并收购在我国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
00:26:53
最近的“买债风波”是中小行“走投无路”去“找钱”的出路？
不得不说，对于中小银行，当下的经营环境比较严峻，如果管理不善，更容易受到重创，甚至出现硅谷银行事件类似风险。
7月1日，央行宣布将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目的是为了维护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由于央行之前没有做过类似操作，市场上出现了各种解读，包括解读为与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有关。
本次央行借入国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后择机将其卖出，释放货币政策信号，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与潘行长的讲话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潘行长在论坛上确实重点提到了美国硅谷银行的惨案，给金融机构敲响警钟，特别要关注一些非银行主体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所导致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要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维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
圈内人应该都知道，当下抢购国债最活跃的，非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莫属。大量购买导致国债收益率被压得很低。农商行买债无非是因为手里缺少优质的贷款项目，同时又要应对资产质量的巨大压力，投国债似乎才是唯一安全出路。但此举却忽略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这两座大山，一旦市场利率反弹，可能面临更惨重的账面损失，重现当年硅谷银行的惨剧。
人民银行此番出手，不得不说非常及时，提现了作为监管者对问题的敏锐嗅觉。在风险还未爆发之时，就开始警示和指导，说明央行没有等到出现硅谷银行那样的惨剧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风险露出苗头的第一时间就亮起了红灯。央行的积极主动、借债操作等等是否妥帖，是另一个话题，先不讨论；但是多数农商行对此确实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经验，央行及时出手，算是避免了更大的崩塌。
但站在农商行的角度，央行此举虽然让它们规避了潜在的大坑，但同时也切断了它们暂时的财源，似乎让前景更加渺茫。
00:36:22
未来的市场格局会如何变化？
随着当前趋势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中小农商行或银行消失。这种变化会对整个银行业格局产生影响。
中小银行数量的减少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以较快的速度发生。这个过程中，一些银行可能会倒闭，一些则会被兼并或吸收。大约一两年后，市场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中小银行的风险也将基本得到处置。
虽然银行机构总数会减少，但整体服务能力可能会提升。大型银行会变得更加庞大，可能会吸收一些小型银行，但这种兼并对大行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一些城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可能会整合成更大的实体，这将有助于强化它们的机构能力、科技水平和人才聚集。在这个过程中，妥善处置不良资产和其他遗留问题至关重要，避免将旧问题掩盖而积累成新的隐患。
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但也取决于它们增加在中国资本金的能力和意愿。如果外资银行想要扩大规模或参与兼并，首要考虑的是资本约束。
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存往大型银行的存款可能会显著增加，而中小银行的存款进一步减少。但也不必过于紧张。除非是极端情况下需要清盘的银行，存款通常会得到妥善处理。

— End —
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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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油美元”“美股美元”到“电力人民币”
7 Jul· 墙裂坛
本期话题源于前段时间一条热点新闻——“沙特阿拉伯终止美元石油贸易协议”。
虽然新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现在回想：金融圈专业人士中并没引起多大波澜，反倒是在微博上、特别是地缘政治圈里引发了许多情绪——比如“天下苦美元久矣，大而不倒的终于要被扳倒了”云云。
现在已经少有人提，除了因为互联网记忆太短，更多是因为消息来源和真实性本身存在问题。尽管如此，这条新闻仍然反映出大家对某些历史事实和逻辑的模糊认知。有必要再深入探讨，澄清误解，正确理解背后反映出的现实和趋势。
讨论这个话题，今天的嘉宾再合适不过了—— Johnny老师，香港投资界精英，耶鲁大学历史学霸，专攻经济史和金融史。我觊觎已久的嘉宾，一位非常优秀的财经内容创作者。他的专栏我每期都看，逻辑严密，文字生动，还有丝丝宋元话本小说风格。娓娓道来，非常享受。
我们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石油美元协议”、美元的新锚、一路聊到了“电力人民币”。意犹未尽。希望对谈中的观点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当然也欢迎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起探讨。
·本期嘉宾·
Johnny，耶鲁历史学霸、财经内容创作者
Youtube频道：《MJ说财经》
https://www.youtube.com/@wurenfinance

专栏：“MJFinance’s Newsletter”：
mjfinance.substack.com
00:03:28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简单回顾一下这条新闻：
这条消息不仅在中文圈传播，在英文世界也广泛流传。大意是沙特终止了石油美元协议。该协议签订于1974年6月8日，规定沙特的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定价，剩余的石油收入要投资于美国国债。作为交换，美国提供军事保护。
这条新闻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协议在6月9日到期，而沙特不再续签，导致美元面临危机。许多知名财经大V和新闻媒体，包括新华财经，都转发了这则消息，但很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
深挖一下——这篇消息的源头到底来自何处？
答案是币圈：能找到的最早报道来自6月初的CryptoDnes，这是一家保加利亚的加密货币新闻媒体。报道中特别强调，沙特不续签美元石油贸易协议意味着其他货币交易石油的机会即将到来，其中包含，当然啦，比特币。
随后，这条新闻被一些非欧美的媒体如《今日印度》、南美的金砖新闻等转载，大家都强调未来沙特将以多种货币出售石油，包括人民币、欧元、日元等等，而不再仅限于使用美元。
为什么这条新闻在金融专业人士中并未引起波澜呢？
因为仅用逻辑就可判定不可信。很多时候，哪些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概念和叙事，在现实操作中却与认知大相径庭。“石油美元”这个框架一直被美国宣传和放大，但却是个伪命题。自2000年初伊拉克战争以来，以石油作为锚定物的美元体系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
所以，今天再提“石油美元结束”，本身就是件很荒唐的事。这种感觉就像是《桃花源记》中的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发布和关注这消息的人，可能很久没有关注外部世界了，连汉朝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后面的事情。
00:06:51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石油美元协议”这回事呢？
美国和沙特之间确实有协议——只不过是在口头上。
协议时间比这篇流言中提到的“1974年”要早得多。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签完雅尔塔协定后，立即飞往中东。在1945年情人节当天，罗斯福在苏伊士运河上的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Ibn Saud）在昆西巡洋舰上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有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为证：罗斯福态度谦卑，美军军官单膝跪地，对沙特国王尊重之情满溢。
他们聊了些什么？主要讨论了美国与沙特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防止外部入侵或国内动荡。作为交换，沙特向美国提供其丰富的石油储备。1930年代后期，沙特境内发现了大量石油，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这笔交易被称为昆西协定，但并没有正式的书面文件签署，是双方在非公开场合达成的口头协议。
石油美元体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这次会谈，但它在1970年代才真正成形。这与当时的石油危机有关。1970年代中期，因巴以冲突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引发阿拉伯国家的反制措施，沙特宣布加入石油禁运名单。禁运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问题，并说服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将石油收入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沙特接受了这一建议。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74年6月建立了“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The U.S.-Saudi Arabian Joint Commission On Economic Cooperation），目的是协助沙特将剩余美元用于购买美国产品，但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式石油美元协议。
一些媒体还特意查阅了美国政府责任署（GAO，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档案。在1979年3月发布的一份“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报告中，并未提及双方签订了任何正式的石油美元协议。报告仅描述了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任务、组成、运作、活动范围和成就，以及如何将石油美元循环投资（recycling petrodollar）。
虽然没有“石油美元”正式协议，但沙特确实同意将石油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沙特同意将出售石油赚取的数十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设备。
至此，石油美元的稳定结构便形成了。
重新梳理脉络，大家会发现“石油美元”体系并非1970年代的新发明，而是从1940年代的地缘政治交易逐渐演变而来。
但大家脑海中为什么会有“石油美元”这么根深蒂固的概念呢？
这与1971年尼克松取消金本位制有一定关系。金本位制下，美元和黄金有固定兑换关系：一盎司黄金可兑换35美元。但在60年代，特别是马歇尔计划之后，美国支持了许多西欧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些经济体对美元有贸易顺差。他们利用这些赚来的美元兑换黄金，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难以支撑美元体系。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失去了吸引力。美国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尤其是西欧和日韩的经济体依然推崇美元。尽管这一变化对资本市场造成了一定冲击，但美元体系逐渐过渡到以石油为锚。
石油作为锚定物其实比黄金更合理，因为石油与经济增长关系更紧密。而央行持有黄金并不能直接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因此，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逻辑是合理的。
00:16:21
沙特真的有使用其他货币交易石油吗？
这则假新闻背后的一个关键词还是：去美元化。
最初的消息来源于币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敘事，比如转而用人民币和其他币种。但现实中，沙特的石油真的开始用其他货币算了吗？
沙特确实在尝试使用其他货币进行交易，但比例非常低。尽管沙特有少量使用欧元和人民币，但其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沙特尝试在中沙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但并没有强烈动因完全替代美元——与俄罗斯因被制裁而去美元化不同，沙特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换。沙特的外汇储备和资本仍主要以美元为主，其金融精英大多在美国受训，因此短期内改变这种情况是困难的。
很多正式报道指出，沙特欢迎各国用其他货币进行贸易，但并未承诺完全采用人民币。大部分石油交易仍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虽然《华尔街日报》曾提到沙特考虑与中国进行人民币石油贸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沙特已经大规模使用人民币。
过去确实有使用非美元货币购买石油的案例。沙特也在2023年1月表示欢迎各国用其他货币进行石油贸易，但迄今为止依然以美元为主。公开的研究和数据表明，沙特出售石油主要还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最近的例子包括沙特主权基金PIF与三一集团签订了18.7亿美元的电动卡车订单，但结算货币并未明确说明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所以大规模转换为其他币种的说法缺乏证据。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时间。尽管中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但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选择仍相对有限，吸引力有待提高。无论是国债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确保外国投资者能够放心投资。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00:21:14
美元的锚真的能用石油吗？如果不能，那什么是美元现在的锚呢？
“石油美元”这个词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石油买卖结算用美元，二是指美元发行锚定石油。许多人认为美元和石油是紧密挂钩的，在实际操作中，美元真的能锚定石油吗？
这其实是一道数学题。
为什么金本位会崩溃？核心原因是每年黄金产量相对固定。据统计，六、七十年代黄金产量大约是1400到1500吨。当时的黄金总价值不超过三、四百亿美元。而美国在石油美元正式登场时，总金融资产约为5万亿美元。如果黄金只有三、四百亿美元的池子，是无法支撑5万亿美元的资产量的。
我们可以把美国的美元发行理解为银行运营，银行必须有储备。如果储备只占总资产的2%左右，这个银行就非常危险。而彼时，全球每年石油需求约为30亿吨，按照当时的石油价格计算，石油市场池子的规模约为两、三千亿美元，这个池子对应5万亿的资产，就比较合理了。因为每年大家都需要消费石油，石油主要以美元计价，这样金融资产的扩张和买卖就有了某种程度的锚定物保障。
然而，今天的石油是否仍然是美元的锚定物呢？
现在全球每天消耗大约1亿桶石油，按100美元/桶计算，每年的石油市场池子最多为3.4万亿美元。而2024年一季度末，美国的金融总资产已接近350万亿美元。一个1%的储备显然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资产量。因此，系统早已切换锚定物，不再以石油为主。
那么，现在的美元锚定物是什么呢？
Johnny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理论：2008年金融危机、伯南克实施超常规资产购买（QE）后，美国的货币锚已变成美债。因为美债量非常大，美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GDP的100%，总量为33万亿美元。33万亿的美债对应350万亿的金融资产，就合理多了。
更进一步：当下的美国可能已经完成了从“美债美元”到“美股美元”的资产池切换。
虽然美债相对稳定，但利率上升后，利息支出越来越高，美债扩张的压力也随之增加。2020年后的货币扩张导致通胀，对美债的压力更大。如果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例如每年GDP的10%都用于利息支出，这样的经济体实际上是难以维持的。
而相对而言，美股的资产量非常大，加上AI部门的加持，未来美股的走势可能会超乎大家的想象。虽然很多人认为美股已经见顶，但由于美元锚的切换，美股可能还有很大上涨空间。
00:29:53
但美股这个锚真的稳吗？
如果以股市作为美元的锚，则必须保证股市波动性不能太高。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维护股市总市值和个别领域的快速增长方面表现得相当有技术。
然而，任何资产市场都有其底层逻辑，美股也不例外。过高的内在估值水平会使维持支撑估值体系变得困难。美国目前的逻辑是希望通过将资金引入AI相关股票等高增长领域，促进整体市场的稳定和增长。
尤其是过去六个月，AI相关股票，如英伟达等科技公司的估值和总市值都突飞猛进。这部分资金希望能够平均流入其他行业，包括中小盘股。然而，中小盘股在过去两年的表现相对疲软，美国可能希望通过股市层面的“涓滴效应”来实现经济增长_高市值公司如英伟达的增长，可能带动其他上市公司获得好处。但这种尝试是否能最终成功，仍有难度。
不管怎样，美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维持在相对高位，降息是其一大利器。但降息是否能快速有效地带动先富带后富，还不好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美元底层锚定物的理解并没有更新，或者新概念尚未成为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美元，仍然会想到石油。
美元的锚定物究竟是什么，目前并没有一个广泛共识。是否是美股？仍有正反两种观点：
如果从叙事角度看：不管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资产，如美股美债，实际上都是信心的物化投射。美元背后的关键在于大家的信心所在——目前大家对美股的信心较强，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被广泛信任的替代选项。
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很多持有美元资产或美股的人，他们认为像微软、苹果这样的全球性公司，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球经济。
但是反方观点也很有道理：美国公司能否真正惠及全球所有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在带领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道路和铁路等。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基础经济设施，以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博弈，谁能最终提升全球经济发展和繁荣？这是一场理念的博弈，并非一次性的对垒。
00:37:17
想过去，看今朝：过去和未来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以何为支柱？“电力人民币”会发挥威力吗？
前瑞银著名网红分析师Zoltan将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分为三个版本：1.0、2.0和3.0——从以黄金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0，到以内部货币（inside money）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再到以外部货币（黄金和其它大宗商品）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
不管是1.0还是2.0，金融秩序还是以美元为主导，只不过区别在于是和黄金挂钩，还是和信用和债务挂钩。Zoltan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3.0将是一个以东方商品货币为中心的新世界货币秩序——会削弱欧洲美元体系，并加重西方通货膨胀。美元应该会大幅贬值，而在一篮子大宗商品的支持下，人民币应该会大幅升值。
这个观点合理吗？
Johnny在油管上做过一个系列《从石油美元到电力人民币》，其中提到一个精彩观点： “电力人民币”。虽然自提出以来，外交政策、能源政策和经济体系不断变化，难以轻易下结论，但这一概念仍然令人眼前一亮。
最近AI的繁荣让大家开始关注电力，因为训练和运行这些GPU需要大量电力。因此，甚至有人开始炒作与铜相关的股票。电力是算力的基础，而电力的容量并不是一蹴而就便能建成。中国在电力领域全球领先，中国的发电量曾几乎是美国的三倍，现在稳定在大约两倍左右。中国在特高压发电方面也有许多美国没有的专利，特高压可以实现从发电地到用电地的远距离传输，尽管仍受到物理半径的限制。
此外，新能源技术也在快速发展，带来了储能技术的突破。中国在这方面同样领先。
举个例子，去年全球新增的太阳能产能中，57%来自中国，风能新增产能中60%多来自中国。然而，太阳能和风能存在波动性问题，比如阳光充足时会产生大量电能。因此，如何实现储能和调峰技术是中国产业和资本追逐的目标。这些技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南方国家非常有用，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光电和矿产资源。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他们可以从贫穷状态跃进到工业化乃至现代化。
中国未来的产业答案也会反映在货币使用上。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将与能源、电力建设、储备和传输直接相关，电力易于计价，因为一度电就是一度电，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
相较而言，美国的答案却是虚拟资产——例如美股、美债等，这些资产已经脱离了传统的估值体系和经济逻辑。只要有人持续买单，它们就能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美国打算以虚拟资产为基础玩货币游戏，但如果真的脱钩中国，这个虚拟游戏可能无法持续，因为实际的物质需求仍然存在。
前些天特朗普在《All in》播客中提到，若当选，能源行业将成为他的重点扶植对象——看来他也深深明白能源店里对AI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美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但物理世界的基础仍然重要中国的电力。无论如何，西方经济无法完全脱离中国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彻底脱钩并不理性。而中国近年来的“脱虚向实”可能是一步好棋。
尾声：
这期播客让我想到一部电影——《Molly's Game》（茉莉的牌局）。
牌桌上现有的强大玩家制定规则，作为后来者和桌上的小弟，你只有服从才能参与游戏。如果你从一个小玩家开始，却连续五局都是全A，实力大增，那么最后大概率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再开一桌，制定新规则。
而新牌桌能建立与否，要看能否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否发现并规避老牌桌上的漏洞；第二，满足那些对老牌桌庄家不满的玩家的需求。
不论是石油美元、美债美元、还是美股美元，都是老牌桌上的游戏。那谁能当茉莉呢？
— End —
嘉宾｜Johnny 主播｜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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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中国银行业40年回顾》第十四集：管人的难题
2 Jul· 墙裂坛
上一集，我们聊了刘行长的创业历史，发现在那个黄金年代，即使在银行内部，也有“创业”的机会。现在我们来到了1995年，这一年距离亚洲金融危机仅有两年。当时的国际金融环境风云诡谲，全球金融自由化接近顶峰。自美国在80年代初放松利率管制并开始金融自由化后，90年代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这一浪潮，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1995年的市场状况与最近的一些宏观市场动态似乎很相似：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通胀苗头，为了防通胀，美国让美元升值，给亚洲国家和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日元贬值严重，对东南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造成了直接竞争，使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发生了变化。强势美元导致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国际收支赤字，但这些国家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最终在两年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当时的金融市场形势复杂多变，但我们国内的情况与国际氛围不同。虽然中国也在蓬勃发展，但未达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顶峰或泡沫状态。1995年的几年，依然是我们发展向上的时期。但是从宏观回到细微处——一路向前冲的国家、行业，再到具体的人，和“管人”的方法，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对比国外同行，我们的“管理艺术”，体现在哪里？
00:03:27
“管人”也开始进入“摸爬滚打”的摸索
1995年对刘行长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年：在从国际业务部调去筹备营业部，担任了两年营业部副总后，又回到了国际业务部。
上一集提到1993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除了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农信社和农行脱钩、四大行开始商业化经营以外，还面临着1992年重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国统一了汇率，结束了价格双轨制。
当年日元贬值对东南亚国家造成的影响，其实中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中国在汇率并轨时，将汇率一次性调整到8.3左右，此举理顺了国内市场，减少了倒卖外汇等行为，也为抵御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当时，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中国的稳定也对东南亚国家起到了支撑作用。
1995年，刘行长回到国际业务部担任总经理，正值美国开启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国内也开始进行金融创新，成立了信托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等各种业态。商业银行们也开始引进新的管理方式和考核方式。
比如，当时省分行决定对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实行“竞聘上岗”——竞聘的方式是先笔试，再进行公开演讲。竞聘制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让大家展现自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保证评分的公平性？如何避免出现“唯分数论”？企业内部的岗位调整是否需要如此广泛的民主化？
企业内部的用人应该公开透明，但公开透明完全等同于“民主化”吗？中国商业银行的 “良才适用”也经历过了一番调整和冲击，“管人”也开始进入“摸爬滚打”的摸索。
00:17:09
管理体制创新与电脑化的挑战
1995年是金融体制创新的一年，也是管理方式、流程和工具开始变革的时点——尤其在电脑化方面。当时，人民币业务已经开始电脑化，使用小型机（如AS400），但国际业务仍然依靠手工操作。这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营业网点，人民币存款是电脑打印的存单，而外汇存款却是手写的存折。这给人们一种错位的感觉——外汇业务不是应该比人民币业务更先进吗？
电脑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调整原有的人工流程。传统上，每笔业务都需要双人复核并签字。而在电脑化初期，操作效率反而比手工更慢，因为需要在电脑上进行多步操作后再打印签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业开始在系统开发上做了创新。年轻的开发人员建议，如果业务人员输入的数据是正确的，系统会自动确保从流水账到总账的所有数据都是正确的。这种新方法减少了中间的人工复核环节，提高了效率。
虽然电子化复核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复核”这件事仍然有其管理意义。复核不仅是为了防错，还涉及风险管理和责任划分。在系统开发中，如果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复核的责任可以被减少，但业务输入错误仍需有人负责。理解哪些操作是业务本身必须的，哪些是为了防止手工错误设计的，对管理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当年的“电子化”改革，对如今的“数字化转型”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理解业务逻辑和技术逻辑同样重要。我们需要利用技术的优势来优化业务流程，但是对业务逻辑的深入理解，才能将两者更好地结合，提升效率——看似琐碎，但对后续银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既是到了数字化的最前沿，底层逻辑依然没变：比如最近，香港刚刚放开了虚拟货币ETF，并批准了四支ETF。这涉及到虚拟资产托管的问题，虚拟资产托管与传统股票基金的托管方式和技术完全不同。香港监管机构需要托管银行证明其有能力托管虚拟资产。虽然大银行有资格作为托管方，但它们对虚拟资产的了解不如原生的虚拟资产机构。托管虚拟资产主要涉及私钥管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形资产。
每笔涉及虚拟资产所有权的交易都需要托管方参与，细节非常复杂。传统银行很难证明其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处理这些复杂流程，因此可能需要外包给虚拟资产机构。但这又引发了监管和控制问题，形成了死循环。
托管外包在逻辑上难以讲通，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现有银行的流程和系统无法匹配——这类似于1995年电脑化的过程，当时从手工纸质存单转向电脑录入，也需要时间来调整和磨合流程与技术。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软件升级，而是一个需要时间和细致调整的过程。
00:28:11
对比当年香港和境外的同行，“管人”方式大有不同
直到1995年甚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还没有实现“前中后台分离”。1994年左右，才了解到国外银行已经实行了这种分离制度。
当时刘行长在国际业务部担任信贷科长，部门里没有客户经理，所有信贷业务都由部门负责。每个信贷员管理自己的客户群，不同级别的信贷员拥有不同的审批权限，超过一定金额的贷款需要逐级向上审批。
到任后，发现大家工作缺乏积极性。于是，刘行长开始尝试在部门内部推行类似客户经理的体制，并鼓励大家报名参加，将绩效与奖金挂钩。一些年轻人积极响应，主动出击，开拓新客户，工作效率和业绩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也遇到了一些阻力——老员工不适应新的考核方式，产生抵触情绪；后台部门也觉得这种改革打破了平衡，与前台产生矛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行长尝试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并做了一些思想工作。虽然最终改革没有完全成功，但这次探索很有意义，也想当年年轻气盛的中国银行业——有敢于尝试的勇气。
对比当年香港和境外的同行，“管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
香港和东南亚的银行，后台员工普遍心理比较安定。他们认同自己的职责是支持前台工作，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和前台拿一样的工资。这种心态在香港的银行尤其明显。
香港的银行员工，无论前台后台，都认为自己签了协议，就该做好本职工作，其他人的薪资与自己无关。员工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别人拿多少。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员工会看到企业赚钱的机制，并了解自己的作用。刘行长曾问过香港分行的后台员工：心里会不会有不平衡？他们的回答让刘行长很意外：后台同事们清楚地知道公司靠前台拉生意维持，所以认为前台挣得多是合理的。
而在国内，分工不同并不代表能力不同，很多后台员工认为自己也能胜任前台的工作，所以会觉得不公平。比如，一个科学家得了奖，奖金要分给整个单位，包括扫地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有贡献。
在香港，虽然前后台也会有矛盾，但主要是由于职责不同、处理方式不同，而不是因为收入差距。客户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法务部门之间常有冲突，但更多是因为职责分工，而不是薪资问题。
人事管理中的“绩效考核”——在中国文化和市场背景下，真的是一门管理艺术。也是一个似乎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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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中国银行业40年回顾》第十三集：银行商业化浪潮开始
30 Jun· 墙裂坛
上一集惊心动魄的衡水农行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大案之后，我们的故事讲到了1993年和1994年。这段时期正值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政策逐渐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到处是机会，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经历数次循环。尽管期间发生了不少奇怪的案件和重大诈骗事件，但这些经历实际上为中国银行业随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乱象过后，发展仍然是重要主题，但大家已经意识到银行需要更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那么1993年的银行管理层门主要在讨论什么？三十年前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呢？在商业化过程中，会遇到那些故事、惊喜和挑战呢？
00:02:20
九十年代改革关键事件
从银行内部来看，一直在推进“商业化改革”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支持农村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农民个体户经营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银行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走向商业化，而不能简单依赖计划和行政命令。
当时，我们也出现了不少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源自原来的集体经济，比如人民公社解散后，许多贷款收不回来。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贷款是按照行政指令发放的，这些贷款回收难度很大。商业性与政策性的矛盾在这时显得尤为突出。
当时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名词叫“打白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像小麦收购时，粮管所没钱支付农民，因为银行没有贷款给他们。这种政策性需求与银行的商业化业务产生了冲突。银行不能总是等着政策性业务，而这些业务常常回款不及时，使银行在商业化贷款方面受到影响。每到这个季节，中央都会下文件要求禁止“打白条”，但问题依然存在。
在当时的很多研究文章中，反复提到应将商业化和政策性业务分开。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新一波改革开放启动，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矛盾更加突出。实际上，四大行已经在逐步走向商业化。
到1993年底，中央发文，正式启动新的银行体制改革，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些银行接管了四大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与农业银行脱钩，转由人民银行直接管理。之前，个别地方如绍兴县已经开始试点，到1994年，全国范围内全面脱钩。
因此，1993年和1994年是银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到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四大银行正式成为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
00:07:38
三十年前银行的商业化是如何开始的？
商业化的节奏也很有意思。
从银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的一些政策性结构和经济发展指导的节奏，总是先有方向，大家先试点。试点可能会成功，也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最终会有一系列政策作为阶段性总结，对之前的改革或试点进行定性，然后大家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很少见。
有三个标志性的政策事件：一是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国家专业银行变成国有商业银行。第二年，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开始分离。这是一个非常工整的转折点，银行内部思想统一，开始商业化运营。大家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好商业化了。
当时银行员工的想法，大多是希望留在商业化的银行里，也有一些人担心从政策性银行转到商业银行后会失去国家干部身份。总体上，大家更愿意向前看，更愿意去商业化的机构。
商业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体系和制度。尽管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出，大家对市场化的理解还很粗浅，认为商业化就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利润为准。只要能赚钱，其他都可以灵活经营。特别强调“灵活”这两个字，认为财务、工资、奖金等都可以灵活——原来受财务制度束缚太重，商业化后这些都可以灵活，只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以盈利为目的，一切都好解决。这种朴素的理解导致一些机构出现乱象，比如为了赚钱提高价格、提高利率，内部员工滥发奖金等。国家随后出台政策，开始规范这些行为。
就像一个人长期受拘束，突然放开后容易忘乎所以，结果乐极生悲。
从80年代开始，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机构，甚至国家机关和部队都在搞商业化，改善员工收入和生活。这种全民经商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粗浅，“自由”和“灵活”被错误地理解为“没有规矩”。
银行内部也是这样，原来是三级管理一级经营，总行、省分行和地市分行主要是管理，只有基层在经营。随着商业化的推进，总行和省分行开始成立营业部，强化经营观念。例如，总行成立了国际业务部、信托公司、房地产公司、科技公司和贸易公司等经营部门——五花八门，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00:13:29
刘行长“徒手创业”史
比如刘行长自己的银行内部“创业史”：1993年初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成立营业部，让他负责去筹备。刘行长那一年就从国际营业部出来，开始筹备省分行的营业部——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那真是创业。筹备的经历很有意思。省分行营业部的筹备完全不同：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筹备组。刘行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营业场地，和人家谈租赁，自己做预算，确定需要的人数。要招多少人，和人事部门商量，还自己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人；因为对很多业务不熟悉，还得找会计等专业人员一同筹备。
“营业部”与“国际业务部”的区别在于，国际业务部主要是内部机构，既有管理职能，也有部分经营职能，而营业部是完全独立的经营部门，有营业执照，对外营业，没有管理职能。营业部需要自己跑客户，不能借助其他机构的资源。此外，营业部还要设立自己的网点，需要和街道、社区、派出所、公安、交警等各方面打交道。这些事情在省分行的机关里有专门的部门去处理，但在营业部，都要自己去做。
营业部赚的钱并不是大家自己分，还要交利润，遵守财务制度。对于习惯于在省分行机关工作的人来说，除了专业能力，还需要处理各种关系，和其他银行、甚至和自己的分行“抢客户”。省分行和市分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变得复杂，特别是当客户重叠时。在国际业务部没有这些问题，但在营业部，这些问题就显得突出。
00:20:45
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在面对“发展”和“混乱”中的挑战
银行如此积极进取的精神头让人怀念。但是也不由得让人预感到风险。
创新和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的方式，在其他国家或市场上也曾发生过。通常，这些创新出现在国家经济蓬勃发展、市场充满机会、贷款需求旺盛的时期。例如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的一些银行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甚至让风险部门也有盈利指标，这意味着如果风险部门赚不到钱，就没有奖金。这种做法很奇怪，因为风险部门的职责本应是控制风险，而不是追求盈利。结果，这些银行的风险管理变得松懈，导致了许多问题。每个分行都有自己的盈利目标和方式，这可能被公司或企业利用。当时在东南亚，一些集团公司会借款，然后让子公司担保再借款，甚至海外子公司也会参与借款。这种做法最终带来了严重后果。
类似的架构在西方国家也出现过。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很多华尔街投行都成立了自己的前中后台，虽然表面上有防火墙，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采取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做法，比如对冲基金等，最终引发了危机。
而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甚至到现在，一直在面对这些挑战。
还是以农行营业部的发展为例，营业部成立初期，就面临着与原有分行体系的矛盾。比如，一些原本在杭州市分行开展业务的企业，如省供销社、省畜产品公司等，由于省分行营业部的成立，也开始与之产生业务往来。这在当时工行、农行等专业银行的体系下，是难以想象的。
之所以要设立省分行营业部，一方面是因为省分行自身也要从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客观需求。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与国际接轨，服务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集团往往业务规模庞大，不愿意只跟单个支行或分理处打交道。他们需要更高层级的机构提供服务，而省分行营业部在资源、能力等方面都更有优势。二是中国特有的“级别”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级别对应关系。省级公司往往是处级甚至厅级单位，如果只与银行支行对接，就会出现级别不对等的情况。
然而，省分行营业部的设立也带来了一系列管理难题，比如企业“多头借贷”问题。由于省分行、市分行、支行都设有营业部，企业可以在银行体系内多头开户、多头借贷。当时人民银行尚未建立起征信系统，银行之间信息不畅，导致企业贷款信息难以掌握，风险难以控制。
此外，营业部的设立也加剧了银行内部的竞争。各级营业部为了完成业绩目标，纷纷抢夺客户资源，甚至出现了“农行进城、工行下乡”的现象。这种无序竞争导致银行对客户的管理混乱，授信集中度失控，风险不断累积。
更严重的是，一些企业利用银行管理漏洞，在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拆东墙补西墙，甚至编造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银行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
国外银行也有类似的分级经营模式。香港的一些银行也有类似的客户部门，但主要服务于大型客户，并且有明确的分工，比如有的部门专注于银行贷款，有的部门专注于企业债券发行等。
然而，即使是国外银行，也难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对集团客户进行统一管理，如何平衡总行、分行、支行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识别和控制集团客户的整体风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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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现在究竟有多难？
4 Jun· 墙裂坛
本期我们来聊聊银行——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银行。
在大家的印象中，银行就是钱袋子。当经济体、企业和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它。银行就是经济这架大机器的汽油，整个国家经济运转要靠它。
银行这个行业的存在感一直很强，至少在二战后和平时期、全球经济发展为首位的这近一百年里，它是C位（在和刘院长的《摸爬滚打：中国银行业40年》的播客专辑中，也正在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和这段历史）。
它也曾经在高光位意气风发。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那句著名的“银行赚钱都赚的不好意思”？是国内一位前股份制银行行长在2011年，也就是13年前的一段话。
但后来被过度演绎。原话是这样的：“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非常靓丽，尤其像今年，整个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经营压力很大，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这段话零零后的小朋友们应该没听说过。但在那个时候——2010年前后十年，是中国银行业最高光的时刻。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银行也是。但即使是在那个高光时刻，这句话马上招来批判，不只因为听起来有点炫富拉仇恨；更是因为在大家的认知和理解里，银行怎么能赚钱呢？银行的钱是给实体经济用的，应该是支持大家的。
可惜，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银行也是个企业。也有股东，也要养活员工，也要发展，所以也需要赚钱。
而现在，在实体经济下行、大家都需要用钱的时候，却发现银行自己居然也更困难了——好像战场上的防卫部队，本来任务是照应前方冲锋陷阵，低头一看自己腹部居然也中弹，流血不止。但还是要掩护大部队，还是要完成炸碉堡的重任，所以快牺牲了但还是不能牺牲，甚至没有牺牲这个选项。
我们这些年应该都有耳闻：中小银行非常困难，甚至濒临被重组的边缘。再看看商业银行核心经营指标之一——息差，几年来持续收窄，去年就已经降到二十年来最低水平。别说支持经济，看起来似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那该怎么办呢？
00:04:38
01 银行到底是不是一个应该赚钱的行业？如果是，该赚多少钱才是合理？“赚钱”和“支持实体经济”哪个更重要？
银行从诞生开始就是为了赚钱，作为商业机构理所当然应该赚钱。至于赚多少——关键在于每家银行自身的经营能力、能否找到合适的客群、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最终才能获利。
如马克思所言，平均利润率的概念仍然存在。随着竞争的加剧，银行业和市场上各经济主体之间也在竞争，资源配置基本上是平均率。
但银行又和别的行业不同。其特殊之处在他要保护客户存款、和经济运转密不可分、且需要强监管。全世界都把银行都视为一个特殊行业——即使在这种“特殊期待”加持下，它仍然需要赚钱。
银行具有特殊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市场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配置。尤其在我国，银行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不仅需要符合市场规律，还需要满足国家经济体的长远发展需求。从此角度看，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方向——这些是应该做的，与自身盈利并不矛盾。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些产品、服务或者某个时段、某些领域做一些让利——银行会自己评估和平衡，这个调整本身也是市场行为。
00:09:22
02 净息差为什么对银行如此重要？而当前银行的息差已经低到什么地步了？
从历史到现在，尤其在我国，银行的利润来源主要依靠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形成的息差。我国银行收入80%以上靠息差——息差是衡量银行经营的关键指标，关系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银行能否健康地支持实体经济，与此指标有关。
近年来，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持续收窄趋势，已经连续降了很多年，且降幅越来越大。2023年降至二十年来最低水平，从当年“赚钱不好意思”的4%以上息差，降到目前1.69%——已到“合格审慎评估”的警戒线。
更严重的是：很多银行的息差已经低于其不良率。非上市股份行与城商行的息差压力更大。中小银行更惨。
大家需要明白一件事：利差并非盈亏平衡点，里面还包括银行人员的工资、银行投入的设备、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等投入、还需要核销不良资产。另外，在经营过程中收到贷款利息时需要支付6%的增值税——还有很多运营成本需要扣除，才是银行可能赚到的利润。从这个角度看，1.69%的水平已经相当严峻。
银行的难处：大家一方面批评银行，发展这么多年了，怎么还靠利差？国外银行已经拜托了依赖利差的阶段，有大量中间业务收入、服务费和其他收入，占比可达40%左右。问题是，我们的市场上不允许收费，甚至还要降低收费——为了让利。许多传统服务本来就不收费，由于竞争关系，更收不了；一些原本可以收费的业务、一些新兴业务收费，会被认为“乱收费”。所以目前我国银行的处境是：息差降低了，但不能收费，找不到其他收入源。
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现在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降低贷款利息，刺激经济恢复；但是需要融资的不只是企业，银行也需要。银行融资主要靠吸收存款、央行再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如果存款利息不降低，银行吸收资金来源的成本也无法降低。
最后还要应对不良的增加：目前的情况是社会融资成本即使不再下降，对银行而言仍然非常严峻。经过三年疫情，去年的恢复并不理想，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包括个人收入下降。个人消费性贷款对资产质量的压力非常大，今年已经开始增长——对银行而言压力会更大。
00:16:04
03 息差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资产负债两端在挤压”——具体是怎么被挤压的？实体经济疲弱，为什么存款利率还在上升？
资产负债两端挤压：需求疲弱、让利实体和稳增长政策背景下，贷款利率持续走低，银行资产端收益率下降。但是存款利率却依然刚性，负债端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存款成本还在刚性上涨。不仅刚性上涨，还出现存款定期化、长期化的趋势。企业存款成本也居高不下。
从国家观念看，包括政府部门都认为存款是老百姓的，利息降得太低对老百姓不利，在通胀下会越来越贬值。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应该把钱赶出去，但银行又需要足够存款才能放贷支持实体经济。银行自身也面临这个问题：利率太低，老百姓把钱拿走，银行就无法发展，需要稳住存款。因此，双方都无法把利率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矛盾，希望银行多放贷款。如果要放贷款，就需要多吸收存款，存款利率就不能降低。如果存款利率不能降低，贷款利率一直在降低，利差就收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目前存款定期化和长期化趋势明显，企业和个人都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且期限越长越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特殊阶段，企业尚未找到更好的投资方向或认为风险太大，个人在经历了前几年疯狂投资理财和股市后，近两年尤其是去年亏损严重，现在不敢投资，纷纷回到储蓄。
此外，不再购房或售房后资金回流，收入预期降低，为防范风险而以存款为主，也是存款增加的原因。
尽管如此，这些依然都是阶段性因素，当经济重新发展、投资渠道增加时，这部分资金仍会流出。
00:23:22
04 银行们该怎么办？
在可见的未来，息差会继续收窄，这可能是银行业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暂不讨论政策方面的动作，银行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银行能做的主要有两件事：控制负债成本和开源节流。如果第一个无法做到，只能尽量压缩成本。为了控制成本，银行可能会减少数字化转型、科技投入和人员招聘，这可能影响大学生就业。同时，银行还可能削减网点成本，但这会影响服务质量。新产品研发、培训等短期见效的投入也会减少。
“开源节流”，目前主要是节流，开源难度很大。尽管资产难以增加，银行仍需支持实体经济并增加贷款，这可能增加不良资产的风险。银行需要在支持贷款和控制不良资产之间做出平衡，因为不良资产会导致资金短缺，而利率无法提高也限制了收入。
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节流解决问题。但节流对未来的影响以及能坚持多久，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00:27:06
05 同其他国家相比，哪里的银行们最难？
在当前市场上运营一家银行，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能。
对比东南亚银行业：虽然经历了97年金融危机，但银行在大多数国家仍是垄断行业。当地市场对银行非常友好。某些国家虽然利差不到3-4%，但多年来非常稳定，一直在3%左右。存款成本非常低，活期基本为零，定期不超过3%左右。
这些银行似乎其实不需要太多努力，只要不再发生97年那样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就可以躺平。然而多年来，它们却喜欢用各种创新方法来增加收益，尤其是中间业务收入。问及原因，它们表示97年的不良和金融危机让大家感到恐慌，寻找更多收入成为一种习惯，如果再次发生当时的情况，至少还有保底方案。与我国银行现在的经营环境相比，感觉它们更轻松一些。
00:29:25
06 尴尬又困难的中小银行，为了生存不断“下沉”
2023年银行财报陆续发布，一些上市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有点让人惊掉下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被披露。
当前经济形势变化，使得中小银行的运营变得更加困难。传统上，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和高端客户，小银行则服务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也在改变。中小企业现在可能处于国际化的产业链中，单靠一家小银行难以满足其需求。此外，个人流动性增大，即便有互联网服务，也难以弥补小银行的不足。
我国的数字化银行应用走在全球前列，这迫使企业跟随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大银行在这方面具备优势，而小银行则难以提供同等水平的服务。这对小银行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尽管如此，小银行仍需承担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责任，这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负担。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提到中小银行面临三大风险之一。为了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监管政策要求所有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设立考核指标。这使得原本不重视小微企业业务的大银行也开始涉足该领域，进一步挤压了小银行的市场空间。六大行在小微企业信贷领域的贷款占比增加，使得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受到冲击。
刘院长最近走访了一些城商行，发现他们开始向农村发展。这是因为城市中的客户基础薄弱，房地产领域风险大，转向小微企业后又面临大行竞争。城商行在城市中反而失去了优势，因此开辟新的农村市场。
未来，关于“银行”这件事，需要社会各界的准确认知：
银行是一个商业机构，而非钱袋子。保护存款者利益是第一位。不要把银行看作是大钱库，认为一旦有困难，只要银行这边“割一块肉”就可以。
现代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银行服务的基础上。所有运行都是在银行账户体系上进行，一旦银行出问题，就无法进行操作。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视银行的安全运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银行的风险涉及整个经济。
另一方面是财政问题：我们现在对财政的认知仍然非常传统，将财政理解为管理好钱包——这是财务管理的概念。在现代财政中，它不仅是国家的财务管理，还是守住钱袋子的问题，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遇到宏观问题，不是是否愿意付钱的问题，而是采取了哪些手段。如果为了守财而放弃宏观调控功能，是不合逻辑的。
00:39:38
07 “出海”是出路吗？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出海确实是个亮点，银行支持企业出海也算是支持实体经济。部分银行是否能抓住这一趋势，快速稳妥地在这场棋局中取得成功？
企业出海与银行出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出海需要金融支持，银行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提供融资和支付结算等服务。对于银行而言，这是一个发展机会，但前提是银行需要具备足够的资本、业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还需要人才和技术储备。
银行出海并不像其他工商企业那样简单。除了产品和服务，银行还需要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这比单纯卖产品要复杂得多。国际性银行在其他国家开展本地业务，通常面临严格的监管和信任问题。
我们在中国有150多家外资银行，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它们，也不信任它们，所以它们的规模很小。银行出海并不容易，只有少数银行能做到。即便如此，这些银行在海外的业务比重也不会太高，对其整体盈利影响有限。
银行出海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是中小银行，需要对自己的定位、未来形势的判断以及如何度过当前困难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考虑是否出海。“出海”这件事，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需要三思而后行。
· 延伸阅读 ·《哈佛商业评论》：解码中国企业“新远征”：逻辑变迁+他者视角+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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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质”生产力不work了， “新质”生产力如何来拯救？
22 Apr· 墙裂坛
新浪微博、微博财经邀请《墙裂坛》做了一场直播，聊一个高大上的新概念——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这个词大家还没熟悉几天，书店里都已经有了不少《新质生产力》为题的书——可见大家是多么渴望理解新概念。可能从侧面上也反映出：大家现在关心经济支持政策的程度之高，迫切想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当下问题的答案——我们转型变革阶段到底会走向何方？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恢复，甚至再次腾飞？到底该怎么实现呢？金融该怎么使劲儿？
讨论内容：
1、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如果有“新质”那“旧质”是什么？“新”在何处？
马克思的生产力公式：
·      生产力 = 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
·      旧质生产力 = 便宜的体力劳动者+土豪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劳动对象
·      新质生产力 = 高水平高技术的产业工人+科学技术和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元宇宙
新质生产力公式研制人王羽老师的公式：
·      生产力1.0 = 劳动力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      生产力2.0 = 科学技术 x (劳动力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 生产管理)
·      生产力3.0 = (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x (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2. 为什么旧质生产力不work了？或者换个问法：为什么“好日子”不能一直好下去？为什么经济不能无限膨胀下去？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生产力一定会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      似乎一切都是大自然设计好的。我们对大自然发展方向的解释是有矛盾的，别忘了“进化论”（演化论）；还有 “退化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走向热寂。
·      其实有个挺简单的类比：为什么我们长到一定高度就不长了？为什么人类不能一直生长成大象的尺寸？为什么我们还会衰老和死亡呢？
·      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在《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Scale）:人类和机器一样：都是从外界获取能量，转化为身体内部机能所需，然后身体内部器官一起运转，最后让我们长大。而且这个长大的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如果身体长大将近一倍，比如从一米长成二米，体内的细胞数量会增加一倍；或者体重增加一倍：但是我们需要吃两倍的饭和能量，才能保证身体机能的运转？并不用。只需要大概七成的能量增量，剩下的三成是“节省”下来的。这就是“克莱伯定律”（Kleiber's law）：规模的经济性。
·      但人体是个封闭体，容量有限，所以规模效应一旦触达能量消耗的极点，我们就必然会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熵就是“磨损”，对身体的磨损，要修复磨损，恢复秩序，我们就要投入更多的能量，如果能量投入跟不上“磨损”的速度，我们就停止了生长，进入了纯损耗的“衰老”过程。
·      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企业、经济体：发展—成熟—衰退：和人一样也有新陈代谢。“初创公司”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爆发式增长，而变成了“集团”和“发达经济体”之后的增长，只会越来越慢，开始内耗，并大概率走向减速。
·      但是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理论上容量是无限的。当经济体发展“飞龙在天”，眼看着要“亢龙有悔”时，可以通过创新、颠覆式创新，再上一个台阶。几千年来，已经通过各种不可思议的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工业革命蒸汽机，电话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每次技术发明，都给经济这架机器重新加了油。
·      但有个问题：创新，当然能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可能性，跳开马尔萨斯陷阱；但创新也会边际效用递减：如果想保持这种开放式的增长，就要不停地创新，不停地范式转移，而且速度必须越来越快。
·      创新加快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的经济发展要求更快的创新和范式转移。1000年前可以用100年酝酿的“大创新”；而现在必须10、20年甚至几年。于是我们就在一个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上气不接下气。
·      怎么办？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叙事。
3. 新质生产力应该怎么发展？

·      《被追赶的经济体》：“企业在经济下行时，通常会倾向于最小化其债务，增加自己活下去的概率。但是投资机会不足也是一个原因。但投资机会为什么不足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导致具备可行性的投资项目变得难找。这也能解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前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停滞。第二个原因是海外资本回报率更高，促使企业选择赴海外而非在本国开展投资。
·      “新质生产力”有那么容易发生吗？还更多是历史的特殊、巧合？
·      需要动荡来为外向型思想家打开新领域：日本企业难挑战年长工程师的权威，资历僵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的创新。
·      如果国内环境不能产生足够多的创新者，政府可能就要考虑从国外引进创造性的思想家和创新者。例如美国。
·      如果税收和监管激励措施不够：政府便是最后的创新者。
·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中的一个案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 “人口—国家安全理论”：利用农业技术消除南美洲政治威胁——单纯的技术传播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需要配合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4. 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叙事： degrowth
·      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的一次著名演讲：
“这是我们作为公民领导者的伟大任务之。即使采取行动消除了物质贫困，还有另一项更大的任务——那就是面对所有人的满足贫困后的目的和尊严。
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个人优点和社区价值观，仅关心物质积累。我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超过8000亿美元，但是GNP——里面包含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包含清理高速公路上交通事故的救护车、大门上的锁、以及关押撬锁人的监狱；包含红杉的破坏和自然奇观的消失；包含汽油弹、核弹头、装甲车、在城市里打击暴乱的警察；包含惠特曼步枪和斯佩克刀、以及那些为向孩子们兜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然而，GNP里却不包括孩子们的健康、教育的质量、和他们玩耍的乐趣；不包括诗歌的美丽、婚姻的力量、公共辩论的智慧、和公职人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同情心，也不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奉献；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国家的一切——除了为什么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
·      只要我们衡量一切的指标和范式还是“回报率”和“增长”，就药不能停：回报率、更高的回报率、和更更高的回报率。如果我们愿意改变对整件事情的想法，不再以GDP、生产率、回报率和赚钱作为衡量标准。最后真正能救我们于水火的范式转移和创新突破，也许不是技术，不是黑科技，也许应该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范式转移，改变我们对“成长”这件事本身的看法——比如开心、快乐、幸福和生活质量。
·      如果有一个愿意把增长扭转向“非量化”指标，比如说“幸福增长率”的人，再搭配颠覆式治理方法，也许真的会实现这个突破呢？
4、技术有多重要？是最重要的么？社会制度管理等等软件都需要同时提升？
5. 肯定得用钱：金融业该如何介入？新质生产力崛起了，传统金融还hold的住吗？新的金融业态是什么样的？
— End —
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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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的烦忧：理性与情绪相随｜上海话版.o1
8 Apr· 墙裂坛
文章首发在公众号“方出旭旭”：
电视剧《繁花》海报“繁花”两个字的设计灵感来自鲁迅设计的《萌芽月刊》封面，是向鲁迅致敬。是该向鲁迅致敬！看着这两个在二维平面上静态的字，我总错觉它们是动的，一会儿是“繁花”，一会儿是“繁忧”，忘了“繁”和“烦”的区别。鲁迅一生烦忧，为中国、为中国人。我想，这样的设计是设计者或金宇澄、王家卫的隐喻吧？勿晓得。
《繁花》，就我所知有三种表现形态，小说，话剧，电视剧。三者在社会上的反响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说是原著，并且得奖，出版时和得奖时在文学界与沪语读者群有非常好的反响。话剧恐怕只在上海话剧爱好者中有反响。电视剧则不同，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凡是能与《繁花》搭上边的，都来凑热闹。这与三者不同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有关。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自从各种现代流派产生，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已经完全改变，再也不是面向大众的艺术品类，再加上现代互联网、自写作、电视电影小视频等娱乐样式多元化，不同的小说品类其受众相对来说有很大的收缩。金宇澄虽然在文字上照顾了非沪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无奈他想叙述的内容不是当下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话剧更是早就成了象牙塔中的艺术，更何况内容上力图在舞台上再现原著的韵味，包括故事情节、不同人物的不同方言，虽然演员阵容不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无奈没有什么社会关注度。电视剧则不同，相对而言更能为现代大众所普遍接受，同时，王家卫和金宇澄没有受原著束缚，叙述了一个为当代老老少少都关注的主题。这不是说，三种艺术样式有什么高下之分，就如同商品，市场大小与商品本身的质量、品味无关，而与商业模式有关。不同商业模式决定了不同的目标受众，决定了市场。
营销方式上，小说和话剧完全是传统套路，也没什么声势，可以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营销策划。电视剧几乎运用了当下能有的所有手段，精心策划，尚未演播已经把市场炒起来了。考虑到小说是沪语写作，电视剧搞了普通话版和上海话版，吊足了两类受众的胃口。加上各种广告的插入，更是赚的盆满钵满。电视剧《繁花》带旺了黄河路，带旺了排骨年糕，带旺了和平饭店和宝总泡饭，反过来黄河路们也烘托了电视剧《繁花》的氛围，并导致小说《繁花》的脱销。黄河路是大家赚钱的地方，不应该把别人赚钱的路堵死了，强总、李李、卢美林犯了忌。电视剧《繁花》拍摄、营销策划、演播的过程像煞一条黄河路，可以说，《繁花》故事之外的营销，就是一场商战大戏。
小说与电视剧很大的不同是，小说虽然是文字的，但却像是那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人物在特殊历史时代的日常，有些很平常，有些很奇特，也有小说该有的巧合情节。电视剧则浓缩了故事线索，就如同镜头中的服饰、布景，在在都是精心、刻意的安排。在电视剧中，玲子、汪小姐、李李都达至了她们商业的成功。范总、魏总，也取得了他们的成功。阿宝与爷叔的组合，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逢凶化吉、无往不胜。剧中的人物几乎人人都是聪明过人、努力过人，但观众似乎更关注这些成功的人，而没有太注意那几个同样聪明而努力的失败者、失意者，比如强总、小江西。片尾，阿宝的旁白赞美了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完全正确。不是那个时代，不会有这样的精彩，爷叔一辈子集聚的一身能量只是到这个时代才爆发出来。但即使以爷叔的能量，最后也还是黯然离开阿宝。于是，有了一个老话题，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失意者固然烦忧，成功者又何尝不是烦忧相伴呢？
阿宝是从做外贸和股票起家的，毫无疑问是与时代有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有那样的外贸模式和那样的炒股方式。算起来，阿宝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波企业家。第一波是摆地摊、搞长途贩运的，还有是搞生产的。当时最著名的是海盐的步鑫生，时代潮起时的弄潮儿，但很快就被时代大潮所淹没。他脑子灵活，有胆量，借鉴港台服装潮流，生产最新样式的衬衫，把个暮气沉沉的校办工厂搞得风生水起。但他只是一个裁缝，有胆量冲破蓝、灰、白色的束缚，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很快被后起的范总们超越了。不是他不努力，不拼搏，只是他的努力与拼搏跟不上时代了。
回看这四十多年企业家的沉沉浮浮，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第一桶金往往是偶然，有时甚至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现在光彩夺目的企业和企业家可以说都是这样开始他们的故事的。剧中汪小姐最后深圳的一搏，是成功了。她的这一成功，对她人生来说是决定性的，不仅如剧中她成了自己的码头，更重要的是，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外滩27号的垄断优势很快就没有了，她即使还在27号，汪小姐也不再是“汪小姐”。当年的许多专业外贸公司，很快都转型做其他业务，即使有外贸业务，体量上可以忽略不计。外贸公司第一个上市的浙江服装进出口公司——中大集团，现在早已是中大物产集团，不再是外贸公司。当年外贸公司的汪小姐、梅萍们要么转型，要么到企业做外贸，还有少数利用原有资源自开公司做外贸，但当年风光已不再。不过，汪小姐这一次的成功，不能不说是偶然的，恰恰遇到了中国历史性的汇率体制改革。十年后的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体制再次迎来重大改革，这次是反过来，人民币汇率上升，当年和以后几年，许多出口企业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自己没出什么错，企业就突然倒闭了，真所谓时也，势也，运也！许多企业家之所以没能坚持下来，往往就是把偶然、把时代机遇、把单位背景当作了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一直那样做下去，时代转变时没有能力迅速转型。
商战的背后是历史，只有具体历史中的商战。小说《繁花》描写的是那段历史画面，电视剧《繁花》讲述那历史中的商战。
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文件就岁月静好，繁花似锦。我们说那个时代波澜壮阔，正是因为那一代人付出了代价，过程中有许多坎坷，有许多烦忧。转型中的各种摩擦往往带来各种波折与动荡。比如过渡期的价格双轨制，既带来市场活力，也带来市场混乱和通货膨胀。有了混乱，就需要治理，治理则必然给一些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损失。1992年，浙江民营企业家陈金义因拍得上海黄浦区6家国有和集体商店轰动一时，国有企业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背后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于是中文多了一个“下岗工人”的名词。阿宝为服装公司赢得上市名额的重要理由就是为下岗的纺织女工创造就业岗位。下岗工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下乡知青，他们下乡十年，好不容易回城当上工人，才刚刚幸福地工作了十年，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便由“下乡知青”变成了“下岗工人”。《繁花》中的阿宝、和生、小毛正是这一代人。
也是在这一段时期，发生苏东剧变，西方对我国实施制裁，国内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方向产生怀疑，整个经济处于低迷期。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人民群众中积蓄的改革开放能量一下子喷薄而出，真可说到处是机会，遍地是黄金，中国人的收入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这就是黄河路的时代背景。这时，西方感受到了制裁中国对它们自身的损害，再看到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制裁在无形中消失了。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依然还是一波三折。1993年很快就出现经济过热，需要治理整顿。好在整顿后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繁花似锦，惊涛骇浪，总有烦忧相伴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爷叔“三只皮夹子”理论现在已广为传播。这实在是最基本的商业伦理，并不新鲜，只是爷叔用形象的方式表述了。“第一只皮夹子”是自己有多少钱，做生意必须有一定的本钱。“第二只皮夹子”是别人觉得你有多少钱，做生意需要一定的声势，让对手愿意与你做生意。“第三只皮夹子”是你能调动的资源或别人的钱，就是加杠杆，这取决于别人对你信誉和能力的信任。具备前两条的，是传统商业模式，简单扩大再生产；三条都具备，是现代商业模式。一般都认为，现代经济是在现代技术发展基础上工业化带动的，实际上没有现代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只有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是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正是现代金融创新发展，加快了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集中，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才带来规模化经营和产业链整合。股权融资，学术上不把它归类为债务，但对于投资人而言，他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在收回本金的基础上有更好的收益，对于融资人来说，本质上还是债，都是超出“第一只皮夹子”的杠杆部分。纵观当今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无一不是与有效运用杠杆有关。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惨烈失败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往往与过度杠杆有关。
电视剧中，爷叔教宝总起家就是借钱。阿宝没有杠杆，就不可能有他在黄河路的故事。进贤路上玲子和菱红靠自我积累，只能小打小闹勉力维持。金老板不借债让小江西炒股票，金美林不至于倒闭。宝总和强总的对决，是股票炒作策略的对决，背后支撑的是杠杆规模和运用杠杆技巧和能力的对决。
改革开放初期，范总们只是为了临时周转而借款，以后为扩大生产，投资设备而借款。由短缺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可以说生产什么都能卖出去；而国际上，因为产业转移，需求旺盛，只要产品品质过得去，也能出口，所以范总们很快发现，能借到钱就能发财。也因此，那时银行信贷人员在社会上非常吃香。银行的信贷指标，比外滩27号的出口指标更紧俏。范总们对财务部门的要求就是，给我搞钱，只要是钱，不管什么来路都可以，于是杠杆越来越大。
这些年，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发行的金融产品爆雷。硏究这些企业的发展，都会发现，它们曾经因为高杠杆而造就的成功，最后因高杠杆而崩盘。
观察香港企业，历史上因为杠杆过高而崩盘的也很多，现在存活的这些著名大财团，历史上也曾经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差点崩盘。像宝总一样，在关键节点上得到支持，它们得以存活下来。不过，自此以后，它们都把这差点崩盘的一刻当作血的教训。不是说它们不再寻求杠杆，而是把控好杠杆的度，同时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为杠杆设置安全垫。
反观内地这些崩盘的企业，你会惊奇的发现，它们历史上不止一次陷入即将爆雷的境地，因为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济，不仅度过难关，由于地方政府救济的特殊方式，比如土地性质转变等，企业在规模上反而上了一个台阶。于是这些企业家把这种度过难关的方式当作企业成功的经验而不是教训，在以后的发展中肆无忌惮地加杠杆，造成一种怪现象，企业成功，利益是企业家自己的，而失败造成的问题则由社会和政府承担。
这些企业家都非常精明，非常努力，深知“三只皮夹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但却没有领悟“三只皮夹子”的真谛。他们看到第三只皮夹子在规模扩张中的作用，却不明白第三只皮夹子的规模是别人对你信誉和能力的信任，反而产生第三只皮夹子里的钱就是自己钱的幻觉，将第三只皮夹子混同于第一只皮夹子，偏离了基本的商业伦理。
爷叔说“我在做黄浦江的事，你却在搞苏州河的勾当”，悲壮地离开了和平饭店。爷叔称玲子为“讨债鬼”，他一直告诫阿宝不要把感情参和到生意中。同样，强总也警告李李不要因为感情坏了生意规矩。人们常说“市场是无情的”，所以要理性，不能冲动，不要被贪婪所吞噬。然而，人们不是因为贪婪，进市场干嘛？人性、人情与理性，真的能分开吗？
爷叔给人的感觉，始终是理性、冷静的，但爷叔在剧中最后的镜头，留下的是绵长的温情，令同样冷静的金科长心潮起伏。
强总是冷酷的，甚至于是冷血的，但他这无情却饱含着深深的温情，为了多年前股市失败复仇，为了被夺去恋人复仇。他的无情是因为有情。
同样，阿宝所有的理性安排、神机妙算，内心都是赚钱的渴望、情义的牵挂、战胜对手的渴望。
玲子、菱红、葛老师们，相互之间打着小算盘、贪着小便宜，却又能肝胆相照。
小说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电视剧中渺无踪迹，一个是干部子弟沪生，一个是工人子弟小毛。小说《繁花》就是围绕阿宝、沪生和小毛三兄弟展开的。他们三人出生不同、素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友情深厚。文革来临，冒着风险，互帮互衬，毫无隔阂。改革开放后，走上了各自的人生路，阿宝做生意，沪生做律师，小毛是工人。阿宝和沪生在黄河路时代还有交集，相互帮忙，小毛则消失了。小说中，隐隐的透出，小毛好像下岗了，甚至沦落到与打算生儿子的女人假结婚换钱的境地。阿宝和沪生一直在打探小毛的情况，始终没有找到他。小毛好像一直刻意躲避着阿宝和沪生。命运弄人，三个人重复了父辈的阶层轨迹，那个繁花似锦的时代也没能打通他们的阶层藩篱，反而加高了他们之间的阶层藩篱。小毛这样的处理，是处于他的理性抉择还是感情冲动？好像不好分别，做出这样的抉择肯定是痛苦的，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小毛缺乏强总、李李、小江西那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倔强，他内心的痛苦，想想都让人心里振颤。
电视剧中，阿宝、爷叔、李李、强总、汪小姐、魏总等可以算一个层级，玲子、菱红、葛老师、陶陶等是又一个层级，小江西等是另一个层级。表面看，他们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不同层级，眼界、格局大不相同，但深入分析，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几乎是一样的，都渴望着人生的成功，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成功以及如何达至成功，并采取行动。欲望中，有着相互的欣赏、关爱、嫉妒与憎恶。每一个繁花似锦的背后，都有着忽隐忽现的烦忧。
一部《繁花》，让我们看到，任何理性行为的背后，都是人性，理性无法与人性须臾分离。市场是无情的，市场是残酷的，阿宝说“市场不会错”，但这残酷的市场是人性造成的。面对这人性造成的残酷市场，人们总希望排除情绪以理性对待，却并不成功。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个世界将会出现没有贪婪、没有冲动的理性市场。那，这样的理性市场还是市场吗？那会有繁花吗？不过，人总是怀着烦忧期盼繁花，去创造繁花。

— End —
作者｜刘晓春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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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跷跷板：人口、日本、YCC和企业的命运
6 Apr· 墙裂坛
终于把联储终于把鲍威尔“踢出群”了，毕竟对于他现在到底降不降息这件事，关心的人越来越少了。今天换个角度，聊聊其他同样值得注意的“叙事”：人口、日本、YCC、和企业的命运。

·时间戳·
04:50
人口增长反转三个案例：
1.日本“奇迹小镇”—— 奈义町。只有5000多人，但却因其出人意料的高生育率而在日本乃至全球闻名。奈义町的总和生育率高达2.95，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远远无法企及。这里发生了什么？
2.以色列：生育率是2.98，远远高于更替水平，正统教派是6，即使是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也有2.3。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做到？
3.台湾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中大奖者的生育率变化，试图回答补贴对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对生育率确实有影响，但关键在金额——如果补贴能够覆盖到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全部成本，才有用。

23:44
但以上案例能否被复制？
·不如看看东南亚：人口结构非常自然且稳定。东南亚国家除了传统华人，并没有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大家自然、发自内心的生孩子，养孩子。加上主要国家社会体系和自然禀赋几乎让人不太愁吃穿。所以穷人也爱生孩子，富人也爱生孩子。
·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做到？以色列犹太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全社会对提升生育率有巨大的共识——生孩子义不容辞。但以色列的女性究竟是人，还是工具？
·叙事的力量：这些年有太多媒体和叙事，不停强调“养不起”。此叙事一旦蔓延，让人更加不想尝试。但叙事会变：美国Tiktok上开始流行“Stay-At-Home Girlfriend”——“贤妻良母白女朋友”、“等待将来生孩子组建家庭”又变成一类流行叙事。
·生育不仅仅是经济或社会压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对生命的爱与敬畏。
49:24
日本的投资逻辑：
·中日投资的反向逻辑： “跷跷板”——已经反映到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和定价中。
·“中国是价值陷阱，日本是增长游戏”。一个是value trap，一个是growth game，读起来朗朗上口，忘不掉了。
·“日经指数文艺复兴”：日本股市近40%到50%的投资者都是海外资本。
·尽管日本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市场对其货币政策的预期依然偏软。即使有短期的涨幅，但从长远来看，日本的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即使春季工资谈判中出现了5%的涨幅，也只是弥补了过去二、三十年工资不涨的缺口。日本经济的真正复苏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01:03:57
关于土地和房地产：身边的故事：
·一家曾在广东强二线城市的服装制造企业，曾经风光无限，但由于疫情和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最终走向了破产。企业的快速衰败和庞大的空置资产让人唏嘘。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复杂关系：很多时候企业的决策并非完全出于自身的愿望，而是在各种外部压力下做出的选择。
·
人生命运的“上限”与“下限”

— End —
专栏主播｜郑朗大卫小跑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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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第十二集：1993年震惊中外的“衡水百亿美元大案”：农行人心中的痛
24 Mar· 墙裂坛
机会喷薄而出、一拥而上的荣景中，怎么少的了各种乱象和骗局？

·本期精彩时刻·
03:20 蝴蝶的翅膀：汇率改革、分税制、国企改革、乡镇企业私有化—— 那些影响至今的改革。
07:48市场中各种坑蒙拐骗：民国时期的存单、保险库黄金与珠宝、外国银行的大额存单、国外亲戚的遗产、虚假进口开证——只有你想不到。
11:151993年震惊中外的“衡水农行百亿美元大案”，农行人的痛：本是一件很容易“对付”的事情，结果变成全球银行业知名大案。领导人大怒：“半壁江山没了！”。
18:05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200多亿美元，衡水一案金额就达到100亿。十年后的2003年，外储达4000多亿美元，2014年6月1日达到历史最高39900多亿美元。

·延伸阅读·
美籍华人梅直方、李卓明骗取衡水农行一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案（案情）
1993年3月底，经人介绍来到河北省衡水市，以“引资”为名，向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提交了虚假的“引资”承诺书，以及编造的美国亚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的简介等材料。
谎称亚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许多合作伙伴，以亚联财团的金票作抵押，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衡水农行引入巨额资金；衡水农行只须开具备用信用证作为引资的必要手续，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引入的资金不还本、不付息。
此后，农行于同年4月1日和2日代表衡水农行工会下属的恒融实业公司与梅、李签订了三份数额分别为50亿、16亿、34亿美元的《合作引进外资投资开发协议书》。尔后，梅直方、李卓明向衡水农行出具了《开证委托书》。
为了掩盖其诈骗真象，故意把英文本中“证明开具的汇票金额代表与给予亚联（集团）公司贷款融资相关的债务”一段内容不译。梅直方、李卓明在没有向衡水农行提供任何担保和抵押的情况下，骗使赵金荣、徐志国于4月5日开出了以亚联为申请人，衡水农行为开证行，莎物得投资（巴哈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物得）为受益人，一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的200份总金额为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4月6日，李卓明按梅直方提供的地点，将上述备用信用证寄给莎物得财务主管麦西华（加拿大人）。
案发后，我国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并在有关国家警方和金融机构的配合下，使衡水农行开出的200份总金额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在信用证注明的有效期间内没有出现资金支付情况。

资料来源：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378b90a37dba0caecf4f4c7d5e71fd.html

— End —
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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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爬滚打》第十一集：外商的尴尬时刻
23 Mar· 墙裂坛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90年代初——我们的金融行业开始和世界有牵连，及后面恩恩怨怨，错综复杂缘分的开始。
那时的中国市场是一个跃跃欲试、需求喷薄欲出、遍地是机会的市场，“蓝海”可能都不足够描述，简直就像孙悟空可以满地打滚随便吃桃的花果山。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到封闭了这么久、刚刚开放的花果山里找果子吃，应该也有很多不适应吧？
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威慑力究竟有多大？所谓“巨变”，真的是一夜之间说来就来的吗？

·本期精彩时刻·
02:23 外商的尴尬时刻：在贵宾室里挨冻、不敢进招待所、在首都跑步先“请示”
11:21严谨的日本罐头厂给银行出的难题
15:40在犹疑中开放：讲话打开最后闸门，经济活力如大潮般喷薄而出
20:36经济很快就过热，进入了又一波“收”的循环，也为改革打下基础
21:22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国际压力

— End —
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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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信心哪里找？《繁花》当中有希望？
10 Mar· 墙裂坛
本期炒个冷饭。聊一聊已经从大热转为温热、到现在已经很少再被提起的《繁花》。刘院长和小跑刚刚给《哈佛商业评论》合写了一篇关于《繁花》的专栏文章，意犹未尽，由于篇幅限制，一些故事没写进去。于是灵机一动，决定录一期播客，把我们读原著、追剧、以及专栏中的一些灵感，用播客补足。
从读书，到追剧，再到写关于它的故事——整个过程非常奇妙，最后竟落脚到一个我们所有人想了好几年的问题上：中国经济的希望和未来到底在哪里？
没想到答案被《繁花》解了出来。

本期我们聊了：
·此繁花和彼繁花：“支离破碎”和“阿宝泡饭”；“繁花散尽”和“冬去春来”
·繁花中的“门缝精神”：中国人民的超能力——强大的找“缝隙”能力，岩浆般的渴望永不止息，总在寻找释放的机会。原著和剧集版《繁花》中的人物：绍兴阿婆、玲子、汪小姐、小毛、李李和陶陶等，虽然各自承载不同的命运与故事，但有个共同点：都在不断地探寻生活的缝隙，寻找光亮。
·绍兴阿婆：底层的隐忍与契约精神。绍兴阿婆身上和生存同等重要的“契约精神”——与社会地位无关，不需要白纸黑字。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分寸和边界，才会有真正的契约精神，才会平稳有序。
·夜东京四人组：市民的奋斗。中国小市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完整体现在了“夜东京四人组”中。玲子私营小饭馆，凌红倒卖首饰，葛老师收租，而陶陶则是弄堂中的油滑商人、不断变换跑道的小生意人。且看中国人如何一刻不停地奋力“折腾”。
·27号和汪小姐：体制内外寻码头。为什么汪小姐的成功是偶然的？时也，势也，运也！中国人在时代大潮中，也许只是命运码头上的一根薯条。
·从范总到强总：从企业家到金融资本游戏。谁在做“黄浦江的事”，谁又在搞“苏州河的勾当”？
·一部《繁花》，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一路摸爬滚打的脚印，也隐约望见了前方的光亮。没有贪婪、没有冲动，没有得意与失意，还会有繁花吗？

— End —
主播｜刘晓春肖小跑

#活动预告：杭州/上海2024.3.30-31线下听友会

《墙裂坛》《起朱楼宴宾客》《文理两开花》三档播客，将于2024年3月30-31日，在杭州、上海举办两场活动主题为在信息茧房中“对齐颗粒度”的线下听友见面会。

三位主播肖小跑、大卫翁、Will，和此次活动邀请到两位神秘嘉宾，一起讨论在这个充满碎片化信息茧房的世界中，如何对齐颗粒度？如何理解靠谱的叙事？主播们还准备了有趣的话题，包括：谈谈对经济、金融市场、宏观、叙事，以及飞速发展的技术和AI的感悟等等……
经主播们决定，墙裂坛提前10小时放出活动报名链接！
杭州场 · 报名通道：
主播：大卫翁、肖小跑、Will
时间：2024-03-30 14:00
地点：浙江杭州拱墅区浙江文化大厦

上海场 · 报名通道：
主播：大卫翁、肖小跑、Will
时间：2024-03-31 14:00
地点：上海徐家汇GROW瑞贝庭公寓酒店

期待线下见～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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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线下听友会：《墙裂坛》《起朱楼宴宾客》《文理两开花》
6 Mar· 墙裂坛
大卫：大家好，我是《起朱楼宴宾客》的主播大卫翁。
小跑：大家好，我是小跑，《墙裂坛》和《文理两开花》的主播。
Will：大家好，我是WILL，《文理两开花》的主播。

大卫：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3月31号和30号我们三档播客将手拉手，在杭州和上海一起举办两场线下听友见面会。

小跑：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这个碎片化充满信息茧房的世界中，如何对其颗粒度，理解靠谱的叙事。还会邀请两位神秘嘉宾哦。

Will：我们准备的有趣话题包括：对经济、金融市场、宏观、叙事，以及飞速发展的技术和AI的感悟，当然还有和大家面对面的吐槽局。

大卫：请大家到三档博客最新一期的shownotes中寻找报名方式，也可以在三档播客的公众号最新推文中寻找报名方式~ 期待在线下见到大家！
小跑：30号和31号，杭州和上海

Will：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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