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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分享的內容有以下重點：
* 日本如何失去半導體領導地位
* Intel 的決擇． Andy Grove 的 Only The Paranoids Survive
* 台積電與代工生產模式的崛起
* 90年代晶片設計公司如NVIDIA的發展
* 美國為何將極紫外光技術（EUV）拱手相讓與荷蘭公司 ASML
* iPhone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啟示
* Intel 如何錯失 GPU 與 SOC 的 Strategic Point of Inflection
* CHIPS Act 對 Intel 的影響與變數
* 南韓企業如何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浴火重生
* 以上經驗對香港產業結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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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共有64個國家、超過20億選民參與了選舉，這樣密集的政治活動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在我們回顧這些全球政治變局時，一個趨勢尤為明顯：執政黨在多國普遍遭遇困境。
美國民主黨不僅失去了白宮的控制權，參眾兩院也均由共和黨成為多數黨。類似地，英國的保守黨被工黨擊敗，後者在15年後重新執政。法國方面，由馬克龍領導的復興黨（Renaissance）在議會席次上大幅減少。儘管馬克龍仍為總統，但他在國會中的弱勢地位迫使他與其他政黨結盟，以維持執政能力，這也凸顯了當前政治格局的脆弱性。
歐洲其他國家如葡萄牙、立陶宛及奧地利，同樣出現了執政黨失去主導權，或需要通過聯合政府才能繼續執政的情況。在亞洲，日本的自民黨失去了議會多數席次，其傳統盟友公明黨也在此次選舉中遭受重挫；南韓則面臨類似的不穩定狀況。
即使在印度，儘管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仍然舉足輕重，但在今年的選舉中543席中僅獲得240席，無法獲得絕對多數。 非洲也未能例外，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首次不得不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為何這麼多執政黨失去選民支持？我們必須提出兩個核心問題：
1. 是甚麼因素推動了這一全球趨勢？
2. 這是一個週期性的現象，還是結構性變化的反映？
經濟問題無疑是最顯而易見的影響全球各國的最大公因數；自2022年以來，全球各國普遍面臨高通脹，這使選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急劇升溫。雖然通脹對任何政府來說都很難完全控制，但經濟管理上的失誤往往會成為選舉中的致命傷。
回顧疫情期間，全球各國政府大幅增加公共支出，以應對危機。儘管當時的 GDP 數據似乎未出現嚴重下滑，但這種「增長」主要是由政府支出帶動，而非私營經濟的生產力提升。這種公共開支的依賴已為長期的通脹壓力埋下伏筆。
此外，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全球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歐洲首當其衝。能源危機、成本上升和經濟停滯進一步加劇了選民對執政黨的怨恨。
除了經濟週期外，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場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現代社會正日益被資訊科技、社交媒體及傳統媒體的去中心化所改變。像 Twitter、YouTube 這樣的平台放大了網絡意見領袖（KOL）的聲音，重塑了公眾意見和政治參與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超級富豪如 Elon Musk 和 Ray Dalio，也積極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影響力。他們透過這些平台影響公眾認知，並進一步參與政治。例如，Musk公開支持Donald Trump，據報捐款超過1億美元。更重要的是，他與 Trump建立了緊密的「惺惺相惜」關係，這反映了影響力與政治權力之間日益密切的聯繫。
民粹主義與威權政權
在民主社會中，民粹情緒不斷高漲；而威權政權則面臨不同的挑戰。像中國、俄羅斯及伊朗這樣的獨裁國家，其領導人對外界的動盪和不穩定充滿恐懼，變得更加神經質，加強了對國內的控制。
然而，民粹主義的崛起也給民主體制帶來隱憂。在高度極化的社會中，許多人將政治立場與個人身份緊密結合，這加劇了分裂並削弱了理性對話的空間。
新加坡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儘管人民行動黨（PAP）長期穩居執政地位，近期卻面臨一些爭議，例如李顯揚（前總理李顯龍的弟弟）因家庭糾紛而赴英國尋求政治庇護。這起事件不僅牽涉家務事，還可能揭示了新加坡政治結構中的深層問題。
儘管如此，新加坡政府在國際關係中的務實態度和治理模式仍值得學習。然而，新加坡的成功並非可以輕易複製，因為文化、規模及地理環境的差異使其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獨特性。
科技如何塑造未來社會
我們不能忽視科技對社會運作的深遠影響。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指出，人類最大的特點是想像力，這讓我們能構建共同的信念與社會結構。而當代的科技正重新塑造這些共享價值，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得擁有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這種權力的去中心化為個人提供了新機遇，但也加劇了分裂與錯誤資訊的擴散。
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我們必須避免簡單地站隊於左或右、紅或藍。相反，在亂流當中，我們應追求保持個人原則，清醒、冷靜和更深刻地理解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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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tan episo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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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分享比較長，大家有時候才慢慢收聽。
* 對評論者角色的定位
* 「作為一個時事評論的人，其實我的工作就是說出一些和官方說法有分別的話。」
* 政黨
* 「選舉政治的精髓在於將暴政趕下台，而非選出一個偉大的英雄。」
* 「政黨政治是一回事，政治政策的現實是另外一回事。」
* 「在選舉承諾中，很多只是情感上的吸引，缺乏具體政策的支撐。」
* 移民政策的影響
* 「很多流亡美國的香港人，如果 DED 政策不再延續，可能未來真的要另覓出路。」
* 犯罪問題的核心
* 「經濟增長可以減少犯罪動機，但必須確保增長是有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是否具有包容性，才是當前最大的挑戰之一。」
* 「美國高犯罪率的本質問題是很多人沒有經濟謀生能力，這是最大的諷刺。」
* 能源政策的重要性
* 「未來的世界最重要的關鍵不是氣候變化，而是我們能否製造更多潔淨而成本低的能源。」
* 通脹政策的矛盾
* 「減少政府的浪費是純粹看牌面就值得支持的政策。」
* 「共和黨相信經濟增長一定會快過開支增長，所以不用怕，但增長不是你想就有的。」
* 稅制改革的影響
* 「地稅是最公平最平等的稅，但美國不能單靠地稅維持政府開支，因為其利益遍佈全球。」
* 槍械與自由
* 「合法持有武器不只是權利，而是一種責任。」
* 政府與司法的關係
* 「當政府權力太大，且有人為酌情權，政治檢控便成了問題。」
* 國際關係的矛盾
* 「真正的威脅不是擁核國家，而是不受控的極端分子。」
* 「為何支持以色列，卻不支持烏克蘭？這反映出邏輯上的矛盾。」
特朗普廿條競選承諾重點：
1. 邊境管制政策
* 承諾封閉美國邊境，阻止非法入境
* 計劃完成邊境圍牆建設
* 調配海外駐軍人員執行入境政策
* 加強打擊芬太尼走私
2. 移民政策
* 加強檢控逾期居留者
* 使用《境外敵對法案》驅逐毒販和有組織犯罪分子
* 限制反基督教、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入境
* 可能影響香港人的DED政策延續
3. 經濟和通脹政策
* 承諾結束通脹
* 增加能源生產，包括核能
* 減少政府浪費
* 維持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4. 能源政策
* 目標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能源生產國
* 減少對新能源產業的補貼
* 取消Green New Deal相關政策
5. 稅務政策
* 延續2017年稅務減免措施
* 推動小費免稅
* 以關稅替代部分個人所得稅
6. 教育政策
* 打擊極左思想在校園傳播
* 減少對推廣極左思想學校的撥款
* 加強職業技術教育
7. 社會政策
* 保障言論、宗教和持槍自由
* 完善選舉制度，包括限制郵寄投票
* 整頓城市治安，特別是華盛頓特區
以上政策承諾有些與聯邦制度產生衝突，也有些可能會加劇社會撕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政策的實際執行可能會面臨來自州政府層面的挑戰，以及官僚體系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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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部宣布地方政府可以發行6萬億人民幣的3至5年期新債，市場普遍認為這並非真正的刺激經濟方案。因為這項政策更像是「以債冚債」，而不是針對性解決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本問題。
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極為龐大，保守估計約為14萬億人民幣，而一些更極端的估算則超過百萬億。具體數字無從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6萬億新發債務僅能在未來3至5年節省約6,000億的利息支出，對經濟的幫助非常有限。
中國經濟有哪些結構性問題？
* 地方政府大量依賴債務推動基建；資金流向地產、基建等「鋼筋水泥」項目，而非創新科技或新型生產力領域，投資未帶來根本生產力提升。
* 人口高齡化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壓力。
* 政治體制
儘管中國政府嘗試推動內需，但成效有限。中國經濟仍高度依賴出口，這反映了內部結構性問題未能根本改善。內需不足部分原因是生產力提升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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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菲律賓的快餐連鎖品牌 Jollibee 宣布完成對香港著名飲食品牌添好運的全面收購，此舉在香港引發了不少議論。許多香港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對此表現出輕視之情。這種反應似乎反映出香港人對鄰近地區、尤其是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某種偏見。但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人，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用更開放的視野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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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美國選舉已經落幕，結果也反映了社會的分歧。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掌權，美國的這些深層次矛盾，並不會因一屆政府而轉變。
在過去十多年裡，美國的社會議題如性別平權、氣候變遷等確實愈加激進，甚至在某些人看來有些「過火」；這次選舉結果也確反映出美國社會有不少人對這些議題持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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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的重組中，滙控將整個集團拆分為四大主要部分，明確區分東方與西方市場，並將原有的全球業務劃分為兩個分支——商業及機構銀行與財富管理，後者專門針對高淨值客戶（high networth clients）。這一分拆舉措顯示了滙控試圖在全球市場日益複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中降低風險，並更加專注於管理特定地區的金融需求。當然，滙控管理層對外表示，這並非是基於東西方的割裂，但無論如何，此次重組難免讓人聯想到中美緊張關係和去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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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市場對聯儲局減息的預期有何變化？
一個月前，市場預期聯儲局會在9月和11月各減0.5厘，到12月再減0.25厘。然而，最近預期轉變，目前市場有90%的機會認為聯儲局11月只會減0.25厘，甚至有少數人認為可能不會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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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並非這次選舉中的主要議題，但許多觀眾和讀者對此仍然非常關注。
另外，總統雖然在美國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實際上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更多是由背後的官僚體系所主導。
Harris 和 Biden 對華政策的異同
Harris 和 Biden 在對華政策上大致一致，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非「敵人」（至少表面上）；這亦與 Biden 政府兩年前的國家安全報告相呼應。但 Harris 和 Biden 的不同點，主要體現在對台政策上；Biden 在任期內（尤其是後期）有多少改變「策略性模糊」的跡象，但 Harris 似乎回到更傳統由外交官僚主導的「策略性模糊」。
另外，新一代的民主黨人，如 Harris，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問題不像上一代（如 Biden 和Pelosi）有那麼個人的堅持；這一代的民主黨人似乎傾向於政治現實主義
Trump 的對華立場
Trump 對華立場可以說是充滿矛盾；一方面聲稱與習近平很熟，但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自己有能力令中共不敢輕舉妄動。他的對台政策也是如此，表示美國可以防衛台灣，但台灣必須支付代價。他的策略集中在關稅，這明顯是選舉的策略和修辭。
美國對華政策會因候選人不同而改變嗎？
無論 Trump 還是 Harris 當選，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大方向不會有根本改變。從 Obama 到 Trump 再到 Biden，美國一直加強與日本、韓國、澳洲和印度的聯防，最終形成目前的 Quad ；另外美國也與英國和澳洲建立 AUKUS。無論誰上台，對以上的大方向都不會有根本改變。
另外，對華關稅措施也不太可能完全取消。
未來美國對中國，可能會更加集中於經濟和科技領域的防範，並有可能更進一步擴展到金融層面。如果美國因中國支援俄羅斯、伊朗、北韓等國家，而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甚至對銀行和資金流動實施限制，這將是未來幾年的一個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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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與場外預測市場差距甚大
目前民調顯示民主黨 Harris 在關鍵州領先，雖然優勢不大；但在預測市場（例如PolyMarket）卻大幅傾向Trump，顯示他有65.1%的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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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i 的經濟政策
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通脹。政府過度開支是通脹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僅僅透過加息來應對。Milei 成功在短時間內將阿根廷的財政達平衡，通脹率也從每月25.5%降至3.5%。阿根廷的信貸風險顯著降低，貨幣黑市和官方匯率差距縮小至20%。
改革代價與政治挑戰
2024年阿根廷的GDP預計將收縮 3.5%，貧窮率上升到 53%，創下20年來的新高，失業率也在增加。Milei 上任後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弱勢政府中推動改革，故不得不與其他政黨建立聯盟以抗衡強大的工會勢力。此外，他在國際關係上也有所調整；從原本疏遠中國和巴西，到後來與這些國家改善關係。
獲得權位與保留權位的分別
Milei 最初雖然以激進改革者的形象出現，但上任後必須面對現實，做出妥協和調整。Milei 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能否在制度和文化上實現持久的變革。阿根廷需要深層次的制度改革，包括貨幣政策和政府預算的調整；制度改革成敗取決文化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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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阿拉伯今年經濟情況
今年，沙地阿拉伯大幅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測，從原本的4.4%降至0.8%。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原油價格低迷，而沙地阿拉伯經濟高度依賴石油，石油占其出口利潤的九成，政府收入的八成也來自石油。
沙地阿拉伯如何對應
2016年，沙地阿拉伯推出了 2030願景，目標是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創造更多的就業和生產力。為此，他們透過公共投資基金（PIF）投入大量資金，2025年預計將投資增加到700億美元。
沙地阿拉伯政府面臨的挑戰是收支平衡的問題。根據 Breakeven Oil Price 計算，當油價達到112美元時，他們才能保持收支平衡。而當前的油價約為75美元，導致沙地阿拉伯不得不發債以平衡預算。
全球能源市場的變化如何影響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對國際石油價格影響力大減；因為非OPEC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巴西的產量已超越OPEC，對油價的控制力降低。隨著新能源的興起，對石油的需求將逐漸減少，進一步加大了沙地阿拉伯轉型的壓力。
其他國家的影響
例如中國，為了減少對石油的依賴，積極發展電動車。這不僅是為了環保，更多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避免在國際衝突中因石油供應中斷而受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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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有會員想我講講加拿大的政治和未來。趁剛剛結束了 BC 省的選舉，就借這個機會講兩句。但在討論香港人在加拿大能做什麼之前，我們先探討一下加拿大進步主義的根源。另外，大多數香港移民傾向中間偏右，常覺得加拿大的進步主義對他們來說過於激進。一些人渴望通過選票來改變現狀，但感覺作為少數群體，我們的影響力有限。
加拿大的政治光譜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轉變。合作聯邦聯盟（CCF），這個於1932年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推動了許多進步政策，如老人福利、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障。
CCF的崛起促使麥肯齊·金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採用了許多CCF的政策，以維持政治權力。自由黨對CCF的方式，通常被描述為「中間政治」，即通過採取中間派政策，並建立廣泛聯盟來吸引加拿大的中間選民。
CCF後來改名為新民主黨（NDP），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旨在減少不平等並擴大公共服務。薩斯喀徹溫省省長、後來的新民主黨領袖湯米·道格拉斯首創了該省的全民醫療保險，最終成為加拿大全國醫療保險體系的範本。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魁北克寧靜革命是另一個關鍵時刻。這一時期由魁北克自由黨領導，帶來了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同時重新強調法語和文化，也激發了魁北克民族主義的興起，並要求在加拿大內部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2015年當選的賈斯汀·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代表了最近的進步轉向。特魯多擴大了福利計劃，將大麻合法化，增加了兒童福利資金，推出了全國碳稅，並推行了旨在減少貧困和促進平等的政策。他的政府常被認為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左翼的政府」。
保守派是否能成為進步派的對立面？加拿大保守黨曾經自稱為「進步保守黨」——看似一個矛盾的名詞。
歷史上，加拿大的保守主義根源於英國的托利主義——最初支持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哲學。早期的加拿大保守主義與通常與其他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小政府、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大不相同。相反，它擁抱干預主義國家，專注於通過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促進增長和國家統一。加拿大的第一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便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為例，這是一個將國家從海岸連接到海岸的龐大工程，不僅在地理上，還在政治和經濟上聯繫了整個國家。
同樣，在大蕭條期間，保守黨總理R.B. 貝內特在當時幾乎聞所未聞的時期引入了失業救濟，表明他對國家干預持開放態度。
加拿大保守主義的另一個定義特徵是強調主權和抵制國際壓力。在冷戰期間，保守黨領袖約翰·迪芬貝克拒絕了美國要求在加拿大領土上部署核導彈的要求，這突顯了保守黨維護獨立的立場。
1980年代，加拿大保守主義在布賴恩·穆魯尼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穆魯尼提倡自由貿易和私有化，遠離了早期保守領導人的干預主義政策。將加拿大航空和加拿大石油公司等國有企業私有化，標誌著向更加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轉變，這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領導的保守浪潮更加接軌。
穆魯尼的經濟自由化在政治上充滿爭議，標誌著加拿大保守主義內部的重大轉變。大約在同一時期，LGBTQ權利和墮胎等社會問題開始成為焦點，這些問題在保守黨內部引發了分裂。
1990年代對保守黨來說是困難的時期，穆魯尼的經濟改革後的內部分歧使其難以凝聚力量。這為改革黨的出現創造了空間，該黨吸引了對現狀感到失望的西加拿大人。改革黨關注小政府和地區代表，最終在2000年成立了加拿大聯盟，後來在2003年與進步保守黨的殘餘力量合併，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保守黨。
統一的保守運動將保守主義的多種思潮融合在一起，為斯蒂芬·哈珀的領導奠定了基礎。哈珀小心翼翼地在這個複雜的意識形態中進行調和，特別是在社會問題上。他特別選擇不重新開啟墮胎辯論，深知這會疏遠部分選民基礎的風險。
同時，自1960年代以來，尤其在魁北克，加拿大經歷了顯著的世俗化過程。教育系統的世俗化，特別是在魁北克，削弱了宗教機構對公共價值觀的影響。到2015年，加拿大的經常教會出席率從1980年代的約40％下降到約20％，與社會問題上更進步的態度有關。
簡而言之，我們所見的進步主義已深深植根於加拿大。然而，加拿大也是一個充滿祝福的國家。地球上很少有國家能擁有加拿大這樣的自然資源豐富程度。
加拿大的能源結構以其多樣性和能力而獨特。該國有著非凡的奢侈，能夠主要通過可再生能源如水力發電來滿足國內能源需求，還擁有成熟且可靠的核能部門，同時從其龐大的油砂和天然氣儲量中獲益。這賦予加拿大一個獨特的優勢：能夠依賴於清潔和可持續能源來滿足國內消費，同時向美國等化石燃料需求旺盛的國家出口，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是一個能源自給自足與有利可圖的出口機會的罕見結合，許多國家只能夢寐以求。
然而，加拿大的自然資源財富——從木材到水電再到油砂——雖然是經濟穩定的來源，但也帶來了內在風險。其中首要的風險是自滿，這一現象通常被稱為「資源詛咒」。這種悖論發生在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未能多樣化其經濟，導致對資源開采的過度依賴，而犧牲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要多樣化經濟，加拿大最需要的是人才。全球各國正激烈競爭以吸引頂尖人才，因為他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和經濟韌性的關鍵在於擁有一支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加拿大面臨的挑戰不是缺乏吸引力。該國被廣泛視為一個令人嚮往的目的地，提供高品質的生活、政治穩定和多元文化社會。對世界各地的許多技術專業人才來說，加拿大是一個建立未來的理想選擇。然而，儘管加拿大具備這種吸引力，卻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其吸引並留住所需人才的能力。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障礙是加拿大的開放移民政策與許多移民到來後結果不盡人意之間的落差。加拿大吸引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且有豐富經驗的人才，但這些專業人士往往因為勞動市場的系統性障礙而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資格認證承認是個主要障礙，特別是在醫療、工程和教育等受管制的專業領域。
這一挑戰也延伸至私營企業。儘管加拿大擁有強大的公共部門和繁榮的資源經濟，但其初創生態系統和科技產業卻落後於美國和其他全球創新中心。高稅收、風險規避的投資文化以及監管障礙的結合，使許多科技初創企業難以擴展，導致創業人才的流失。加拿大的高等院校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但由於缺乏支持初創企業和技術創新的基礎設施，許多這些個人要麼離開，要麼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
另一個促成因素是加拿大對人才培養的方式。該國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巨大，加拿大的大學在全球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學術培訓與勞動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仍然存在。畢業生經常具備的技能與當前勞動市場需求不完全匹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和數據分析等高增長領域。這種技能缺口意味著，儘管擁有大量受過教育的個體，雇主仍難以找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導致既有失業也有職位空缺無法填補的局面。
長期以來，移民一直是加拿大增長戰略的基石。然而，最近的調查顯示，加拿大人對移民的態度有了顯著的轉變。根據2024年秋季恩維爾研究所的調查，58％的加拿大人認為該國接受的移民人數過多，這比兩年前大幅增加了31個百分點。這標誌著自1998年以來，對移民的擔憂達到了最高水平，表明這一現象橫跨各個社會階層。加拿大人提出了幾個根本性原因：嚴重缺乏可負擔住房、經濟壓力增大，以及對政府管理不善的認知。這些問題正在加劇人們對該國是否有能力在不損害現有居民福祉的情況下支持新移民的疑慮。人們還對難民申請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對新移民是否成功融入加拿大文化表示擔憂。
這些情緒在2023年萊格調查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政府每年接收50萬移民的目標過高。更引人注目的是，75％的加拿大人對住房和社會服務的壓力增加表示關切，這兩個領域已經難以跟上現有需求。這些調查結果表明，儘管加拿大歷史上對移民保持開放態度，但其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如今對當前的移民政策是否可持續持懷疑態度。
然而，加拿大關於移民的辯論不僅僅是數字問題；還涉及該國能否有效整合那些抵達的移民。如果加拿大無法讓新移民蓬勃發展並充分貢獻，那麼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它還要保持這麼開放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香港人能做些什麼？
毫無疑問，加拿大並非沒有其缺陷。加拿大要處理很多典型的第一世界問題。來自香港的我們，有些人可能會發現適應這些新環境具有挑戰性，而另一些人可能會對政治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加拿大，這個我們一些人稱之為家的地方，也提供了一個和平的環境和體面的生活標準。我們中的許多人移居加拿大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自由和包容的社會。在任何開放的社會中，我們都會遇到與我們不同的想法和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調和這些差異，獲得相互尊重和理解。
加拿大能比現在更好嗎？當然可以。但它不能通過選舉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選舉只是反映當前的社會情緒。選舉政治不會改變我們如何看待世界的敘事。
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領導人；它還涉及培育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讓多元化的聲音共同塑造社會結構並影響公共政策。
對於希望重塑敘事的加拿大香港人來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擴大我們在公民領域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在公共討論中獲得更強大的「話語權」。通過更加積極地參與——無論是通過倡導團體、智庫、社區組織還是公共論壇——我們可以幫助塑造影響我們的政策。
具體來說，如果我們希望推動更開放和包容的資格認證政策，我們需要在加拿大社會內建立廣泛的支持。這種轉變不會在孤立的情況下發生，也不會在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實現。這要求加拿大香港人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基於證據的論據，展示一個更加包容的資格政策如何不僅造福於移民社區，也造福於整個加拿大。我們還需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與其他社區建立聯繫。最終，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在於公民積極塑造其社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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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三個得主 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 和 Simon Johnson ，其實之前都有一定的合作，都是很針對去研究國與國之間的差異。
傳統上，一般人就會覺得一個國家為甚麼會富庶呢？當然是因為天然資源多，又或者是因為它有很龐大的勞動力，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等等。但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良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經濟表現。但究竟怎麼去用一些嚴謹的科學的方法，去實證地去找出不同的國家是因為制度上的分別而令到他們有經濟上的差別？這種透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去找出的答案，我想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在學術上對他們的認可。
還有一點我很想在今天的分享裡讓大家明白的就是，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甚麼人去贏，提名過程其實都是一個我們叫做 agenda setting 的過程；agenda setting 的意思，就是背後是想帶出一些訊息。
過去幾年，大家看新聞的時候相信都會見到一個詞語，叫做 Global South，也就是這個世界的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將會是我們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很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
問題是這些 Global South 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時候，究竟會否同時之在社會政治上轉型？
2004 年，中國大陸和一些親中學者提出了一個說法，說發展中國家要去發展他們的社會，不一定要跟著西方的一套；這也是中共一直以來很極力去宣傳的一個說法，甚至乎冠以一個名稱就叫做「北京共識」。中共自己也是對自己過去的幾十年的經濟表現，感到自豪，認為北京模式、中國效率比西方的更優越，認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對他們那種高效率，傾全國之力去做一件事的模式，其實是一種障礙。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去頒給這三位經濟學者，背景的訊息是，當一個社會沒有一個「包容性」（inclusive）的社會模式，其實是不可能達到一個高度發展的狀態。
「中國不是一個例外嗎？」在記者會上，其實也有人問幾位得獎者怎樣看中國大陸。我覺得他們很禮貌地指出，有些國家也可以透過高度集權高壓的模式，維持了幾十年；言下之意，其實就是說中共的經濟增長不能長久下去。
在此我也想補充一點，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面對著一些重大結構性挑戰，包括人口、政治制度、金融經濟系統不能有效地去分配資本等。此外，我們也見到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城鄉的經濟表現落差；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蹟很厲害，但是外界能夠看到的那一兩億最富庶的城市人口，看不到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村貧窮人口。
他們是否有可能最終富起來呢？
1978 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其中一個承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了習近平時代，則說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說中國已經達到全面小康。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故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在另外一邊說，仍然有六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幣。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很不同的圖像。從經濟學的角度，很多人都已經提出了中國是不是已經步入了我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國不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當經濟增長去到某個地步就遇到發展瓶頸，無法再發展下去。
這些國家在開始的時候，往往透過一些很簡單的組裝工業，尤其是出口工業，賺取一定的收入和外匯。但是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通常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具競爭力、管理得最好、技術層面最高的生產線，很多時候都是由外資投資，引進技術和管理。有時甚至是因為產品要出口而符合對外的品質需求，才能達到某一個水平。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內銷產品的製造，質素並不是同樣的水平。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你發展到某一個階段，開始要做自主研發，開始要做你的行銷，要做自己的產品設計，甚至是其他配套服務和分銷。你所需要的技能，很多時候是無法透過單一的公司在同一屋簷下完全提供。
回到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就是 Adam Smith 寫《國富論》的時候也有提到，透過專門化（specialization）提高效率；專門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當要處理的程序或專門知識越來越複雜，每個人，每間企業能處理的範圍就越來越狹窄。這時，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和交接變得愈發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滿足幾個條件。首先是高度知識化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知識，又怎麼協作呢？第二，就是一定的制度；有時是企業的規章，有時是行業規則，有時是市場的基本運作原則或監管水平。如果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沒有一個能夠給所有市場參與者公平競爭並建立信任的基礎，是不可能達成高度專業化的合作和競爭。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發展中國家當經濟發展到某個地步時，要再進一步轉型時，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配合。話說回來，這些社會政治制度的轉變，某程度上也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不能僅是抽象的經濟生產，而是與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過程。
也因為這個原因，從學術客觀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現在面對的困局，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而是整個社會在過去百多年裡幾次嘗試現代化的努力都走了錯路，無法擺脫過去的枷鎖。
再回到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獎者，他們其實有幾本書或者文章非常精彩。其中比較有名的是《Why Nations Fail》（國家為何會失敗），以及《The Narrow Corridor》（自由的窄巷）。
我尤其推介《The Narrow Corridor》這本書，作者透過這本書提出一個概念：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國家機器完全吸納，這樣的社會往往會走向極權。我想這也是對中國現代化困局的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國家機器，導致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掌握權力的人手中。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這三位得獎者，弦外之音就是，Global South 國家和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上的轉型，結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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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議息前，市場預測減息半厘或四分之一厘的機會，各為50%；所以嚴格來講減半厘不算意外。
至於下次議息會議，即11月7日，減息半厘或四分之一厘的預期，也同樣是50:50。
如果展望到今年年底，至少有一半的機會會將利率減至4-4.25厘，最低可能會是3.75-4厘，而最保守的情況則是4.25-4.5厘。
但從會後聲明來看，根本完全無法解釋為何需要減息；聯儲局目前要減息的唯一原因就是「孳息曲線倒掛」。
理論上，當孳息曲線倒掛，要使其恢復正常狀態，可以通過長期利率上升來實現。長期利率上升的常見原因是通脹預期上升。然而，過去一年，通脹預期並無大幅上升（美國的通脹情況並不算嚴重），反而長期利率有所下跌，這意味著資金從相對高風險的地方流向理論上風險最低的長期債券。
事實上，這次減息後，股票市場上升，但債券價格也同樣上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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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上，聯邦儲備局主席包威爾（「放鴿」；包威爾在發言中表示，因為 2019 疫情帶來的各種經濟扭曲，影響正在減退；通脹顯著下降，回到接近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 2% 的目標範圍；勞動市場亦不再出現短缺，因供應鏈重組而出現的短缺亦正常化。所以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整，可能會更側重於失業率的變化，市場亦因此預期聯邦基金利率很有可能下調。
根據目前利率期貨價格計算，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在九月有 65.5% 的機會減 1/4 厘，另外有 34.5% 的機會減半厘。到今年底，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 27.9% 的機會減至 4% - 4.25% ，另外有 43.8% 的機會減至 4.25% - 4.5% ；最低限度也會減至 4.5% - 4.75% 。
換句話說，市場預期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望最少減 0.75% - 1.25%。
主流的講法是因為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所以聯儲局要提早減息。最近的就業統計數字亦顯示，失業率有上升趨勢。但細心研究就會發現，在失業率上升的同時，整體就業人數亦有上升；也就是說，找到工作的人多了，但在找工作的人更多。究竟為甚麼有更多人投入勞動力市場？是否因為物價升幅影響令更多家庭收支？
話雖如此，過去兩年多以來，除了個別科技行業曾經出現過「洗牌」，美國整體的就業環境很難說是衰退，甚至乎有不少零售餐飲行業，仍然是有工無人做。【1】
再者，金融市場也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聯儲局為甚麼要調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所謂的「減息」又會否令到股市和樓市即時出現亢奮式的爆升？美國長期的經濟發展究竟又會有甚麼變化？對其他國家又會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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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分享，我想由一個情景題開始。
假設你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你見到國家的出生率下降，人口結構將會出現斷崖式的老化。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一直以來依賴的廉價勞動力模式，不但受到自動化科技的挑戰，周遭的國家在工業出口與你有正面、直接的競爭。屋漏兼逢連夜雨，最近幾年這個國家更面臨了一次金融危機，因為房地產泡沫爆破，去槓桿化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更重要是，由於緊張的外交關係在地緣政治矛盾，令到你不但與接壤的各國關係緊張，地球上最大的兩個貿易對象，即是美國和歐盟，也不斷對你的國家實施各種的貿易限制。
在這個環境之下，究竟你可以怎樣呢？
今天這個情境題，相信大家一聽就知道我在說哪個國家。表面上看好像有眾多錯綜複雜的問題，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之間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其實細心歸納就可以最少三個核心的問題。
這三個很核心的問題，我稱之為中共的三隻灰犀牛：第一就是人口，第二就是經濟模式，第三就是政治體制。
今集和未來的兩集，我將會從這三方面去剖析神奇國度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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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討論一下烏克蘭軍隊最近在庫爾斯克地區的反擊行動。有人形容這次的軍事行動為「圍魏救趙」，即是說，透過在庫爾斯克地區的反擊，迫使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佔領區的部隊要調配到去重新防守庫爾斯克這一部分。
但實際情況比起簡單的「圍魏救趙」要複雜得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幾點，包括庫爾斯克這次反攻行動的象徵意義，以及它可能對克里姆林宮構成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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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小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很沉悶。我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就是：「好悶啊～」。
但是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就開始發覺我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永遠都不夠時間。尤其是近年我發覺自己有很多想做的概念，有很多項目，但總是不夠時間去做。結果這些沒寫完的書、沒寫完的文章、沒錄完的影片，變成了心理上的負擔，漸漸我也承認自己是一個病態的拖延症患者，我的 priorities 變得亂七八糟。
我開始去研究怎樣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怎樣可以做事快一點。我嘗試去改變我寫作的程序，怎樣去起稿，起完稿之後怎樣去錄音。但最終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我可能要開始對某一些想做的事情放下，要學會對自己說不。甚至乎是要有個先入為主的假定，就是絕大多數的念頭，想做的事情，最終都是不會去做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就是我又回去好像小時候的我一樣，覺得很沉悶。
我漸漸發覺自己失去動力。不知不覺間，又開始漫無目的地去找一些新的內容去看。然後我跟自己說：「人都是需要放空一下，有時候需要休息一下，需要有些娛樂。」
我不知道剛才說的情況，是不是人們所說的 burnout，就好像汽車沒有燃料，停了下來。但有一點我肯定，就是自己很不喜歡所謂「打發時間」。我知道時間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件事；打發時間我覺得和慢性自殺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我又突然間變得很希望做多點東西，會半夜起床不睡覺。去起草內容，去錄音。但是我知道這樣做其實對我的健康也有很大影響。在英文裡面有個詞語叫做 revenge bedtime procrastination，即是「報復性的不睡覺」；這個現象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我又明知是這樣，我也有時候仍然會這樣做。
我知道是不健康的情況，我知道是要找一個出路，我開始去反省究竟深層次的問題在哪裡，為甚麼我會不喜歡去專注一個題目呢？我是不是嘗試逃避一些東西呢？為甚麼我一直要找新的ideas，要找新的題目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做《Choose Your Enemies Wisely》。這句話應該是借用了聖經中的一個概念 choose your friends wisely；我提到這本書，不代表我推薦。不過我看這本書的時候也幫我去反省我自己的一些問題。有些人找到人生的動力是，透過他定義自己的敵人是甚麼人。
記得很多年前有一次跟一個朋友說起他一間剛剛開始的公司，我就跟他說，你都要定義你間公司最大的敵人，你的對手是誰。當時我的朋友是有點錯愕，也覺得有點難接受。我明白為甚麼他會這樣想，因為我們接受的教育自小就跟我們說和諧是好的，對抗是不好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很多人最大的動力，往往就是來自於當我們感受到被壓迫或者被威脅的時候。當我們為生存而奮鬥時，往往就是我們最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和找到我們的內心資源時。
但反過來說，當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跟甚麼競爭，我們很容易就會迷失。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富裕的社會，很多人為甚麼會有這些所謂的First World Problem，這些所謂的富貴病，就是因為他們不再需要為生存而奮鬥。他們失去了人生一些最基本的動力。有些人會將和自己看法不同或者不認同的人視為他們的敵人。
甚至乎有些更低層次的，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敵我矛盾」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也覺得很低層次，很不必要。另一個情況就是出於妒忌。有時候我們會見到有些人可能因為命運好，活得比我們更好，我們會覺得他憑甚麼可以有這麼多的享受，可以過這麼好的生活。這種妒忌也是非常普遍，也是非常惡毒的。這種比較心、差別心其實是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亦都會有些人是嘗試去戰勝那些想控制他、想擺佈我們的人。這一種就比較接近生存的基本動力。但是更多時我們真正的敵人是來自我們自己內心。有些人是有所謂的Scarcity Mindset，就是永遠都覺得自己是不足夠、不充足。
另一個就是那種虛無的人生，那種沒有意義的人生。通常這些「與自己為敵」的人也是不會過得好。
坦白說我對以上的各種哲學問題我沒有一個答案。有些朋友會選擇以宗教作為一種好像套裝形式的答案。宗教會告訴你甚麼是善、甚麼是惡、甚麼是你人生的目的，會給你一個榜樣去跟。但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套裝式的答案是有一定的抗拒。
可能在眾多不同的宗教中，佛教是比較接近我心目中的答案。但很可惜的是，在現世的佛教中很多時都流於形式主義，很多人只是做了那些儀式，做了那些禮儀，但是沒有深入地去了解當初為甚麼會有這些想法的出現。
除了以上講哲學和宗教，今天我也想分享的最後兩點就是：
一、其實我們每個人某程度上都在出賣我們的時間，即是出賣我們的生命，但絕大多數人都不太知道我們賣的時間、賣的生命究竟是在用一個甚麼代價、定一個甚麼價錢。但如果我們真的用經濟學的角度去計算我們每一個小時賣出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然後我們的人生是值多少錢，整件事就非常暗淡悲觀。畢竟我們只能活一次，而我們的生命應該是無價的。總結今天的分享：「停止去打發時間，開始去明白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的價值，嘗試去學習怎樣令自己更加有效率，不斷地去改進自己。」
二，最後一點就是：「遲到好過冇到。」我們永遠都不會太遲去知道這些意思、這些道理。當我們很小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時間很漫長，要打發時間；但是人生去到某個階段，我們就真的會學會珍惜自己的時間、生命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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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星期在賓夕法尼亞的一個選舉活動上，特朗普被人行刺，整個美國的選情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事件不僅影響了特朗普的個人形象，也改變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選舉中的策略和布局。
在這次襲擊事件中，特朗普的即時反應讓許多人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許多選民開始認為他是一個強硬的人物，這種近乎英雄式的表現贏得了不少傳統價值觀選民的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甚至之前對特朗普有質疑的共和黨成員，如Nikki Haley，也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對他的強力支持。這顯示出共和黨內部已經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然而，政治的世界並不僅僅是政客們的個人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們背後的支持者、選民以及金主的意見。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特朗普的影響力變得更加重要，不僅是在總統選舉中，甚至在地方選舉中，許多共和黨候選人也會利用特朗普的支持來提升自己的勝算。
另一方面，民主黨內部對於是否繼續以拜登作為候選人也有許多討論和謠言。儘管外界對拜登的領導能力存在質疑，但從制度上來看，除非拜登本人宣布退出，民主黨很難在這個階段更換候選人。共和黨內部則評估，無論拜登是否退選，他們都已經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並將矛頭指向潛在的替代者如Harris和Newsom。
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的主要策略仍然圍繞三個核心議題展開：捍衛邊境、經濟復甦以及傳統美國價值觀。捍衛邊境一直是特朗普的標誌性政策，而共和黨也將非法移民問題與毒品氾濫聯繫起來，強調邊境安全的重要性。在經濟方面，雖然共和黨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通脹的辦法，但他們主張振興美國製造業，並對外國廉價出口商品徵收關稅，以此來保護國內產業。
在國際關係上，共和黨希望迅速結束俄烏戰爭，並將更多責任交給歐洲國家。同時，他們也強調美國不應該過度干預中東地區，應讓以色列自力更生。對於中國，共和黨的策略是通過經濟手段迫使中國減少對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並希望中國能在經濟困境中削減軍事開支，以此達到雙贏的局面。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理解政治和政客的運作方式至關重要。政客們往往會揣摩選民的心意，並據此制定政策和策略。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似乎更能夠抓住大眾的心聲，而民主黨則仍在調整其立場和策略。在未來的政治道路上，雙方都需要不斷適應和轉變，以更好地代表選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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