エピソー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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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同化政策，尤其是在新疆的灭绝性措施问题，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通过强化“统一的中华民族”叙事，北京试图抹除少数民族的独立身份，DNA 研究成为其合法化手段之一。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历史叙事正在对国内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那么，中国的民族政策如何影响其国际形象？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如何回应？本刊编辑余浩风对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芒努斯 · 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ö）进行了深入访谈，探讨了这些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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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来是否应该以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来处理境内各主要民族之间以及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些大陆知识分子关心、讨论的问题。但是，大陆学人、活动分子，对台湾学界、政界在这方面有哪些看法和思考知之甚少。最近，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台湾人权学刊》创刊主编黄默先生发表文章再次提出构建“中华联邦”。他为什么提出这一主张？他的“中华联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架构？它与美国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有什么不同？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建构这样一种架构？黄教授如何评价大陆一些学人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 ?《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就这些问题，对黄教授做了以下对话性专访。黄默教授是台湾知名政治学者、人权活动家，现任东吴大学文理讲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人权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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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上期发表了蒂莫西·梅斯伯格《选举制度之争：正确理解多数制》译文，这里刊登的是对梅斯伯格文章的批评性回应。与梅斯伯格不同，安德鲁·雷诺兹和约翰·M·凯里认为，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多数代表制，对于转型国家是更好的选择，尽管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该文 2012 年 1 月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3, Number 1 January 2012, https://muse.jhu.edu/article/464216)。
本文由徐行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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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享有广泛豁免权；2、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3、墨西哥大选产生第一位女总统；4、台湾立法院改革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5、香港法院判决“47 人案”中 14 名民主活动人士有罪；6、美国大学校园发生支持巴勒斯坦抗议浪潮；7、格鲁吉亚议会“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8、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布逮捕令；9、突尼斯人抗议总统镇压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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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以同化为内容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后，习近平宣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容易偏向大汉族主义的政策与少数民族政策存在着紧张关系，原本就受到党国严密控制的西藏因而面临着更严峻的汉化压力。但在新冷战的形势下，习近平如果不能缓和与藏族的关系，势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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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的接管到香港自由的丧失，近 30 年，香港人为守护自己的自由和争取民主，进行了一次次举世瞩目的抗争。那些抗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何评价那些抗争，包括它们的成效与战略？抗争最终并没有守护住香港的自由，原因是什么？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社区参与研究者苏利利女士对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许田波 (Victoria Hui) 教授进行了以下访谈。许教授长期讲授世界各地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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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2 年开始，也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发生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知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都牵涉其中。本文作者梳理了这一运动的发生、展开的过程，以及 1949 年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矮化、变异，并对今天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在宗教活动中的严重自我矮化现象提出了批评。本刊作为公共平台，致力于不同观点的发表与交流，欢迎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专家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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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认为，“社会正义”是个空洞和无意义的概念，纯属海市蜃楼式的虚构，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规范市场秩序。本文指出，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因为市场秩序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分，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机会、收入和自由，因此必须回答市场规则是否公平正义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放任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性贫穷，而贫穷必然导致无数穷人受苦，而这种受苦并非必然和应得，那么哈耶克就不能预设市场秩序的道德正当性，而是必须回答：市场规则能否给予每个参与者公平的对待？也就是说，市场秩序必须受到正义原则的规范和约束。此说一旦成立，我们即可进入本文第二部分，具体指出市场秩序为何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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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分量和影响，其实比自由主义思潮更大，1949 年以后，老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最后的抵抗，他们全被打成了右派。然而，正是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新一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亦在萌生和孕育之中。年青的思想者们，在极其封闭、严酷和恐怖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追求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的呐喊和呼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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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剖析香港由殖民年代到后殖民年代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发展，论证香港的法治，先天缺乏民主体制支持，本身已经脆弱。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时期带来的威权式法律，加上中共接管香港后的威权统治，尤其是实施国家安全体制后，令香港的法治发展，依循当代威权及半威权国家的轨迹，一直向“威权法治”(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的路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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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在当今世界处于衰退之中。斯蒂芬·列文斯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A·韦（Lucan A. Way）教授则试图证明这一判断缺乏足够实据。他们认为民主在 21 世纪开始以来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这种韧性要归因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以及新独裁政权或独裁领导人巩固独裁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此文 2023 年 10 月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4, Number 4, October 2023, pp. 5-20，https://muse.jhu.edu/article/90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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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体制是“有自由无民主”吗？中国政府是否希望香港一直维持“自由独裁政体”？“一国两制”有可能不被北京政权摧毁吗？香港的政治特征如何影响了它的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哪些阶段，其现状和前景如何？经济和阶级因素如何影响了中港关系？ 2020 年《国安法》之后香港局势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对香港的研究、理解和倡导工作？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正在美国一所大学就读的香港博士候选人达纽(笔名)，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岳进行了以下访谈。马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香港选举、政府、政党及议会发展、民主化、政治经济学及东欧转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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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由与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实施后，许多香港人被迫流亡海外。从法律角度看，香港的自由是如何被摧毁的？面对急剧恶化的局面，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流亡者面临着哪些困境，他们的未来该如何保障？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加拿大皇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张语轩（Alvin Y.H. Cheung），就这些问题对香港法律与人权问题专家、伍德罗 •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学者戴大为教授（Michael Davis）做了以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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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香港，曾享有令人艳羡的法治与自由。然而自 1997 年回归中国主权之后，其自由一直受到北京政权的威胁。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中国重回新强人统治之后，香港自由状况的恶化显著加速。而到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以来，随着北京将国安法强加给香港，形势更是急转直下。法律成为系统性剥夺自由、迫害不同意见者的工具。大批民主人士或深陷囹圄、或流亡海外。最近， 立法会又迅速完成了曾受到港人成功抵制的“23 条立法”。在回归中国主权 20 余年之后，自由的香港沦陷了。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呈现在世界面前。关于香港，一度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判断，就是她有自由、缺民主。香港人为了民主进行了满怀激情的抗争，但是不仅没有得到期盼的民主，自由最后也丧失了。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的事件与因素？为什么在一个有深厚法治传统的社会，司法、执法系统会迅速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曾将香港视为可以效法的、“无民主但有自自由后民主”的发展路径。在自由香港沦陷的今天，如何评估这一看法？香港的沦陷对于台湾又意味着什么？在《中英联合声明》40 周年、雨伞革命 10 周年、反修例运动 5 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一些专家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作为某种历史记录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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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
2、苏比安托当选印尼总统；
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科罗拉多州法院关于特朗普初选资格的裁定；
4、俄罗斯政治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狱中死亡；
5、扎尔达里赢得巴基斯坦二月大选，进入第二任期；
6、萨尔瓦多总统获第二期连任引国际关注；
7、国际法院临时裁决南非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
8、自由之家：中国等专制政权在海外镇压新闻记者；
9、波兰中间派领袖图斯克当选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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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嘉央 • 诺布（Jamyang Norbu）《被遗忘的山岭回声：战争与和平中的西藏》一书，巧妙地呈现了一个基于深入研究的历史记录：在毛泽东时代，人数稀少、装备简陋、经验不足的西藏人民，是如何英勇地与强大且无情的殖民者 --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武装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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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https://chinademocrats.org/?p=3403
蒂莫西·梅斯伯格 (Timothy M. Meisburger) 在此文中认为，对于发展中或新生民主国家而言，比例代表制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选举制度，多数或简单多数制可能更有利于保障代表性和民主化。此文原载美国《民主季刊》2012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3, Number 1, January 2012, pp.155-163), 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导致突尼斯、埃及在转型期选择选举制度之际。本文由徐行健翻译、王天成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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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球格局中，民主自由国家如何在中国推行民主？这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余浩风有幸采访到前英国外交官和观察家盖思德（Roger Garside）先生，请他分享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自由民主国家如何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发挥作用的见解。盖思德先生是《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The Great Leapto Freedom ）一书的作者。他对中国有长达 65 年的观察和研究，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关注中国，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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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塑造和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极权制度之下法律如何运作？“双重国家”（dual state）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的政法结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能够推动党国体制下的法治发展吗？中国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吗？“法治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能够成立吗？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孔杰荣（Jerome A Cohen）教授进行了专访。孔杰荣是纽约大学荣休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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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 99.5% 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城镇住房拥有率也达到了 96%。但是中国的房产所有权却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中共的初心，直到 1982 年宪法得以实现。城市土地一夜之间归国家所有，为中共政权的续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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