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ó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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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经济依赖自然经济，梁武帝推行新货币政策导致局势更加混乱。虽尝试用五铢钱、六株钱替代古币，但效果甚微，百姓私用古币盛行，江南经济遭受破坏，商品交换停滞。古帛取代货币职能，货币问题难解，铸币区域狭小，南珠洲多拒绝使用新钱。通过这段历史，看清自然经济背景下货币流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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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试图通过提高大钱价值来稳定货币，但却让穷人更贫困，最终失败。又尝试铸造二铢钱，但因铜料不足，民间盗铸猖獗，市场混乱。新币禁用后，货币缺乏导致物价波动，特别是布价大跌,影响南方经济。南齐政权更推行苛重税收，加剧了农民困境。
四铢钱的铸造数额并不多，因此，不可能尽废古币(汉五铢钱、魏五铢钱、吴大钱、东晋沈郎钱等)而不用:而且顾名思义，四铢钱必然会较以往的五铢钱为轻，“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宋书·何尚之传》),便成为自然的趋势。为消除这种弊端起见，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又下诏提高大钱(指古钱)的价值，规定大钱一枚抵四铢二枚，以作补救。这一办法的实行，徒然使有钱的人钱更多，穷人生活更加困难，所谓“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而且和古钱的轻重比价也不匀称，所以“行之经时，公私非便”(《宋书·何尚之传》)。到第二年五月，就废止了这种办法。
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政府自不得不大量兴铸，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 年)，又铸造四铢钱。由于铜的缺乏，这次铸成的钱，“形式薄小， 轮廓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百物踊贵”(《宋书·颜竣传》)。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武康旧城)一县，因盗铸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就有一千多人(见《宋书·刘怀慎传》。永光元年(公元465年)二月，又铸二铢钱。二铢的重量，顾名思义又要比四铢少二分之一，可是政府却仍旧强制新铸的小钱和从前的大钱等价使用，这样，官钱一出，民间就模仿盗铸，钱币更为滥恶。在这种情势下，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政府只得允准民间也可铸钱， 但是，这样一来，币制搞得更是混乱异堂千钱长不满三寸” 称为“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烻环钱” 水不沉，随手破碎” (宋书·颜竣传》),商贾不敢行用。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 年)，下令禁用鹅眼、埏环等劣钱，“专用古钱”(《宋书·明帝纪>).这两次造新钱，不但不能使南朝的商业由于铸币增多之故而获得发展，相反，货币的滥恶引起市场物价的波动，从而使商业的发展发生波折。
自从禁止行用新钱，专用古币之后，货币缺乏的严重情况， 又回复到原来的出发点上。
钱币的缺乏，使南齐初年，又出现了钱贵物贱的现象。以绢、布为例，从东晋初年到刘宋永初初年，这一百年间，布价无大变动:从永初初年到元嘉二十七年，这二三十年间，布价跌落一倍，原来一千文一匹的布，跌到五六百文一匹；又过了三四十年， 到了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布价竟跌落到十倍之多，一匹布只值一百文了。布价的继续下降，一方面固然标志着江南地区绢、布产量的激增；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南齐的永明时代，主要原因是受了钱荒的影响。物价的跌落，受害最大的自然是生产谷、帛的农民，然而南齐政权不但不注意其剥削对象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利益，相反，竭泽而渔，自永明四年起，在征收租调时，订出了二分取钱、一分取布的折纳办法来；永明五年，又改订为钱、帛兼半的折纳办法，意图利用钱币的缺乏，而要农民缴纳钱币。上缴的钱币，个个必须圆大，在当时古币多被民间剪凿破损的情况之下，农民要找这种符合规格的钱，不是“买本一千，加子七百”(以一千七百钱换好钱一千)，便是“以两代一”(纳两钱代一钱)，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可见钱币的缺乏，不但使在江南初步发展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同时也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 -
Estão a faltar episód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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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萎缩，农业成为居民唯一职业，导致货币流通减少。自魏晋至南宋时期，经济逐步复苏，商业发展，货币需求增加。但由于多年未铸币，出现钱贵物贱现象。政府试图通过限制货币使用来控制局面，但未能奏效，最终转向铸币来满足市场需求。桓玄和沈约的极端经济措施为何失败？背后的故事令人深思。
所谓近于废弃，不是说完全摒弃货币于市场之外而不用，以《晋书·惠帝纪》所载“帝单车走洛阳，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魏书·萧宝夤传) 所载“宝夤脱本衣服，著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二事为例，可见在这一时期，并不是不再使用铸币，而是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粮食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衣料也是家庭成员自己来纺织的，这样，市场当然无法扩大，商品交换当然显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静止形态来了。所以自魏、晋以后，交易往往以谷、帛为主，而铜钱只是以辅助的姿态出现罢了，所谓“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
从东晋在江南建国以来，江南没有兴铸过钱，一开始就沿用东吴孙权所铸的大钱；其时“吴兴沈充又铸小钱”，当时称之为“沈郎钱”(《晋书·食货志》),不过沈充不久被杀，所以这种沈郎钱的流通额一定不会多的。经过了七八十年，江南农业生产力逐渐向上昂扬，商品经济随着有了发展，货币的需要量也逐渐在增加。然而因为自东晋以来长久不兴铸钱币的缘故，当时钱币的流通数量极感缺少，必然会形成钱贵物贱等现象。在当时，生产谷、帛的是农民，而有“藏镪百万”的是王公妃主，世族豪强，如果钱贵物贱的这一现象持续下去，只是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 政府为了要消灭这种现象，以巩固其剥削对象自耕小农这一阶层起见，曾想出各种对策来。有些对策如东晋安帝时(公元402-403年)，桓玄辅政，曾主张废止钱币，使用谷、帛(见《宋书·孔琳之传》);其后刘宋时周朗，萧梁时沈约，也曾有此主张，他们都想凭政治的强制力量来禁止或限制钱币的行用。 然而钱币的逐渐行用，只是商品交换初步发展的结果，而商品交换的初步发展，又是直接受着当时生产力影响的结果，所以桓玄、周朗等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
东汉时期，广州成为南海与印度洋贸易的中心。商人们跨越大洋，带回象牙、珠玑等珍贵商品，同时也输入中国丝绸等奢侈品。航海过程中充满危机，设备简陋，但商贸活动却异常繁荣。政府通过重税获取丰厚收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动了中外交流。法险赴印度取经的故事更是揭示了古代航行的艰辛与贸易的兴盛。南朝商业发展的背后，是如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密切互动。如何在激烈的海上竞争中保卫商贸利益，成为各国政府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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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江宁、成都、番禺等商业繁荣。健康是政治文化中心，集住繁华。京口、三阴市为交通要地，经济发达。襄阳和寿春是重要的通商据点。江宁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成都为西南贸易中心。探索这些城市，揭示其在古代经济中的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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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都是当时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
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傍长江下游的大埠。 平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以五口一户计，约一百四十万口)，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等)于二京(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都城内有四市，秦淮河两岸，有不少市镇，北岸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可算是江南最大的都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建康)，亦一都会” (《隋书·地理志》)。山阴是两浙的绢米交易中心，“征货贸粒”， “商旅往来”，钱塘、浦阳两江的牛埭税(过堰税)，一年之中就可征收到四百余万之多(见《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寿春在淮、泗、汝、颍交错的区域，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军事攻守的重镇3，北魏也曾在“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象牙)革之属，无远不至”(《魏书·食货志》)。襄阳是汉水中游的重镇，也是“四方凑会“之处，所以寿春和襄阳两个城镇，在当时都是南北进行物资交换的通商据点3。江陵不但是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也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所谓“荆州物产，雍(雍州治襄阳)、益(益州治成都)、交(交州治龙编)、梁(梁州治南郑) 之会”(《南齐书·张敬儿传》),又是“良皮美罽”的集散地。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既是全国织锦业的心，又是西南的贸易中心。 -
江南因水乡交通便利，造船业在刘宋和南朝时期繁荣发展，民间造船技术也得以提升。然而，尽管农业和手工业进步，商业仍受限于封建制度，主要由王公贵族控制，反映了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了解这一时期商业萌芽的过程，能窥见古代经济发展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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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水乡7
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三吴平野的运河网，到南齐时代也已经大体完。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造船业也更加发展起来。刘宋时的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南史·沈庆之传从子攸之附传》)。侯景乱梁时，也有战舰千艘，称作“鸼舠”，“两边悉八十棹”，鼓棹进退，“捷过风电”(《梁书·王僧辩传》)。当时民间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颜之推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颜氏家训·归心篇》《太平御览》卷769引《南州异物志》称东吴时，“外域人.....船，大者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千吨)”。到了南朝，船只载重二万斛(约二千吨)，比之以前，又要超过一倍了。隋文帝灭陈后，下命令说: “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下》)足见南朝时民间私造的大船很多，才会引起隋文帝的注意而予以没收。
农业技术的提高与收获量的增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使这一时期内，在江南新建立起来的具有单纯的政治和军事性质的城市的基础上，商业有了萌芽的机会。不过我们在研究商品生产时，不可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可和经济现象的一切总和失掉联系。在当时的江南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手工业始终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出来，由于这缘故，商品生产在这时并没有多么大的意义，它不过指出交换发展的初步过程而已，我们绝对不能把那时的商业和近代的商业等量齐观。 那时国内市场上出现的重要商品，大都只是“绵、绢、纸、席之属” 史记
《宋书·孔觊传》),坐市肆贩卖的虽都是平民身份的商人与其家族成员，而从事货物囤积或操纵市场贩运土产的则多为王公贵戚、世家大族，因为他们想把庄园里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成品推销出去，他们还借政治势力去经营商业，可以免去一些官吏的留难，尤其是贩卖违禁品，可以免去重税的勒索及关津的盘查。因此，这一时期，不是没有商业，而是在封建制度范围内以及在中古庄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它是庄园制度下剩余产品的一种销售形式，它仍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 -
古代漆器制造严格受控，需政府批准，甚至在制成后须标注制造年月和姓名。南齐时期，漆器已广泛应用。制瓷技术在商周时期釉陶基础上发展，汉代发明瓷器，至南朝青瓷技艺成熟。南朝时期青瓷器皿造型精美，釉色纯净，烧制技术达到高水平，宜兴出土的西晋青瓷与南宋官窑瓷器成分相近，展示出技术的进步。瓷器不仅成为日常用品，还为隋唐时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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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在发明纸以前，一般用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简牍每简只能写几个字或十儿个字，木牍虽然可以多写一些字，可是所占空间很大，使用不便。缣帛虽便于书写，但价格昂贵，更是无法普及使用。造纸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公元1957年，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上发掘出汉武帝时的古墓一座，内有米黄色长宽差不多10厘米大小的古纸，虽已裂成碎片，经过化验，证实是大麻纤维(兼亦掺杂有少量苎麻)所造。灞桥纸可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公元1933年，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障遗址中，也曾出土一片古纸，其原料为“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 纸长10厘米，宽4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箸。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 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简，黄龙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黄文弼教授《罗布淖尔考古记》)。灞桥纸和罗布淖尔纸的考古发现，说明我国造纸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应该推早到西汉武帝(公元前140至前87年)时期。但是早期的麻纸，纸质比较粗糙，表面有较多的纤维束，纤维组织不够紧密，分布不够匀净，麻纸上透眼较多，眼也较大1。 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担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总结了西汉以来劳动人民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 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造纸原料，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监制了一批良纸，风行全国，通称“蔡侯纸”0,从此造纸术就在我国各地推广开来。直到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劳动人民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皮外，还利用录皮、藤皮来造纸。纸的原料更容易获得，纸的成本更为降低，纸的生产量也更为增多。王羲之曾一次把会稽郡库存纸九万张送给谢安3，可见纸的消费量也已随着生产量的增多而增加。当时范宁认为“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初学记》卷21引)，可见用藤皮来制成的纸，已普遍使用于公私之间了。藤纸的产地，集中在剡溪(曹娥江上游)一带，而余杭由拳村(今浙江杭州市西旧余杭城南二十八里有由拳山，村在山下)所出的藤纸，也很出名。桓玄曾“命平准作青红缥绿桃花纸，使极精”， 又下令政府机关“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605引(恒玄伪事》),可见纸的功用，到了这时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朝的建康城中有“银纸官署，齐高帝造纸之所也，尝造银光纸赠王僧虔，一云凝光”(《丹阳记》)。梁简文帝为太子时，与人笺，有“特送四色纸三万枚”之语；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出为荆州刺史， 曾“上武帝纸万幅，又奉简文红笺五千番”，又云“特送五色三万枚”(见元鲜于枢《笺纸谱》引)。所谓四色、五色系指不同的纸色而言，而不是一纸之中含有四种或五种颜色，但是纸张的花色增多，说明纸的加工制造技术不断地在提高。梁阮孝绪父彦为湘州从事，孝绪随父之任，“不书南纸，以成父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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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海盐和扬州冶铁业曾是宋、齐、梁时期的重要产业，但后来政府接管了生产。囚犯成为冶铁工人，忍受极度劳动和苦难，许多人因此丧命。银矿开采在南北朝十分普遍，但事故频发，矿工多有伤亡。煤炭资源也逐渐被利用，这些矿业资源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细节耐人寻味，背后隐藏哪些秘密？
有很多盐场，据当时人阮昇之的《南兖州记》子:“上有南兖州盐喜一百三三所，具人以鱼数关，擅利巨海，用致货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 计。”(《太平寰宇记) 卷124引D)可见盐的制造业出相
执的冶的业，是出政府官营的。江南最有名的冶铸作坊， 属扬州的是海根冶(今安徽贵池东五十里)，属剂州的冶唐(今湖北武昌东南三十里)0。各冶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用具，“大则金鬶，小则銨鋤(《梁书·康绹传》)。梁时筑浮山堰、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汇于烟所，可见当时铁器的产量已经很高。齐梁时人陶弘景云: 铁是杂炼生(生铁)揉(熟铁) 作刀镰者。《重修政和证类本章》卷4《铁》条引D所调杂炼生绿，是指在熔铁炉中，把生和热铁混杂起来冶炼。“洪炉鼓鞲， 火力到时，生刻(许”之北字)元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炼系，不一面足，(《天工开物·五金篇》),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法，费工校少、成本较低，因此不独可以制刀剑，也可以制嫌刀，对发展生产是有积意义的。官营冶坊中的冶铸工人，大都是次于死继一等的囚昶，政府把他们罚充苦工-“补冶”以后，雄们的身份是官奴隶。他们中闯很多人被剪去头发，带着镣锁来从事无偿劳动，往往没有多久便被折磨死去，他们可以说是受迫害最深重的一个阶层。
《隋书·食货志》称“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因此，银的开采，也极为普遍。晋末，卢循曾在广州开采银矿:宋元嘉初，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齠关市)领下有银民三百多户，专事开采银矿，史称其“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宋书·良吏·徐豁传》),可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低劣，每年因矿坑崩坍而压死的人也很多。又梁末，周文育行至大庾岭，在旅店中与商人赌博，赢“得银二千两”《南史·周文育传》。银的流通额，既是这样大， 银的总生产量，在全国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
东汉墓出土的棉纺织品，让我们得知新疆早在东汉时期就种植草棉。梁武帝断杀生着布衣，棉布称为月蝶。南北各地对草棉与木棉的叫法不同，形成了一段历史谜题。悠久的棉布使用，为宋元明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想知道更多细节吗？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吧！
防织棉布了。《梁书·高昌传》载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轳，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在永昌称棉布为桐花布或橦布，在交、广称为吉贝(有时又作古贝)，在高昌称为叠布，有时又书作绁布。吉贝，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大方等大集经》卷15《音义》:“劫波育，或言勐贝者，讹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叠，可以为布。罽宾以南， 大者成树；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华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这几句话，把草棉和木棉分别得很清楚。劫贝是吉贝的异译，劫波育的简译。一直到今天，广东、闽南一带，还有叫草棉为吉贝的。由于棉布是交、广一带生产的，因此当时多称之为“越叠”，《晋令》里有“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太平御览》卷820引)5,可见越叠是贵重的物品。梁武帝是以佞佛著名的皇帝，既然信佛教，就得断杀生，蚕茧成丝，在梁武帝看来，杀死蚕的生命太多，罪孽深重！因此他虽贵为帝王，不肯穿着丝绸衣服。史称其“身衣布衣，木棉皂帐”(《梁书·武帝纪》。木棉和草棉本来不是同一种植物，木棉花的纤维比较滑润，纺起纱来拉力不强，但当时人对棉布究竟是用木棉还是草棉做成，是不十分明确的，因此往往也叫草棉布为木棉布。梁武帝的木棉帐，实际就是草棉布制成的帐子。梁人刘孝绰有《谢越布启》云:“比纳方绡，既轻且丽，珍迈龙水，妙越鸟夷。”(《艺文类聚》卷85引)陈代吏部尚书姚察，有门生送他“南布一端”(《陈书·姚察传》),越布、南布大概都是指草棉布而言的。棉布的使用当时虽然还不很普遍，但已经在逐渐发展起来了，这对此后宋、元、明、清棉花种植事业的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
南朝时期，江南纺织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丝绸价格大幅下跌，背后原因让人深思。家庭手工业逐渐兴起，为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早期棉花种植地竟然在云南宝山。关中织工的南迁，让江南织锦业迅速普及。绢布价格为何一降再降？这场变迁背后的奥秘值得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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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来，农业技术经历了从火田到肥田的巨大转变，火田不再是主要施肥方法，粪肥开始普遍使用。江南的灌溉系统和水利设施得以改进，粮食产量显著增长。特别是湖泽田的开垦，使得江南地区农业大获丰收，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场农业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江南能在技术革新中脱颖而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这二百多年中，也发生许多变化，从“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陆云《答车茂安书》的火耕水耨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做肥料2。固然火田在当时仍不失为施肥的一种办法，这在南北朝人的诗句中也有所反映，如庾信《归田诗》中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的诗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的诗句，北朝鼓角横吹曲《紫骝马》歌词有“烧田烧野鸭，野鸭飞上天”的诗句，但是从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来说，火田已不是唯一的施肥办法，更重要的是粪田了。
麦菽在江南也已开始推广栽植，适宜于早作的区种法也开始在江南推行3。水利灌溉系统，也在过去的基础上推广和整理。东晋时，在曲阿(今江苏丹阳)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 (《晋书·张闿传》);在吴兴乌程县(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太平寰宇记》卷94);在会稽句章县(今浙江余姚东南) 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晋书·孔愉传》)。芍陂(今安徽寿县南)有“良田万顷，堤堰久坏”，宋、齐、桑三代累加修葺！； 雍州穰县有六门堰(今河南邓州西)，汉时溉田“至三万顷”(《通典·食货典》),“堰久决坏”，宋元嘉时加以修复，“雍部由是大丰”(《宋书·刘秀之传》);宋末在乌程筑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项”(《元和郡县图志·湖州乌程县》);在荆州筑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太平寰宇记》卷146)。齐时筑赤山塘(今江苏句容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准，有石门以为水启闭之节(梁书·良更·沈传》)。梁时在豫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之“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梁书·夏侯亶传弟夔附传》: 在临海乐安县(今浙江仙居)"堰谷为六陂以深田"(《太平寰宇记)卷127)。那时江南河渠纵横，但是要把这些河道的水流控制起来，用以灌溉田畴和便利运输，就必须依据地势的高下，建立堰闸，使水位的高低可以用人工来调节。尤其钱塘江、曹娥江一带，两江支流汇人两江之口，如钱塘江西岸有柳浦(今浙江杭州市东南候潮门外江干)埭，钱塘江东岸有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北二十里西兴镇)埭，曹娥江东岸有南津埭(今浙江上虞梁胡堰)，曹娥江西岸有北津棣(今上虞曹娥堰)，均遏水为埭，作水樓数所，以为水位高低调节之用，早则开楗，引江水以利灌溉，涝则闭楗，以避免江水的淹溃.讲求水利的结果，稻米的产额自然增加。同时，在江南有无数湖沼，只消在湖沼的四周筑起堤塘来，使四山的水流向河渠，而不是蓄存湖中，这样，湖面自然缩小，便能开辟出无数良田来。这种新辟的湖田，土壤肥沃，又不怕旱，收获量比起一般稻田来，会高得多。南朝对这种湖田，也大力加以垦辟，如会稽有回踵湖，始宁(今浙江上虞西南)有呸喤湖，宋元嘉初，世族大地主陈郡谢灵运请求政府拨给他作私产，想把它“决以为田”(《宋书·谢灵运传》1孔灵符为会稽太守，上书请求朝廷批准把山阴县贫民迁徙到余姚、鄞(今浙江奉化东五十里)、鄮(今浙江宁波东)三县境内，“垦起湖田”，以后“并成良业" (《宋书·孔季恭传子灵符附传》)。这样一来，江南的农业生产， 自然有很大进展，无怪能压倒北方，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
第七节 江南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继续发展从西晋王朝崩溃以后，北方流亡南下的农民与江南的土著农民(包括俚、“蛮”等各少数民族在内)这两支生产大军，在江南的生产战线上会师。由于他们并肩劳动，辛勤开发江南，从公元317年到公元589年这两个半世纪当中，江南的农业生产在两汉、东吴的原有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东晋政权建立初期，北方的农民，如海潮似地涌向江南，江南的人口突然激增。一时麇集在城市里还没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北来侨民，数“以十万计”，消费者多于生产者。因此，江、扬诸州椰发生过大饥荒，三吴沃壤，尚且“阖门饿馁，烟火不举”(《太平御览》卷35引《王洽集》),“江州萧条”，更是“白骨涂地，豫章一票，十残其八”(《晋书·王鉴传》)。所以增加农业生产总量，解决粮荒，是当时的急务。从东晋政权建立起以至南朝陈亡为止不管在客观上，每一代王朝如何以巨额捐税和经常的战争重担来压在自耕小农的头上，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而每个王朝的意/图却总想巩固这一小农阶层，使他们成为王朝牢固的剥削对象，而且慑于无数次的东晋、南朝农民革命运动的巨大威力，事实上也不得不注意到有关于巩固自耕小农阶层的这一工作，使脱离了土地的流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作为东晋、南朝政权主要支柱的世家大族呢，他们在支持东晋建立起侨寓政权同时。 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建立起他们的庄园来。在流离混乱中，世家大族大量地吸收荫附的部曲、佃客以从事发展自己的庄园经济，而流徙民庶也不得不依属于世家大族以求得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俾便从事生产以图生存。这种在江南各地通过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而发展起来的庄园制度，就使以前被剥夺了土地和脱离了土地的流民，以依附农民身份，重新复归于土地，复归于农业。
这样，新的生产力终于发展起来，尽管它的发展速度极为缓慢。在东晋初年，江南的粮荒问题，有如上述，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南北劳动人民两支生产大军，他们用无比坚韧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给社会创造出无数物质财富，使江南地区在农业的发展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鄠邑区)、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之间(汉时关中农业发达地价高昂之处)，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 扬郡(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二百多年时间，江南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江、 浙的太湖流域和浙东的会稽，江西的鄱阳湖流域，湖南的洞庭湖流域，都变成东晋、南朝的粮仓。就是交广一带，自从东汉初年任延把犁耕的方法推广到那一带之后，经过了五六百年，垦地面积，亦日益增加，同时由于气候温和，每年稻熟二次，且“米不外散”，故“恒为丰国”(《水经·温水注》)1。从刘宋时代起，江南稻米的产量，已将压倒北方，所谓“自淮以北(北朝)，万匹为市: 从江以南(南朝)，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家庭纺织业固然还不如北方，稻米生产量则逐渐要超过北方了。 -
爨族分布在今云南东部(迤东、迤南)的各民族，从两晋以来，大多处在其酋帅爨氏的统治之下，因此被称为爨人。爨人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部，西爨白“蛮”分布在今昆明、嵩明、安宁、晋宁，西至老鸦关一带；东爨乌“蛮”则围绕在西爨白“蛮”居住地区的东、南、北三面，即北自寻甸、曲靖，东经师宗、弥勒，南达建水、元江。这个两爨地区，当时“邑落相望，牛马被野” (《蛮书》)。两晋、南朝政府沿用蜀汉以来的羁縻政策，除了只是任命汉人将帅担任宁州(西晋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南齐移治同乐，今云南陆良东北)刺史外，一般郡守、县令，都由爨族酋豪世袭，而经中央政府加以追认。东晋、南朝的统治阶级往往利用爨族酋豪来镇压边地人民，遇有邻近州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南朝政府也发动爨族酋豪来共同镇压。如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益州地区爆发了赵广为首的起义，起义的火焰曾播及到宁州地区，晋宁(郡治建伶，今云南晋宁区)太守爨龙颜曾出动军队，进行激战，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来。侯景乱梁，宁州刺史徐文盛从爨族地区招募士兵数万，东下拒景。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不管山越、俚、僚的出居平地，豫州“蛮”、荆雍州“蛮”的向北推移，由于他们和中原地区汉族(或鲜卑族)人民二三百年的交错杂居，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从而也比较显著地出现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以及与汉族逐渐融合的局面。 除了南方的边远地区外，到了隋唐，进入中原地区和江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已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就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莫徭、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等等，由受到中原前进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多少地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
遼族，原居广西、贵州，后迁巴蜀。经历战火迁徙，辽族与汉族共生。辽人投王世袭，仍处奴隶制。南朝、隋时多次掠夺，辽人苦不堪言，但不屈反抗。唐代起，辽汉融合再无分别。这段故事揭示了遼族顽强的生命力和最终的民族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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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人当时分布在今两广、湘南等山地，大部分俚人已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逃役的汉人，“年及应输”(《宋书·良吏。 徐豁传》),便往往逃入俚人村落。历史的记载里说:“俚人则质直尚信”，“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隋书·地理志》。可见俚族内部虽然已经贫富分化，但风俗习惯还是比较纯朴的。东晋、南朝的统治阶级为了统治俚族人民，往往拉拢他们的酋豪渠帅，来担任州郡官吏，所谓“又岭外酋帅，因生口(奴隶买卖)、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隋书·食货志》。郡县的地方政权，往往操纵在酋豪渠帅手里，东晋、南朝政权对这些郡县，也只是“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魏书·司马睿传》)。东晋、南朝对这个地区进行剥削，也不是采用田租货调等形式，“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隋书·食货志》。俚族人民所受南朝政府的剥削，虽较汉族的编户为轻，但有时也很沉重。如“中宿县(今广东清远)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中宿县并不产银，俚民得向市上去购银，“俚民皆巢居鸟语”，不懂买卖，每碰到要购银输课，就逃不了被商贾剥削的一关。因此表面上看来，“官所课甚轻”，而实际却是“民以所输为剧”(《宋书·良吏·徐豁传》)。所以州郡官也替俚民说话，请改计丁课银为计丁课米。东晋、南朝时期， 广、湘地区爆发了无数次农民起义，常常有俚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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傒人与俚人 “蛮”族以外，就应该提到傒人和俚人。傒亦作奚，或作溪。居住的地区，大概在今江西省的南部和广东省的曲江一带。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轻视江南的少数民族，所以东晋温峤诋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作“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傒族人民有很多被人掠卖为奴婢，过着悲惨的生活。南朝宋时人乔道元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家里有“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獐，言语嵝厉， 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初学记》卷19引《乔道元与天公笺》)。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对傒族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掠夺和压迫，引起傒族人民的不断反抗。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军重要将领徐道覆曾以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为据点，他的部下多为“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所谓“始兴溪子”就是指今广东曲江一带当时的傒族人民而言的。傒人的宗族，往往以溪洞来称呼。梁、陈之际，有新吴(今江西奉新西)洞主余孝顷出任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太守，他大概是溪洞的豪姓，而不是一般傒族的普通人民了。可是傒族内部，贫富贵贱的分化，也很剧烈。南北朝以后，傒族这个名称，已经少见。 后来以溪峒相称的，不是指傒族，而是指湘黔桂的苗、瑶诸族了， 因为那时傒族早已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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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州一带的蛮族，自称莫徭蛮，保持独特风俗，男子淡布，女子青布，婚嫁以铁为聘，三峡盘瓠蛮自称王侯。南北朝时期蛮族与汉人杂居交融，形成独特文化。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巩固统治拉拢蛮族，蛮族在南北朝对峙中发展壮大，最终与汉族融合，蛮汉难分。
“蛮”族留居在湘州一带的称为莫徭“蛮”，史称“湘州界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衡阳(郡治湘西，今湖南株洲市西南) 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世不宾服”(《梁书·张传》)。《隋书·地理志》讲到它的风俗时说:“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日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裤；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系。婚嫁用铁钴�为聘财。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巴陵(郡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市)、零陵、桂阳(郡治郴县，今湖南郴州)、滑阳(郡治澧阳，今湖南澧县)、衡山(郡治衡阳，今湖南株洲市)、熙平(郡治桂阳，今广东连州)皆同焉。”说明这个地区都是莫徭“蛮”的居住区域。
在三峡一带的盘瓠“蛮”，在南北朝末年有冉氏、向氏二姓， “陬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他们的酋豪也自“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魏书·蛮传》)。否则就过不了这个三峡通道。
北朝的史书上，就不分别廪君“蛮”和盘瓠“蛮”而混称为
“蛮”了。《魏书·蛮传》称“蛮”族“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今安徽寿县)，西通上洛(今陕西商州).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曹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江、准之间的“蛮”族，实际是指廪君“蛮”而言，上洛、汝、颍之间的“蛮”族，则是指盘瓠“蛮”而言。到了十六国的刘聪、石勒时期，中原云扰，更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碍“蛮” 族向北迁移，因此，盘瓠“蛮”(也称荆、雍州“蛮”)也就“渐得北迁，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以南，满于山谷”。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为了巩固洛阳都城的防务，开始用兵襄樊，进军三关(平靖关、武阳关、黄岘关，均在今河南信阳之南)。这些地区本来是“蛮”族的左郡、左县所在地，孝文帝拉拢大阳(今大别山区) “蛮”王桓天生(他自称是桓玄的儿子)，封他为襄阳王、东荆州刺史，令居朗陵(今河南确山西南)，跟随桓天生北附北魏的“蛮” 族，据说有八万余落之多。“蛮”族酋豪很多像桓天生一样，利用南北朝对峙的矛盾，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蛮”族人民一般都是“衣布、徒跣(赤足)，或椎髻，或剪发”。“便弩射”，“虎皮衣楯”，“兵器以金银为饰”(《南齐书·蛮传》)。由于“蛮”族人民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以后，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互通婚姻，所以到了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他们基本上已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分别不出“蛮”、汉了。 -
第六节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阶段，南方各族人民通过长期的密切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加速了各族的进步和互相融合的进程。 豫州“蛮”与荆、雍州“蛮”讲南方的民族融合，首先要提到山越。从三国的东吴时期起，山越就已经从深山险阻之间出居平地，逐渐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纵然在南朝的梁、陈之际，还有山越在会稽一带活动的记载(见《陈书·世祖纪》),此后再也没有记载，它已完全和汉族融合起来了。关于山越，我们在前面叙述东吴历史的时候，已经讲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去多谈它了。
其次要提到的是“蛮”族。先讲豫州“蛮”，它是廪君“蛮”的后裔，后来出至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又从南郡迁至汉水下游，渐渐又推进至庐江(郡治舒，今安徽庐江西南)，就形成为豫州“蛮”。他们活动的地方，“北接淮、妆，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豫州蛮传》)。在豫州“蛮”中间最有名的一支是五水“蛮”，因为西阳郡(治西阳，今湖北黄冈)有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五条水，这五条水的东北就是今天的大别山区，豫州“蛮”“咸依山谷”(《南齐书· 蛮传》，“所在并深岨，种落炽盛”(《宋书·蛮传》).他们也以种植谷物为主要生产，-到收获的季节，“蛮'田大稔，积谷重岩” (《宋书·沈庆之传》)。南朝的统治阶级，经常出动大军，向他们居住的地区进行掠夺，“搜山荡谷”，“系颈囚俘”a《宋书·蛮传》.他们往往奋起抵抗，杀得官军“被伤，失马及器仗”(《南齐书·蛮传》),狼狈而归。后来南朝政府索性在他们居住的地区， 成立左郡、左县，拉拢“蛮”族的酋豪渠帅来担任左郡太守、左县令，对他们实行羁縻的政策。 除了豫州“蛮”以外，还有荆、雍州“査”，他们的祖先，自称是盘瓠之后，可能是一个崇拜狗图腾的部落。他们原来居住在长沙、武陵一带，武陵有雄溪、横溪、辰溪、酉溪、武溪五条溪，因此称为五溪“蛮”；后来又渐渐北上到荆州、雍州(治襄阳)一带。荆州置有南蛮校尉府，雍州置有宁蛮校尉府，专门管理荆、雍两州“蛮”族事务。南朝也在他们的居住地区，设立左郡、左县，“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比起土著居民来，赋税比较轻。南朝统治下的人民，苦“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人'蛮'”,所以“蛮”族居住地区的人口，反而激剧增加、遇到好刺史，如宋文帝时刘道产任雍州刺史，他“善抚诸‘蛮'，前后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缘沔(汉水)为居”。刘道产死后，继任的官吏，压迫“蛮” 人，史称“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宋书·蛮传》),被压榨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就只能举起反抗大旗，出兵断道了。“汶阳(郡治高安，今湖北远安西北)本临沮(今湖北当阳西北)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迁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这个地区，西边是今天的神农架，“西北接梁州新城(南新城郡治房陵，今湖北房县)，东北接南襄城(郡治在今湖北南漳)，南接巴(巴东郡治鱼复，今重庆奉节东)、巫(今重庆巫山)”(《南齐书· 蛮传》),“蛮”族人民辛勤地把这个地区开垦了出来，可是南朝的统治阶级却进兵这个地区，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掠夺，“断其盐米”，想困死他们，结果还是“连讨不克”，无功而返。 -
八年之久。
陈宣帝死(公元582年)，子叔宝(后主)继位。叔宝荒淫套侈，到他统治时代，陈的政治，更加腐败。陈的境域民户，比起办晋、宋、齐、梁任何一代来都不如。可是陈的官吏，“唯以刻削百姓为事”，向农民搜括去的财物，“每岁所人数十倍”《南史·器倖·沈客卿传》),真是“劫夺间阎，资产俱竭”。尤其是“微备务产”的农民，动辄被官吏“诬盗以贼，系以囹圄，货财不尽，性命不存”。至此，南朝的自耕小农更是“各不聊生，无能自保”。而繁重的兵役，这时便成为自耕小农破产的主要因素，无辜的自耕小农，往往“身充苦役，至死不归”(《文馆词林》卷664引隋文帝《安边诏》;当兵以后，由于士兵身份的继续低落，即使是“介士武夫”，也苦于“饥寨力役”.战斗力的薄弱，那是情理之常。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南朝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到了陈亡时(公元589年)，南朝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过了一百二十五年，户口的数目反而减少一半以上，固然这中间经过侯景乱梁和江陵陷落，以致南朝境域的更加缩小，户口也随之而减缩，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还是由于政府编户--自耕小农不断破产的缘故。
北朝自杨坚建立隋朝后，原先在鮮牵贵族支配下的关陇政权，其最高统治者--皇帝已由汉人来接替。北朝境内，自公元524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后，至此，进人中原地区的各少数兄弟族皆已完全汉化。以民族矛盾作为主导而造成的南北对立局面，其因素已不存在，江南人民自然不需要用流血的代价来支持南朝政权了。何况北朝自北魏实施均田制度以来，除了农业生产有显著的进展以外，还巩固和扩大了作为专制皇帝主要剥削对象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从西魏、北周起，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充了府兵制度，北朝兵农的身份，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军事威力自然大大地增强。所以杨坚在公元587年，把西魏、北周所培植出来的后梁傀儡政权消灭之后，就于公元588 年，任命其第二子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率领賀若弼、韩擒虎等九十个行军总管，土兵共有五十一万八千人，分八路进兵伐陈。 兵已临江，叔宝犹谓“王气在此”(《南史·陈本纪》);他左右近臣也都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 ((资治通鉴》陈后主祯明二年)，君臣依然赏花赋诗，饮酒作乐。 公元589年，隋兵渡江灭陈，擒叔宝，陈亡。
陈帝系表陈五主，首尾凡三十三年。
始兴王道谈
(一)武帝霸先(557-559)
(二)文帝蒨(560-566) (四)宜帝项(569-582)
(三)废帝伯宗(567-568)(五)后主叔宝(583-589)
1《资治通鉴》梁敬帝太平元年:时四方壅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
所。....霸先将战，调市人得麦饭，分给军士，士皆饥疲。会陈蒨馈米三千斛，鸭干
头，霸先命炊米煮鸭，人人以荷叶裹饭，“婫”以鸭肉数脔(以鸭盖饭上日“婫”)。
2《陈书·徐陵传弟孝克附传》:梁末侯景寇乱，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孝
克养母，馆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将军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之
日:“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意如何？”减氏弗之许 - Mostrar ma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