Эпизод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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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揭示王道真谛：无需高深莫测，只需换位思考，推己及人，便可实现仁政。他巧妙运用"善推"原则，让敬老爱幼、人性弱点皆成为施行王道的桥梁。孟子智慧非凡，将崇高难行的王道仁政化为切实可行的道路，赢得君王与民众的广泛尊重与推崇，从而有力地推动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02:04 孟子的聪明才智：儒学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
他不仅循循善诱，而且能提供简单易行的途径，使那些昧义逐利、脑满肠肥的君王们感觉到“从之也轻”。孟子告诉他们王道仁政并不是高不可及的事情，只要把自己的心情反省一下，想想自己如此，别人也如此；而能推己及人，见诸行事，那就是王道的精神了。古来的圣王所以能行仁政而王天下， 并没有什么诀窍，其关键就在善推所为以及于百姓而已。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在这“善推”原则的活用下，不仅敬老怀幼是德政，就是许多小疵又何害于王道的推行？例如齐宣王坦白地承认他好货好色，孟子却告诉他没关系，只要能同时想到别人也一样的好货好色，而能替别人解决问题，那就是王道了。
王道仁政本是崇高伟业，难以着手，但在孟子手中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往而不能行了。试看他是多么的聪明而有办法？岂是那些徒 诵 章句、食古不化的俗儒所能比？正因如此，他才能博得君王的崇敬、社会的景仰，而有效地弘扬孔道。他当时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
孟子声势之大，中外古今还没有第二人。这并不是什么排场和气派，而是说明孟子在朝野间具有何等的影响力。以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弘扬孔道，那就无怪乎孔道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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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生的抱负就是要继承孔子、弘扬儒道，这一使命孟子是有声有色地完成了。孔门弟子虽号称三千，贤者达七十；然而大抵只是些颂经乐道的君子。他们对谨守师说、努力做人，尚能各有所长；至于发扬孔子之学，光大孔子之业，却无此才气。纵使颜渊不死，也不过对孔子的学术思想能有极高的领悟而已；若想有魄力有办法地弘学救世，使人接受孔子之道，那也绝非他之所长。因此假如没有孟子出来，则孔子的精神势必为其平淡的外貌所掩埋；孔子的大道势必为那些浅见的众人所摒弃，还哪里会其道大行，尊为至圣？孟子所以能达成这一辉煌使命，一方面在其能阐扬孔学的精义，使学者能认识孔学的伟大价值；一方面在其能有办法慑服那些拥有威权的君王政要，使他们尊崇孔子的地位。唯有这些代表社会权威的人物能崇敬，然后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信奉。
博取学者的服膺很简单，只要你拿出真东西来，他自会识别而信从；但是要说服君王权贵则不简单了。他们不学无术却居高位而拥大权，哪里听得进你那书呆子的理论？但是孟子有掀天撼地的气魄，摧慑其声威；有操纵自如的本事，导使其就范。君主们的崇高地位，孟子根本没放在眼里，他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 我得志弗为也……”
他们的骄矜自满，孟子只消两句话便给封回，使其驯服地听他教训。例如齐宣王初见面时，第一句话便得意地问孟子：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希望能从孟子的回答中，表现表现自己的神气。哪知睿智练达的孟子却一百个不屑一道的样子，硬说不晓得，要谈就谈王道罢！谈王道当然便是孟子的一套了。（按：孟子如据实而对，下面的话便只有恭维齐国和齐王了，那还谈什么？难道孟子是来听训的么？）有时君王们对某些行为感觉惭愧不安，孟子不但不加责难，反而指示彻底贯彻的办法。怎样才能彻底贯彻呢？那就又是王道的一套了。尤其他对齐宣王讲“好乐”那一段，简直就像师长父母哄着小孩用功上进一样。我们说孔子循循善诱，但孔子所诱的只是学生，孟子却是对君王权贵循循善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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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善良之性虽微弱不显，但一经存养发挥，便将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而有辉煌灿烂的表现。这时我们恻隐好善的本性不仅灵明显著地存在于胸中，而且充沛诚挚地形诸于外境。它势必一方面由己身而扩展到他人和群体，一方面由主观的意念而见诸于实际的效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仁心善性不仅程度增深，范围扩大，并且要具体地加被于社会人群，使社会人群真能受到我们的泽惠。唯有如此，我们这仁心善意才算真正地美满完成。我们所以要设官分职、作君作师，所以要分田制产、为民谋福，就是要把我们的仁德善意客观化，以便其有组织、有力量地实现和完成。而一个仁人志士所以献身政治，推行仁政，也就是出于这股仁心的推动。因为他们强烈的仁心善意使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祸福，感到是自己分内的责任。所谓“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因此便势必要挺身而起，为人群服务了。
但是要把这仁心善意完美地实现出来，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世间的事并非照着我们的意志而安排，许多事与我们的意念不能配合，因而构成推行的阻力；同时又有许多事，深合躯体的欲念，诱使我们乐此不疲，以致忘掉，或违反了我们为仁好善的本意，这时必须有坚定的道德勇气，才能克服一切，贯彻初衷。以上还是就个人而论，至于施政为邦，事态复杂，必定要碰到许多便利可欲却伤仁害善的事情，以及许多诱惑多端、似是而非的事情。这时就更需要能通观体要，明辨权利，而选择我们应走的途径。一个真有修养的人绝不会被任何物欲诱惑而动摇道义的信念，绝不会在任何威胁困难下，放弃为仁行善的原则。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真能“铁肩担道义”，才真能堂堂地做个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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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童落井，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种纯洁的同情，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的本性？如果人人生来善良，为何恶行频发？原来，善与恶的萌芽同在一个基础上，它如何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02:01 人性的双重性：努力的方向与挑战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乍见”和“将入”。“乍见”是说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将入”是说事态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合起来也就是说：任何人在心理上空灵无住的时候，突然看见孺子落入井中，便必定会发生一股纯洁的“怵惕恻隐之心”。只这一念的恻隐，就足以证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从这里面绝不会发展出丑恶的败德；相反的，它正是仁的源泉，它就是一切美德的种子。只要让它合理地发展出来，就自然形成人们的道德仁义。否则人们的高风美德将成为无源之水，纵加以塑造，恐怕也难实现了吧！
或者说：既然人性本都善良，何以未见人人都善，而那丑恶之事却层出不穷呢？原来人们恻隐好善之心虽也如饥食渴饮一样，都是 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它并不如后者那样具体显明。饥食渴饮可凭生理的反应来告知人们，并迫使人们去追求；恻隐好善之心却奥妙精微，只能凭心官的反应才能体现。心官用思，自然反应清楚；心官不思，便势必意识模糊，而为强烈的躯体欲念所淹没。一旦欲念越出常轨，便随之而为恶了。其实推本溯源，他的本性仍是善良的。这就如牛山之木一样，牛山本是佳木葱茏的，但因地在齐国近郊，树木便为人砍光了。我们既不能因此便说牛山不生树木；同样的也不能因为有人为恶，便说人性不善。
从上面看来，人既有善良的本性，也有善性泯灭，纵欲为恶的可能，他实具有可好可坏的双重性。而在这可好可坏之间，便产生了人们努力的课题。人们如果心官失明无主，专从躯体发展，纵不为恶，也是禽兽世界。因为他只表现了和禽兽共有的性能，而未显露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反之我们心官若能灵明有主，把这善良本性保持而加以发挥， 那才真是表现了人与禽兽不同的特征，而真正做到了“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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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批评各派思想，只是孟子弘扬儒学的消极一面。光靠这一面的努力并不够用；更重要的是他能积极生动地发挥孔子的精神，使得人人都能接受。同时他又在学理上给孔子思想建立有力的哲学基础。
孔子教人“做人”，其旨趣在使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他虽有“仁”的中心思想，但只是以仁者的境界和做法来勉人，对于“仁”的理论并无说明；虽则在他心中是有一个深厚圆融的“一以贯之”的思想系统。其实这本来也无须说明，做人的好坏，世道的兴衰，与哲学知见毫无关系。诚如陆象山所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但孔子既没之后，百家并起，以学争鸣。这时一切主张教训，便必须有其理论的说明才足以折服人心，以对抗他家的辩难。否则纵有金箴zhen1宝训，也无法使人理解和接受，当然更谈不到服膺ying1奉行了。因此孟子便势必要把孔子的主张说出个原委来，以与百家之学相对抗。
首先要说明的是孔子学说的“客观性”。大家都知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孔子千言万语勉人为仁，并不是出于孔子的私衷所好；相反的，“仁”乃是人们的本性。它是亘古以来与人俱存的，不过孔子把它明确地指出来，一如牛顿指出地心之有吸力一样。因此人们为仁，并不是劝人矫揉造作，塑造成孔子一己的蓝图；也不是孔子个人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想借此来实现。那只是把人们潜在的本性完美地发挥出来而已。这就如花的开放、果的成熟一样，完全是顺尽自然之性。
但人性果真是本质良善，能产生“仁”的美德吗？假如人性本质是丑恶的话，那岂不是愈发挥就愈丑恶，愈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问题吗？孟子很坚定地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他并且举出一段精彩的例子来证明。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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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孟子在滕国遇到一位儒生陈相。这位陈相听了许行的一番宣传，便要脱离儒家，去追随许行。而这位许行， 乃是一个小集团的领袖。他的信徒有数十人，都是穿着粗布的衣服，而且自己织衣穿、织席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自耕而食，没有劳心劳力之分，即使是君主，也应与人民同耕，不可依赖俸禄以自养。由这种说法，可知许行是一位兼有杨朱思想的墨者。因为他的自耕而食，像杨朱；而他的苦行精神，似墨者。如果套用现代的观念，它似乎是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
孟子认为许行的做法是极端的、荒唐的。因为天生万物，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物有每物的特点，每物有每物的功用。同样，每人有每人的能力，每人有每人的欲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农夫、工人又是商贾，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生活，而必须有社会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分工合作，调整彼此的需要。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这并非在基本人权上有所差别；而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中，应该有这样的安排。所以许行提倡与民同耕的理论，无异否定了个别的差异、社会的组织。
孟子这番话，是从人性的根本上，从社会学的观点上，批评杨墨的。其间并无意气用事的地方，请看他的解释：“杨墨的学说不灭，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发扬挥。于是邪说引诱人心，道义被遗弃，造成兽食人，人食人的危机。我担心这种危机，所以要发扬先圣的学说。”这是孟子批评杨墨，发挥儒学的抱负，岂是为了好辩逞强？所以有一次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别人都说你好辩，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却问答说：“我哪里是好辩，只是不得已罢了。”为什么不得已？为的是要“正人心，息邪说”。以尽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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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孟子如何揭示人的社会本质！孟子批判阳末苛求离群独行，嘲讽杨朱自私至上，比拟墨家治标不治本。在讲述人性应如何发扬光大的曲折辩论中，我们能否在今喧嚣世界中找回适度与舍己？来听故事，找答案。
02:04 墨家与儒家：战争背后的不同立场与价值观
但我们要知道孟子生在杨、墨之后，但他并未和杨、墨本人发生正面的冲突，他所批评的是当时那些服膺 ying1 杨、墨思想的人物，我们在《孟子》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和这些人物辩论的故事。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隐士，叫作陈仲子，他洁身自好，显然是杨派的人物。孟子却骂他是一条蚯蚓，因为他无求于世， 不以物累形，正同蚯蚓一样，上吃泥土，下饮黄泉。孟子以为这种行为有点想不通，如果仲子认为人间的东西都是罪恶的话，试问仲子住的房屋是谁造的？隐士们都主张为我，当然没有隐士造房屋给仲子住了。孟子批评仲子的这段话，就等于批评杨朱的为我思想。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离群索居。在生存竞争上，固然必须互助合作，才能征服自然；而在人性的发扬上，尤其要通过社会的关系，而把人们潜在的德性才华发挥出来。在鲁宾逊的荒岛上，是产生不出孔子、耶稣、杜甫、歌德的。现在，如果抛弃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一味追求自我，这与动物的自来自去，又有什么差别？所以孟子要骂杨朱为禽兽，骂仲子为蚯蚓。
孟子和墨派的人物接触较多。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墨派的宋牼keng1，他正赶着去调停秦楚间的纠纷。孟子便问他用什么方法去说服秦楚的君主。他回答说：“我将告诉他们这次战争对他们不利。”孟子却毫不客气地说：“先生的热心使我钦佩，而所用的方法却不敢领教。”为什么呢？虽然孟子和宋牼同样地反对 战争，但孟子对宋牼的不满，只是因为宋牼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宋牼不知道义利的分别。孟子以为反对战争，是由于战争抢夺土地，屠杀生灵，是不合道义，所以要反对。而墨家以利来止战，无异扬汤止沸，舍本而逐末。试问假如战争能对之有利，就打仗吗？由此可见孟子和墨派人物的立场不同，一个是树着道义的旗帜，一个却以功利为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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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儒学巨擘，一生追求仁政，对抗民贼。竭力推广儒家思想，同时硬碰硬地批判法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置身纷扰朝政，孟子何以独倡仁政？他与时代对话，捍卫人性与伦理。穿梭诸国，绝不妥协，只为理想社会下那份最纯粹的“正人心”。
02:05 孟子的政治努力与社会批判：民贼、禽兽与无政府主义
孟子生平的奋斗，有两个目标：一是在思想上发扬儒学； 一是从政治上推行仁政，也就是把儒家的理想实践出来。综观他的生平，显然政治方面的奋斗是劳而无功，但在更为基本的思想方面，却有惊人的成就。儒学的开创在于孔子，而发扬之功，则必须归给孟子了。
在孟子眼中，当时的思想学派，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最主要的大致可分为四派：一派是法家、一派是杨朱、一派是墨子，还有一派就是他自己所属的儒家。因为孟子是以儒家的卫道者自居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正人心，息邪说”，要以儒家的力量去统一思想界。
他周游列国，提倡仁政，就是直接对法家的制裁。当时法家的偶像是管仲，孔子对管仲，有时批评，有时称赞。但孟子由于卫道，就不得不以管仲为攻击的目标。他认为那些替国君开辟疆土，充实府库，联合盟国，每战必胜的，这是现在所谓的良臣，在古代却是民贼。因为仁政是用的怀柔政策，而那些法家所用的是侵略方法。在以侵略为目标的军国主义下，人民的自由和生命是完全地被牺牲了，所以他们是民贼，是仁政的死敌。管仲就是第一号民贼；那些好功的法家、好战的兵家， 以及阴谋的纵横家，都是一大批的民贼。孟子所以在政治上处处碰壁，就是因为民贼猖狂；而他之所以急于从政，也无非是希望借政治力量以制裁民贼。
制裁民贼，这是孟子在政治上的努力。至于在社会方面， 他的目标却始终针对着杨朱、墨子。他曾激烈地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为什么这样冲动地骂他们为禽兽呢？因为以孟子的看法，杨朱只注意个人，忽视社群，是无政府主义；墨子不论亲疏， 忽略了伦理，是无家庭制度。两者都遗弃了社群生活和社会组织，而无从发挥人类社会的道德精神。这无异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纵然活着，也不过是一种动物而已。所以孟子才骂他们为禽兽。不过这种如响斯应的流弊，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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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开滕国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到了梁国后， 惠王看到孟子，第一句话便问：“老先生啊！你从千里以外赶来，一定对我国有什么利益吧！”孟子一听这话，就看透惠王的用心是在于富国强兵，只知利害，而不问道义。孟子认为这是祸乱的症结，是他最痛心疾首的事。所以也就毫不客气的借题发挥，把惠王训了一顿，他说：“君王啊！你为什么一开口就是利呢？你可知道还有仁义吗？”接着向惠王解释：如果大家都以利字为前提，大家都只顾个人的私利，再也没有人肯为君主牺牲，肯为国家服务了。试问这样的话，国还何以成国？利还何以为利？但惠王当时一心只在于浅功近利，是不会了解这根本所在的仁义正道。因此孟子和他谈了好几次，都谈不拢。他喜欢玩乐，孟子却劝他与民同乐；他喜欢战争，孟子却劝他偃兵息战。他向孟子请教如何才能富国强兵，雄霸一代，孟子却把在齐国提的一套仁政的蓝图告诉他。惠王只觉得孟子迂阔，当然不会采用孟子的意见。后来惠王逝世，襄王登位。孟子一看他就不像个人君，毫无君主的风度，知道他不可能有作为，于是便只得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邹国。
此后，孟子曾一度到过鲁国，被小人臧仓所阻。这时孟子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即使热情如昔，但衰弱的身体也不准许他再到处奔波了。所以他便结束了三十余年来的周游，回到邹国和学生们在一起谈论学问，把他的理想留了下来，成为《孟子》七篇。直到他八十四岁时，终于带着他满腹的热情，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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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时他已在政治舞台上辗转了十年，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然而他的壮志却一直燃烧着，所以在回到邹国不久，听说宋王偃有意要行仁政，于是便星夜赶向宋国。可是到了宋国后，兴奋的心情却凉了一半，因为这时宋王正被一群小人包围住，所以他感慨地对宋国一位忠臣戴不胜说：“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君子，他要做坏事也做不成。如果宋王周围都是小人，他即使要做好事，也不可能了。”
孟子似乎没有得到宋王的赏识，只是向宋大夫戴盈之提出仁政的措施。也许宋和齐的国情不同，这次的要求却比齐国的激烈。他主张税收应减低到什一，并且废除一切关税。戴盈之认为太激烈了一点，等待明年再实行。孟子便用比喻讽刺说：有一个人，每天偷邻居的鸡，别人警告他这是犯法的。他却回答说：那么让我慢慢地改过，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洗手不干，试想这是否有点荒唐。孟子的意思，乃是借此说明要行仁政，就得立刻改弦更张，推延便是无诚意。
这时，孟子听说梁惠王正在招贤纳士，于是便准备回邹一行，再去梁国。
以前滕文公做世子时，曾因事经过宋国，和孟子谈得很投机。孟子认为滕国虽小，但截长补短，约有五十里，还可以行仁政。等到这次孟子返邹后，滕文公已经即位了，立志要行仁政，便派人去礼请孟子。孟子到滕后，也提出了他的一套仁政方案。他知道滕国土地偏少，应着重在分田制禄。他把土地分为“国中”（城里）和“野”（乡下）二种。在“野”的土地，每方里（九百亩）为一单位，每一单位划成九格，成井字形。旁边的八格分给八家农人耕种，叫作“私田”；当中的一格，八家共耕，由政府保留，当作税收，叫作“公田”。这公田的所得，就是给予贵族们的俸禄。至于“国中”的土地，不易划成“井”字，因此全部分给人民耕种，抽什一之赋。这是孟子的一套平均地权、减轻赋役的方法。然而他觉得滕国实在太小了，而且又夹在齐楚两国中间，朝不保夕；如果要完成商汤文武的事业，实在有点力不从心。因此他又想到了梁国。梁国就是战国七雄中的魏国，因为国都在大梁，所以又称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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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理想家孟子，拿着一份能换来民安富强的设计图纸，向王展示如何筑梦诸侯国。税减产增、灾消福至，岂不妙哉？然而面对拜金王，那一刻孟子深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心中理想国，何时能落实人间？善政养民的路，到底谁能引领？走吧，离齐国，依然怀抱一颗未泯的太平心志！
02:06 孟子的理想与现实：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挫折与失落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应该使人民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子。年岁好的时候，固然丰衣足食；年岁不好的时候，也足以糊口，不至于流离失所。而要达到这种程度，必须善为人民制产。如果能在五亩大的田宅中，种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都有布帛可穿了。鸡猪等家畜，不要错过它们交配繁育的时令，七十岁的老人，就都有肉类可吃了。每户百亩的田地，不要妨扰他们的耕种，八口之家，也都不至于挨饿了。其次应减轻佃农的税收和改良商品的关税，并且开放公家的园地，让人民自由田猎。除了增产减税外，同时更要安定社会，使做官的人有世代的俸禄，以及鳏寡孤独的人，都能安居乐业。能达到这种境地，才算是仁政。
齐宣王看了这个提议，不禁大声地赞美：“好极了，好极了。”孟子便紧接着问：“大王既然认为很好，为什么不立刻实行呢？”宣王却俏皮地回答说：“寡人有贪财好色的缺点啊！”尽管孟子极力劝宣王以民生为前提，但宣王却是别有居心，借辞推托。
虽然宣王对孟子非常恭敬，曾有意请他做公卿，并赐王禄万钟，以供养孟子师生。但孟子看透宣王已经怠于政事，把大权交给一位宠幸的大夫王驩 huan1 ，孟子连进见的机会也逐渐减少了，于是便决心离开齐国。
在回国的途中孟子颇为失意，一路上抑郁不欢。一位学生问他说：“以前老师曾教我们，不应该怨天尤人，现在你为什么心里很不痛快呢？”孟子便拉长嗓音回答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听说每隔五百年，必有一位圣人出来。但由周代到现在已有七百多年，时间已过头了，照理应该有人才出现。老天不要天下太平，也就算了；如果要天下太平，试想，除了我，还有谁能挑这副担子呢？现在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又怎能不心烦呢？”这番话，正说出了孟子一生的抱负，正说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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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 372 年）。他本是鲁国人，后来迁居邹地（今山东省邹城市），便成为邹国人。他的身世几乎与孔子相同，也是在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由母亲的抚育而成长的。但他没有孔子那般早熟，非但不学礼，而且调皮捣蛋，偏爱做些违礼的事情，孟母为他而伤透心思。据说他模仿性很强，每到一地，便模仿那些治丧屠狗之事，劝说不听，制止不住。使得孟母因他而迁居三次，这便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子这聪明的孩子，幸运的是既有贤母的培育，后来又遇到良师的教诲，才使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是被子思的门人所赏识，而加以培植的。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因此孟子所学的是儒家的道术，而且是正统的儒学。
自孟子学成以后，便接过儒家的衣钵，教授生徒。他也和孔子一样，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去打开政治的门路；然后再通过政治以实现儒家的理想。
孟子比孔子迟熟，也比孔子晚了二十年才走上仕途。在他四十岁左右时，邹穆公才举他为士。然而当时邹国的政治非常混乱，孟子感觉到在自己的国家内，不能施展抱负，使政治走上轨道，这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于是便离开了邹国。
离开邹国后，就是孟子周游列国的开始。他率领着一个庞大的布道阵营，后车有几十乘，学生有几百人，浩浩荡荡地向列国进军。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齐国。
孟子的气派很大，他认为国君如果有心治国，就应该礼贤下士。因此他到齐国后，并没有先去朝见齐王，只是和平陆大夫孔距心、齐相储子等做朋友。后来齐王慕名，非常谦虚地向他请教，他才到齐都会见齐王。
孟子了解齐国地大人多，如果政治清明，一定可以成为泱泱大国。但他看出齐王的野心，却在于增广土地，消灭列强， 这是穷兵黩武的侵略行为，而不是他所主张的王道政策。所以他和齐王见面后，便提出了他理想中仁政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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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思想，从春秋进入了战国时代后，正如一夜春风吹遍了江南堤岸，到处是青枝，到处是绿叶，到处是柳暗与花明。
在春秋时代，活跃的只有儒家。其他各派，虽然都已播种， 都在抽芽，但仍然是深埋在泥地里。到了战国初期，最先脱颖而出的是墨家。它与儒家对抗，左右相映，形成了当代的两大显学。接着另一派隐士的道家，也默默地在每个角落里寻找他们的天地。这种趋势，发展到战国中期，愈益激烈。这时，以前各派的思想愈变愈分歧，阵容也愈来愈复杂；儒家增入了许多假儒者，墨家分为三派，道家也混入了许多纵欲主义。再加上当时新产生的商鞅等法家，孙膑、吴起等兵家，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以及许多清谈好辩的“稷下先生”。这时期思想的波动，已达到了高潮；而思想的怪诞和分歧，也是史无前例的。有的劝人像禽兽般恣情纵欲，如它嚣 xiao1、魏牟；有的劝人像石头般麻木不仁，如田骈 pian2 、慎到。这些荒谬大胆、光怪陆离的学说， 应有尽有。把整个战国时代，点缀得仿佛一个思想界的大观园。
这时，堂堂正正以仁政仁心为号召的儒家，反被冷落于一旁。在他们的眼中，儒家的学说，空疏迂阔，不合时务；而且所言过于平正，没有吸引力。可是在儒家的眼中，这些异说纷纭的各派各家，都只是标新立异、借奇鸣高而已；非但无补于世道，而且有害于人心，使得纲纪荡然，社会混乱。所以这时的儒家们，都深深地感觉到，要真正使国家走上治平之道，固然必须发扬儒家的学说；但要发扬儒家的学说，却首先必须
“正人心，息邪说”。
在当时的儒家中，最先有这个觉醒，有这层认识，而且一手挽转颓风，使儒家大放异彩的，即是我们的亚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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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这套“大而化之”的思想，并非只求自我解脱，并非只求顺天安命，而是别有一番经世的苦心。
他和孔、墨、老子等哲人，都处于一个混乱的衰世，他们所遭遇的问题相同，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相同，只是所努力的方向不同，所解答的方式不同罢了。孔、墨是直接从事于社会的改革，希望能大刀阔斧地解决问题；而他和老子却是在人类智慧的园地中辛勤地耕耘，希望智慧愈多，问题愈少，能不用刀剪，便把整个世界自然地美化起来。在这方面，老子给我们的是事物演化的自然原理，要我们能智慧地运用这些原理来处世；而庄子却教我们把这些原理活用到人生，使我们“由自然行”、与天地浑然而为一。唯其如此，才把道家的情调倾注到艺苑，而形成林泉高雅的艺术文学。
对于庄子，尤其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形而上的新境界。虽然老子的思想曾触及这个境界，但老子所构建搭的都是些静的原则。至于庄子的境界，却是动的，是一片茂盛的生机。在这个境界中，他把形而下的世界做了一个返照，使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人间的悲剧，虽然是那么的亲切，但在超脱的心境上又是距离得那么远。在这个境界中，他塑造了许多理想的人物，和形而下的世界作了一个对比，虽然这理想是那么高不可及，但却是人类日日向往的世界。我们遍翻中外古今的哲学，对于形而上境界的描写，能有如此的生动，如此的亲切，如此的引人入胜，恐怕以庄子为第一人了。
然而不幸后人往往曲解庄子，认为他的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怀疑色彩，带有极度的虚无情调。殊不知这都是由于我们以世俗的观点来看庄子，反而把他这番至理，误为怪诞不经。其实庄子超脱的眼光看得非常真切，他要我们舍弃浅薄的是非观念；但他沉痛的批评，却显然说明了他本身有着激烈的是非感。他构搭了这个形而上的新境界，就是要扬弃人类的罪恶，把人性向上提携，向上推进。
今天，我们诵读他的“瑰玮”之文，那一字一句，都是智慧的鞭子，鞭在我们的灵魂上；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他那股热力，从字里行间，直透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兴起，使我们高扬，使我们超然物外，与他同游于纯真至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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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不仅要知得真切，而且更要有心性修养上的实际功夫。因为嗜欲深者天机浅，一切的偏见执着都是由于欲念的作祟，所以我们要破除差别之相，首先应舍弃选择贪取之心；而要舍弃选择贪取之心，功夫就在一个“忘”字。
所谓“忘”，就是要忘毁誉、忘利害、忘生死、忘是非。因为这些都是欲念，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些欲念，就像鱼儿在陆地上以口沫相吸，只是苟延残喘而已。鱼儿必须“相忘于江湖”，才能优游自在；同样，人类必须是非两忘而化其道，才能逍遥自在，才能达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境界。这时，不仅所有的苦患得失、舍弃一空，就是连自己的身心，也忘得一干二净，这种功夫，就叫作“坐忘”。
但坐忘并非形如槁 gao3 木，心如死灰，而是“相忘于道术”，而是有它活泼泼的生机。因为这时已证入了心通万物而无心的境界，这种境界，庄子曾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有一次，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在花丛中无忧无虑地飞舞，自以为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不知道自己是庄周。可是等他醒了以后，却惊讶于自己是庄周。这时他有点莫名其妙：究竟是庄周做梦，梦见他变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梦见它变为庄周呢？庄周和蝴蝶，本来是有差别的，现在他们融在一起，分不清孰是谁，谁是孰了。这种境界，就叫作物化。
物化后的庄子，已不是一飞冲天的大鹏，而是与天地融成一体，无所不在的精神了。这时，他不再逃避什么，也不再追求什么，在他的眼前，一切是平等的、和谐的。这时，他虽然超越世间，上与造物者游，但又回返人间，与世俗相处。他已是一团变化莫测的浮云，可以随心所欲地飘到哪儿就是哪儿，化作什么就算什么。人世的一切盈亏得失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正像一把火，薪木虽已燃尽，而精神的火焰却一直上升， 永远地，永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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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非但不了解这种妄见偏执，相反的，却争得非常起劲。我们都争大而舍小，羡贵而轻贱，求成而避毁，贪生而怕死，是己而非人。我们为了小名小利，便钩心斗角；我们得到了一点小名小利，就沾沾自喜。这正像秋天涨水时的那些江河，看到百川支流，涌进了自己的怀抱，便得意忘形，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可是等到它流入了大海，看见白茫茫的一片，无穷无际时，才望洋兴叹，悔悟昔日的浅薄无知。人类行为的可笑可怜，也正是如此！
庄子这一连串的寓言，一连串的嘲笑，就是要我们舍小知而求大悟。他从天上放下了一根绳子，要把我们从这个褊 bian3 狭的世间中超度出来。这根绳子的作用，就是要我们打破差别之相。对于这点，他和惠施曾做过一次有趣的辩论。
有一次，他和惠施在濠 hao2 水的石梁上漫步，他心情很愉快， 便说：“你看水里的鱼儿们，从容地游着，多么的快乐啊！”惠施和他抬杠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们的快乐？”他反问说：“这样说来，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不懂得鱼儿们的快乐？”惠施很不服气地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但你也不是鱼，那么你也无法知道鱼儿们的快乐，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却回答：“让我们回到起先的问题，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儿们的快乐’，显然你已知道鱼儿的快乐，才问我怎么知道的，告诉你，我是在这石梁上体悟到的。”
在这段辩论中，可知惠施把彼此的界线分得很清，使物我相隔。但庄子能以自己的心去体现万物，由自己的悠然，以推知鱼儿们的快乐。因而拆除了樊篱，把彼此打成一片，把物我融为一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境界，就是齐物思想的最高表现。
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不仅要知得真切，而且更要有心性修养上的实际功夫。因为嗜欲深者天机浅，一切的偏见执着都是由于欲念的作祟，所以我们要破除差别之相，首先应舍弃选择贪取之心；而要舍弃选择贪取之心，功夫就在一个“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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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庄子的哲学世界！为何他能至高俯瞰纷扰人世？盘点我们追求欲望背后，是不是自寻的桎梏？什么是是非？又怎么判断？跟随大鹏的翅膀，一起飞越常人的樊笼，洞悉庄子的达观人生。
02:07 超越自我，突破偏见：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
04:08 纷纷争鸣的道德观点：庄子的困惑与感慨
庄子所以有如此的达观，如此的境界，乃是他有一套超然的思想，使他超然物外。
前面说过：他正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大鹏，在九万里的高空， 以尖锐的视力，观察着人间。但这只大鹏的前身，本是北海中的一只大鲲，这个北海象征了人间世；在这个狭窄的人间世里，充满了愚蠢无知，充满了烦恼和痛苦。所以他要化为大鹏，举翼高飞，冲开了人性的枷锁，冲出了世俗的樊笼，而奔向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天池。
当它直上九霄以后，再回顾这个碌碌的世间，看到那些芸芸众生都好像是地面上形形色色的窍穴。当大风起兮，万窍怒号，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吹万不同”，但都是一气的作用，都是由于每个窍穴的“自取”罢了。人间世的一切正是如此。
我们的欲念，正像一个个的窍穴，为了无尽的满足，而产生各种不同的追求。试看我们斤斤计较于大小、贵贱、成毁、生死、是非等等，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取的妄见呢？我们有比较心，才有大小的不同；有虚荣心，才有贵贱的差别；有得失心，才有成毁的感觉；有贪恋心，才有生死的烦恼；有偏执心，才有是非的争辩。事实上，从高一层的境界来看，却并无这些差别之相。就以是非的观念为例：
什么叫作“是”？什么叫作“非”？是非的标准又在哪儿？ 庄子怀疑地说：“假定你和我辩论，你胜我输，试问果真你说的对，我说的就不对吗？反过来，你输我胜，难道我说的就对，你说的就不对吗？这里只有几个可能，不是你对就是我对，或者全对，或者全不对。我们两人囿 you 4 于成见，当然不能判断，那么请第三人来做裁判吧，可是究竟要请谁呢？与你意见相同的人，当然偏向你；与我意见相同的人，当然偏向我；与你我意见不同的人，他又有自己的意见；与你我意见相同的人，那就等于你和我，也无劳他来做裁判。所以我和你以及第三人都不能知道谁是谁非啊！”可见一般是非的观念，都只是个人的看法，都只是自取的偏见，所以才有儒墨之争，各张旗鼓，都以自己为是，以别人为非，都“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使得庄子不禁感慨地说：“以我来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杂然纷乱，我又怎能知道其中的分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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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内心虽然满怀着深忧，但他绝不像孔子一样叹道穷， 也不像墨子一样大声疾呼，他却相反地付之一笑。他从客观的立场来看主观的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笑的，他的一切忧愁、快乐都是可笑。试看他的妻子死时，他的朋友惠施来吊丧，看见庄子正直着双脚，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在唱歌。惠施奇怪地问：“她和你相伴一辈子，生下的儿子也已成人。她死了，你不哭一声，倒也罢了；反而敲盆唱歌，这未免太过分了！”庄子回答说：“不如你所说，她初死时，我哪里能无动于衷呢？但仔细一想，她本来是无生无形，毫无踪影的；突然有了这个形，又有了生命，现在她又死去，这不正像春夏秋冬，随时在变化吗？她也许正在一间巨室内睡得很甜呢？我却号啕地接连哭着，自己想想未免可笑，所以也不哭了。”这是一种把悲观和乐观消融在一起的达观主义。
庄子临死的时候，也是那么的达观。他的几个弟子商量， 如何好好地安葬老师。庄子便说：“我把天地当棺椁，日月当连璧，星辰当珠玑，万物当赍ji1品，一切葬具都齐全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弟子们回答说：“没有棺椁，我们深怕乌鸦老鹰吃了你。”庄子微笑地说：“弃在露天，送给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送给蝼蛄蚂蚁吃，还不是一样吗？何必厚此薄彼，夺掉这边的食粮，送给那一边呢？”
这是何等的达观，何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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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破旧衣、挖苦诸侯，庄子的不羁又有谁能比？他游历世间，并非封官讨官，而是为了直书其言，揭示形形色色的虚伪。庄子一生时而隐居，时而周游，唯独在人生观念的探索上，无人能及。他斥儒衣之假，指出真知寥寥。玩世不恭却又深怀忧国的庄子，只有通过他的独到观察才能懂，听我道来庄周绝妙洞察。
02:04 庄子的嘲笑：揭示儒家的假象与真知灼见
04:07 庄子的独醒之道：嘲笑假道学与真君子
的确！庄子的一生，就是喜欢在泥地上拖着尾巴爬，是那么的潦倒，那么的玩世不恭。有一次梁王请他去聊聊天，他穿着一身大麻衣，已打满了补丁。脚上套着一双鞋，没有青丝鞋带，而是用麻带捆着，就这样不修边幅地去见梁惠王。惠王觉得他有点不像样，就问：“先生，你那样的潦倒吗？”庄子幽默中有刺地说：“人有了道德而不能实践，才是真正的潦倒呢！衣破了，履穿了，并不是潦倒；而且这是我遭遇时代的不幸，碰不上圣君贤相，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当面挖苦君主，也只有庄子这样不羁的天才始能敢作敢为啊！
他的一生除了在漆园内过着与树木鸟兽为群的生活外，便是在外面东奔西跑。他的周游列国，可不是像孔子一样寻找一个政治舞台，也不像墨子一样热心于改革社会；而是到国外旅行一下，看看这人间世的可怜相，然后振笔直书，嘲笑尽这形形色色的一切。在表面上看来他极端的玩世不恭，好像是专以讥笑取乐似的；事实上他内心有着深忧，这种深忧与孔墨的忧国忧时并无不同。他有一次去见鲁君，鲁君问：“鲁国有很多的儒生，可是却很少有人向先生您学道。”庄子回答说：“鲁国的儒生也很少。”鲁君奇怪地问：“在鲁国到处可以看到穿儒服的人，怎么说儒生很少呢？”庄子说：“我曾听说，真正的儒生，戴着圆冠的，能识天时；穿着方鞋的，能知地形；挂着玉佩的，断事如神。有道的君子，并不一定要穿着儒服啊！衣服穿得漂亮的，未必真有学问哩！你一定不信我的话吧！那么你不妨下一道命令说：没有儒家的学问，而穿着儒服的人判他死罪。看看还有几人？”鲁君命令发下的第五天，鲁国只有一个人敢穿着儒服立在公门前面。鲁君就把他召进来，问以国事，果然随机应变，对答如流。庄子笑笑说：“偌大一个鲁国，真正的儒生只有一个人罢了，还能说多吗？”庄子的嘲笑，就是要嘲尽那些假道学，假君子。“天下皆醉我独醒”，他觉得“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真正明眼的，只有他一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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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宋国有一个曹商，奉宋王的命令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带车几乘；回来的时候，由于得到秦王的欢心，带回一百多乘车子。于是，便向庄子吹牛说：“叫我住在穷巷矮檐下，织着草鞋过活，我是没有这种刻苦的本领。而我的本领，只要一句话把万乘之主说开心了，便可拥有百辆的车乘。”庄子带着讥讽的口气说：“我听说秦王有一次生病，下诏求医。凡能替他开破脓疮的，赏一乘车；替他舐痔的，赏五乘车；做得愈卑鄙无耻的，得车愈多。你大概也替秦王医过痔吧！不然怎能得了那么多的车呢？好了，你快去吧！”这段讽刺是多么的泼辣、尖刻，更可看出庄子对于那些以“无耻”所换来的荣誉、富贵的深恶痛绝！
他非但对于金钱不十分重视，对于功名也看得很开。有一次他到梁国去看惠施，有人向惠施挑拨说：“庄周的口才比你好，他来了，你的相位便难保了。”惠施着了慌，便通令在城中搜寻他三天三夜。结果他登门去见惠施，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名叫鹓鶵 的鸟吗？它从南海飞向北海，在辽阔的途程中，不见梧桐不宿，不遇竹实不吃，不逢醴泉不饮。正在它飞时，下面有一只鸱chī，口里正衔着一只腐鼠，那只鸱生怕鹓鶵 来抢它口中之物，急得仰头大叫一声：‘吓！’现在你也想把梁国的相位来向我吓一声吗？”
事实上，庄子非但不会去争取别人的相位，即使把相位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也不会接受的。有一次楚王喜欢他的才气，派了两位大夫去礼聘他。那时他正在濮pu2水边钓鱼，两位大夫恭敬地说：“我们国王，有意把国事麻烦你先生。”庄子不动声色，爱睬不睬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三千年，你们楚王把它用锦巾包着，绣笥si4盛着，藏在太庙里，以卜吉凶。试问这只神龟真正有灵的话，宁愿死了留着一套龟甲受人尊重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路中拖着尾巴爬呢？”两位大夫说：“以神龟来论，当然宁愿活着，在泥路中拖着尾巴多爬一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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