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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的问题触及了人类现状的实质，也是更新世后人类历史的关键所在。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次对各大陆的短暂的巡视，我们将怎样来回答耶利呢？
我会对耶利这样说：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由于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由于他们环境的差异。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不过，仅仅列出每一种可能的差异还不足以回答耶利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4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
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
与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这些因素有关的，是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就往往会被竞争的对手所淘汰。
这些答案比起耶利本人可能想要得到的答案来显得冗长和复杂。然而，历史学家们则可能认为这些答案太短、太简单了。把各个大陆的13000年的历史压缩成一本400多页的书，等于大约每150年每个大陆平均分摊到一页，这样，精练、简化就在所难免。不过，这种压缩也带来了一个补偿性的好处：对一些地区从长期范围内进行比较所产生的真知灼见，是对单一社会所进行的短期范围内的研究不可能得到的。
当然，耶利的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争议仍然没有解决。目前，我们只能提出一些不完全的答案和未来的研究事项，而不是一种充分展开的理论。现在需要努力去做的事，就是把人类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使之与天文学、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这些公认的历史科学并驾齐驱。因此，展望一下历史这门学科的未来，并概括地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结束本书，似乎是恰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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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和生境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多样化这些有利条件。
导致非洲与欧洲碰撞的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探险和征服的花费巨大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这些优势在碰撞几乎还刚刚开始时就显示了出来：在法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首次抵达东非海岸后仅仅4年，他又率领一支布满了大炮的舰队卷土重来，迫使控制津巴布韦黄金贸易的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投降。但为什么欧洲人能发展出这3大优势，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则不能呢？
我们已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粮食生产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延误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的适于本地粮食生产的小得多的面积，以及它的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南北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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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非洲本地作物——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的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地区。没有哪一种非洲作物是起源于赤道以南地区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来自赤道以北、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何以能取代非洲赤道地区的俾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能发展出农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农民的资格，而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适于驯化。无论是班图农民还是白人农民，尽管他们继承了几千年的农业经验，后来还是没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
因此，来自现代非洲语言中植物名称的证据，使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几千年前非洲存在3种语言：祖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祖代的尼日尔-刚果语和祖代的阿非罗-亚细亚语。此外，我们还能根据其他的语言学证据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语的存在，虽然不是根据作物名称这个证据(因为科伊桑人的祖先没有驯化过任何作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种语言，那么几千年前它肯定不会只有这4种祖代语言。但所有其他这些语言想必都已消失——这或者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虽然生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语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于连这些人本身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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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1500种语言，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斯坦福大学的大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把它们加以梳理，使之变得清晰明了。他确认，所有这些语言正好分为5个语系。语系和解剖学上界定的人类群体之间有着一种大致的对应关系：某个语系中的语言往往是由不同的人说的。特别是，说阿非罗-亚细亚语言的人多半证明是可以被归为白人或黑人一类的人，说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的人证明是黑人，说科伊桑语的是科伊桑人，说南岛语的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表明语言往往是和说这些语言的人一起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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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把非洲的土著看作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就是近代的入侵者，非洲的种族历史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只注意这些特有的事实，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黑人是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唯一的非洲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曾经大批地作为奴隶被运来美国。但是直到几千年前，现代黑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还可能为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所占有，而所谓非洲黑人其本身也是来源各异的。甚至在白人殖民主义者来到之前，已经生活在非洲的不只是黑人，而是世界上6大人种中有5个生活在非洲，其中3个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的语言，有四分之一仅仅在非洲才有人说。没有哪一个大陆在人种的多样性方面可以与非洲相提并论。
非洲多样化的人种来自它的多样化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的地跨南北温带的大陆，同时它也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得多：我们的远祖大约在700万年前发源于非洲，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可能是在那以后在非洲出现的。非洲许多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令人着迷的史前史，包括过去5000年中两次最引人注目的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向马达加斯加的移民。所有过去的这些相互作用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谁在谁之前到达了那里之类问题的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那5个人种是怎样到达他们如今在非洲所在的地方的呢？为什么在非洲分布最广的竟是黑人，而不是美国人往往忘记其存在的其他4个群体？非洲过去的历史是没有文字的历史，它没有那种把罗马帝国扩张情况说给我们听的文字证据。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指望从它的过去历史中努力得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非洲的史前史是一个大大的谜团，仍然只是部分地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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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独立发展了至少13000年之后，先进的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终于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发生了碰撞。在这之前，新旧大陆人类社会的唯一接触一直是白令海峡两边狩猎采集族群的接触。
最早有文献证明的试图向美洲移民的是北极地区和亚北极纬度地区的古挪威人。古挪威人于公元874年从挪威向冰岛移民，然后于公元986年从冰岛向格陵兰移民，最后从大约公元1000年到1350年屡屡到达北美洲的东北部海岸。在美洲发现的唯一的关于古挪威人的考古遗址是在纽芬兰岛上，可能就是古挪威人传说中的文兰地区，但这些传说还提到了一些显然还要更北面的登陆地点，就是在拉布拉多海岸和巴芬岛的一些地方。
欧亚大陆人第二次向美洲移民的企图成功了，因为这一次在发起者、目标、纬度和时间方面都使欧洲的潜在优势得以有效地发挥。和挪威不同，西班牙富有而又人口众多，足以支持海外探险和对殖民地进行资助。西班牙人在美洲的登陆处的纬度是非常适于粮食生产的亚热带地区，那里粮食生产的基础起先主要是印第安的作物，但也有欧亚大陆的家畜，特别是牛和马。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的雄心勃勃的殖民事业开始于1492年，这时欧洲远洋船只建造技术为时达一个世纪的迅速发展宣告结束，它吸收了旧大陆社会(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度洋发展起来的先进的航海术、风帆和船舶设计。在西班牙建造和配备人员的船只能够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类似于格陵兰岛上妨碍古挪威人殖民的那种情况不复存在了。
最终结果是：在适合欧洲的粮食生产和欧洲人生理机能的气候最温和的地区，人口众多的印第安社会被消灭了。在北美洲，相当大的保存下来的完整社会，现在多半生活在居留地里或其他一些被认为不适于欧洲的粮食生产和采矿的地方，如北极地区和美国西部的贫瘠地区。许多热带地区的印第安人已被来自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移民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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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3组有利于欧洲人入侵美洲的终极因素：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间长的领先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动物的资源比较丰富而引起的比较有效的粮食生产；以及欧亚大陆范围内对传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并非那样难以克服。第四个、也是更具推测性的终极因素，是根据美洲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没有发明而提出来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复杂社会没有发明文字和轮子，虽然这些社会同作出这些发明的中美洲复杂社会在时间上差不多一样久远；轮子只用在玩具上并且后来竟在中美洲失传了，而推测起来轮子在中美洲是会像在中国一样用在人力独轮车上的。这些谜使人想起了在一些孤立的小社会中同样令人费解的要么没有发明要么发明了又失传了的情况，这些社会包括塔斯马尼亚土著社会、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日本、波利尼西亚诸岛和美洲北极地区。
当然，美洲的面积加起来并不算小：整整占欧亚大陆面积的76%，美洲的整个人口到1492年止大概也相当于欧亚大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们已经看到，美洲被分割成一些社会“孤岛”，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许，美洲的轮子和文字的历史，反映了真正的孤岛社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来予以说明的那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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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关系最直接的差异是病菌。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对照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名单，唯一可以有把握归之于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社会的群众传染病是非梅毒密螺旋体病。
说也奇怪，大陆之间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这种差异竟是来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异。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1万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亚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印第安社会演化出来的致命病菌如此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为传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比在欧亚大陆晚几千年；新大陆出现城市社会的3个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从来没有同把瘟疫、流行性感冒、可能还有天花从亚洲带到欧洲的那种规模的快速而大量的贸易发生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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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岛人扩张的不同结果引人注目地证明了粮食生产在人口流动中的作用。说南岛语的粮食生产者迁入了两个由可能有亲属关系的原住民占有的地区(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居民仍然是狩猎采集族群，而新几内亚的居民早已是粮食生产者，并发展出粮食生产的许多伴随物(稠密的人口、对疾病的抵抗力、更先进的技术，等等)。结果，虽然南岛人的扩张消灭了原先的印度尼西亚人，但在新几内亚地区却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就像它在热带东南亚与说南亚语和傣-加岱语的粮食生产者的对垒中也未能取得进展一样。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人类社会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环境塑造历史的例子。东亚和太平洋族群凭借他们地理上的家园，无论在利用可驯化的动植物方面，或是在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并处在有利于传播来自别处的技术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族群。一次又一次地，当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环境中展开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移民们的后代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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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上的其余地区一样，今天南岛语分布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原来都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他们没有陶器，没有打磨的石器，没有家畜，也没有作物。在南岛语分布范围内，考古中发现最早的不同文化迹象的地方是——台湾。从公元前第四个一千年左右开始的打磨石器和源于华南大陆更早陶器的有图案装饰的不同陶器风格(所谓大坌坑陶器)，在台湾和对面的华南大陆沿海地区出现。后来在台湾的一些遗址中出土的水稻和粟的残迹提供了关于农业的证据。
台湾大坌坑遗址和华南沿海，不但有大量的石头网坠和适于刳木为舟的扁斧，而且也有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的壳。显然，台湾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最早居民已有了水运工具，足以胜任深海捕鱼，并可从事经常性的海上交通，渡过该岛与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因此，台湾海峡可能被用作航海训练场，大陆中国人在这里培养他们的航海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在太平洋上进行扩张。
有考古证据表明，在大坌坑文化到达台湾后的1千年左右时间里，明显源自该文化的一些文化从台湾向外传播得越来越远，最后占据了现代南岛语的整个分布范围(图17．2）。这方面的证据包括磨制的石器、陶器、家猪的骨骼和作物的残迹。例如，台湾岛上有花纹的大坌坑陶器为没有花纹的素陶或红陶所代替，这种陶器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及帝汶岛上的一些遗址也有发现。这种包括陶器、石器和驯化动植物的“整体”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在菲律宾，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北婆罗洲和帝汶岛，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出现在新几内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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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情况有力地表明了，或是热带东南亚人，或是说南岛语的中国华南人，他们在不久前扩散到整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更替了这些岛屿上除菲律宾矮小黑人以外的所有原来的居民，同时也更替了所有原来岛上的语言。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显然太近，那些移民还来不及形成黑皮肤和截然不同的语系，也来不及形成遗传特征或遗传差异。他们的语言当然比大陆中国的8大语言多得多，但不再迥然不同。许多相似的语言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增生，只是反映了这些岛屿从未像中国那样经历过政治和文化的统一。
语言分布的详细情况为这种假设的南岛人扩张的路线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整个南岛语系包括959种语言，分为4个语族。但其中一个被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语族包括了这959种语言中的945种，几乎覆盖了南岛语系整个地理分布范围。
南岛语系的4个语族中有3个集中在台湾，这表明台湾就是今天各地南岛语的故乡，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语言一直在台湾使用，因此有最长的时间来产生分化。这样看来，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所有其他南岛语可能都起源于台湾向外的人口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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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际上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事实上，已经验明的最早作物是华北的两种耐旱的黍子，而华南的水稻则表明可能存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
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不但有最早的作物证据，而且还有驯养的猪、狗和鸡的骨头。除了这些驯养的动物和作物，渐渐又有了中国的其他许多驯化动植物。在这些动物中，水牛是最重要的(用于拉犁)，而蚕、鸭和鹅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动物。后来的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橘果、茶叶、杏、桃和梨。
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从考古上来看，根据它们的陶器和人工制品的不同风格，这一点是可以区别出来的。在公元前第四个一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如生态多样性地区之间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的形成。
在东亚，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组成方面的领先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创新改革对邻近地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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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也曾经是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就像其他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仍然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得多的时候便已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代的民族大熔炉里使一个广大的地区迅速单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的钥匙。本章就是要讲一讲关于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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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在澳大利亚温带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亚大陆温带的主要作物小麦、大麦、燕麦、苹果和葡萄，再加上原产非洲萨赫勒地带的高粱和棉花以及原产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澳大利亚东北部热带地区(昆士兰)已超出了新月沃地作物的最佳生长范围，来自欧洲的农民在这些地区引进原产新几内亚的甘蔗、原产热带东南亚的香蕉和柑橘果和原产热带南美的花生。至于牲口，欧亚大陆的绵羊使粮食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的不适于农业的贫瘠地区成为可能，而欧亚大陆的牛则成为较湿润地区饲养的牲口之一。
因此，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进，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气候相似的地区驯化的，而这些地方过于遥远，如果没有越洋船只的运输，那里的驯化动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亚的。和新几内亚不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严重到可以令欧洲人望而却步的疾病。
当然，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障碍，尤其是因为可能是最富饶的农田和产奶地区当初曾养活澳大利亚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猎采集族群。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有案可查的主要的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和梅毒。
在所有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独立的土著社会就被用这两种办法消灭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社会，是对欧洲人无用的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人殖民的一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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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而我们已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看到，这些发展在别处只有在人口众多、经济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社会里出现。此外，澳大利亚的干旱、贫瘠和气候变化无常，使它的狩猎采集人口只能有几十万人。同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几千万人相比，那意味着澳大利亚潜在的发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发明来进行试验的社会也少得多。它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社会。土著的澳大利亚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组成的，沙漠把它分隔成几个物产比较丰富的生态“孤岛”，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地区只容纳这个大陆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由于间隔着的距离而减弱了。
虽然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农民及铁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都有过贸易往来，但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这初看起来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亚土著出奇的顽固不化。但更进一步的考察就可发现，这不过是反映了地理条件在人类文化和技术传播中的无处不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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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环——厄尔尼诺南移现象。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即使在今天有了欧洲的农作物和用来运输农产品的卡车与铁路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在澳大利亚也仍然是一种风险行业。
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现代欧洲的植物遗传学家除了从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坚果外，其他就再也没有培育出什么作物来。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种禾本科植物——的名单中，只有两种出产在澳大利亚，而且这两种又几乎位居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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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几内亚和新月沃地、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区一样，成为世界上植物独立驯化发源地的中心之一。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想必是几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发的，因为在新几内亚原来大群的大型有袋动物灭绝之后，高原地区只能养活人口密度很低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甘薯的引进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引发了又一次的人口爆炸。当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飞越高原地区的上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下面的景色与荷兰的景色颇为相似。宽阔谷地里的森林被砍伐一空，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村庄，整个谷底都是为进行集约型粮食生产而疏干的并用篱笆围起来的田地。这片景色证明了使用石器的农民在高原地区所达到的人口密度。
地势陡峭、终年云雾缭绕、疟疾流行以及低海拔地区有发生干旱之虞，使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只能在海拔高度约4000英尺的地带发展。事实上，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是一个有稠密农业人口的孤岛，上插青天，下绕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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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唯一的这样的大陆：那里的各个土著族群在现代的生活中仍然没有所谓文明的任何特征——没有农业，没有畜牧业，没有金属，没有弓箭，没有坚固的房屋，没有定居的村庄，没有文字，没有酋长管辖地，也没有国家。澳大利亚土著是流动的或半流动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组成族群，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或简陋小屋中，并且仍然依靠石器。在过去的13000年中，澳大利亚的文化变革积累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要少。欧洲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看法，可以以早期的一个法国探险者的话为代表，他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和没有理性的野兽差不多的人。
“在更新世冰期期间，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里，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的阿拉弗拉浅海那时还是干燥的低地。随着大约12000年前到8000年前冰原的融化，海平面上升了，那块低地被海水淹没，原来的大澳大利亚大陆分成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两个半大陆。
这两个原来连接在一起的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到了现代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与澳大利亚土著所说的各种情况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如耶利的族人，都是农民和猪倌。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里，他们的行政组织是部落，而不是族群。所有的新几内亚人都有弓箭，许多人还使用陶器。同澳大利亚人相比，新几内亚人通常都有坚固得多的住所、更多的适于航海的船只、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器皿。由于新几内亚人是粮食生产者，不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以他们的平均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亚人高得多：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它所养活的当地人口却数倍于澳大利亚。
为什么从更新世大澳大利亚分离出来的较大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如此“落后”，而较小陆块上的社会的“进步”却快得多？为什么新几内亚的所有那些发明没有能传播到澳大利亚，而它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宽不过9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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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决冲突、决策、经济因素和空间的这些考虑，于是综合起来要求大型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权的人、私下据有信息的人、作决定的人和对财货进行再分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得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谋取好处。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任何现代人的分类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那些获得集中权力的人逐步地成了公认的上层人物，也许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先前的几个地位平等的乡村氏族之一，只是这些氏族比其他氏族“更平等”罢了。
上面说的就是为什么大型社会不能以族群组织来运作，而只能靠盗贼统治来发生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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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的、非中央集权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怎样演化为大型的、中央集权的、大多数成员彼此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的社会的呢？在回顾了从族群到国家这一转变的各个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要问：是什么迫使社会产生这样的转变？
在我看来，能够表明关于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即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我们已经看到，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除了地区的人口多寡与社会类型(族群、部落等)之间的这种约略的相互关系外，在这些类型的社会内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还有一种更细微的倾向，例如，拥有众多人口的酋长管辖地证明是最集中统一、层次最分明和最复杂的社会。
这些相互关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区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着某种关系。但这种相互关系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口的各种可变因素在作为复杂社会缘起的因果关系链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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