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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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史，半部河南史。”河南很多地方都是文明肇始之地，比如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出生地鹿邑。
春秋时这里为楚地，名叫苦（hu）县。唐代因唐高宗奉老子为其先祖，这里又改名“真源”，也被视为李姓的发源之地。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众多李姓族人便从全球返乡寻根祭祖。
历史的文明辉耀并不能让这座在豫东平原上屹立了三千年的中原古县自然变得富裕。长期以来，鹿邑的经济状况倒是如其初名一样，一直很“苦”。此地属河南周口，与安徽亳州接壤，拥有1238平方公里和138万人口。“道”气很浓，城区主干道叫紫气大道，学生主修课有《道德经》，我接触的人的微信昵称也有“致虚守静”“宁泊致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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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先生2月27日去世。1993年，我随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摄制组到厉先生家中采访，当时我负责打电话联络，采访是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老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厉先生，30年前的事了。
过去就很喜欢厉先生写的诗词，最近回看，觉得更能体会其中的意涵。
他在1955年大学毕业时的自勉中写道：“兼收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在1980年改革初起时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在1981年游青城山时写道：“缓流总比急流宽”“疏导顺情国自安”。在1996年为《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写道：“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脑子里想着这些诗词，对眼前看到的一些经济、产业现象，也有了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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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hlende Fol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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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北京采访中国两会期间，我去考察了中国旭阳集团。旭阳集团创建于1995年，是世界领先的能源化工集团，这是一家很了不起的民营企业，事业板块涉及焦炭、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科技和煤炭等领域，在海内外有11个产业园区，一年的销售收入突破了1000亿元人民币。
我之所以要去考察这一家企业，是因为中国旭阳集团参与了我的家乡舟山市渔山岛的绿色石化基地建设，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把一座漂泊在海上的小岛，建设成了中国最大的绿色石化基地，而这一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工程的领军人物，就是中国旭阳集团高级副总裁、全国劳模张建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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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贾铭
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联合国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人口展望》报告。
报告指出，到2022年11月15日，全球人口将突破80亿，2080年将冲上104亿的峰值，此后直到2100年都将稳定在该水平。报告还指出，2023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几年的中高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等制度因素外，最重要的则是拥有人口红利这一制造业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奠定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曾支撑了年均近10%的GDP增速。
那么，在全球地缘政经紧张、产业链重构的当下，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对印度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呢？
人口：红利还是陷阱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据层面来看，印度毫无疑问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21年，印度人口已超过14亿。根据机构估算，印度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例为67%，年龄中位数为28岁，每年有超过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到2050年，印度将再增加1.83亿该年龄段的劳动力。
这意味着，未来30年新增的全球劳动力中，22%都将来自印度。
但是，数据口径的劳动年龄人口衡量的只是潜在的人口红利，并不一定代表真实的经济增长能力。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红利能否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增长，还取决于是否有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但是，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却存在几个短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
第一，劳动参与率低，且性别差异极大。
根据CEIC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印度的劳动参与率为44.9%（2022年已经下降至40%），其中，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76%，女性仅为20%。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并不全是因为就业岗位短缺，社会文化因素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大。与此相对应，202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68.3%，其中，男性为76.8%，女性为59.8%。
另据2021年《印度工作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期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1.155亿，但劳动力仅增长了770万，流入流出之下，劳动力实际还减少了1130万。
所以，尽管印度有9.38亿劳动年龄人口，但实际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抑制了印度的人口红利。
第二，失业率高，且年轻人的就业意愿低。
根据Trading Economics的统计，2022年5月，印度的失业率为7.8%，同期中国的失业率为5.9%。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最新的数据则显示，2022年，在9亿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印度人口中，超过半数不愿工作，而符合就业条件的女性劳动人口中，仅有9%愿意就业或求职。
这造成的后果则是，印度人口中女性占49%，但对该国经济产出的贡献却仅占比18%，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印度政府目前已经试图解决女性就业问题，包括宣布计划将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1岁。
但我们要知道，在所有的改革中，改变社会文化期望可能是最困难的部分。
第三，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培训不足。
根据世界银行和knoema（世界数据图谱分析平台）的统计，2018年，印度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仅为74.4%左右，其中，15～24岁青年的识字率为91.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年的报告认为，到2030年，不具备就业所需的教育和技能的印度青年将达到47%。另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告显示，在2019～2020年，只有15%的印度劳动力接受了职业培训。而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报告也提供了佐证：2017～2018年，在接受过正规技术培训的15～29岁人群中，只有3%的劳动力拥有正式技能。而这一数字在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分别为24%、52%、68%和80%。
持续的高位失业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不足，长远来看，会影响经济增长潜力。
沉疴：独特的产业结构
除了上述劳动力市场的几个原因，阻碍印度发挥人口红利优势的重要原因还有印度独特的产业结构。
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次演化和递进。具体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向第二、三产业占主导顺次转变，这个过程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工业，驱动GDP的第一轮爆发式增长，随后服务业占比再不断上升，直到超过第二产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但印度却是例外。
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这带来三个问题：
第一，没有第二产业吸纳大量就业；第二，没有工业化基础支持的服务业发展前景受限；第三，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莫迪：左右摇摆的改革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20年的一份报告，为适应年轻人口的暴增趋势，印度需要在2030年前创造至少9000万个新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这将需要该国GDP每年实现8%～8.5%的增长。
所以一个共识是：无论谁成为印度的执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要创造大量正式而长期的工作机会。
而要解决就业问题，发展制造业是重中之重。
印度总理莫迪从上台伊始就将就业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计划，他的目的是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而内需的扩张又能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助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
莫迪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例如，废除旧钞、统一税制、出台《破产法》、提出数字印度倡议等等。但实际上在刺激制造业创造就业方面的进展却比较有限。
笔者个人认为，莫迪的废钞和税改，是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改革。
2016年11月，莫迪突然向印度全国宣布，为打击腐败、断绝恐怖组织的资金链和假币流通渠道，从当天午夜零时起，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最大面额纸币的流通，同时发行新的500卢比和2000卢比面值的钞票。
废钞对贪腐和阻止恐怖融资的打击效果其实十分有限，并且造成了印度持续一年的经济秩序混乱，拖累了印度的经济增速。但长期来看，他间接帮助银行建立和完善了个人账户体系（印度仅有少数人拥有银行账户，超过90%的印度人使用现金消费），或许极大地便利了后来数字经济的发展。
2017年7月，印度正式实施商品服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GST）。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用全国统一的商品服务税，取代此前印度中央政府与各邦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的各类间接税。
我们知道，印度在政治上是一个实体，但各邦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非常大。统一税制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削弱地方财权，彻底改变印度分割、碎片化的财税格局，减少跨不同邦之间的贸易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建立更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提升印度企业竞争力。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但莫迪改革存在的问题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能一以贯之。
作为一个将经济改革议程视作其主要政治承诺之一的政府，莫迪政府一方面体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例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追求开放的市场、外来投资、私有部门增长和结构转型，提倡“最小国家”。另一方面，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又充斥着过多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一边追求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和利用外资，另一边又鼓吹“自力更生”，提倡贸易保护、加征关税，动辄进行反倾销调查。
近几年，中印之间的政治经贸关系也愈发微妙，中方企业和商品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比如，2020年，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名，禁用了微信等具有中国背景的百余款手机应用。
顺便说一下，7月5日，印度执法局突袭了vivo的48个经营场所，冻结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总额达46.5亿卢比（近3.86亿人民币）。7月13日，印度财政部发布声明，称印度税收情报局（DRI）调查发现，此前调查的OPPO逃避关税近439亿卢比（约合37亿人民币），已向OPPO印度公司发出通知，要求缴纳税款。vivo、OPPO，还有此前2月被查的华为、4月被查的小米，其实都涉及到一个核心叫“特许权使用费”，这涉及到印度的《外汇管理法》《所得税法》《反洗钱法》等规定，监管由来已久，一直伴随着争议，并非仅针对中国在印度设立的公司。
无论如何，莫迪政府在宣称追求开放的同时，实质上加大了政策干预的力度。这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政策，原因或许是很多学者分析的：莫迪政府在继承了历届政府对自由贸易一贯怀疑的背景下，还需要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要求。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莫迪的这种矛盾和摇摆，只是实用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正如莫迪在多个场合、不同文件和不同政策宣讲中阐述的一样，莫迪政府的所有政策目标，都是为了加强其国内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出口能力和带动相关就业。所以，为了这一实用的目标，莫迪既可以奉行重商主义，也可以奉行保护主义，当然也可以在两者之间摇摆。
可惜，莫迪经济改革以“印度制造”为核心，志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印度对外货物贸易常年处于赤字状态，海外市场始终没有拓展开来，无法持续带动国内就业和消费。这与他左右摇摆的政策取向不无关系。
回首：此时印度与彼时中国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对印度来说，风险与机遇并存。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陷阱，关键在于，其能否保持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最直观的指标是能否保住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这又要求印度高速发展第二产业、充实提高第三产业。
印度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多元语言环境、劳动力素质低、人均收入停滞、贫富差距加大、基建设施薄弱、特殊产业结构、种姓制度的拖累、裙带资本主义的桎梏等等。
但回望中国的崛起历史，起点并没有比印度好到哪儿去。
1949年，全国5亿多人口中有超过4亿人口是文盲。1978年底，中国人口接近10亿，文盲人数将近2.4亿、文盲率达25%，青壮年中有30%-40%是文盲。尽管第一二三的产业结构比重符合经济演进规律，但二产中的重工业超前发展，制造业也谈不上发达。
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印度的三倍，没有种姓制度，但各地间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到今天也是如此），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贫困问题、收入差距问题，至今也都广泛存在。
但中印之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两者已经处于不同的时代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的产业链向中国转移既是大势所趋，又是众望所归。印度想要再发展制造业，除了国内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克服、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要贯彻之外，还面临中国这个已经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庞然大物。
除此之外，还要面临全球气候危机带来的绿色转型的额外约束。
未来印度成为全球能源消耗最快的国家将是大概率事件。无论是否正确，中国都可以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但面临全球碳减排的约束，印度已经失去了粗放发展高污染高能耗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对印度和全球都是好事儿，但无疑对印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结
由于地缘政治、贸易冲突、疫情冲击、产业升级等原因，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制造业的成本构成特征决定，产业链的全球转移，一定是成本驱动的。
印度发展制造业存在诸多障碍，但它拥有廉价劳动力这一绝对优势——这就好比深山中埋藏有一座储量丰富的稀有矿藏。在正常年景，开采的难度很高、性价比很低，很多眼睛盯着，但没人动手。但必要的时候，总有人第一个动手，彼时或许便是一拥而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天堑变通途。
中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均需面临巨大的国内外挑战，这是两国未来二十年关注的焦点。
印度能否复制中国的奇迹，或者创造自己的奇迹，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印度已经拥有14亿人口，到2050年，印度人口或将达到16.68亿，仅凭人口数量，印度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也一定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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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远举
又到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了。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很难。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4月，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8.2%，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近日，58同城、赶集直招发布了《2022年毕业季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51%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稳定的工作，39%的毕业生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薪资。
一线城市因就业机会、经济实力与区位优势较为突出，仍为大部分毕业生工作首选城市，具体来看，深圳、广州为很大一部分毕业生工作首选就业城市，其中深圳毕业生净流入率达3.5%。
与此同时，新一线城市也受到了欢迎。
所谓新一线城市，指《第一财经周刊》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新一线城市”概念。它依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每年评出15座新一线城市。2022年评出的15座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重庆、杭州、西安、武汉、苏州、郑州、南京、天津、长沙、东莞、宁波、佛山、合肥和青岛。
从工作城市来看，选择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比例稳步上升。2021届本科生中，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达到27%，相比2017届毕业生增加3个百分点。新一线城市中，苏杭、成都毕业生流入增长明显。同时，选择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从2017届的22%减少至2021届的18%。
与此同时，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就业蓝皮书》发现，近五年大学毕业生就业重心下沉，更多毕业生涌向地级市及以下地区，其民企、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增强。
那么，毕业生该怎么选择就业城市？如果你可以在老家城市当公务员，并且你也愿意过这种生活，那么不必考虑了。但如果没有，我觉得有两条规律，非常重要。
Zipf法则
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规模会服从Zipf法则，所谓Zipf法则，指一个城市人口在全国的排名取对数+这个城市的总人口取对数的和，应该是一个常数a。换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
Zipf法则还有一条补充规则，那就是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会因国家总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数量增加而降低。简单地说，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会减少。这是因人口变多 ，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变多，同时，距离变大，首位城市虽然有吸引力，但离家乡太远，人们不愿意去。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多的地区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规律的。这些城市会分掉特大城市的人口。根据《2022年毕业季调研分析报告》，今年毕业生找工作，就有38%的毕业生选择新一线城市是因为离家较近。
中国很大，可以存在多个区域中心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外，比如成都、武汉等等，都可以成为区域中心。但无论如何，能成为区域城市的，总是有限的几个，人们会向这些地方移动，那么，另一些地方的人就会减少。这个规律对个人而言，就意味着，如果你没有在这些中心城市定居，将来你的孩子，可能还会走一遍你的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规律也预示了，那些距离一线城市近的地方，反而会被虹吸。反过来说，像成都这样离得比较远的，反而能自成一体。
目前，全国主要城市基本都已发布2020年统计公报，公布了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6个城市中，有8个城市步入负区间。北方城市有三个，即辽宁的沈阳、抚顺，山东的威海。南方城市有5个，都在江苏，即泰州、扬州、镇江、常州和无锡，全都迈入自然人口负增长行列。
一个地方人口下不下降，与它本身的经济实力，以及与离它最近的中心城市的距离有关。无锡虽然经济不错，也有规模效应，但靠近苏州与上海，自然会被这两个规模更大的城市虹吸。甚至由于离得太近，都无需高铁，高速公路就能产生虹吸效应，一日往返。那么，无锡的年轻人自然会到苏州、上海去。同样，苏州、上海、无锡，都摆在面前，选择前两者的几率更高一些。
人的选择虽然是直观的，但这背后，实际上就是选择去人均GDP高的地方。这里的人均GDP，必须是基于一个相对较大的地域。比如，上海周边的无锡，虽然人均GDP更高，但体量太小。无锡的华西村，人均GDP更高，但显然不会成为人们选择的一个主要目的地。
虽然数据显示，去大城市的少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去大城市不好。一个更难的事，往往意味着更好。而且，大城市现在也放低了门槛，也在积极地欢迎年轻人，上海最近出台了很多吸引大学生的政策。有的地方为求职毕业生提供住宿、交通便利。
向上翘起的职场曲线
选择大城市，最让人望而生畏的是大城市的房价。的确如此。不过，考虑房价，不能以起薪来估计。甚至都不能以三五年、十年后的工资来估计。
进入职场之后，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个近乎停滞的缓慢上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就是平平淡淡地上班、下班、学习、培训，缓慢地升职、加薪。新民晚报近期的报道指出，今年全国各企业整体调薪率为7.4%，相较去年有0.5个百分点的增幅。如果你的工资是10000元，每年按这个水平加薪，10年之后，你的工资会是20000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职场规律是，平稳的上升曲线。人们会用这个趋势，来预测自己的将来，自然会觉得，照这个趋势下去，买房、买车、结婚，似乎都是遥不可及的事，由此产生焦虑。
但实际上，一些人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退休。这是一个职场常态，毕竟，职场，乃至穷人与富人的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但是，这其中少数的一些人，则会在保持这样的状态一段时间后，在短时间内，比如2、3年内，有一个飞跃。收入、职称、社会地位等等，在这个阶段，是飞速上升的。如果把这种趋势图形化，则是一个向上翘起的曲线。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校友聚会，有人就说起，当初刚到上海的时候，贷款100万，觉得这是一笔要还一辈子的钱，但是，没想到才过三五年，这笔钱对自己来说，就从天文数字，变成一个并不算太大的负担。实际上，他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向上翘起的职业发展曲线。
网上流传这样一个帖子：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仅仅用了六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在前面的四年，竹子将根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方米。
这当然是一个心灵鸡汤，不过，也并不算是完全捏造的。幼竹的生长，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先长根，然后，短期内飞速长高。
专业的描述如下：
在初期：笋尖露头，笋体横向膨大，节间生长缓慢，日高生长量一般1～2厘米；
上升期：地下各节拉长生长基本停止，形成根系，地上节间生长由缓增快，日均高生长量10～20厘米；
盛期：竹根伸长并产生侧根，地上节间伸长达高峰，日高生长量达1米左右。
职场也是如此，先是默默地积累，在技能、人脉和见识上不断积累。完成积累阶段之后，很多人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拥有学习的黄金状态，但各方面的积累已经非常丰富，此时他们最该做的事，就是飞跃。即积累的转换与“变现”，完成飞跃，划出向上翘的曲线。
人一旦进入这个曲线之后，你会发现，十年前对你来说是天文数字的房价，已经不是问题。
其实，职业、事业，都是如此，长时间的积累，抓住机会，完成厚积薄发的跃迁，而质变往往在1、2年内完成。大城市更难，但天花板也更高，实现这种飞跃也更容易。即便到时候没有留在大城市，这种东西，也会对一个人的职场发展，带来长期的好处。最起码，存的钱更多一些，去到其他城市买房，也更容易。所以，先去大城市历练一番，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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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梁云风
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
最近，印度人口再创新高的新闻在国内互联网上热议。
根据今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3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或将达到16.68亿。
2019年，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印度将在2027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仅仅三年时间，这个时间被提前了四年。这固然有中国人口增速下降的原因，但印度的“穷追猛打”可能才是主要原因。
截至2022年，印度人口为14亿1200万人，虽然仍少于中国的14亿2600万人，但差距已经很小。
目前全球人口为79.42亿人，印度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7.78%，几乎相当于美国、印尼、巴西、孟加拉国和日本的人口之总和。
中印作为全球排名前二的人口大国，一向被拿来作比较。我做过一个简表，对比中印两国人口变化情况。
，单位：亿
观察发现，中印两国人口差距于1991年到达顶峰，此后差距逐渐缩小。一方面是1990年代后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得到广泛的推广，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南巡后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经济此后经历了20多年的“起飞”阶段，女性地位大大提升，避孕工具与意识也越来越成熟，再叠加生育成本的激增，中国人口终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降了下来。
特别是2011年之后十年（2011-2022），中国人口增长了0.79亿，而印度增长了2.3亿，中印之间的人口差距终于拉近到只有1400万，这也是联合国预计2023年印度人口将全面超过中国的原因。
很多人就纳闷了，印度不是在1952年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吗，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失败了吗？
印度版“计划生育”
印度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比中国早多了。
1952年，建国仅五年的印度政府就出台了“全国计划生育政策”（NFPP），绝育成为一种强制性政策。按当时官方的说法，有两个以上孩子的男人就要绝育，以“消除贫困”为名强化了人口控制计划。
但由于医疗资源、财政和人力限制，该计划的执行并不到位，也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印度总和生育率依然接近6.0。
1966年，印度政府开始把绝育作为工作重点，设定硬指标来促进已婚育龄妇女使用避孕药具。1975年，当时的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决定加大力度实施强制性节育，并将其称之为“国家家庭福利方案”（NFWP），在此期间，警察奉命动员男性公民实施输精管结扎术，政府公务员有动员绝育手术的指标，他们自己也往往要以绝育证书作为升职、分房、带薪休假的凭证。
这次的“绝育运动”持续了19个月之久，共完成绝育手术800多万次。但与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比起来，这个数量微乎其微，而且一度引发骚乱，这也成为英吉拉之后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后任政府不得不收缩政策。1980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仍高达4.9。
随着人口基数的膨胀，印度政府继续寻求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2000年5月，印度人口跨越10亿大关，执政的印人党政府宣布成立由印度总理担任主席的“国家人口委员会”以推进“二孩政策”。
与中国类似，经济的增长才是最好的“避孕药”，2000年后，随着“二孩政策”的推进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印度生育率出现了较快的下降趋势。
根据2020年12月公布的第五次“印度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数据，2019～2020年度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印度22个邦和联邦属地中有19个生育率已降至 2.0，首次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印度的总和生育率是最理想的状态，既避免了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社会抚养成本过大，又得以享受充足的人口红利。
不过，从内部实际情况来看，印度同样面临着人口出生率不均衡等现象。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邦的整体生育率已下降到1.9，但北方邦等部分地区总和生育率仍高达2.7，远高于印度平均水平。
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背后还有复杂的社会阻力和政策盘算。比如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重男轻女传统，导致印度国内女性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0年度的《世界人口白皮书》显示，近20年的时间内，在全球共1.4亿离奇消失的女性中，有4600万名是印度女孩。在印度女孩是“负资产”，比如出嫁需要给男方高昂的陪嫁彩礼，很多家庭不生男孩不罢休，也导致印度的生育率一直偏高。
此外，因为印度国内宗教原因，特别是印度教与穆斯林教的矛盾，执政的印人党认为，穆斯林教徒的生育率一直高于印度教徒，认为穆斯林群体迟早会通过高生育率挤占印度教徒社群人口空间，因此必须对其生育加以控制。所以很多评论者认为，目前印度在北方邦、阿萨姆邦等区域实行的计划生育，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总体来看，印度的生育率基本得到控制，说印度计划生育政策失败的，有点言过其实，印度实则正面临着人口红利的窗口期。
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担？
中国是成功收获人口红利的典型。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平均年龄在29岁左右），印度能不能复制中国的经验收获人口红利，成为下一个迎来经济飞速增长的大国，也一直被讨论。
根据专家分析，印度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始于2018年，当时，适龄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率开始超过其被养育人口（14岁或以下的儿童和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一状况预计将持续37年，直到2055年。
那么印度有没有可能像中国这样抓住这个窗口期呢？
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膨胀带来的利益不一定会实现，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东亚和拉丁美洲经历了相似的人口变化趋势，时间上也基本差不多，但最后东亚获得了经济成功，而拉美经济发展却不如人意。只有抓住这个“人口机遇”，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才能称得上是“人口红利”。
这说明，人口抚养比下降产生的人口红利，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能否获得人口红利并加快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是否拥有就业所必需的技能，这背后是教育在支撑；二是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劳动年龄人口。
与中国相比，印度在这两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
从教育方面看，印度的基础教育滞后，严重影响劳动者的技能习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小学的辍学率曾一度高达73%，到2000年印度推行校园免费午餐后才逐年下降。但印度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有限，2006年，印度小学的生师比达到42 （中国这一数字是18）。
近年来，印度政府实施多项政策促进基础教育，中小学的入学率明显上升，但教育质量提升有限。印度文盲率居高不下，2006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为63%，文盲率将近40%（同期中国这一数字为9%）。而中国对文盲的定义是不能识别1500个汉字，印度的定义是不能用本土的方言写自己的名字，所以业界大多认为，印度文盲率是被低估的。
彭博社称，印度许多公司已经出现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根据印度一项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印度18～24岁的劳动力中只有1/4完成了中学或高中的学业，缺乏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此外，印度女性因为社会地位低下，实际的文盲率会更高，也严重影响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
从就业方面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加速，特别是印度1991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达到6%～8%。不过，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非农业部门却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分流已经过度拥挤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像中国在江浙沪沿海地区，有那么多的制造业能够转移农民工。其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如IT、银行、软件、通讯等，大多属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其对雇员的要求与印度大量存在的文盲和半文盲劳动力严重不匹配，很难大量吸收就业人口。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2/3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目前处于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状态。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的21世纪初，劳动力参与率达到80%，当时全球平均水平不过60%，几乎是印度43%的两倍，而到目前，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度这一数字更是降至40%。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1/5的印度女性有工作。
所以从整体上看，印度失败的不是生育政策，而是教育、健康、社会政策。从目前来看，印度似乎也陷入了我们此前的困扰中——如果不控制人口数量，社会经济的发展消化不了这么庞大的就业人口，印度必然陷入“未富先老”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如果这个时候加大力度控制人口，又会快速陷入“低生育陷阱”中。
两头都是“陷阱”，印度还是选择了控制人口。印度总理莫迪在2021年表示，“人口爆炸”可能给下一代带来诸多“新危机”，政府将人口作为“全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处理，他还要求，印度中央政府和各个邦的政府都要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印度与中国，殊途不同归
印度与中国实则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人口发展，都不在一个阶段上。
从人口的角度看，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快速下降的阶段，即将负增长；但印度人口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上升，中国人口进程至少比印度快了10～15年。
从经济社会发展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进城运动”即将完成，人口城镇化已经达到了65%左右。但印度的“进城运动”才刚刚开始。
1980年，印度城市化率约为25%，中国约为20%；1987年，印度城市化率为24.8%，中国为24.2%，两国的城市化率非常接近；但今天，30多年过去了，印度的城市化率也只有35%左右。
中国此前成功的经验可以归功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中低端制造业，但这也是以中国良好的教育基础以及基本的医疗卫生体系，极大改善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教育和健康状况，由此大力提供了大量合格的劳动力为前提的。
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成了承接中国产业最多的国家。即使是南亚，孟加拉的竞争力也比印度强，孟加拉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很高，为了拉来投资各种免税政策都用上，相比较而言，印度喜欢对外资企业收重税，喜欢在用电、工业用地等方面卡外企。
中国目前在夯实制造业的同时，正在加大力度做大做强高端制造业，这也与印度当前的工业化程度不在一个阶段。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口优势的客观存在，也给了印度更大的腾挪空间，看轻印度的发展潜力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好处。
对我们来说，虽然人口整体增速下降，但我们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只是我们需要在城市化、户籍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法治水平，提升营商环境等方面努力，我们的人口红利优势也将继续发挥作用。印度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我们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可以回看过去的自己，也可以警醒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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