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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聊个既专业，又极具实操性的话题——汇率风险。
近年经济虽遇挑战，但出口和出海成为少有的亮点。这波出海潮已持续四、五年，规模更大、覆盖更广。企业足迹遍布全球，产业链转移更彻底，营收、资产结构的规模开始变得可观；并购和融资越来越频繁，最近海外可转债发行的热火朝天。与2016年相比，这次出海更偏爱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特别热闹的东南亚，最近因与懂王登基争分夺秒，马来西亚槟城芯片产业动作频频，开始在“预防性收购”。
但一切出海活动，汇率风险都如影随形；企业头上始终悬着一块“大石头”：一次汇率波动，就能抹去整年利润。再加上特朗普再次上台，肉眼可见：汇率避险将迎来升级。
怎么办呢？本期我们和一位外汇避险业界的实战专家聊聊。
·本期嘉宾·
Joseph刘老师，前华为外汇风险高级经理，17年制造业跨国企业总部资金管理经验，目前创业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时间戳和文字总结·
00:09:12外汇风险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不确定性。英文里“risk”是中性词，中文翻译成“风险”就带上了消极意味。“risk”强调的是不确定性，类似中文里的“危机”，既有危险也有机遇。
很多外资上市公司年报里会把“风险和机遇”放在一起讨论外汇问题，因为外汇波动可能对企业有利，也可能不利。他们会给投资者展现一个全貌，让投资者自行判断是否要承担这种外汇敞口。
然而在中文语境下，媒体铺天盖地都在讲风险，似乎外汇波动就等于亏钱。但从学术概念理解，“外汇波动”对净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是中性的，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企业做生意本来就是承担风险博取收益，而不是对冲所有风险。出海本身就可能为了更高的利润而主动接受风险。好的财务官应该帮助企业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而不是完全规避，一味强调风险而错失机会。
外汇风险通常分为三大类：经济风险、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
经济风险指的是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比如美元加息导致全球资本追逐美元，中国企业面临FDI减少、ODI增加的压力，人民币贬值。这时企业购汇可以对冲经济风险。交易风险指的是企业赚取外汇后，兑换成本币时的汇率波动风险。出口企业通常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因此需要结汇来对冲。
这两个风险哪个更重要，取决于企业的策略。很多上市公司让业务部门承担经济风险，财务部门只关注交易风险。但中国市场竞争激烈，经济风险的影响尤为突出，外汇的收益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报价和市场份额。如果企业没有想明白这一点，就可能失去竞争力。过去几年美元汇率波动较大，很多财务人员因为汇率涨跌都被老板责怪，导致他们缺乏动力去管理外汇风险。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高层汇报时讲清楚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
最后是折算风险，也就是海外资产在报表合并时的汇兑损益。以前中国企业出海规模小，折算风险不大。但现在随着工厂、产能和研发等出海，固定资产规模增大，折算风险也越来越值得关注。虽然折算风险体现在净利润下方的其他综合收益（OCI）科目，但它也会影响企业的权益和整体资产价值，尤其对于海外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更需要重视并进行管理。
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规模的扩大和OCI科目变动幅度的增加，相信会有更多企业意识到折算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处置海外资产时，汇兑损失可能会很大，那时企业才会真正感到“痛”。
00:19:36被低估的外汇管理——不仅仅是技术岗，需要全盘战略思维
特别是在当前产业链整体出海的大背景下，这种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以2021年初到2022年初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为例：人民币从7开始升值到6.3，不到一年涨了10%；随后一个月内又急跌4%；三个月后，两年的涨幅基本抹平。企业在这种行情下往往只能被动跟随，难以准确把握时机。当看到持续升值时可能选择不对冲，但突然的回调和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又陷两难。
黄金交易领域很好地展示了外汇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不仅有人民币计价和美元计价的复杂性，还涉及储存成本、溢价折让。供应商会根据市场需求预期调整溢价或折扣，这与宏观经济形势、国内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
国际贸易本质上是在同时进行两种交易：货物贸易和货币贸易。以某大型科技企业为例，虽然绝大多数员工在做货物贸易，但少数负责外汇的团队却要管理数十亿规模的风险敞口。从人均产出来看，外汇管理的效益十分可观。
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间，形成了较强的生产思维，但金融思维相对薄弱。很多企业没有深入思考货币贸易的盈利模式，也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与外资企业入华的模式相比，中资企业出海往往缺乏金融机构的前期探路，导致付出了较高的学费。许多企业过分关注如何降低产品成本，却忽视了汇率管理可能带来的收益。
00:26:16外汇风险管理是企业出海的命脉，却常被误解为简单交易操作。
外汇风险管理应该从企业决策出海的第一刻就开始。
当企业决定出海时，就已经产生了外汇风险，因为要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海外调研、开设账户、建立商业关系等，这些都产生了成本。从市场调研、投资预算、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到最终回款结汇，整个过程都需要考虑汇率风险管理。
然而，很多中资企业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只在账面出现汇兑损益时才开始管理，试图用衍生品损益来对冲账面损益。这种做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是人民币成本、外币收入的模式，汇率波动对毛利率有显著影响。由于会计准则没有专门的科目细分这部分影响，企业往往难以准确评估汇率波动对业务和财务的具体影响程度。
这种管理方式的不够科学和精细化在近年的市场波动中暴露无遗。2020年美元从7.3跌至6.3时，许多企业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外汇风险管理岗位的招聘需求急剧上升，但到2022-2023年美元走强时，这个行业又迅速降温。
除了美元，其他货币的波动也值得关注。以欧元为例，近年来波动幅度从最高1.2几到最低0.95，年内最低1.05到最高1.12，波动达七美分（约合人民币五毛）。相比之下，同期美元兑人民币从7.3到7.0的波动仅为三毛钱。这意味着在欧元交易中可能获得比美元更好的套利机会，但很少有企业去深入研究和总结这些机会。
由于缺乏标准化操作流程和国际通用准则，企业在确定交易时机、选择套保策略和交易工具时往往感到迷茫，无法建立起系统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进行外汇交易时缺乏信心，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00:30:03外汇避险“不可能三角”
有些企业，尤其是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对汇率风险有敏锐的感知，老板会亲自操心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规模更小的企业，老板们的态度则比较极端：要么赌一把汇率涨跌，要么干脆完全关闭所有外汇敞口。
这种现象可以定义为一个"不可能三角"。许多上市公司希望寻找一个神奇的交易策略，既能让风险降到最低，又要交易成本最小，还想最省事——“既要又要还要”：低风险、低成本、还省事。他们常说"别讲大道理，就告诉我最高点最低点在哪里"。
但这三个目标（低风险、低成本、省事）几乎不可能同时实现：要想低风险就得从预算报价阶段就开始锁定，这样成本必然提高；想要低成本就要放弃低风险，还得天天盯盘；如果要开发高频交易系统，可能实现低风险和低成本，但一定不能省事。
中资企业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一是管理会计，二是运筹管理。在管理会计方面，汇率波动对毛利的影响往往导致权责不对等：美元升值时业务部门多拿奖金而财务背黑锅，美元贬值时业务少拿奖金财务仍担责。在运筹管理方面，优秀的CFO应该帮助企业建立优先级，找到三个目标之间的平衡点，比如设定合理的汇报频率，既不用天天盯盘，又能有效管控风险。
这些短板也给创新企业带来了机会。通过持续的计算和分析，企业可以精准把握交易窗口，预判影响，做到有的放矢。举例来说，有些企业通过期权对冲工具，将最大损失控制在可预期范围内（如年化2%左右），这让企业可以提前向客户转嫁成本，而不是等到结账后发现亏损才被动应对。这种提前量化风险的方法，比传统的被动式管理要高效得多。
00:36:32外汇衍生品风险真的很大吗？
许多人误认为期权等衍生品风险很大，实际上期权本身非常安全。
公众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存在偏差，很多人盲目加杠杆，导致亏损，却归咎于衍生品。金融教育和舆论宣传的缺失导致大众对衍生品的误解。媒体对新航油事件、中信泰富澳币期权巨亏等事件的报道，企业将衍生品视为洪水猛兽，不敢进行交易，从而在市场波动中更加脆弱。期权如同保险，成本有限，收益可能巨大，这种非对称的损益结构优势却被忽视。
关键在于如何定义金融衍生品：投资工具还是对冲工具？对冲（hedging）和交易（trading）都涉及衍生品，但区别在于敞口的来源。如果企业先有业务，再进行衍生品交易，就是对冲；如果没有业务敞口，先进行交易，再通过反向操作止盈止损，就是交易。制造企业中，业务部门创造敞口，财务部门的任务是管理风险，两者各司其职。交易则是财务或投资者自行创造和管理敞口。
企业对冲策略还与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关。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如奢侈品公司，可以通过提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并利用衍生品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实现业务和财务的双赢。而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如汽车制造商和代工厂，利润微薄，更需要利用金融工具来提高收益，例如利用银行授信和市场信息进行交易。因此，企业是否需要对冲，以及如何对冲，取决于其价格制定能力，而非所属行业。
房地产行业和航空公司是受美元升值影响的典型案例。前几年房地产行业利用美元低利率融资，却未对冲美元负债风险，导致在美元加息后陷入困境。航空公司同样因为美元计价的飞机租赁和航油采购成本上升，以及未进行充分的汇率对冲，导致巨额亏损，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相比之下，台商精打细算，善于利用金融工具提高收益，并在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方面经验丰富，但也并非没有教训。2015年“811汇改”后，许多台商押注人民币持续升值，大量使用包含期权的目标可赎回远期（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TARF），最终因人民币贬值而巨亏，甚至惊动了台湾监管部门。这一事件也影响了TRF在大陆的推广。虽然TARF并非洪水猛兽，但其风险放大效应需要谨慎对待。
目前大陆企业主要使用的对冲工具仍以远期和掉期为主，期权的使用率较低。部分原因在于期权定价的复杂性和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银行报价较高，企业使用意愿降低。
00:52:13到底什么是外汇“风险中性”？
监管部门花了不少功夫帮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但是似乎只有“肉痛”，市场看到不断有企业因为在汇率波动中“裸奔”而亏损，它们才能更加重视汇率风险对冲。
国内外对汇率风险中性的定义和标准存在差异。国外曾经采用80%到125%的对冲比例区间作为风险中性的判断标准。而在中国，一直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导致企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
商业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销售金融产品赚取差价，又要响应外管局要求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指导。这种角色的矛盾导致服务效果不理想。不同于期货行业可以通过风险管理子公司提供专业指导，银行缺乏类似的机构设置。
企业的核心需求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何时锁汇、锁多少、锁多久。而银行的供给侧重于提供标准化产品，无法满足企业在决策层面的需求。外资企业通常依靠ERP系统或专业财资团队解决这个问题，但国内企业往往缺乏这样的支持。
这种供需错配的根源在于人才培养体系的不足。处理汇率风险管理需要综合会计、业务运营、宏观经济、合规管理等多领域知识，但目前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专业认证都难以完全覆盖这些要求。多数国内企业财务人员以会计背景为主，对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解和实践能力相对不足，这也是市场上出现专业咨询服务的原因。
01:00:48两个经典汇率管理翻车案例
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一些企业在外汇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往往认为银行或国际投行利用其专业知识“薅羊毛”。两个典型案例：
（墙裂坛制图-1）
中信泰富事件暴露出当时企业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不足。许多公司害怕实际亏损，却可以接受浮亏，这导致其在亏损时继续加码，而不是及时止损，最终导致亏损扩大。新航油事件也是同样的情况，最初的亏损并不大，但为了弥补亏损，不断卖出更多期权，最终导致敞口越来越大，造成过度套保。
莱克电气的案例也值得关注。
（墙裂坛制图-2）
这些案例都反映出企业在风险管理和金融衍生品使用方面的不足。企业和投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导致企业在交易中处于劣势。投行作为交易对手，其目标是盈利，而企业需要的是风险管理，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外汇管制也给企业的资金调拨带来了限制。
在莱克电气与高盛的纠纷中，监管似乎也可能成为企业规避责任的“保护伞”。虽然外资投行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进行交易，但企业自身也需要对产品和交易规则有更深入理解。
期权定价的不透明性是另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不同金融机构使用的参数和风险偏好不同，期权定价差异巨大。中资金融机构在期权定价方面缺乏话语权，导致企业在交易中容易被“宰割”。只有中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竞争，才能真正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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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主播｜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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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Johnny：香港资深投资人，耶鲁历史学人，财经内容创作者（Youtube频道：《MJ说财经》、专栏：“MJFinance’s Newsletter”）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墙裂坛-金融史专辑》。这一期中，我和Johnny老师讨论了一下川普的新任团队提名。离大选结果揭晓已经一个月，这段时间里，很多国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准备，至少是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独木不成林，川普需要一个团队，也正因如此，在最近几个礼拜中，各媒体的关注点也全在未来4年中，这个可能影响地球命运的团队，会由哪些人组成。
而对于金融来讲，最重要的任命当属财政部长。本期的后半部分就重点讨论了美国财政部长的重要性、新任财长贝森特、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一些稍微有点沉重的分析和讨论。对于当下面临各种挑战的我们，也许需要在应对措施中再多加入几个防御计划和准备。
但是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这一期《墙裂坛》的托管平台没有办法发出来，也就是说其他所有平台上都没办法同步更新这一期。所以只能先放在自己的另一个播客《发现叙事》上。
大家可以通过shownotes里的链接跳转到那一期播客来收听。也可以到《墙裂坛》公众号阅读文字总结版，我们的原版音频也嵌入在公众号文章中。欢迎大家收听和留言。本期《墙裂坛》公众号文字总结版（也有原始音频）
也可以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收听：— End —
专辑主播｜Johnny 肖小跑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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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是本台和《知行小酒馆》《起朱楼宴宾客》的串台节目，聊的非常过瘾。我们在谈论一个人时，也是对“ta”祛魅的过程。上一期谈论达里奥，甚至把整个人翻到了B 面（回顾上一期：达利奥的“原则”：投资圣经还是PUA宝典？）。而这一期西蒙斯给我们展现出的更不是一个人， 而是几个相互更迭的投资时代。“量化”就像一件艺术品，但把它一点点搓出来的不止西神一人，需要天时地利，以及背后无数的大脑和机器。
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一旦“ta”出现了，且得了势能，便可以主导一个时代——不管是达里奥，西蒙斯，还是懂王。
时间戳就不写了，大家就当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听吧。
不过关于“投资大师”这件事，还是想多说几句：
■关于西蒙斯的文字传记
迄今为止，关于西蒙斯最详实的文字记录还是《征服市场的人：西蒙斯传》 （The Man Who Solved the Market: How Jim Simons Launched the Quant Revolution）。但读完你会知道——书名中的“man”其实应该改成“men”。其实这本书无关西蒙斯，无关大奖章，它是一本献给量化交易近代史的“大奖章”。如果我来取中文书名，肯定用《量化群星灿烂时》这个名字。
文艺复兴的成功应该是一个群像。它背后的影子，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量化投资（注意不是量化交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索引。读完之后，你会发现作者把我们所有耳熟能详的名字们分了个类。虽然在大家心目中，这些人都是大牛；但实际上，他们分属不同流派，用的是不同策略，其实非常像春秋战国时代战国七雄——派别、招数各有千秋。
所以当我们谈论西蒙斯时，脑中最好有一个索引：看看大神们都在哪个象限里、属于哪个流派、持有什么理念。少林武当华山峨嵋，全真古墓恒山星宿，刀剑拳鞭棍，毒刺暗医枪——强项都不一样。魂游难度太高，我们需要一个地图。
■各流派：看看西蒙斯在哪里
如果画一个象限，从左到右，“依赖人”的程度从强到弱，“依赖数学和机器”的程度由弱到强：
最左边是基本面投资大师 (公司基本面与行业研究)：股票投资业界耳熟能详的大师都在这里——从格雷厄姆（活跃年代：上世纪50年代前）到巴菲特（上世纪60年代至今），再到专注成长股，“只投资你了解的”的彼得林奇（上世纪70-90年代）。
左边极端版就是米尔肯：“价值分析”、收集信息理念用到极端，就是能拿到内部消息来操纵市场。当然这属于耍赖行为。
从左再往右移一点，是技术分析与宏观投资：主要是依赖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超人的智慧（如果做宏观，还得加上勇气）。这里的耀眼的星星们包括——德鲁肯米勒 (Stanley Druckenmiller)（活跃年代：上世纪90年代至今）和更早的索罗斯（上世纪60年代）：量子基金“柏林墙倒下，抄起德国马克”、“1992年做空英镑”的故事已经封神。还有债券天王格罗斯（活跃年代：上世纪70年代到2010年）、保罗都泽琼斯PTJ——两位都以对全球利率走势的精准预测而闻名，用数学方法做技术分析，也非常依赖自己的直觉。
象限的最右边，才是本期播客想讨论的主角：那些纯量化、纯数学、对概率的精准计算、只相信数学、不太搭理基本面、通过市场上人类难以捕捉和理解的信号和数学来寻找机会、基本不依赖人的判断——的量化代表队。
西蒙斯崇尚“最科学”的方法：用数学和概率找信号、预测价格、并做决定。但这种理念和方法早在他之前早就有了——古早的技术分析先驱 (图表与指标)。16世纪中期的德国商人用占星术预测香料价格，还能预测20天后的价格； 18世纪日本大米商发明了蜡烛图和均值回归，将大米市场波动比作潮汐的涨落；19世纪Charles Dow鼓捣出了道琼斯指数；20世纪江恩流派祭出甘氏图 (William D. Gann)——虽然这些都是大神，但这些技术分析工具并不能算是完全“科学”，只能当个辅助工具用。
而且用纯数学和概率科学方法也不是西蒙斯首创，这一派的祖师爷（之一）是香农和索普——所有交易员和赌神的爷爷。
我画了一个表，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年龄的交叉界限，还有各自分数的流派：
量化先驱 (数学模型与算法)：
统计套利和高频交易先驱 (寻找市场中的统计异常)：
金融理论家和学者 (金融模型与理论研究)：
另类投资思想家 (风险与不确定性)：
塔勒布其实也可以算在概率量化的一类，但他是一个极端的概率的信仰者。我在《牧羊人的哲学课》这本书中把整整一章给了他。其实这些“大师”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哲学精神导师。比如塔勒布的精神导师是数学家曼博格。索罗斯的是波普尔。
在瞻仰这些群星时，脑子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件事：幸存者偏差。
和西蒙斯同时代甚至更先行的牛人，为什么没有被封神？为什么没人听过他们的名字？
因为他们要么倒在了政府不可抗力，比如索普（被米尔肯牵连）；要么倒在了机构资源的不可抗力，比如投行APT量化自营的先驱，Morgan Stanley的塔尔塔利亚，还有他手下统计套利和市场中性（pair trading）的两位先驱——一个成了文艺复兴的最大对手（DE Shaw），另一个帮助西蒙斯最终开启了股票量化（弗雷）。还有的要么精神出了问题，比如大奖章前身的当家人埃克斯；要么倒在了高杠杆，向LTCM脱帽。
■量化投资什么时候进入了新阶段？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分法。我自己觉得是2018年——这一年开始，“追逐阿尔法”这件事越来越“下沉”，像我们这样的“做市家庭小作坊”，从2018年成立，到现在居然还活着，虽然面对如Tower Research、Optiva这样的大量化做市基金完全无招架之力，但大鲸鱼的牙缝里总有些碎屑可以捡——可能真的意味着这条路已经是条路了。
2018年，金融巨头全部向量化交易缴械投降，连摩根大通这样的巨型银行，也开始对员工进行强制的代码培训。到了2019年，投资者对于传统投资方式的信心在减弱。连续几年糟糕的基金表现，导致投资者从主动管理基金撤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过去曾经靠谱的投资策略，比如盘问公司管理层、拆分资产负债表、用直觉对重大宏观经济变化进行下注，都变得不太管用。当然，导致此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传统的主动管理基金不再对其竞争对手具有信息优势——投资战场变得更加公平，这也削弱了“价值投资者“曾有的优势。资本市场的主宰变了，量化成了主要玩家，2019年的交易量已占美国市场三分之一，比2013年翻了一番多。
2018年，西蒙斯赚到了大约15亿美元；Two Sigma的两位创始人各赚7亿美元；桥水入账10亿美元；千禧进账5亿美元。
随着数据大爆发，像文艺复兴这样的量化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大。原因也不难想：现在竞争的焦点已经到了 “另类数据”（alternative data）——你能想到的任何信息：从实时感应、到特斯拉里的行驶记录、到卫星图片、甚至管理层电话会的语气、叙事情绪、KOL和意见领袖的小作文。而且无穷无尽的算力提升，都能让量化找到更多、更更多的预测市场信号。这已经不是人类的战场。
当然，量化目前还是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发现有效信号”这件事的门槛越来越高——其实除了文艺复兴和其他少数几家以外，大部分量化投资基金的收益率并没有比传统主动型基金好多少；还有，数据弹药库并不是人人都有，大部分基金真的“臣妾做不到”。另外，某些资产类别目前还不是机器能交易的，比如某些债、不良资产、OTC——因为它们的定价还得靠人，比如法院判决、债权人谈判结果——人心难测，这事儿机器搞不定。
正因为此，传统投资模式不会消失，特别是长期投资和仍需“人”来定规矩的领域，算法和程序敬而远之。
量化大师虽然耀眼，但也是人。危机来时，他们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本能地往后撤。
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随着量化投资者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平静”—— "机器人交易员"掌舵越多，人类恐惧和贪婪对市场的影响越小。
尽管如此，这依然不是一个大众游乐场——因为机会比你想象中的要少的多。文艺复兴，数据顶尖，算力超群，人才济济，交易风控，样样精通——胜率也只有一半。
所以，征服市场的人？还是很少。想征服市场？依然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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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台主播｜雨白 大卫文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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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系列第三期：尘埃差不多落定。本期节目我们将从市场视角深入解析，讨论一下：特朗普潜在政策对通胀的影响？两党格局的深层变化、对全球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美国大选、联储议息、人大开会碰在一起，市场会出现什么动静？我们的经济刺激方案怎么应对？
·时间戳和文字稿·
00:01:37先介绍美国大选的基本规则和选情现状美国选举采用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而非简单的普选制。全美共有538张选举人团票，获得270票即可当选总统。每个州的选举人票数量取决于该州在国会的议员数，包括参议院固定两票，以及按人口比例分配的众议院席位。大多数州采用"赢者通吃"制度，获得该州普选票多数的候选人将获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这一制度存在一定争议，因为各州人口与选举人票的比例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加州三千多万人口对应54张选举人票，而人口仅五十多万的怀俄明州也有3张选举人票，这造成了选票权重的不平等。2016年希拉里虽获得更多普选票，但在选举人票上仍输给特朗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前选情主要聚焦在几个关键"战场州"。传统的蓝州（支持民主党）和红州（支持共和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南方红州因拉美裔选民增加而开始摇摆，而北方工业区因制造业衰退，部分蓝州选民转向支持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的19张选举人票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选举人团制度之所以难以改革，很大程度上源于建国时小州与大州的利益平衡。虽然这一制度饱受争议，但要修改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州的支持，而人口较少的州显然不会放弃这种制度性优势。历史上虽有上百次修改提案，但都未能成功。这种独特的联邦体制设计，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政治中妥协与制衡的传统。目前各方民调数据显示两位候选人支持率接近，但考虑到共和党支持者参与民调的意愿较低，实际情况可能与民调存在偏差。这一点在2016年大选中已经得到验证。
00:11:55美国大选、联储议息、人大开会碰在一起，市场不会平静除了传统民调，预测市场（比如Polymarket）等其他指标也很有意思。一些预测网站上的胜率数据，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年轻网民和金融从业者，可能更多反映了当下市场预期而非整体民意。而当地媒体的民调则侧重于特定区域的调查结果。单一数据来源都难以完全准确预测最终结果。预测和赌盘市场虽然有趣，但存在合法性模糊等问题，流动性有限，参与者不够广泛，无法完全代表全体选民意愿。不过从反向投资角度看，当市场情绪出现极端化时，反而可能存在投资机会。再加上本次大选可能出现戏剧性变数。特朗普至今未承诺会在落选时配合，且反复宣称，如果输了，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党“作弊”。选举投票在11月初结束后，各州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在法律上复核并且确认选举结果。如果结果接近，特朗普可能会要求重新计票，这一过程很可能会耗时几周。部分州规定，若候选人得票差距低于0.5%，可要求重新计票。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影响金融市场表现，包括美元、美债利率、黄金、加密货币等资产价格的波动。考虑到本周还有美联储议息会议、11月8日人大会议等重要事件，市场波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00:19:11鬼故事来了：特朗普的政策整体走向几乎都指向推高通胀。通过对比川普和拜登的政策，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川普的政策整体走向几乎都指向推高通胀。从贸易政策来看，川普主张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其中中国进口商品更是高达60%，这些成本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虽然拜登阵营也有贸易保护倾向，但关税力度相对温和。在税收政策方面，川普打算以关税替代国内税收，计划将企业所得税从现行的21%降至15%；而拜登则持相反立场，拟将企业税率提升至28%，并将资本利得税从20%提高到28%，主要增加富人税负，同时为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家庭提供税收优惠。移民政策是两党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川普表示要驱逐1500万非法移民（实际上美国非法移民总数约1千多万，2023年新增约200多万）。如果川普当选并推行严格的移民政策，将直接影响美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工资水平是影响通胀的关键因素，收紧移民政策很可能推高工资，进而加剧通胀压力。目前的利率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预期。如果川普当选，利率上行的空间可能难以预测，甚至不排除通胀反弹导致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可能性。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甚至预测，若川普当选，美联储可能在12月份就终止降息进程。这些潜在影响目前似乎尚未被市场充分消化，若成为现实，可能会对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00:22:44选举落地后可能的市场演绎如何？至于对市场的影响，可能分为几个阶段。美国大选包含党内初选和总统选举，刚开始某方胜选优势快速变化时，市场提前展开选举交易。等到选举结果落地后，市场反应也可能分为几种情形：如果结局反转，市场（特朗普交易）可能也跟着明显反转；如果低悬念，市场延续性较弱；如果无悬念，因市场已充分定价，反应也可能最弱，如2020年大选。再往后，几个月后，等到核心政策落地，市场可能再出现波动。比如2017年特朗普时期，市场初现"强美股"、"强美元"，但3月医改失败后信心受挫，直到11月税改推进才恢复，并在次年关税法案中重启交易。“特朗普交易”具体表现为美元走强，美股、铜价偏多，美债、黄金偏空。虽然其减税、关税等政策显示强美元特征，但同时推进弱美元计划，使政策影响难以判断。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要到第1阶段市场交易中才能显现。但是从经济层面来看，当前的形势比2016年更加严峻。目前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五五开的局面。利率处于高位，社会各方面成本上升，全球供应链重组，贸易对立加剧，美国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享受全球化红利。此外，财政赤字不断创下新高，今年更是达到疫情后的第二高点。这些都将限制未来政府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对于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主张而言，将面临更大挑战。这些问题无论谁当选都需要面对。
00:28:10两党分裂可能性？ 美国现在的局势与以前很不一样，包括两党在内的整体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人认为这种“衰落”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党的重组与分裂，二是金融市场或整个根基受到冲击。如果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影响将更为深远，但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会带来更大冲击。从历史角度看，美国政党格局经历了巨大变迁。七、八十年前，北方支持共和党，南方支持民主党。这与建国时期的情况一致：林肯是共和党总统，却领导了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当时民主党代表南方农场主利益，共和党代表北方工业势力。这种格局持续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才发生转变，北方变成民主党地盘，南方转向共和党，其中民权运动是重要推动力。90年代到2000年前后，两党政策差异并不明显。直到2016年后，由于人口迁移等因素，传统的南北州支持格局又有变化。南方因拉美裔移民增多开始偏向民主党，北方因制造业衰退转向共和党。选民投票更多基于对立面的反感，而非对某一党派的认同。这种变化的核心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底层民众实际收入自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而上层越来越富，这种蛋糕分配不均是许多原本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转向特朗普的关键原因。与此同时，民主党越来越强调政治正确，过分执着于自身意识形态的道德优越性。连游戏角色都越来越'中性化'，少数族裔比例大幅提升。这种改变本身没有问题，但其实施方式过于生硬突兀。比如在中世纪魔法背景的游戏《龙腾世纪》（Dragon Age）中，一个角色因使用了不当的性别代词而道歉并当场做俯卧撑：因为TA称呼了亚裔面孔的一个角色为“she”，亚裔角色很不高兴，因为在LGBTQ语境里面，不能用“she”这样的传统性别词汇指代，要用“they”来指代。这种场景和例子感觉很荒诞，但左派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此几乎没有反思，甚至认为力度还不够。
Isabela做俯卧撑
00:42:39我们的经济刺激方案怎么应对？有几个关键方面值得关注。首先是11月8号人大常委会会议（十四届十二次）结束后的政策走向，市场上流传会有约十万亿的具体增量财政政策方案。同时还有通胀和社融数据公布，可以看到这两个月政策开始发力后的效果。十万亿增量财政这个消息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但市场反应出奇平淡，甚至有点出人意料。这可能是因为之前几次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市场变得谨慎了。不过这种谨慎未必是坏事，至于传言能否兑现，还需拭目以待。如果特朗普当选，他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会更加直接强硬，尤其是在关税方面。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快转向内循环，提高内需和内部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这也有可能是祸兮福之所倚。虽然中国本来就有转型意识，但外部压力可能会加速决策者的行动，促使刺激方案和架构设计更快落地。从过去近十年的经验来看，美国的围追堵截反而催生了很多新兴产业的崛起。比如中资企业产业转移、出海突围；新能源行业异军突起；跨境支付等新的结算体系也在发展。这些都说明在被动局面下仍能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不过，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影响可能只是边际性的加速器或抑制剂。更关键的是中国内部的举措，从大规模刺激到各种民生补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建立起正向循环的预期，因为只有形成新的需求 - 无论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还是企业扩张需求，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问题。在不能依赖美国需求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找到维持自身发展的新动力。从特朗普个人特点来看，如果他当选，由于这是最后一个任期，其政策和行为方式可能会更加难以预测。从他过去在房地产和媒体领域的经历来看，他的行事风格较为跳脱，不容易从表面看出背后的逻辑，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因此，这次即便当选，也不能简单套用上一任期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应该攘外必先安内，确保内部经济稳定，争取将已经开始的经济刺激措施进行到底。
00:50:42关税和科技大佬转向的具体影响特别值得关注川普提出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主张。虽然最终税率可能打折到30-40%，但影响仍然巨大。目前中国对外贸的依赖度比五到十年前还要高，一旦加征高额关税，不仅可能失去美国市场，还需要为产能寻找新出路，这可能加剧与欧洲、南美等其他市场的贸易摩擦。以中欧贸易战为例，最近已经落地，其中法国是主要推动者。这很有意思，因为按理说德国的汽车工业更强，但德国反对与中国打贸易战，担心本土企业被中国征税报复。而法国车企在中国市场份额仅约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自然更倾向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征税。如果更多产能从美国转移，这种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科技大佬的政治立场转向。传统上，硅谷一直支持民主党，但近年来马斯克等人开始转向支持川普。原因包括川普承诺减税（将企业所得税从21%降至15%）以及对科技行业监管更宽松。还有一些个人因素，比如马斯克因儿子变性手术事件受到刺激，甚至将SpaceX总部从加州搬到德州。这些科技巨头掌握着空前的影响力。以推特为例，支持川普的言论和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大量存在，马斯克只需保持不干预的态度即可。这反映了所谓“科技威权主义”的倾向 - 这些科技大佬的野心可能不只限于影响美国总统选举，而是想影响全球用户。毕竟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局限于国内，而科技平台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科技巨头虽然表面保持中立，但也在悄然改变。比如贝索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打破了30年来支持民主党的传统，这一决定导致多位编辑辞职。相比之下，娱乐明星更倾向支持哈里斯，而学术界的支持更是一边倒——82名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公开支持哈里斯。这种分化可能与各自的利益诉求有关，但后续影响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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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主播｜郑朗 大卫 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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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美国大选系列之二。和刘院长从“不可避免”的贸易战2.0、一带一路、和跨境支付领域来探讨一下贸易的突围之路。我们会聚焦几个核心问题：贸易战2.0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年我们“交朋友”成功吗？“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吗？全球贸易新趋势：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变成“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跨境支付会不会更难？数字货币有用吗？
（本期录制时间是4号下午，投票日是11月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中午。）·时间戳和文字总结·
00:02:59 局面已经够混乱了，预测选举结果只能当成娱乐。预测大选非常困难，即便是在美人士恐怕也很难。尤其是近几届总统选举，选情都异常焦灼。加上信息渠道日趋复杂，传统媒体、民调、自媒体等信息交织，真假难辨。看似公正的媒体实则各有倾向，民调也可能沦为选战工具，制造特定叙事。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判断难免受个人经济条件、政治观念等因素影响，难以保持客观。支持哈里斯的可能更关注意识形态议题，包括有色人种、移民问题、堕胎问题等；特朗普表面上更符合一般草根的想法，但他自己也并不总是遵守规则。而且常常把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带到国家公共事务中，在传统政治人士看来确实显得不按套路出牌。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似乎更大，尽管近期哈里斯表现更为活跃。从阴谋论角度来看，民主党作弊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预测选举结果更像是一种娱乐，但无论结果如何，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可以预见——都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只是不利程度有所差异。当前的建制派或所谓的"deep state"势力依然很强，要出现重大的范式转移可能还为时尚早。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叙事和社交媒体对政治选民的影响已经远超想象，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选择逻辑和行为模式，这可能会带来更多不确定的结果。
00:09:27和主流观点不一样：哈里斯上台对中国更危险？哈里斯当选，对我们来说可能更麻烦。这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拜登政府延续并加强了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措施，这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尽管拜登看似更讲规则，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步步紧逼，进行全球布局，其狡猾程度更甚于特朗普。由于我们被动应对，其行动难以预测，因此无论如何都处于不可控的境地。其次，从2021年1月6日事件以来，民主党对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包括封锁社交媒体账号和媒体封杀等，这暴露了精英阶层对特朗普的敌意。这种行事风格表明，民主党在对华问题上同样会不择手段，不会因表面上的“可控”而有所克制，近年来挑起的国际摩擦也印证了这一点。与其说哪位候选人更可控，不如说都不可控，因为主动权始终不在我们手中。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虽怪异，但相对容易预测。而民主党的“暗箭”更难防。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党上台是“短多长空”，特朗普上台是“短空长多”，但这忽略了“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即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建制派势力。民主党或许会在关税政策上相对温和，但在国际合作和多边关系上，其行动更难以预测，可能导致“从小院高墙变成大院高墙”，尤其在科技领域，这种压力会更加突出。特朗普的政策虽然激进，例如对华商品全面加征关税，但这都在可预测范围内，其破坏性有限。而民主党的隐蔽行动和多边策略，带来的风险更难以评估。
00:16:45面对“看不见的手”，突围口在哪里？无论谁上台，首先要做好自己，同时也要认识到世界是相互联系的。之所以关注美国大选，是因为它对我们影响巨大。其他国家也同样关注，并非因为美国强大，而是因为它与各国都有关联，即使是小国也不例外。最近朝鲜出兵俄罗斯，韩国反应最为激烈，甚至要向乌克兰出口武器。朝鲜援兵俄罗斯，看似与韩国无关，实则不然。俄朝签订联盟条约，约定一方受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帮助。朝鲜出兵，意味着条约并非一纸空文，若朝鲜有事，俄罗斯也会出兵，这对韩国和日本构成威胁，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紧张。由此可见，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即使喊着“脱钩”，也恰恰证明了联系的存在。“脱钩”本身也是一种联系。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向外发展，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民主党上台，可能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这会增加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难度，但即使有难度，也要努力去做。此外，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除了阻止中国超越之外，还想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珍惜自身的工业体系，并在他们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寻找机会，更好地破局。美国对华封锁至今未取得成功，正说明了世界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如同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所展现的，即使被包围和制裁，只要自身实力强大，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就能找到突破口。针对谁上台后的应对策略，首先要保证国内稳定，避免出现重大问题，这或许是近期刺激政策突然放开的原因之一。国内一旦出现问题，将无力与其他国家竞争。
00:22:23这些年我们“交朋友”成功吗？“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成功吗？在国际上，朋友越多，胜算越大。如果哈里斯上台，交朋友的难度会增加，因为她会积极拉拢其他国家。而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我们反而更容易交朋友。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就在于此。关于“交朋友”，我们已经努力多年。最近在义乌调研，看到那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商品，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说“一带一路”是成功的，其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七国集团成立之初，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了世界经济，其他国家大多属于落后国家。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世界上除了非常贫困的国家，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即使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但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其作用正在下降，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产业链布局调整的背景下，产业链不再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而是更加分散，如同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增加一样，世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一带一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一些贫困国家逐渐富裕起来，它们不仅成为中国的市场，也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近年来，美国试图构建“小院高墙”，但我们的外贸仍在增长，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贸易内容也从最终商品转向中间产品，表明各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和市场联系。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了产业层次。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往往只是简单的援助，而“一带一路”则带动了它们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扩张，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这种变化可以从我们自身感受中得到印证。近年来，我们在超市或市面上看到的来自“南方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对它们的认知和交流也更加频繁。上海最近成为了泰国的网红打卡地，许多泰国博主都在谈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旅游景点。
00:28:30 “一带一路”也并非一切顺畅，潜在暗流也不少。“赤字”似乎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承认它在国际上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其带来的影响。表面上 “一带一路”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交往，我们出口的产品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铁路，甚至小到顶针等各种商品。然而，这些国家回销给我们的产品大多是农产品、牛肉、红酒、榴莲等，种类较为单一。
这凸显了一个问题：中国制造的优势过于压倒性，其他国家难以与之竞争。除了大宗商品、原材料、能源和矿产等，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提供给中国的。这种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难以平衡。这种局面是否是一条“不归路”？
它需要辩证地看待。过去，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往往以“施舍”为主，仅仅是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状态。西方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当地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并通过扶持统治者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援助很少惠及普通民众。而且，由于当地缺乏相关产业，西方国家的产品也无法被当地居民消费。
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以手机为例，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手机产业，也无力消费。但现在，由于中国普及了网络和智能手机，普通民众也能享受这些科技产品，这反而挤压了西方企业的市场。当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提升了，但自身的生产能力却不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关注如何发展当地产业，提升其产业层次和消费水平，使它们能够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中。
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层次和消费水平正在提升，至少拥有了产业基础。未来，各国可以进行中间产品的相互贸易，最终产品也可能由沿线国家或中国生产，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模式对中国和沿线国家都有利，虽然对西方国家来说，其影响力下降了。
00:33:40全球贸易新趋势：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变成“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过去，全球化基于各国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理念，形成良性循环。但现在，竞争优势取代了比较优势，许多产业不再是某些国家独有的，而是竞争成本、速度和规模效应。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会感到自身产业受到威胁。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对另一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必然会引发问题；或许不在财政上，但一定会在政治上。因为现有产业在国家中仍占主导地位，它们会影响政客，甚至可能导致该国倾向于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结盟。因此，贸易逆差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难题。这些问题无法预设解决方案，只能在竞争和演化中逐步解决，不可能预先计划好与每个国家的合作方式。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的大小是个问题，而对小国来说更是如此。但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明明还在进口，却仍然抱怨贸易逆差？这其中的利益流向和分配机制可能存在问题，导致一些人感觉没有获得应得的利益。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平衡，并非完全由中国能够解决。根本上，还是要看大多数民众是否受益，他们的生活是否因此改善。就像上世纪的南美国家，他们认为石油工业被美国公司控制，于是将企业国有化，希望让人民受益。但这其中也存在利益分配的问题，国有化后，好处是否真的惠及了民众？因此，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需要考虑如何与各国友好相处，但也不应过度“代入”自己。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大多数民众的福祉是否得到提升，以及各方是否遵守规则，进行公平贸易。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谁能给更多人带来幸福，谁就赢了。如果遵守规则，至少证明这件事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有益的，能让更多人受益。当然，公平的准则本身也很难定义，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很多事情的结果都无法预设，例如政客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初发达国家大力要求各国开放国门、拥抱全球化，目的是将产品销往各国，结果中国制造充斥全球，其他国家几乎无力招架。又例如，被指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反而发展出了强大的新能源产业。回顾历史，类似的情况美国也发生过。美国独立初期，制造业能力薄弱，依赖进口。由于英国限制其海外贸易，美国被迫在国内生产。英国甚至不允许美国制造一根钉子。结果美国被“逼”出了模块化、规模化生产。这种工厂化、流程化、模块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美国工业的崛起。世界发展不会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进行，总会出现意外。
00:43:27 跨境支付会不会更难？华为还要继续卖牛肉吗？如何突围，数字货币桥有用吗？
长期局势变化带来的蝴蝶效应难以预测，但当下还是要面对短期棘手难题——最突出的就是跨境支付。
无论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我们都将继续面临贸易制裁的压力。这种制裁可能并非直接针对我们，有些针对与我们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但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使收款变得异常困难。各种反洗钱措施也加剧了这一困境，动辄冻结账户，使正常的贸易往来受阻。
以华为为例，他们将设备卖给阿根廷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由于这些国家受到制裁，货款难以收回，不得不换点当地土特产回来，以物易物，比索换点儿阿根廷牛肉、红酒，运回国后作为福利赠送给华为电动车车主。实为无奈之举。
跨境贸易收款的困境显而易见，尤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下。尽管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贸易往来总能找到出路，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想要以最低成本和最快速度进行贸易，将会面临重重挑战。
用美元等主权货币结算，目前为止依然是最便捷、最高效的方式；大部分最终清算和划拨依然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内进行，全球资金的流动实际依然依赖于美国的金融系统。但是各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
为了突破困境，各国都在积极探索新的解决方案。例如，一些国家开始倡议建立区域性货币和支付系统，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然而，新的体系面临的一个核心难题，依然是要找到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替代货币。
未来可能会像欧元区一样，在一定区域内找到一种“大家都认”的货币进行结算。例如，东盟国家之间贸易或许可以考虑使用人民币、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这需要一个过程，过程中既有国家间的利益交换，也有企业间的商业竞争，如何找到平衡点至关重要。
另外，大家都在探索的各种其他支付方式，包括数字货币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货币桥技术可以解决点对点支付的问题，但在跨境交易中，仍然面临货币兑换、汇率风险管理等挑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背后的货币制度。选择哪种主权货币进行交易，才是决定跨境支付能否顺利进行的核心因素。
总之，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应对策略。
过去40年，我们主要依靠国家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当前多极化趋势下，这种模式可能需要调整，或许应该更多地依靠民间力量，相信群众的智慧，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寻找解决方案。就像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封锁海路后，商人仍然能够找到新的贸易路线一样，民间的力量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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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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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Johnny：香港资深投资人，耶鲁历史学人，财经内容创作者（Youtube频道：《MJ说财经》https://www.youtube.com/@wurenfinance ；专栏：“MJFinance’s Newsletter”：mjfinance.substack.com）
本期是美国大选系列之一。和Johnny老师从历史角度聊聊大选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为什么2024美国大选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结果落地后，市场分别会如何反应？“川普交易”将如何延续？对中国来讲，长期和短期内，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该如何应对？以及，到底什么会真正损伤美国的国运和未来？真的是特朗普吗？美国真正的死穴在哪里？
（本期录制时间是4号晚上，投票日是11月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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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2预测一下结果？
两三个月前比较看好川普的选情。原因有三：一是哈里斯替补拜登仓促，民主党虽反应迅速，但换人毕竟不利；二是川普善于攻击民主党，例如在非法移民和外交问题上，前者对美国民众影响大，后者如乌克兰战争、巴以冲突等，民主党面临失控风险，给了川普攻击点；三是最高法院六比三支持共和党，对川普有利。这让人联想到2000年戈尔与小布什的选举，佛罗里达计票争议最终由最高法院裁决，小布什险胜。戈尔顾全大局，避免国家分裂而让步。如今的选举态势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然而，最近两周川普选情变化令人担忧。市场过于看好川普，体现在赌盘上川普优势过于巨大，以及金融市场过热的“特朗普交易”——都开始回调。但关键摇摆州双方差距极小（1%到2%之间），任何群体因信息差放弃投票都会影响结果。所以，现在为川普捏把汗。若要预测，考虑到最高法院的优势，概率较高是川普仍会勉强获胜，但哈里斯赢也不意外。总之，预测困难，但川普的三点优势依然存在。
00:08:00 2024美国大选为什么很特别？有哪些特点（异象），是之前历史上都没有过的？
排名第一的肯定是拜登被撤换。在任总统被换，历史上罕见。可能只有林登·约翰逊宣布不连任与此类似，但也是意料之中，且经过铺垫。拜登的撤换则非常突然，近代美国史上前所未有。
第二，特朗普没有真正得到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他走草根或非建制路线，招惹了许多共和党建制派人士。虽然这些力量目前在共和党内被边缘化，共和党也呈现“川普党”态势，但政治风云变幻，建制派势力也可能卷土重来。所以，现在的共和党已非昔日共和党，而是特朗普借壳上市的新面目。
第三，加密货币对选举的影响超乎想象。在当前美国选举资金池中，加密货币占比已今非昔比。2020年疫情期间，FTX还是民主党第三大金主；如今，加密货币捐赠者整体已排名第二。加密货币在此次选举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它代表着非建制色彩，也可能更支持非建制色彩浓厚的特朗普，但这股力量目前似乎两边都投。
第四，特朗普输过一次又来竞选也很特别。历史上虽然也有先例，如尼克松输给肯尼迪后卷土重来。但当过一届总统，输了之后又再次当选，可能要追溯到更久远的西奥多·罗斯福时期，他曾代表另一个政党竞选总统失败。这在当代美国史中绝无仅有，也反映了共和党被特朗普势力裹挟的现实。特朗普确实引人注目，输了又来，甚至还有选前遭两次枪击的罕见经历，如此戏剧性的人物，历史上少有。
当然，第五，还有“候选人不认输”的情况。历史上大多愿赌服输，甚至出现戈尔让位小布什的情况。现在出现不认输、不接受选票结果的情况，相当罕见。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出现，不可思议。
00:14:37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大选不同的结果对中国来讲，长期和短期内，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现在很多政策界，甚至最高层，对此问题都有分歧。短期来看，如果川普当选，共和党拿下参众两院，形成“红色浪潮”，表面上对中国最不利、敌意最大。但也有人认为，这反而对中国最有利，迫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道路，创造自己的体系和外交策略，而非依赖美国。但这种观点过于长远。直接来看，“红色浪潮”对中国最不利。川普本身就反全球化、孤立主义，加上清一色的反华国会，比口头上反华但私下与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主党更甚。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占绝对优势，加上可能的反华内阁，就形成立法和执行层面的反华联盟，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外交形势造成巨大压力。当然，压力也有好处。川普的反全球化、反移民思维比较普遍，对欧洲也有限制性措施，中国或许能找到突围机会，但这仍是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最好的局面是哈里斯当选，延续部分政策，但成为跛脚总统，难以在立法上推行主张，对中国相对有利。有趣的是，美国民主党执政，参众两院分别由两党把持，反而对中国最有利。这次选举的变化，很难看到对中国有正向作用，令人担忧。其他变化的影响居中，例如川普当选跛脚总统，或民主党实现全面掌控（概率很低）。这两种情况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排序居中。这是一个相对符合逻辑的排序。
00:20:52
我们应以自身为主轴，以不变应万变。在不同情况发生时（无论谁上台，战略不变，战术调整）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防御姿态或主动进攻姿态是什么？
近两三年，特别是疫情以来，我们政策制定的变化显示出两个主要思路：一是维持继续开放的基调，进一步拥抱全球化，欢迎外资和外国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希望中国经济能给全球经济注入活力；二是注重总体国家安全，延续贸易战以来的安全观念。总体安全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包括食品、供应链、能源、网络安全，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外交能力等。
过去四年，我们也经历了两大国际事件考验：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巴以冲突中，成功撮合伊朗和沙特携手代表阿拉伯世界发声，做得更漂亮。俄乌战争的应对则比较艰难，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特殊，是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在地缘战略上也有一定协同，但中国需展现不同姿态。这些都体现了安全的意义：即使与我们无关的战争，也会因我们所代表的态度和主张，影响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态度，进而影响安全局势。
自川普发起贸易战以来，中国已做好各方面准备。如果川普二度当选，考验的密度和浓度可能会更加剧烈，出现“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等情况并非空穴来风。
最重要的还是交朋友。最近在浙江义乌调研，发现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无论领域或目的，其深度和广度都比想象中要深得多。从义乌到欧洲西班牙，途经俄罗斯、中亚等铁路沿线贸易的频繁程度，确实令人吃惊。这些年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贸易模式。如果没有大的动荡，继续深化这些联动，即使不能开辟新路，也只能如此。最坏的情况这些年也都推演过了。
00:26:09选举落地后，对市场有何影响？短中长期——11月6号结果宣布后、持续一段时间后、某些政策落地后，市场分别会如何反应？以及“川普交易”将如何延续？对美国市场来说，“川普交易”已显现尾声或落幕态势，出现一定回调。如果哈里斯最终当选，可能出现更大回调，风险不可小视。如果特朗普高姿态当选，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庆祝行情也未可知。现在坚定做多美股市场，风险过高。对我们来说，选举后的一件大事是11月8日人大开会，针对财政预算和发债方案重新阐释。外界预期较高，即使释放好消息，对市场的即时影响也可能有限，但仍会释放一些利好因素。近期也发布了针对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上市公司的一些利好方案。总体而言，政府希望股市活跃度提升，愿望迫切。虽然仍会受外界影响，但从中长期角度看，现在不说入市，但选择合适时机适当配置中国境内权益资产，相对稳妥。国内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在未来几年可能不太理想。现在大选噱头太大，可能让人偏离方向。重要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关注我们的应对措施。美国市场或全球大宗市场，无外乎几种结局：疯狂反转（但现在胶着太紧，难以定义何为反转）、高悬念下胜出、低悬念胜出、没有悬念胜出，这几种情形。针对这五种情形的剧烈程度，调整“川普交易”（强美元美股、弱美债黄金等）即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应对措施，例如11月8日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尚未落地的政策，将如何影响我们持续关注的市场问题。这才是本期含金量最高的部分。
00:29:57现在的美国，到底处于“盛-衰”的什么阶段？大家都期待特朗普上台，因为他“乱搞”可能加快美国“衰落”。但长期来看，到底什么会真正损伤美国的国运和未来？真的是特朗普吗？还是党派内部的变化？美国真正的死穴在哪里？很多人好奇美国是否会发生内战。但其实美国最大的死穴在于美元信用。如果始终相信美元信用，维持帝国成本便很低，只需通过不断发钞，引导至不同资产市场，总能找到热点，然后收割本地居民或外国投资者，过去几十年屡试不爽。但现在美国风险很高，因为它已从简单的信用货币（如石油美元、美债美元）发展到如今最好流动性资产是美股的状态。货币信用盯住股票非常危险，因为要求市场永远涨才能不断收割。但股市和基本面存在距离，信用货币过度扩张导致股市估值远超基本面和原有估值体系，一旦崩塌，后果可怕。未来四年，美国的主要危机在于美元信用崩溃。很多人认为美元信用不可能崩塌，因为大家始终有信仰，几十年来或二战以来都认为美元等同于黄金。尽管1971年尼克松取消可兑换后“美金”已不存在，但大家依然相信美元是硬通货，核心原因是美国持续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然而，过去几年频繁更换资产池锚定物，对美元信用冲击很大，维持现状相当困难。可以说，拜登和哈里斯政府虽然其他方面可能有很多问题，但在维持市场和美元信用稳定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尤其在2023-2024年美元收缩周期，他们的预期管理、对大市值公司预期设定、节奏掌握等都非常好。而特朗普不一定能做得更好。表面看来，特朗普似乎对宽松政策、比特币、权益资产有直接促进作用，但在具体操作上，尤其对大型技术垄断企业的处理，是否能像民主党那样细腻，令人怀疑。甚至会搞得非常糟糕——这是对特朗普执政后最大的担忧。由此引起的美元信用丧失，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危机所在，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美股下跌对美元信用的巨大影响。当然，现在美股和美元信用强绑定，也会影响其他国家货币信用和权益市场相关性，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当然并非唯一解，但未来短期、中期无论哪届政府都会面临美元信用危局，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危机更大，因为他不熟悉民主党的操作方式，其中包含相当的技术含量。
00:36:33现在很多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国运到头，更多是因为民主共和两党内部的分化——特朗普的出现确实对两党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奇怪现象，民主党走向极端，共和党内部也在分化，有人认为这会导致美国政党重组，搞乱美国；也有人认为会导致资本分裂，比如老钱和新钱的矛盾，引发美国内战等等。从某种角度来说，特朗普代表的派系或思潮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新鲜，很多人把它比作美国内战的前兆。美国内战前的那次大选，林肯获胜，但没有拿到南方选举人票，这在某种程度上埋下了南北分裂的种子。此前，美国传统两党并非民主党和共和党，而是共和党和辉格党，后来辉格党分裂，出现了新政党。美国内战前的1856年大选，甚至出现了一个拿到选举人票的第三政党——“一无所知党”（Know Nothing Party），其政纲是反移民和反天主教，也获得了南方一些选民的支持。从今天的视角看，“一无所知党”与茶党等政治势力有类似之处。当然，这并非简单的比较。但美国之所以不会进入内战状态，主要是因为无论是传统财阀还是新兴势力（比如马斯克），都要通过美国资本市场生存和扩张。如果美国资本市场不出现分层分化，只允许某些人或传统势力参与，就不会出现政治上的重大分裂，因为经济上是高度统一的。可能有不同的政纲，但大家始终在这个市场里，至多是经济市场稳定维持不了，但这并非分裂前兆。真正会导致分裂的，不是传统和新势力，而是加密货币与传统金融的对立。如果美国出现一个由加密货币相关经济团体支持的政党，其经济模式与传统金融完全背离，且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和支持，那时是否会出现真正分裂就未可知了。回到特朗普，他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美元信用。大家担心的美国国运问题，其实还是看美元信用更直观，与其判断是否会出现分裂，不如说为时尚早，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一旦市场稳定维持不了，对统治也好，对美元也好，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定垮了，釜底抽薪，上层建筑也就无所谓发展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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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编辑｜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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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算是最近宏观的一锅麻辣烫：从香港维港60年不遇的“水龙卷”到外资动向、策略和市场中性策略的兴衰，再到A股未来走向，最后落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制度理论。
9月28日，香港维港上空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水龙卷”，上一次出现此奇观还是在65年前。就在前一天，港股成交额突破4457亿港币，创下历史新高——有人解读为 “飞龙在天，大水漫灌”；而郑老师解读为“维港龙吸水，外资水都被吸去A股了”。但是外资真的都在“南水北调”，疯狂涌入吗？曾经火热的外围市场，从印度到日本，哪些市场正在“被吸水”？外资真的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市场，并开始加仓吗？是短期投机行为还是长期战略布局？
还有遭受了巨大冲击的市场中性策略——像高毅这样的顶尖量化对冲基金，也宣布彻底放弃市场中性策略，转向“全力以赴”做多。所以“中性“在中国市场已经失效？
再往深度看：从A股、市场到整个国家经济——什么时候会真的“大转折“？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也许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从阿西莫格鲁等三位今年获奖观点、到十多年前就已火遍全球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赞成 “包容性制度成就发展”和 “榨取性制度阻碍发展”？其中有多少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请欣赏本期宏观一锅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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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35外资回流情况：积极入场抄底的都是快钱（fast money），大型资管机构仍持谨慎态度。
00:04:50美债为什么被抛售？
00:08:52马斯克为什么要成立“DOGE”——“政府高效部门”（DOGE-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00:10:00身边成功案例：A股股指期货的杠杆交易。
00:13:36楼市回暖了吗？香港“撤辣”后的表现供参考——成交量上升，但房价下跌趋势未改。
00:18:24化债：地方政府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原有利益链、 “四位一体”循环难打破——这需要更高层面的改革。
00:28:00外资叙事的影响：“924”刺激政策之前，共同基金中中国股票的配置比例只有5%，对冲基金也不到7%。外资大规模回流需要更强有力的理由，例如颠覆性的政策或事件。
00:30:42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制度经济学研究者，核心观点是“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榨取性制度”阻碍发展。
00:33:26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观点是什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讲了什么？什么是“包容性制度、榨取性/掠夺性制度”？“四种国家”形态是哪四种？
00:44:43写作风格引人入胜，但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难以解释中国的崛起。
00:53:54 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包容性制度”更像非营利组织；“榨取性制度”类似血汗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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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主播｜郑朗 大卫 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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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觉得本期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先道个歉——由于墨菲定律生效，录音时没有打开话筒，只能用手机备份，所以本期小跑的声音是由AI还原生成：也就是说，一部分是人声，一部分是AI的模仿。也算是本播客首次和AI的神奇合作吧。
自从上期节目以来，市场可谓风云变幻，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周二长假后，全球瞩目、翘首以盼的发改委发布会，却以一种奇怪的氛围收场，当天高涨的市场热情被泼了冷水，第二天更是直接下跌了7%。
不过平心而论，也不能全怪发改委领导，他们已经很努力了，主要还是这个信息时代太特殊。就像我们经常引用一个观点：市场走向并非取决于重磅数据或发布会本身，而是取决于后面的“解读”、“关键词评论”和媒体叙事，市场会凭借这些叙事决定作何反应。自媒体时代，这个现象更加明显。
我们最近做的叙事研究也能看出：流量时代，市场情绪变化更快、更剧烈。主流媒体都已经向流量投降了： “惊天逆转！”、“极度失望！”、“他们在发布会上说了这些……”。所以，情绪还是那些老情绪，规律也差不多，只不过反转频率越来越高，节点时间越来越短。今天看多，明天看空，电风扇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评论市场，看历史以及分析政策更安全客观。
说到政策，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政策如何发力了——不仅仅为了股市，更是为了整个经济基本面的真正复苏。周六（10月12日）财政部要开发布会，而市场现在的心情就像女孩面对渣男男朋友，又期待又谨慎，既想听听他会怎么哄自己，又担心再次失望。
所以，本期我们还是理性分析一下财政政策——一个非常复杂、也是大家需要搞清楚的基础问题。
·时间戳·（稍后会有详细文字分析和专栏文章，请大家关注《墙裂坛》公众号）
00:02:31 发改委发布会：万众期待的发布会，竟以很奇怪的情绪结尾了：且看信息时代和媒体叙事如何放大市场情绪的“电风扇”。
00:04:20 发改委和股市刺激有直接关系吗？市场对“9.24新政”后的政策期待有什么理解误区？
00:09:57 “发布会”都和股市有关吗？金融三部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的职能比较。
00:16:07 从政策的自主权限上来看，谁的自主权限最大？为什么财政的条条框框最多，审批流程最复杂？
-政策制定者是怎么想的？把今年的任务完成掉、GDP“保五”、稳住大家信心
-市场是怎么预期的？以“4万亿”作为参照，期待比“4”更大规模刺激。
00:24:32 周六更值得期待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地方政府有哪些税收来源可以保障收入？除了征收消费税、遗产税、房地产税等，还可以通过哪些减税降税措施鼓励企业发展和投资？另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能力不匹配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当然，这并非财政部单方面能够解决，需要更高层面的改革，比如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如何让地方政府事权与其财力和能力相匹配，这才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关键。
00:29:25 我们propose一个最佳方案.
00:31:53 如何理解“真正解决问题需要动员部委，而不是地方政府”？
00:34:02 前瞻指引和 “药不能停”：市场对政策的依赖性增强。
-过去4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货币主导”的黄金时代：自由市场理念为全球主导，央行扮演着经济“裁判”角色，通过灵活调整货币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协同作用，共同影响着贷款利率、贷款意愿，以及整体的货币供应。
-而现在进入“财政主导”模式：政府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巨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成为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空间被压缩，其决策不得不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鲍威尔心中必须有耶伦”。
00:43:59 索罗斯曾将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称为“百年大泡沫”的开端，此观点颇具前瞻性。一种有效的市场运行模式一旦被市场参与者摸到规律，并利用这规律与市场对赌，这种运行模式就会逐步衰竭直至崩溃。
延伸阅读：
《从日本股灾与范仲淹智慧，理解“财政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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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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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Johnny：香港资深投资人，耶鲁历史学霸，财经内容创作者
（Youtube频道：《MJ说财经》https://www.youtube.com/@wurenfinance ；专栏：“MJFinance’s Newsletter”：mjfinance.substack.com）
最近市场风起云涌，在假期7天的港股市场每天都在上演《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暴力美学你方唱罢我登场。
不过有一说一，这次市场变动，也并非完全没有预兆。比如今年的外滩峰会，规模空前，800多人参加，来自20多个国家，三分之一到近一半参会者都是外国人。这种国际关注度，似乎已经在暗示着什么。而峰会上的发言，现在再回顾琢磨一下，好像真有一种“真相就在眼前”的破案感。而会看回看“9.24”发布会，虽然令人意外，但确实有迹可循。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的言论，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尖锐。很多过去不敢触及的话题，如"自行车熄火"、"通缩"等，都被摆上了台面。虽然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开户进场上车也很累了，有必要稍稍休息一下——比如看看历史？以史为鉴，回顾一下A股和港股的牛市历史：这次的行情像历史上的哪一次？本轮刺激与过去有何不同？最重要的是（虽然在当下“重要”的优先度堪忧），还是要稍稍思考一下：这波上涨能否真正改变经济基本面？都说牛市最伤人，尤其是那些第一次经历牛市的投资者——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在当下care的人很少），确实只有“经历”才能“领悟”。今天的朋友圈，摇身一变，已经全是专家了。而Johnny老师，反而更多地在阅读历史——在亢奋中拿起历史显微镜，值得大大点一个赞。毕竟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本期从探讨历次A股和港股牛市的角度，和Johnny老师一起聊一聊——我们能从历次牛市中学到什么宝贵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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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8 国庆期间的暴力美学，外滩峰会上的见闻
00:03:33 Johnny对 9 月 24 日政策及市场反应的看法
00:08:48 回顾 A 股历史上两次重要牛市：2005-2007 年和 2014-2015 年
00:09:31 2005 - 07年这波牛市带有很强“中国式改革开放的烙印”，导火索其实是一个政策性的事件：股权分制改革——整个的过程，也是伴随着改革全过程。
00:12:57 2014-2015年的"杠杆牛"：牛市猝然结束，对于后面整个高层对于金融市场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一个影响：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0:19:08 A股"牛短熊长"特征及其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
00:25:36 港股牛市特征：牛长熊短，高回报高风险
00:29:53 本轮刺激与历史上的异同
00:36:48 "中国央行这次的巴祖卡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能解决财政问题吗？"
00:44:00 政策对经济基本面的实质影响
·参考信息·（by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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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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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又是一期假期加更。也许因为是（又）正在经历 “历史性的掉头时刻”的震感，作为一位亲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老银行家，和一位“经历的还不够多”的宏观经济研究者，两人本能的反应是“必须得说些什么”。
于是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小跑和刘院长聚焦股市刺激政策，在多年未见的高涨兴奋情绪中，和大家冷静思考一下刺激政策背后的深意，以及未来可能的路径——这真的是新的开始吗？这一系列政策究竟意欲何为？它的可持续性如何？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股市真能“单兵突进”，化身为引领复苏的超级英雄？
我们还将触及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民营企业的生存挑战、民间资本如何在关键领域找到舞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潜力——有些话，也许此刻非说不可。
·时间戳·稍后会有详细文字分析和专栏文章，请大家关注《墙裂坛》公众号
00:00:52假期舆论一边倒：网络上几乎全是关于股市的利好消息，一片欣欣向荣。
00:01:51央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被大家拜为 “福禄寿”组合，联手刺激股市。但核心问题是：“9.24刺激政策”出台的原因和深层考量到底是什么？
00:03:47“9.24”当天，正值民营银行成立十周年，刘院长与前金融监管领导们一起调研。从气氛严肃，对未来发展感到迷茫，到会议当天听闻政策出台，这些老领导们内心经历了什么？是否担心刺激政策只是“一日游”？
00:06:35本次政策与以往不同：与之前“石沉大海”的政策相比，此次市场反应强烈。证明了政策的创新性：此次政策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开创性的货币政策。
00:07:23决策层与民间认知差异：民间、行业、外资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已有共识，决策层是否也已达成一致？比如：是否对经济状况“严重性”体感一致？是否对“如何在经济下行时期进行改革”体感一致？是否对“货币政策分歧：是否应该放水”体感一致？
00:13:38体感应该一致，但在如何应对上存在分歧：（1）降息的利弊：放水降息的短期好处和最终受益者是谁？（2）降息与股市：降息对股市有提振作用，但能否解决根本问题？
00:18:25对“药不能停”的担忧：是否会像美国一样陷入过度刺激的困境？
00:19:12股市能否单兵突进？股市上涨能否带动整体经济复苏？
00:23:13如果把当下中国经济比做一个生病的人，心脏不好，手脚冰冰凉，血液循环、身体各个器官、胳膊腿的肌肉都出了毛病。现在心脏起搏器一下把人救活了，但问题是因为肌肉长期瘫痪，已经站不起来，走不了；其他的器官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中央对股市和房市的刺激，是否足够让出现严重问题的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缓过来？真正解决问题？后面应该出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如何把地方政府再拉起来？货币和财政该怎么配合？
00:24:47四招必须一起上：（1）刺激的先锋：股市和楼市是恢复信心的关键；（2）财政政策方向：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收入问题；（3）民营企业的信心必须给到位：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重点领域；（4）要恢复信心：除了政策，还需要更广泛的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来提升投资信心。
00:34:39本次政策的创新之处：“福禄寿”组合同时协调政策，定向支持股市。
00:35:17一个大家可能忽视的关键：是国庆前发改委针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细节。刚刚（录完播客后看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2024年10月8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介绍“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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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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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是一次轻松的宏观闲聊，内容丰富，最终结论却意外地殊途同归。
原本计划小跑和文、郑两位老师讨论一下黎巴嫩BP机事件、日本近况以及游戏《黑悟空》，却因央行发布新的刺激政策组合拳而临时转向。即兴开场，无准备地聊了对这些政策的看法和后续分析，探讨了其短期和长期影响。后面话题自然延伸到了通胀通缩问题，丝滑衔接到日本的“廉价实用主义”、涨薪和通胀。然后转身到新质生产力和《黑悟空》。最后从新质生产力聊到20多年前的BP机炸弹、对全球产业链和未来通胀趋势的影响。
话题看似跳跃，结论意外殊途同归：大通胀可能在路上。
·本期话题·
1.上海发放五亿元消费券：
（领导认为）消费刺激的目的只是为了“花钱”吗？
泰国的类似做法：先发出去再说。
为什么消费券和人行刺激政策几乎同一时间出台？
2.人行“组合拳”的影响：
股市有所反应，但基本面并没有明显改善。
9月初外滩闭门会上的比喻：“掉头中捏闸的自行车”
那个最近频繁出现的词：tong suo
人民币汇率保稳定一直是央行和高层的考量
共识：人行一直在等待美联储明确宽松；如果美联储没有降息，中国此时降息，人民币汇率可能一下冲到八。
3.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10家餐厅3个客人：放水能养活10家餐厅吗？
消费必须靠中产
中国的新能源的带头作用和西方的紧张，世界减排靠中国?
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得多，深的多。
结论：通胀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
4.日本“廉价实用主义”：
从尼桑三厢小车看“廉价的实用主义”
日本人的性格中的矛盾
老龄化：从日本到欧洲再到美国：一个观点：人口老龄化会推高通胀。
结论：大通胀可能在路上
5.黑猴子与新质生产力：
《黑悟空》和《绝区零》的出现标志着国产游戏向3A级别迈进？
在《黑神话悟空》之前，中国为什么没有3A游戏？
为什么一定要做出3A大作呢？有什么现实好处么？
印度为什么不可能做出《黑悟空》来：近日有印度网友在Reddit上发贴提问：“为什么印度不能像中国一样做出3A游戏？”引起热议。
结论：游戏才是新质生产力
6.黎巴嫩BP机的爆炸事件：
“旧质生产力”居然能变成恐怖袭击的武器
BP机事件引发新一轮国际供应链安全担忧，可能会导致产业分工更加不顺，难以回到2%通胀的时代。
结论：大通胀可能在路上。联储本轮降息幅度可能比想象中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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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主播｜郑朗 大卫 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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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聊聊与体制相关的故事。上一期我们聊了福利分房、换房以及当年一些奇特的趣事。在特殊的经济体制和背景下，所谓的“经济制度”以及当时发生的“奇特现象”，可能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后来一系列的变化，可能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现在回顾起来，很多事情看得更加清楚了，点可以连成线，也为我们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本期要讨论一个可能年轻人不太熟悉的话题——职称。这个概念与体制内外密切相关。职称这个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它又是如何影响了当时银行人的职业生涯？
·时间戳·
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
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
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
·文字稿·
00:02:47 银行里的“老法师”、“经济学家”和“政客”
在任何社会和机构中，都存在上升通道的问题。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人性化和职业规划，希望员工能够逐步晋升。这就需要设置不同的等级。现在的互联网大厂用P级划分等级，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体制内，改革开放后，国家和银行都面临一个问题：文革结束后，老干部恢复工作，但文革中靠边站的一批人也需要安排。老干部年事已高，中间层青黄不接，于是出现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老干部干不动，新知识也学不会，因此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就银行业而言，文革期间几乎没有新人加入。直到1979年，银行开始大量招聘，包括返城知青和中专生。81、82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专生也加入进来，到了82、83年，77、78级的大学生也开始进入银行，但人数非常少。
当时银行的干部构成非常简单，只有行长、处长，没有其他级别。当时的干部体制分为24级，大学生毕业后默认就是23级或24级，属于干部序列，这个序列后来慢慢淡化了。
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份文件，上面列着1到24级的对应关系，从正国级、副国级一直到科级，现在还有了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等等，这些都属于上升通道的体现。
为了解决年轻人的职级和晋升问题，银行内部也开始设置“科”级，有了正副科长、正副处长，这样就有了更多的级别，年轻人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但是很快，这些职位都被占满了，专业人员不提拔就没办法晋升。
于是就想着，作为专业机构，是不是应该设置专业职称序列，让专业人员也能找到晋升通道？
就这样，银行开始设计经济师和会计师系列的职称评定。经济师系列设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会计师系列也设置了相应的级别。一般情况下，中级经济师会直接简称为“经济师”。在与外资银行对接时，中资银行的行长后面都会加一个“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外国人把“高级经济师”翻译成“Economist”，以为中国的银行家都是经济学家，闹出了不少笑话。
当时在设计职称的时候，是与行政级别对应的，比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后来，职称的级别有所下降，但拿到职称后，工资待遇等方面还是会相应提高，所以大家还是趋之若鹜。会计岗位以会计师为主，其他业务岗位以经济师为主。
职称评定制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到了90年代，行政序列的人员也有了意见：你们搞业务的可以评经济师、会计师，我们搞行政、党务工作的怎么办？于是，银行又搞了一个“政治工程师”系列，专门针对行政和党务人员。
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政治工程师”该怎么翻译呢？翻译成“Social engineer”吗？那岂不是说银行里除了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政客？
00:09:30 银行“职称江湖”那些事儿
经济师的评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内部评审到社会化的演变过程。
最初，高级经济师和中级经济师都由总行评定，初级经济师由分行评定。后来，初级经济师不再重要，中级经济师改由分行评定，高级经济师仍由总行评定。大约到2000年，各家银行都建立了自己的评定办法，并不断完善。
一开始，评定以评审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考试环节，包括笔试和面试，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考试体系和题库。之后，中级经济师和初级经济师的评定实现了社会化，由社会机构进行评定，而高级经济师的评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由银行内部进行，后来也逐渐转向社会化。
随着社会化评定的推行，以及经济师职称与行政级别脱钩，大家对经济师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推行专业序列，例如设立资深专员等职位，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晋升通道。
除了专业序列，银行内部还有行政序列、政工序列、经济师系列、会计师系列和工程师系列等多个序列。其中，“师”系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现在的专业序列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们倾向于追求行政级别，即使是专业序列的人员，最终的目标也是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因此，在设立经济师职称之初，就将其与行政级别进行了对应，例如，助理经济师相当于科级，中级经济师相当于处级，高级经济师相当于厅局级。
现在，虽然资深专员等专业序列的职位也与行政级别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在评定方式上与当初的经济师评定有所不同。当初的经济师评定采用评审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参评，例如学历、工作年限、工作表现、发表文章等。评审委员会对参评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确定评审结果。这种评审机制与现在的专业序列评定机制有所不同。
由于评审机制的存在，一些老同志在评定初期感到焦虑。这些老同志虽然是业务骨干，但由于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无法获得相应的行政级别。由于学历、工作年限等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评经济师，导致一些老同志感到不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师评定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评定标准也越来越高。例如，加入了笔试和面试环节，对参评人员的学历、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19:48 评职称也有地域差异？南北方人，谁更擅长评职称？
经济师面试环节也充满了戏剧性。每次评选前，各分行都会先进行内部筛选，根据总行分配的名额和自身情况确定推荐人选。
有意思的是，各分行在推荐人选时策略各不相同。一些分行希望尽可能多地推荐人选，甚至会为此做领导和人事部门的工作，争取更多名额。而另一些分行，则更倾向于“宁缺毋滥”，只推荐那些公认优秀的人选，以确保公平，避免内部矛盾。
这种策略差异也体现在申报材料上。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报送的材料通常非常简洁，一份简历、一份业绩报告就足够了。而东北、湖北、四川等地的申报材料则非常详尽，厚厚的档案袋里塞满了各种证明材料，包括发表的论文、著作等等。这反映了南北地区文化和做事风格的差异：南方人务实，注重实际业绩；北方人则更善于包装，注重表面功夫。
这种差异在面试环节也有所体现。北方地区的候选人通常口才了得，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取得的成绩描述得头头是道。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则相对朴实，只是简单地陈述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业绩。然而，仔细分析候选人描述的业绩和实际数据后，却发现很多北方地区的候选人言过其实，而南方地区的候选人虽然表达能力欠佳，但业绩却更加扎实。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思考：究竟应该如何评判经济师的水平？是看重理论水平和表达能力，还是看重实际业绩？是用评审的方式，还是用任命的方式？
似乎哪种方式都有其弊端。
00:38:44 体制内外的钟摆舞：年轻人，你在“围城”的哪一边？
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失业在家，或者自己做个体户，脱离体制；但有更多年轻人挤破头想进体制，想经历所谓的体系洗礼。我们的过程是羡慕体制外的自由，纠结的是自己有没有决心跳出体制；而这些年轻人真的进了体制内，真的受得了吗？
人们一方面希望追求自在自由，一方面又希望获得确定性。体制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高，所以很多人宁愿选择体制内确定但可能缺乏上升空间的生活。
对比香港，公务员收入稳定但也不算很高，如果社会机会多，很多人就不会去考公务员；而在行业端，更多是在稍确定一点的商业体系和不太确定的体系之间来回横跳，比如前两年币圈火的时候，很多大银行和投行精英去了币圈，后来市场不好又都回去了。在香港，大银行还是比较确定的选择。
选“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个体考量。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允许政府部门的人去企业工作。后来出现了一些人为了赚钱想办法去企业“下海”，快退休的时候再回到公务员系列享受更好的待遇，形成了“旋转门”现象——主要是因为“待遇”。
虽然国家希望淡化行政级别概念，彻底分清正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但像四大行这样的企业，内部还是会强调级别；而这些体制内的人，也喜欢强调自己是哪个级别，这和待遇是相关的。
改革初期，我们希望体制内也能像体制外一样，不合格的就辞退，工作不好的就应该辞退。但实际上，只要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领导是不会轻易开除人的，这也造成体制内写举报信的人特别多，因为反正待遇和级别不会被降低，单位好坏也和自己没关系。
这种“旱涝保收”的现象，让体制外的人觉得很有确定性，只要进去，不管经济如何变化，基本工资总是有的，不像体制外，收入不稳定，甚至可能失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羡慕体制外的同时，又会担心离开体制后生活没有保障。
其实人生有很多种活法，体制内外的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错。
当年在英国读硕士的时候，一位老师讲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他说固收金融工具风险比浮动收入的金融工具更大——因为前者没有进退的余地。人生也是一样，任何事情都是现在确定了，后面风险就越大，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体制内看似稳定，但机会成本很高，风险也大，你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人生没有一步到位的设计，无法规划。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适应变化，把握机会。
就像我们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高层的政策，都不是线性发展的，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确定的，包括体制、文化等等，都在不停地变化。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 End —
专辑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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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这个词近两年却听得越来越多。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也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要标准，相亲首先问的不再是房和车，而是“是不是体制内？是不是公务员？”。大学生选择专业或者规划职业生涯时，也都倾向于考公上岸。
“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按地域、民族划分，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国际友人要理解，颇费一番功夫。
但“体制”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体制”？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这几十年来和“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发生了那些有趣的变化？
请听本期故事。
·时间戳·
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文字稿·
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概念。虽然这一管理理念（或“情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科举制度——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
改革开放前，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里，除了国家机关，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都属于“体制内”。我们通常理解的“体制内”，就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单位”照顾的地方，从生活到工作，“单位”都包揽安排。
进入一个“单位”，你就有了特定身份，各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比如机关干部或国企工人。这个身份从工作第一天，就和你、你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了——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甚至开追悼会都由单位负责——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负担，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制内”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很少有所谓"体制外"的人。少数例外包括家庭妇女，或者小商小贩，比如老虎灶、修伞、磨刀等。到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很少了，大多年纪较大。
农民虽然在人民公社中是“集体”，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农民兄弟羡慕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吃皇粮的"，不需要自己种粮，也不需要交公粮。
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活跃，允许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虽然人们仍习惯称呼"单位"，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新的“单位”。随着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体制外人群逐渐增多，甚至一度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年轻人又开始青睐体制内工作，似乎印证了“体制内”才是中国管理体系的主脉络。
到现在，“体制内”主要指国家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部分集体企业），而“体制外”则指私营企业或非国有企业。
相比之下，香港等地的公务员体系虽然也存在，但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体制内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强。
此外，由于历史渊源，许多人（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仍然认为体制内工作才是"正经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就业统计。即便是在知名民企工作、或成为网红主播，有些人仍可能认为自己"没工作"。中国“体制内外”概念在社会认知中的影响可谓深刻。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内外定位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状态，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到试图完全市场化，再到如今“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状态的演变过程。
历史上，银行曾被视为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例如，八十年代银行员工的证件可以进省政府，省政府开会也会叫银行的人参加。
虽然现在强调银行是企业，但在许多官员的观念中，银行仍然具有特殊地位。“体制内”本身就存在层级差异，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就被视为不同等级的体制内人员。而银行，则处于一种更加模糊的状态。政府部门的人可能不认为银行的处长算是处级干部，但国企的干部序列曾经和政府部门分开过，现在国企干部也可能调到政府部门任职，那就属于公务员序列了。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属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9家民营银行显然属于体制外。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是国有资本为主，他们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是党管干部，属于体制内，但大部分员工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例，他们的董事长、行长以及总行领导班子可能是体制内的，但其他大部分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都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即使是社会招聘的行长，也属于体制外。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迁，拿房地产行业举例最有代表性：
1998年之前，我们实行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可以在市场上买房了，也就是房屋私有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计划分配。
请记住1998年
然而，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猛，2003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大幅增长，市场过热，泡沫迅速膨胀。为了抑制泡沫，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开始收紧房地产市场。最近，政府又大力提倡提供廉租房、低成本住房，并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25%的住房都要是廉租房或低成本住房。
开始有声音：是不是又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了呢？
住房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用国外的经验来分析，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也很难找到规律。
一切要从解放后的福利分房制度说起。
解放初期，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官员、战犯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房产，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收归国有后，一部分出租给个人，一部分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
到了文革时期，住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房子是租的房管所的，有些是租的企业的，来源五花八门。
由于住房紧张，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于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新建一些房子，有些是单位建造的，有些是国家建造，但都是公房，用来出租，个人没有所有权。比如上海的很多“新村”。但这些房子的质量很差，地板是预制板，砖是空心的泥渣砖，都是为了节约建材。
这些房子都需要分配。为了分到好房子，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开后门。
分配住房时，要考虑家庭人口。一家四口以下是小户，最多只能分到十八、二十平方米；五口以上是大户，可以分到二十到三十平方米。比如当时的杭州，住房分配是按房间数量来算的，厅级干部可以分到三室一厅，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两室一厅。而上海则是按人均面积来计算。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市场行为，每个单位都没有能力自己造房子，只能依靠政府或企业。企业造房子还要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需要层层报批。
其次，福利分房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年轻人进入结婚年龄，住房需求激增，但福利分房制度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很多人面临住房困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为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想方设法，甚至钻财务制度漏洞，自己筹集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以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结婚需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三环建造了六栋青年公寓，为很多在北京工作但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提供了结婚的住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切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仅靠福利分房，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
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当时大家都对商品房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商品房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收入水平自由选择住房。
然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房制度下，底层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结果，住房一下子全部市场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为了快速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在预售制度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学习到香港真正的预售制度，而是变成了希望通过购房者的预付款来解决资金问题的“变形预售制度”。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房子不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只能等着单位分配。然而僧多粥少，往往等上好几年也等不来一个指标。于是生生创造出了一个市场——换房市场。
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以前可是著名的"换房角"。当时，各区的房管所门口都是换房市场。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的小纸条，详细描述着房源信息和换房需求。有的人为了工作地点方便而换房，有的是因家庭矛盾想把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还有的是为了让两个儿子结婚而将一套大房换成两套小房。这种换房活动可谓是一门技术活，比现在投资股票、基金还要深入研究。
中国人的"门缝精神"令人佩服。即便在被动分房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一个换房市场，形成了独特的交易手段和策略。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奈之举，却也展现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那个年代，银行也面临着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的压力。领导需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寻找土地来建造宿舍。而一旦有了房源，如何分配又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详细的打分系统。
这个打分系统考虑了多方面因素，如工龄、行龄（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职级、获奖情况等。工龄和行龄的计算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工龄一年一分，行龄一年三分。不同级别的奖项也有相应的加分。根据最终得分排名，员工按顺序选房。这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争议，有时甚至会发生员工临时拿出老旧奖状来加分的情况。
在经营部门，如银行的营业部或国际业务部，领导也会尝试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但这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普通员工和业务骨干之间平衡分房。有些部门会倾向于向业务骨干倾斜，但这又可能引起年长员工的不满。分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甚至导致员工情绪激动、拍桌子等过激行为。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不仅要考虑员工管理，还要处理房产相关的政策申请和风险。因此，当商品分房政策出台时，很多人表示支持，认为住房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单位的负担。这一变革标志着中国住房制度的重大转型，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人类经济两大难题：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一个是如何把蛋糕分好。
相比之下，分蛋糕的难度更大。这段历史映射出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做蛋糕、分蛋糕的背后，有着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一样的逻辑线，它们各有各的弊端和后果。
在福利分房时代，根本问题是供给无法满足需求，资源极度紧缺，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美国也曾经历过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的时期。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有些需求确实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婴儿潮。婴儿潮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它是人类自然增长带来的自然问题。
当年美国婴儿潮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记得曾读过一篇论文，认为美国70年代高通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海湾石油战争或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而是婴儿潮。因为70年代大量婴儿潮一代进入青年时期，他们要买冰箱、电视等各种商品，消费欲望高涨，导致物价上涨。需求突然扩大才是主要原因。在人类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人口学上的变化会导致经济生产资源无法承担。
福利分房也是类似情况，当时的婴儿潮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算上解放前的房子，单位也无力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在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以及各种不公平现象甚至腐败问题。尤其是在房子紧张的单位，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建造家属楼，很多单位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寻找土地建造宿舍。
房屋分配也是一个难题。为了保证公平，单位会制定一套复杂的打分系统，考虑工龄、行龄、职级、获奖情况等因素。这种分配方式看似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行为。
造房子也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房屋供应不可能平稳，只能是一批一批地建，或者正好有一批房源才能进行分配，分配完就没有了。这导致了突击结婚、假离婚等现象，人们为了赶上分房的机会，想尽办法。
所以供不应求是一方面，供应方式也会带来问题。美国是市场化，结果是物价上涨；而当时中国物价受到控制，但供应方式不同，导致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
市场化和非市场化都有问题。资源不足和资源过剩都会带来问题。
最终，中国放开了住房市场，导致房价高涨。虽然高房价也让人痛苦，但与福利分房相比，似乎痛苦还是少了一些。
— End —
专辑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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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收听《墙裂坛》，我是陆丽娜，也是墙裂坛的编辑，在刘晓春院长和肖小跑老师的鼓励下，我也开始录系列专辑——《走进微利时代》，这是一档采访类播客，与各领域有小结果的主理人聊天。内容以了解其创业发展历程，探索微利时代商业创新为主。已经更新了11期。
第一期采访到精酿连锁酒馆【八品脱】创始人沈恺，同时他还有两个品牌，前店后厂的后厂“梦想酿造”，和配套社群的“酒花儿APP”。在创业之前，沈恺曾是Google中国第二位员工。还有，他是著名品牌“古越龙山”沈永和家族的第七代传人。这期播客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老沈，老神了”。和沈恺聊了关于产业二代，他的创业现状、变化及未来，在复盘得失方面他有一段话连叹两口气，特别坦诚，聊到最后气压有点低，大家可以听听。
第二期是陈怡(老陈)，开着非遗文化馆，仅用一个月，又切进宠物行业。她是LETS DOG荒野挑战赛创始人、漆栖非遗文化体验馆主理人。缘于朋友聊起带她家狗狗参加比赛，还站上了领奖台，我听的有点儿目瞪口呆，就约了这期采访。老陈曾经是个律师，学生时代玩过乐队，她聊到十五年职业的倦怠，如何跳出舒适圈？还有，如何用小而美的方式先切进宠物行业，仅用一个月时间实现冷启动？
第三期，abcPlayer Coffee主理人李燕妮(AINE)，这是一家开在静安区愚园路上，常有达人们打卡、晒图的咖啡店。最近，他们在徐汇万科又开了第二家新店，主打“网球咖啡厅”概念。AINE曾在家乐福、汉堡王等外企做品牌方面的工作，她被贵人点拨，创业梦燃醒，入了咖啡赛道。那么，abcPlayer正在探寻怎样的商业创新模式？我们还聊到“斜杠”，斜杠也是一个做事的过程，并非想要的多，而是在尝试，也在找出路。斜杠是生长出来的！
第四期，野果与山椒餐厅主理人赵倩倩(Alisha)，采访前，我唯一做的功课是翻看小红书，搜索“野果与山椒”弹出很多的笔记，大多是晒着漂亮的门头照，和看着咽口水的菜品图。还有，Alisha自己一年多的创业心路日记，初上阵，一切感受是活泼泼的。在经营餐厅之前，Alisha做过新东方老师，转而进入咨询行业工作，多年后是怎样的机缘，让她跳脱职场跨入新的领域？开出第一家餐厅，从设想到落实经历了哪些？真实体感总结为一句话“市场是探索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第五期蒋李凯，是我一个十多年的朋友，认识李凯一年后他跑去粤港澳大湾区创业了，所以，这些年我们是网友。约这期采访，是因为看到他的朋友圈动态，他新成立一个公司叫宁波亚景，看到几张像是他在电影开机场面的照片，我问他是不是在做“短剧”？确认后当天我给他发了采访提纲，就这么敲定好录一期播客。
接着第六期，播客更新间隔了三个月，直到暑期，我把孩子送到上海近郊的村子里，朋友介绍给孩子教素描课的老师，我一起去看看，在松江区泖港村紧挨着村委会，一处二层小楼，门口挂了块牌子“周洁尘工作室”。小楼的一层是喝茶会客，二层有两间，一个绘画教室和一个植物染工作室。心想，是不是进村创业的主理人？正好我也该更新节目了，就和周洁尘老师聊了这期。周老师主要做植物染料开发与染色技法研究。
第七期至第十一期，大约两周连续更了5期。前不久，见到老朋友吴邦和胡一，他俩在大理开了一栋民宿叫“旧屋里”，由此产生连接，007.「吾肆，一个奶茶店里的音乐人社群」，008.「旅行博主胡一：我们开了“旧屋里”民宿，做我自己想做的」，009.「我在县城创业：DouDouDe面包，可以缓慢生长」，010.「家居博主林小厦：掉粉了，我在重新构建自己」，011.「从音乐制作人到视频内容创业，吴邦：有一技之长非常重要」。这趟来大理，像是见了几位“旧屋里”的新朋友，我对大理有一个奇怪的印象是小时候跟着我妈看古装电视剧，忘记是啥名字和剧情，反正记住了一个武林高手是大理的。后来，我学插花，认识花材中的大丽花，用到这个花也会想起大理和武林高手。当下奇妙的缘分，在大理，采访了几位在小兴趣商业里的“武林高手”。
我是一个工作了二十年的80后。现在，除了编辑工作，也在主理着一项兴趣，插花。2017年，我跟随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和30多位企业家一同赴瑞士进行品牌访学，在全球顶级巧克力品牌瑞士莲总部，进行即兴花植创作，用采摘自山间湖边的花草叶果，表达中国风，获得瑞士莲总裁的赞赏，也为随行的企业家带来惊喜，回来后，继续创作廿四节气花系列，已经发布24个插花教学视频。我认为，插花是一项很好的适于大众参与、修心解压、门槛不高的艺术，为此，还去读了应用心理学硕士课程。插花是审美观察的表达，观察能力滋养着想象力，并且能够辅助到其它工作领域或日常生活中，我会持续去探索。
在瑞士莲巧克力总部的即兴花艺秀
以“坛子”创作/棕榈叶
有一种结果的到来，好像早就该来，也好像从未期盼，新的播客专辑《走进微利时代》也在路上了。墙裂坛听友们，如果你也是主理人，如果你已经有自己正在做的项目或品牌，不在意规模，你可以是一人创业，也可以是小有规模的团队。欢迎联系坛子（添加坛子微信“bksufe”，请注明：主理人），请你简短地介绍以下要点：你的项目/品牌名称？你属于哪个领域的主理人？以及，简单描述一下你推崇的理念和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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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也叫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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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罗素纳皮尔21个金融史教训》系列仿佛自带魔咒。上半部分内容是在科技股大跌后推出的，而本期下半部分内容又恰逢日本股灾。那么，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又能从金融历史教训中找到哪些前车之鉴呢？
本期节目，我们将结合最近发生的短暂日本股灾，从21个教训中挑选几个应景的，再复习一下人类在金融市场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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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40 回顾日本2024股灾，深层原因是什么？
00:17:00 教训5：政府为什么青睐市场？往往是因为有所求
00:26:19 世界进入“财政主导”时代，市场逻辑全变？
00:36:40 教训12：永远不要在汇率被高估时购买新兴市场股票。
00:46:59 境内游资的动向往往是一个国家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的一杆标尺。
00:55:46 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你应该对“不均衡感”兴趣，那是能赚钱的地方。
01:00:46 全球货币体系一般30年垮塌一次。
*BGM：美國內戰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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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顾日本2024股灾，深层原因是什么？
８月５日发生的“日本2024股灾”在维基百科的“日经指数”词条中已经有了更新，说明至少已具备成为历史事件的资格，我们也可以用历史的、而不是预测的角度来讨论了。
简单回顾：在全球股市普遍下跌的背景下，日经指数当天暴跌超4200点，跌幅超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在日本，1987年崩盘被称为“蓝色星期二”，因为时差，也因为相对温和，五个月后就回到了崩盘前水平）。
2024年这次股灾，日经指数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然而，戏剧性的是，第二天指数就强势反弹超过3200点，又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涨幅。
日本的股市是个神奇的存在。
这次日本股灾也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一部分，要用整体视角：
就事论事，过去十年，日经指数在全球主要股指中表现最佳，平均每年涨幅达11.2%，与企业盈利10%的增长相当。这与美股形成鲜明对比，美股涨幅部分来自估值提升，而日本股票主要靠盈利增长。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日本经济似乎日暮西山、全球影响力下降，但股市却表现出色。这一矛盾源于日本企业收入大部分来自海外，2024年约七成收入来自境外。换言之，日本股市的盈利逻辑更多依赖全球经济而非本土经济。
近期股灾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美联储可能降息的预期，加上日元持续贬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压力，促使日本政策制定者考虑调整货币政策。过去，日本实行了包括锚定收益率曲线、央行直接购买股票ETF等宽松政策，虽然刺激了股市，但未能有效提振经济。
股灾后，大多数解读都关注于日元的套利交易（carry trade）。套利交易确实是直接导火索，多年来日本利率接近于零，吸引了大量借日元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但成功套利需要满足几个条件：（1）利差保持不变、（2）日元持续贬值，以及（3）高杠杆操作。近期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自3月份开始17年来首次加息，退出了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7月又进行了小幅加息，虽然幅度不大，但已是多年来最显著的变化。
此外，近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干预。日本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可调回的海外资本，干预能力相当强。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日本的"弹药库"还能存续多久，以及何时会大规模调回海外资本，但当下动能下，“出手”大概率会导致短期内日元大幅升值，引发全球范围的去杠杆化。
波动率也很重要。“carry trade”和“做空波动率”都属于"work until it doesn't work"（一直有效直到失效）的策略。过去一年半里，全球市场波动率异常低迷，这种长期低波动率环境滋生了许多不负责任的风险交易。许多交易员习惯于做空波动性，即卖出市场波动的"保险"。8月5日当天，波动率指数飙升至2020年3月的水平，这些交易策略可能遭受重创。
虽然市场已经明显反弹，但整个事件真的结束了吗？
可能还没。
全球市场正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大选和日本新首相的选择。
美国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进而影响全球股市走向。许多投资者对未来市场持谨慎态度，部分获利投资者可能选择暂时离场观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参与此次大选，意味着日本将迎来新的领导人，其政策方向尚不明朗。过去十年，日本央行采取了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但副作用也日益显现。新首相是延续现有政策还是进行改革，将对日本经济和全球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疲软，中国经济数据也不尽理想，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资金撤离市场。
市场叙事和心理也变了：看到日本政府这么干预市场，提高利率，表明可能不再愿意让日元继续贬值——那些长期carry trade的投资者大概率开始试图退出，至少会减少敞口。或者自己成了惊弓之鸟，或者风险部门开始念紧箍咒，反正后面大概率是个去杠杆的趋势。
日本是个很好的案例，和本期的几个教训也有很深关系。
2. 纳皮尔的教训5：政府为什么青睐市场？往往是因为有所求。在金融历史上，从来没有所谓的“公正裁判”和“公平执法”，一切都是根据最终执政当局最终的需要而决定。
这次股灾，还有背后日元的困境，不得不让人琢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哪只手才是主导？哪只手经常管不住自己？
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了政府相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比政府更擅长资源配置。这种理念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达到顶峰，他们放手让市场自由运作。的确，市场在当时创造了令政客满意的结果，也帮助他们赢得了选举。
然而，当局势改变，政府便不再满足于袖手旁观，开始插手资源配置，因为他们不喜欢市场带来的结果，比如财富不平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政策改革就是例证。私有化和“涓滴效应”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终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下降，社会公平问题加剧。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政府比作裁判，认为政府应该保持中立，让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价格。但历史告诉我们，政府从来都不是完全中立的。我们也许正回到1945-1979年那种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时代，尤其是在欧洲。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政府在干预经济。
如今，面对绿色经济转型、重建供应链、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政府需要巨额资金。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政府更有可能选择动员储蓄，这意味着更大的干预力度。
日本股市波动就是政府干预的鲜活例子。在金融市场上，所谓的公正公平背后是政府的意志。国家在未来西方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可能会增强。这对我们进行资产配置和判断全球经济走向都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海外扩张需要更加谨慎。如果当地政府倾向于干预经济，投资风险将会加大。
3. 世界进入“财政主导”时代，市场逻辑全变？
过去四十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处于货币主导的时代，央行是市场的裁判，可以通过调节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或管理经济和通货膨胀。
然而，近年来这一趋势似乎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政府干预加强、财政政策主导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了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央行的货币政策空间正在被压缩。尽管央行原本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货币政策，但现在却不得不考虑财政问题的影响。鲍威尔在决定是否加息时，不可能不会偷瞄一眼耶伦。
日本可能是财政主导的典型案例，美国也不例外： 2017年以来，美国的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随着公共债务不断攀升，财政政策会不会正逐渐取代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的主要工具？
这种转变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熟悉的市场逻辑。
这种政策取向导致整个宏观治理模式与历史上的情况发生了背离。我们会发现，通过货币政策或非常规政策来解决财政赤字或债务问题，会导致某些资产市场出现大幅上涨。
过去十年来，我们看到日股和美股的上涨就是这种政策的后遗症。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股市的上涨至少还有一部分基本面的支撑，而美国股市的上涨则更多是依靠货币政策的推动。
美元的走强对美元的未来构成了巨大风险。毕竟，股市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高于债券。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购买力和对外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股市必须持续上涨才能实现化债和社会经济基本稳定。
一旦出现类似上周一那样的事件，整个市场将会遭受巨大冲击。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日本央行只是采取了一个小动作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未来一些大动作肯定会对整个资产市场最终的再平衡产生巨大影响，而再平衡往往意味着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市场秩序的重建。
4. 教训12：永远不要在汇率被高估时购买新兴市场股票。
当一个国家决定维持高于基本面的汇率时，往往会出现本国货币卖家多于买家的局面。为了稳定汇率，该国不得不回购本币或提高利率，实际上就是实行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虽然GDP与股市之间可能没有直接联系，但流动性却与股市息息相关。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流动性，而股市与流动性密切相关。高估的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历史上，1989年底台湾股市的市盈率达到了65倍，而1998年恒生指数的市盈率则降至10倍以下。
还有墨西哥: 90年代初的比索高估导致通胀高企，贸易赤字扩大。为了维持汇率，墨西哥不断消耗外汇储备，最终在1994年被迫贬值，比索价值几周内暴跌50%，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在1997年被迫将泰铢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制，导致泰铢在6个月内贬值50%，股市和GDP雪崩，危机蔓延至印尼和韩国。
2001年，阿根廷比索因通胀失控而大幅贬值，官方汇率形同虚设，最终在2002年彻底放弃盯住美元。这三场危机都凸显了新兴市场汇率的脆弱性，高估的汇率往往伴随着贸易赤字、资产泡沫和通胀失控等问题。
这些都是因为过分关注汇率管理，而忽视了其他货币变量的自然调节.
因此，如果我们要投资新兴市场，尤其是那些管理汇率的国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汇率情况。
中国呢？
纳皮尔始终认为认为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也是货币政策过于紧缩的原因（也是A股一直支楞不起来的原因）。总有一天，中国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尽管人民币汇率被认为高估，但中国央行依然保持克制，原因在于美元加息周期尚未结束，以及中国需要时间消化资产泡沫。
这个教训其实说的就是三元悖论/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下，会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正如“三元悖论”所揭示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只能选其二。
日本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牺牲了汇率稳定。而中国似乎一直在三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不在三角的顶点寻求突破，而在其三条边的移动中寻找平衡。独立的货币政策放松一点，资本项目开放一点，汇率浮动幅度大一点，并在渐进的动态路径上伺机实现平衡。
5. 教训13：境内游资的动向往往是一个国家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的一杆标尺。
要注意一个国家或者市场中本地的投资者都在干什么：是大量投资自己的国家？还是争先恐后往外走，在外面买资产、投资？
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那么当地人是正确的，外国人则是错误的。
在判断一国汇率是否高估时，观察境内游资的动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如果大量本地投资者抛售本国资产，转而购买海外资产，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对本国经济和汇率缺乏信心，预示着汇率可能存在高估的风险。
纳皮尔举了90年代初到中期自己在亚洲的情况，发现外国资金涌入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香港等所有市场，但当地资金却在流出。但当地企业却在大举抛售本币资产，马来西亚企业到处买买买，马币被严重高估，马来西亚可以发行马币，买到所有想要的资产，包括瑞士的酒店。
要相信本地投资人用脚投票的智慧，而不是“代理人”的——代理人就是管理别人的钱的人和基金。现在全世界都是代理人在管别人的钱。
如果你有机会在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决定之间做出选择，一定要看看委托人在做什么，因为是他们自己的钱，往往会做出更好的决定。这和塔勒布的“skin in the game”如出一辙。
然而，将这一指标应用于中国的情况时，需要格外谨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且经济结构和政策框架也更为复杂。
以香港为例，尽管多年来一直面临着做空压力，但凭借雄厚的外汇储备，港币汇率始终坚挺。这表明，仅仅观察境内游资的动向还不足以判断汇率是否高估，还需要考虑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政策干预能力等因素。
近期越南的例子或许更具参考价值。越南目前有好几个预警信号，并不像流行叙事所讲“是下一个韩国”。
2024 年上半年，越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增长，但是越南本地的钱却在外流。5月以来，越南盾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约25,200越南盾/美元左右，是因为越南国家银行（SBV）在外汇市场的大规模干预。但外汇储备仅能维持2.96个月，而且这还是来自去年2023年10月的最新可用数据，现在的情况难以想象。相比之下，泰国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持超过9个月。
6. 教训19：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所谓均衡只是一个瞬间可能达成的一种状态。你应该对“不均衡感”兴趣，因为那是你能赚钱的地方。
“货币永远处于非均衡状态”，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本质。全球货币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运转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投机和投资的机会了。非均衡意味着机会，因为只有价格偏离价值时，才存在套利空间。
这个世界最大的机会：在于当一个国家尝试锚定某个价格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和异化（也就是上面的教训12）。
当国家试图控制某种东西的价格时，私人资本会进行套利，不平衡就会累积，机会就来了。汇率管制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你会看到巨大的不均衡。
现在的机会在哪里？
纳皮尔观察到，近期资金涌入越南等非中国新兴市场，正是因为投资者预期中国的一部分产业链会转移出去。这种预期导致资金流动出现偏差，进而创造了投资机会。
然而，这种“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也并非没有风险。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点在于欧洲。中美两国博弈升级，欧洲经济却陷入困境。
首先，欧洲内部存在结构性问题，货币统一但财政政策各自为政，导致应对危机时缺乏协调性。其次，欧洲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环境，过去受益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国的廉价制造以及美国的廉价资本，而如今这些优势都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中美两国虽然竞争激烈，但经济体量庞大，对自身经济的掌控力也更强。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非均衡格局下，欧洲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
7. 教训18： 全球货币体系一般30年垮塌一次。
货币体系大约每30年就会崩溃一次，哪里可能出问题？
纳皮尔认为:1. 中国不大可能继续让自己的货币锚定美元； 2. 欧元很有可能已经难以为继，无法持续； 3. 日本将不得不开始将资本汇回国内，以资助其政府，将不得不开始出售海外投资组合资产，并将其带回国内，以购买其政府债券。 4.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实际上是摇摇欲坠的。
全球货币体系是否真的如这位学者所说，每隔30年就会崩溃一次？他列举了欧元、日元和美元三大货币体系的潜在风险，并认为下一次危机将在2050年前后爆发。
回顾历史，这种30年周期论似乎有一定的依据。1990年苏联解体、欧盟诞生，对全球货币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1930年代的大萧条则导致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
然而，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这位学者也提到，货币体系的危机往往是由具体的事件引发的。例如，他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将对欧元和日元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线性外推，认为2050年一定会发生货币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潜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可能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我们需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和对风险的警惕，才能在危机来临时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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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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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将深入探讨一个关键主题：也就是最近广受关注的民营企业的前身，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乡镇企业。它的崛起、衰落、经历的1.0、2.0阶段，及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乡镇企业，以及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和经济现象。从乡镇集体企业到民营企业的演变，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更深刻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制度、价值观、道德风尚、精神文化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00:02:22 乡镇企业“1.0”阶段
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0阶段”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1978年的安徽小岗村，一群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契约上按下红手印，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著名的"大包干"事件，乡镇企业开始在摸索中前进。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决策意义重大。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和资金支持。华国锋访问伊朗时，除了加强双边关系外，还重点探讨了借款事宜。这些借来的美元主要用于引进宝钢和金山石化等重大项目。宝钢从日本进口设备，满足大连等地的钢铁需求；上海金山石化则致力于发展化纤和石油化工等产业。尽管后来"大跃进"式发展导致外汇储备紧张、经济突然过热，但回顾历史，这些项目对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农村改革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革之一。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未明确具体实施方案，农村承包责任制也未提及，完全是由农村自发产生，当时存在争论。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领导大胆尝试，如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和全国推广。这一改革否定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概念正式提出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仅农村联产承包提高了产量，城市的个体经济也得到了适度放开，有效解决了供应问题。虽然粮票等配给制度在90年代才正式取消，但随着小商业和个体运输业的发展，这些票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兴起便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它不仅增加了轻工业品和日用品的供应，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既保证了农民就业，又避免了城市人口压力骤增。以鲁冠球为代表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从简单的轻工业品生产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这些企业规模虽小，但灵活多变，为国有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这一时期，集体与私营概念模糊，产权不清，也被视为“原始积累时代”。《摸爬滚打》第八期“温州的今天并非明天的样板”中提到过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剧情：主人公周万顺创办鞋厂，盈利后却因“挪用公款”被捕，原因是鞋厂注册的是集体企业，盈利被视为“国家财产”。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才被放了出来。
乡镇企业“2.0”：“二次创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放缓，亏损面扩大，许多企业破产或改制；从原始积累到二次创业，再到第一代企业家的落寞。乡镇企业进入了“ 2.0” 阶段，标志着其向真正的民营企业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到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促使乡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期间有三大节点：1、1995年我国买方市场开始形成；2、1996年我国农产品出现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3、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乡镇企业进入调整和“洗牌”阶段。
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取消了乡镇企业的税收和贷款优惠。高层要求"抓大放小"、"政企分开"，对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开始摆脱束缚，80%的乡村集体企业进行了个体私营和混合制改革，40%以上的企业开始向产业集中区和小城镇集聚。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85000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93.2%。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
00:12:00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落寞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这与1995年之前明显不同。《繁花》中的范总还主要从事内销业务，但到此时期，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涉足出口产品。以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为例，主要生产衬衫。步鑫生出差在深圳特区看到一些漂亮姑娘穿着时髦衬衫，就跟在后面仔细观察衬衫样式，记在脑子里。回去后，让裁缝按照记忆中的样式制作。这些产品国内销售得很好，但布料还是国产的，比如"的确良"和其他化纤产品，质量太差，其实不能出口。所以技术水平必须提高。1995年之后，第二代年轻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胆子更大，不仅制造出口商品，还努力提高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包括最新型的纺织机。运动鞋等产品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进的。一开始是走私，后来干脆引进设备，开始做贴牌加工。这批新企业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敢于向外学习新技术、引进设备，生产的产品既有内销的，也有直接外销的。此时的银行业能发展国际业务，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年轻企业家。在这个阶段，第一代企业家开始感到落寞。新一代企业家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淘汰了老一辈。老一代企业家觉得很没面子，有的还想搏一把，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管理能力和意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所以被淘汰了。在2.0阶段，大家对个体经营已经不再忌讳。不必再像《温州一家人》的鞋厂一样"挂羊头卖狗肉"，挂靠集体企业。到了1995年后，社会基本认可了他们的模式。虽然还叫"乡镇企业"，但我们已经开始称其为"老板"了。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管理也在加速变革。同时，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像《繁花》里提到的上海纺织厂女工下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浙江的陈金义在上海收购了几家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认为城市里的国企都可以私有化，于是开始推动农村集体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改制后，乡镇企业以新型集体、混合制和个人独资形式再次创业。就业人数在这个时期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直到2003年才超过1996年的总数。这也是农民开始大量进城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过各种非议甚至歧视。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者利用政策漏洞侵吞集体资产，干部腐败，工人消极怠工或偷盗企业财产等。尽管政府对乡镇企业有一些政策限制，但由于其是"草根经济"，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合乎规律，因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逐渐获得认可。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变化，还涉及价值观、道德和人性的变迁。
到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乡镇企业逐渐转型为私营企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营企业。这个过程既艰难又充满机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00:16:28 民营企业家的三个群体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
-“乡镇拓荒者”：原乡镇企业家和从农民企业家转型的企业家。
-“个体户传奇”：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个体经商的人，包括路边摆摊的小贩。这类人后来逐步发展，有的开始经营酒店，从小饭店到大酒店，最终成为真正的民营企业。
-“精英创业人”：高素质企业家，如马云、郭广昌等，或从体制内跳槽出来自主创业的人。
乡镇企业经历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企业家的更迭，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父子交接班，而是两个年龄层次、管理理念迥异的群体。新一代企业家更加市场化、国际化，推动了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８０年代以后，国家开始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涌现出许多新兴企业。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通常年纪较轻，与第一代企业家之间并非简单的传承关系。例如，鲁冠球的万向节厂一直存在，而在萧山地区，会有更多后来兴起的乡镇企业与之并无关联，这些企业可能比万向节厂晚５到１０年成立，企业家年龄较小，认知方式也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像《繁花》里的范总这样的企业家，可以算作第二代。他们已经开始引进外部资源，处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真正的第一代企业家，更像是步鑫生那样的人物。这种更迭并非简单的家族传承，而是由技术迭代等因素造成的。在那个发展速度极快的年代，几年就可能是一代人的差距。以第一代乡镇企业为例，如绍兴、萧山、苏州等地，许多从事服装、纺织、布匹和印染业务。他们使用的往往是传统的纺织机，甚至是国有企业已经淘汰的设备，生产卡其布和圆领衫等传统布匹。这些企业家凭借自己的勤劳，开拓市场，使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到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崛起。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国际化经营，引进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纺织设备。这批企业家与第一代在认知水平和经营方式上有了质的飞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代企业家是最容易创造政绩的一批人。他们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能大幅提高当地ＧＤＰ。因此，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大，也更有针对性。然而，这个阶段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为了扩大规模，一些民营企业家借助政府政策，如土地免税和银行贷款等高杠杆手段快速发展。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寻求政府帮助，引进外资或进行合资。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创新效率高，但也存在风险，部分企业的非理性扩张和高杠杆经营，为日后的问题埋下了隐患。第二代企业家虽然已经拥抱新事物，但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他们的管理能力逐渐跟不上，杠杆率越来越高。从８０年代末，尤其是９０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企业出现问题。这部分源于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认为从小规模发展到大规模只是量的变化，却忽视了质的飞跃。例如，第一代企业家主要与老师傅打交道，而第二代则需要与国外工程师或专业团队合作。员工构成也从本地人变为外来务工人员，这些都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但未能真正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这也是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代企业家时代。他们与前两代相比又有了新的特点。例如，有些家具企业的第三代传人，通过创新设计完全颠覆了传统家具的概念。还有一些年轻企业家利用新媒体平台，在非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开拓市场，从小规模逐步扩大。这种发展轨迹似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非简单的直线上升。每一代企业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回归本源。这种循环往复、不断创新的过程，正是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
00:37:05 范式转移与企业家的抉择：在变革浪潮中寻找平衡在企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特殊的时段，这个时段充满矛盾和挑战，适者生存，曾经成功的企业家可能在这个时期遭遇落寞或被淘汰。
这种情况难以总结经验，是因为时代转换。当范式发生转移时，之前的问题可能无法用旧有的方法解决。这并非因为企业家不够努力，而是旧的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银行业也在经历这种转型。
对于企业家而言，关注基本财务规律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企业家更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许多教训都是相似的。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这也是一个范式转移的问题，非简单地判断某个产业是好是坏。企业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选择上需要吸取众多教训，即使是一个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以浙江萧山和绍兴为例，虽然两地相邻，语言系统相近，但产业结构却有所不同。萧山呈现出综合化或多元化的特点，而绍兴则一直以纺织业为主。这导致两地在经济发展上互相比较，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然而，纺织行业经常面临技术周期和产业本身周期的双重挑战。当技术周期结束时，原有技术可能已被淘汰，而新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这就会造成发展困境。
绍兴坚持以纺织业为主的发展策略，认识到人们永远需要穿衣服，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亡，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比之下，萧山的多元化策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一些挑战，原本以工业为主的业务经历了一段落寞期。这与邻近的余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阿里巴巴的进驻而GDP急速上升。
这反映出，产业转型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当前的繁荣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跟上时代的步伐。
然而，过度追求转型也可能带来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为了转型而转型，显得过于急切。相比之下，东南亚和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则表现出不同的心态。他们对新趋势和技术保持关注，但并不急于做出重大改变，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后才采取行动。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个因素：首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很快，加上过去４０年国际技术的巨大进步，给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其次，中国企业仍在努力追赶国际水平。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体制机制——既包括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涉及地方政府的影响。
一些一代企业家面临落寞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感而不甘心退出。他们可能会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表示要做得更好。这种心态既与企业家自身有关，也与社会氛围密切相关。
此外，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制也在推动企业非理性扩张。特别是对于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他们可能会感到被推着走，不得不进行扩张。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发展与地方政府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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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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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节目是和《知行小酒馆》和《起朱楼宴宾客》的一次串台。主角是 “投资界的唐僧”——瑞·达利奥（Ray Dalio）。，以及他那备受争议的“原则”。
起因是纽约时报记者撰写的新书《The Fund》，这本书揭露了桥水基金内部的管理文化，是一本让人读的从头到尾惊坐起的“偶像黑化”之书。将这位投资界“大神”拉下了神坛。在达利奥封神之作《原则》出版13年后，这位记者深入桥水内部，调查“原则”如何在实践中应用，结果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相：一个试图成为人类教宗和精神导师的PUA大师。
书中描绘了一个奇特的世界：老板如同摩西，比家人、朋友甚至宗教信仰更重要；员工则像虔诚的信徒，放弃自我和追求真理，将灵魂献祭给名为“公司利益”的神。
虽然但是，我们不能仅凭一本书就否定达利奥的成就。毕竟，他在投资领域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我们回顾了桥水基金的传奇故事，从最初的麦当劳鸡米花期货交易到闻名全球的“全天候”策略，以及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神级操作和2020年的“翻车”经历，试图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投资大师。
我们还从他的《巨债危机》出发，探讨了他的投资理念、方法论，以及他那充满争议的“机械化”管理风格。达利奥一直强调世界是一架机器，而他是那个试图破解机器运转规律的人。他将自己的投资哲学总结为“痛苦+反思=进步”，并试图将其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机械化”思维，在实践中却演变成了一种极端的管理方式，甚至被指责为“PUA”。
最后落脚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偶像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有“重塑偶像的权力”？
达里奥书单和关键词：
·《原则》（Principles）: 达利奥的封神之作，阐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原则，试图将其应用于所有领域。
·《巨债危机》（Big Debt Crisis）: 达利奥对债务周期和危机的深入分析，更像一本实用的投资说明书。
·《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达利奥对世界格局变化的思考，关乎所有人的命运。
·“痛苦+反思=进步”（Pain + Reflection = Progress）: 达利奥的核心哲学，强调从错误中学习。
·“全天候”（All Weather）策略: 桥水基金的王牌策略，旨在应对各种市场环境。
·“Pure Alpha”策略: 桥水基金的主动型策略，在“全天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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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台主播｜雨白 大卫文 肖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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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是《金与火的金融史》专辑的点题。
大家都知道市场有效假说——市场上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如果假说成立，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是优秀投资人，毕竟还有谁比历史学家掌握的信息更多呢？
但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历史学家们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强，大家更关注的是网红经济学家。与此同时，我们又常听到"这次不一样"、"不能用过去预测未来"等说法，尤其在试图预测市场时——历史也不是水晶球。
历史在金融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为什么要重视金融史？
达里奥在《巨债危机》（The Big Debt Crisis）中反复重复一句话：“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来自于自己此生从未见过，但是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My biggest mistakes in my career came from missing big market moves that hadn’t happened in my lifetime but had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所以他对历史中的市场、债务演变的细节，都事无巨细地收集、透彻研究。还有周金涛老师，也觉得历史非常重要，世界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道理下有许多小循环。所谓“道法自然，天定胜人”——历史是有规律的。
虽然但是，历史也不是一个简单的“if / then”语句： 如果X发生了，Y就发生，就下什么注。历史不重复但押韵，但问题是：我们究竟该怎么找到押韵的部分呢？
碰巧，最近美国科技股大跌，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在7月22日那一周，纳斯达克遭遇2022年10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美股科技“七巨头”遭遇“至暗时刻”，单日市值蒸发7680亿美元，一个礼拜左右缩水幅度达到约2万亿美元。标普500指数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拖累，暴跌2.3%.
上次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2%，那还是在上次——17个月之前。过去这一年半，美股几乎是持续保持连胜记录——此记录已经快十年未见（上一次是2007年）。即使是最大的多头，内心深处也会隐隐不安——怎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但直到上周三，不安才终于坐实了。
这次大跌，恰好和本期想和大家介绍的Russell Napier（罗素·纳皮尔）的《二十一个金融史教训》中的好几个教训，呼应得几乎是严丝合缝。
·时间戳·
00:05:00 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是谁？
00:08:45 金融史为什么很重要？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投资人？
00:17:21 科技股大跌是一个金融史指导现实的绝佳案例：上周科技股发生了什么？
00:21:19 这次大跌和21个教训中的哪几个恰好呼应？
·文字录后感·
01
穿越金融迷雾的历史侦探：罗素·纳皮尔
罗素·纳皮尔（Russell Napier）是西方金融史界独树一帜的学者，以其犀利的洞察力和对金融历史的深刻理解而著称。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89年，从苏格兰的Baillie Gifford到香港的里昂证券，一路走来，见证了亚洲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甚至亲身经历了1995-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段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声誉，更使他成为最早洞悉亚洲金融危机风险的预言家。
除了在金融市场一线实战的丰富经验，纳皮尔还积极投身于投资者教育和金融历史研究。他创办了一个很有趣的图书馆——错误图书馆（Library of Mistakes）。这是一个专门收藏商业和金融历史上各种错误案例的宝库，仿佛在提醒：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记不住犯过的错。
纳皮尔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里昂证券期间撰写的全球宏观报告《坚实基础》（The Solid Ground）广受好评，如今已独立出版。他还有一本被《金融时报》誉为“邪典”（cult classic）的著作——《熊市解剖：华尔街四次大底的启示》（Anatomy of the Bear: Lessons from Wall Street's four great bottoms）。此外还著有《亚洲金融危机，1995-1998：债务时代的诞生》（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1995–98 – Birth of the Age of Debt），以独特的视角回顾了那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
纳皮尔的独特之处：既是经验丰富的市场老兵，又是严谨治学的学者，尤其是对熊市的深刻理解，被誉为“熊市解剖人”毫不夸张。
02
历史学家会成为更好的投资人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有一篇精彩访谈文章“ RETHINKING MY ECONOMICS”（重新思考我的经济学），其中提到：
“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可信度革命’意识到，过去那仅靠断言来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不太可靠。现行的方法，如随机对照试验和双重差分法，虽然更科学，但仍然只关注局部效应，忽略了那些可能重要但作用缓慢、滞后时间长且不固定的机制。
而历史学家则不同，他们更擅长识别那些看似合理、有趣且值得思考的重要机制，即使这些机制不符合当代应用经济学的标准。”做个类比：经济学家像拿着显微镜研究蚂蚁搬家的科学家，经常忽略远处缓慢逼近的洪水。历史学家则像经验丰富的向导，能够敏锐察觉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改变全局的趋势。金融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重要信息。
长期以来，有效市场假说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认为所有信息都已反映在价格中，历史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历史恰恰是定义“所有可获得的信息”的基础，是理解当下、预见未来的关键。
当然，金融史在预测商业周期方面作用有限——商业周期太复杂。但在探测大变化时，历史无可匹敌。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历史学家就像吕端。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似乎总是有些“不对付”，视角不同：经济学家试图用模型概括现象，而历史学家则认为许多事情非常复杂，超出模型解释的范围。
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体系结构如何变化？旧结构的后果是什么？新结构的走向是什么？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会提出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则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 经济学家需要依赖原有假设，否则模型就失效了。
金融史告诉我们，当遇到结构性变化时，需要大胆迈出一步——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经济巨变，只有那些洞悉历史、敢于打破传统投资组合、大量持有黄金的人是保全财富的赢家。
但学历史最忌僵化。如今信息瞬息万变，市场复杂程度远超过去。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市场失灵等事件都是宝贵的教训。如“量化宽松”虽由伯南克提出，但其思想根源却可追溯到历史上降低货币金属含量导致通货膨胀的无数案例。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03
科技股大跌：历史教训再现
最近美国科技股大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对于这次下跌，一个极简版的解释是——“之前涨的太多了”。更核心的解释有两个，各有见地。
解释一：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
拜登最近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这对美国宏观经济和未来政策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尤其是他的政策偏好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例如，过去一年芯片股如英伟达、台积电等涨幅很大，源于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信心。但由于美国希望将台湾的芯片制造产能转移回国，并对相关产品征收关税，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未来信心不足。
拜登的“小院高墙”策略，即尽量与盟友或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保持同步，但对其他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关税或行政命令，这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将备受关注。美联储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大选结果。
解释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投资者获利了结，形成了小幅回调。这并不能称之为大跌，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调整非常常见。过去两年中没有见过这种调整，可能让人们的记忆变得短暂。
大家普遍认为美股不可持续，估值过高，总会有一个转折点。但试图精确预测转折点并不靠谱——理性预测往往会忽略市场的非理性层次。
例如，大家对英伟达的追逐，许多人认为英伟达有业绩支撑。如果英伟达的股价存在泡沫，预测其股价下跌是危险的。因为当你认为有转折点时，还有大量人尚未进场。当这些人进场后，股价可能会再涨一段时间。作为市场交易者，过早做空或赌转折点会得不偿失。04
这次大跌和《21个金融史教训》中的哪几个恰好呼应？
我们挑出了第三个教训（佩珀定律）、第二个教训（市场表现和GDP表现的关系）、第八个教训（最危险的投机是追逐收益率）和第十一教训（当市场估值极高将要转折时，何时会急跌，何时会长熊），逐一解读：
教训3：佩珀定律（Pepper’s Law）
这条定律以戈登·佩珀命名，他在牛市和熊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天灵光一现，发明了“佩珀定律”。
定律如是说：当某个东西一直在上涨，并且看起来不可持续时，如何判断它何时会停止？做法如下：
1.利用你所学到的一切知识、分析能力，估出一个逆转的时间点。
2.把从现在到这个时间点中间的时间加倍（x2），再减去一个月（-1）。
比如，如果你预估逆转点是半年之后（6个月），那么实际的逆转点可能是11个月（6x2-1）之后。这一定律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例如人工智能热潮，尽管泡沫可能存在，但泡沫持续繁荣的时间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时间时间，如英伟达。如果非要给这段时间加个数字，那就是“乘二减一”。佩珀定律似乎是对凯恩斯那句名言——“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之长，可能远超你能保持不破产的时间”的一种恶搞式精确表述。判断高估值何时会转向并回归价值，可能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但佩珀定律会给你一个具象化的参考。任何交易者、市场观察家在做判断时，都需要考虑市场的非理性层次和从众心理反馈。如果不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那么你的判断可能会有大出入，蒙受高损失。在电影《大空头》中，多位主角做空美国次贷债券时，都经历过转折点并未如预期发生的煎熬时刻。熬到命悬一线，差不多“乘二减一”的时间点，事情才发生逆转，好在还没破产，才一战成名。教训2：GDP增长与股市表现之间毫无关系尽管宏观经济有些因素与股市相关，但GDP增长并不在此列。经济好，市场不一定好。从1900年到2023年底的123年股市数据来看，GDP增长与股市表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123年可不短。这个教训里有两层含义：1.宏观经济表现与股市并非一一挂钩。2.投资股市时，经济只是一个很小的层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大A，过去十几年尽管GDP往死里增长，但还是保持10年甚至20年基本躺平的表现，这是内生的原因。日本股市自1989年达到顶峰后就再也没突破过这个水平，尽管经济一直在增长；最近市场开始复苏，但经济增长并不显著——央行和外国投资者的炒作，与经济基本面无直接关联。另一个反例是东南亚，虽然1998年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一些国家的经济还是在增长。股市主要关注两个因素：流动性和具体公司或股票中是否有可投机的因素。美国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泡沫（Dot Com Bubble）,当时互联网成为一个热门概念，尽管与基本面无直接挂钩，但涨幅巨大，之后出现了崩盘。然而，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伟大的公司，比如亚马逊（Amazon）。类似情况也可能在当前的AI行业中发生——虽然存在泡沫，但或许会有两三家企业在经历了巨大变革后成为新的领头企业。历史告诉我们，股票市场的因素非常复杂，不仅仅是看几个数字这么简单。在看最近的美股，从历史估值指标（如周期性调整市盈率，也就是席勒市盈率，或者Q比率）来看，无论用哪个指标，都显示美股已经很贵。虽然美国经济强劲，但市场不一定会一直强劲下去，至少中短期会有大调整，毕竟估值太高了。因此，纳皮尔认为：不要只盯着美国的经济增长，要放眼全球，寻找便宜的股票，尤其是那些“将从我们与中国关系的转变”中获益的股票。看来他很看好中国概念！但自己不投，因为已经被大A惨痛教训过了。教训8：世界上最危险的投机是“追逐收益率” (search for yield)”游戏“JOHN BULL can stand many things but he cannot stand two per cent.”“约翰·布尔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忍受不了2%的收益率”—— 出自19世纪《经济学人》主编白芝浩，这里的“约翰·布尔”就像中文里的“隔壁老王、村口老张”，代表普通英国人。这句话揭示了人们对低收益率的天然厌恶——辛苦攒钱，还要交税、牺牲消费，结果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息，谁能甘心？历史上，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很少降到2%以下，即使在大萧条和维多利亚时代也是如此。2%就像一条隐形的红线，是央行愿意让利率下降的极限。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为了刺激经济，各国纷纷开启了“印钞机”，利率一路走低，甚至逼近零。低利率时代，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往往会不自觉地承担更高的风险。简·奥斯汀所说，女士们都希望嫁给投资回报至少5%的男士。当固收养老金计划利率只有1%时，那些承诺5%回报的、很有可能转不了手的葡萄酒庄资就显得格外诱人。虽然感觉上风险不大，但实际上风险已经高得多。一旦利率上升，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正如美国当下最火热的一款投资：私募资产（Private Credit），声称能带来15%甚至20%的年化回报。大家趋之若鹜，但这些资产背后的风险巨大，之所以能提供高年化回报，是因为有人在为之负重前行。当你还在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找到了“稳赚不赔”的投资时，可能你就是那个“冤大头”。更可怕的是，一旦你陷入“追逐收益率”的怪圈，你的欲望就会像无底洞般越来越大。今天你可能觉得5%的回报率还不错，明天你就开始嫌弃它太低，转而寻求更高风险的投资。所以，当你看到那些“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产品时，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在“追逐收益率”的游戏中，最后买单的往往是那些最贪婪的人。教训11：高股票估值会以什么姿势转折？慢熊—意外通胀环境中；快跌—通缩环境中美国历史上股票高估值市场表现：教训其实在暗示我们：当前市场估值过高，叠加高通胀环境，未来很可能进入长熊市。（美国）
回顾历史，美国股市在1901-1921年和1966-1982年都经历了漫长的熊市，而这两段时间都伴随着严重的通胀。这是因为通胀会侵蚀货币的购买力，即使股票名义价格不变，其实际价值也在下降。不过，这个观点并非普遍适用。日本是一个反例。从90年代开始，日本经历了普遍的通缩下跌。日本有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国内投资者的大量资产在海外。一旦国内出现通缩，资产配置自然会转向海外，大部分资产转向美股和美债。这与美国不同，美国投资者主要关注国内市场。展望未来，虽然无法断言美股熊市会持续多久，但高通胀环境可能还会持续5-10年甚至更久。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反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缩和快速下跌带来的特殊历史背景。而如今，高估值和高通胀的双重压力下，市场很可能迎来漫长的熊市。与美股不同，A股市场一直是“牛短熊长”，牛市总是非常短暂，而熊市周期至少是四五年。如果将2014-2015年视为大牛市，当下这轮熊市更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究其原因，A股市场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对投资者利益的漠视，以及上市公司只顾自身利益等，这些都抑制了市场的健康发展。教训21：用历史直接线性外推是一种沉迷鴉片的行为没有马克思，任何关于金融史的介绍都是不完整的。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纳皮尔认为“外推法（extrapolation）才是人民的鸦片”，确切地说是“线性外推法”。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过去投射到未来，寻求一种虚假的确定性。外推法很危险，它就像一剂麻醉剂，让人沉迷于虚假的安全感。在这个充满结构性变革的时代，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把过去经验奉为圭臬，并试图用它来预测未来。过去30年，甚至过去30个月、30周发生的事情，都不能成为我们预测未来的可靠指南。许多人痴迷于从历史中寻找规律，并以此预测未来，就像鸦片一样上瘾，相信“历史会重演”，忽略时代变迁和结构性差异。如果直接用历史事件做直截了当的推断，那么错误的可能性高于正确，因为你忽略了许多因素。以美股为例，有些人将当前走势与1929年大崩盘相提并论，认为历史将重演。然而，这种类比忽略了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1929年的美国股市仅仅是投机工具，而如今的美股可能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部分，美国不可能轻易让美股疯狂。伯南克发明金融加速器理论后，量化宽松的整套实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可能出现1929年式的垮塌。诚然，从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践来看，1929年式的崩盘或许难以重现。但历史并非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不能忽视时代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而不是为了预测未来。真正的智慧在于，透过历史现象，洞悉其背后的逻辑和机制，并将之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当下环境的答案。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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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播客专辑预告：与Johnny老师一起探寻经济金融史～
小跑将邀请Johnny老师开设一个新的播客专辑，聚焦“经济金融史”。
我们将把一些关键的历史话题——比如贸易战的历史、金融危机的历史、美国货币史、香港商业史等，分门别类地梳理出来。在播客中，我们会用讲故事的方式，详细介绍经济金融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史喻今。在讲述历史的同时，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当前的热点事件。比如，随着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们对关税和贸易战的担忧再次升温。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贸易战的历史，结合当下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思考应对之策。
读史明智。历史永远是把最可靠的手电筒。尤其在信息爆炸和各种不明来源小作文泛滥的今天，用它在密不透风的茧房中敲出个缝，定能找到光亮。
Johnny老师是历史专业出身，曾在耶鲁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经济史。金融危机也是他长期研究的话题之一。在知乎上开设专栏《金与火之歌》（https://zhuanlan.zhihu.com/financialhistory）。
为了配合这个新专辑，我们还将成立一个全新的金融经济史交流群。敬请期待！
最近，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概念：新封建（Neo-feudalism）。
在美国，两党政治分裂日益加剧，但两党对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却高度统一。与此同时，再次刷屏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揭露了美国社会阶级固化的困境，但又难以破解，没有特效药。在中国，一篇关于北大国研中心社会调查的文章刷爆网络，文章指出中国社会也面临着阶级固化的挑战。
那么，美国政治僵局和中国社会焦虑，这两个看似不太相关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与“新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什么是新封建？当前社会的阶级结构与中世纪时期的“封建”有何相似之处？新时代的新封建有哪些特征？它对全球经济和国家发展策略有何影响？硅谷的“加速主义”是否就是“新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新封建主义”趋势是否能够被遏制？
最重要的是：面对“新封建主义”时代，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时间戳·
00:04:14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00:09:10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00:15:46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00:26:19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00:30:37
美国“公民联盟”案
00:34:44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00:44:28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00:49:33 第三方视角
·文字总结·
01
美国会因为两党政治分裂吗？会爆发内战吗？
特朗普遇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的担忧，甚至有人联想到了电影《美国内战》中的场景，开始猜测美国是否会爆发内战。
但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真正走向分裂。
回顾历史，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以及背后国际势力的支持不同。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需要大量黑奴，而北方则以工业经济为主，对劳动力需求与南方截然不同。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分歧，最终引发战争。
而如今的美国，诚然，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攻讦，争夺权力，政治观点不同，选民基础也分布在不同的州，但整个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是高度统一的，即“技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金主，都认同并受益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双方都在同一个“场子”里赚钱，没有动力去打破这种赚钱模式。
当然，如果未来美国出现某种极端情况，例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彻底决裂，一方通过立法手段将另一方的金主排斥在现有经济体系之外，那么美国才有可能出现类似南北分裂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极低。
02
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梦的困境
刚刚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是他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在2017年即川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二年获得了广泛关注。这本书讲述了万斯的自传，反映了铁锈带“乡巴佬”的生活困境。万斯的老家在肯塔基的杰克逊，但他的祖父母移居到了俄亥俄的米德尔敦，等于是从“煤矿带”迁到了“铁锈带”。他的父亲离家出走，母亲酗酒，幸亏有一个凶巴巴又严格的外婆，再加上他学习成绩优秀，并娶了一位优秀的印度妻子，才使得他得以摆脱乡下人的悲歌。
如今，万斯作为特朗普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传奇故事可以类比为老工业基地里的东北老乡，父母下岗，生活艰难，通过应征入伍和个人努力考上大学，再进入顶级风险投资基金，最终被政权看中，一路攀升，成为逆袭的典范。但他是个极端特例，铁锈带大部分的“老乡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出乡下人的悲歌。
万斯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社会根源性的拷问：为什么一个家族成为产业工人、为逃离贫穷所做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努力想活得像中产阶级一样却未能如愿？蓝领阶层的堕落和贫穷的根源在哪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未来位置是什么？
万斯书中结论是没有答案，认为特朗普和现代另类右翼也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只是鼓吹而不负责任，指责政府、左派和全球化，给了一边领着救济金，一边相信“爱拼才会赢”的“老美国梦”们的精神鸦片。他认为美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很难打破的，没有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法。
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来说，万斯的故事揭示了铁锈带的出现原因：全球化带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对制造业，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在人力成本上具有很大优势。全球化给美国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利益，在过去30至40年间为美国输送了大量财富。然而，这个财富分配过程并不均衡，跨国公司的精英和金融寡头们获得了大部分蛋糕，而铁锈带的工人却被遗忘。虽然万斯逆袭成功，但那些被遗忘的人怎么办？
而万斯如今又和特朗普站在了一张选票上。他在2016年对特朗普有许多反对声音，认为特朗普是独裁者，经常撒谎。然而，形势比人强，共和党的公认领袖是特朗普，想在共和党阵营中脱颖而出，你就必须接受这个老大。
有趣的是，川普最早选择副手时，并不是选择万斯，而是更有经验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卢比奥因担心失去佛罗里达州的席位而退缩，而万斯则坚定地站在川普这边，赌对了人和地方。很多文章称他为“接班人”，而不是“副总统候选人”，其中原因之一是他与特朗普的儿子关系很好，年龄相仿，显得有“接班人”的意味。
03
美国的困境，中国的挑战：资本无序扩张之痛
美国有很多问题，我们也不是没有。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有一篇刷屏的文章，但持续时间较短，是北大国研中心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揭示了一个“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社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北大国研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历时二十年，持续关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而最新的调查结果，却让人五味杂陈。比如，关于“穷”的原因：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贫穷源于个人能力不足、不够努力；而如今，更多人将贫穷归咎于“机会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体制”等外部因素。关于“富”的原因：过去，人们相信能力、教育和努力是致富的关键；而现在，人脉关系和家庭背景被视为致富的主要原因。
报告的观点是：这种认知变化，解释了为何“躺平”心态日益普遍。当人们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时，努力奋斗的意愿便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抱怨和不满。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多年前的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曾做过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系统性研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即剔除劳动人口增长和资本投入之外的增长因子）在2000年至2007年间高达45%，但在2008年至2012年间下降至三分之一，2013年至2020年间更降至25%。
换句话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社会的生产效率一直在下降。而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曾经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再过去十几年中变成了资本。资本在各行各业无孔不入，固然推动了部分行业的生产力发展，却也导致了核心部门，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要素价格飞涨。这种资本的无序扩张，造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比如年轻人拼尽全力，却依然难以企及父辈的成就；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人民的体感也随之下降。
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贫富分化”，而更多是“代际分化”——60后和70后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获得了许多经济资源，而80后和90后却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高昂的中产阶级维持成本，要完成阶级跃迁变得异常困难。不仅是中国，美国社会也面临着类似的代际问题。越来越多文章指出，美国“Z世代”年轻人超越“婴儿潮”一代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资本的无序扩张似乎都难辞其咎。它推高了市场要素价格，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代际矛盾。
当然，不能否认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如果资本的增长不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福祉，不能通过合理的财税政策惠及弱势群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或许远超想象。
04
从“新封建”视角看资本无序扩张
这两件事，背后似乎若隐若现出一个“神秘力量”，一种把社会形态固化、且目前尚没有另外解决方案的无形之手。如果要为前面描述的所有现象寻找一个共性或框架，以解释资本无序扩张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借鉴一个概念——“新封建主义”。
什么是新封建？这是一个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尤其是在学术界、政治学界。来自于科特金的《Coming of Neo-Feudalism ：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新封建主义的降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
传统封建主义在西方学术理论中，指的是欧洲大陆的封建领主，他们拥有大片土地，佃农需为领主直接服务，并在人身依附上受到领主的控制。
科特金认为，“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财富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其结果是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停滞，收入提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新封建贵族”的诞生，例如技术寡头（如Amazon、Facebook、Tesla等）和互联网网红KOL，他们在各自领域垄断话语权，新人要出头，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
在文化方面，作者批判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认为这是财富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社会的原子化现象使得中产阶级和底层无法形成共识，因而无法有效反抗“新封建领主”的统治。
05
美国“公民联盟”案
在探讨“新封建主义”议题时，不得不提及2010年美国一起意义重大的判例——“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这起案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今的政治格局，甚至可以说是“新封建主义”出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公民联盟”是一个立场偏右、支持共和党的团体。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拍摄了一部关于希拉里的纪录片。然而，这部影片被联邦选举委员会认定违反了当时的选举法，于是“公民联盟”将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法庭，案件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审理重点并不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深入探讨了相关法律条文是否违宪，即是否限制了“公民联盟”的言论自由。最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判定“公民联盟”胜诉。
这个判决看似与“新封建主义”毫无关联，但其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却是：美国的富人和财团可以直接介入选举。在此之前，想要资助候选人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并没有直接的途径。但判决之后，催生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等机构，使得财团可以直接参与选举。
结果显而易见，美国大选的费用逐年攀升。上一届总统大选的总花费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而这一届肯定还会更高。这个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资本可以直接干预政治，权力不再能够有效制约财富，“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无论是财阀还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其深层次的问题都在于，资本和拥有大量资源的组织或财团，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开始直接影响政治，甚至左右政治决策。这标志着资本的影响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新封建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06
科技巨擎：数字时代的“新封建”
旧时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权力的根源。封建领主们为了争夺土地，发动战争，无限扩张，最终掌控了军队、法院乃至整个国家。如今，科技巨头崛起，他们虽然不觊觎土地，却在数字世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如同土地之于旧时代，算力和数据成为了新时代的战略资源。科技巨头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抢占着算力高地，试图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场“算力战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古代的土地争夺，而且看不到停歇的迹象。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们也深谙文化渗透的重要性。他们将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用平台优势和算法推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美国，科技巨头在主流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可以左右政治走向。
这种“数字封建”趋势在美国尤为明显。自“公民联盟”案之后，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财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或明或暗地支持不同政党，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更像是传统封建领主的地盘之争，各自占据着庞大的资源和影响力，难以撼动对方的根基。
从美国股市的表现也不难看出，科技巨头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而中小企业则举步维艰。这背后反映的正是科技巨头对资源的垄断和对经济规则的掌控。
大科技公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永动机”，不断推动自身进化，成为社会管理的主流力量。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如虎添翼，让这种“新封建”力量变得更加不可阻挡。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有分教：欲望是一种发散的、破坏性和革命性的力量，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欲望之流，历史由此推进。与其压抑这种欲望，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不如让其野蛮生长，什么也不做，看着就行了。看着它发展到精神分裂的那个最好状态，就好了。它自己就是冲破自己的力量，颠覆自己的推手。
之所以还没有自我颠覆，因为它发展的还不够好，要让它继续走下去，直到达到“自我反转”的时刻。
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达到精神分裂点的苗头。
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追逐的是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目标，这些目标背后反映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短视频的时代，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精准地原子化。科技巨头通过数据挖掘，了解每个人的喜好，不断反馈相应内容，导致社会的撕裂和文化的控制。这种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送，似乎成为了“新封建体系”构建的完美武器。
07
中国该如何应对”新封建“时代？
在“新封建”浪潮中，中国是否有可能独辟蹊径，走出另一条道路？
不可否认，美国模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经济高度发达，科技创新能力全球领先，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在发展初期也曾一度考虑借鉴这条道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例如社会撕裂、贫富差距悬殊、科技巨头垄断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以二元对立为根基的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人合一，追求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简单复制美国模式显然行不通。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更符合自身国情和文化传统的道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加强科技伦理建设，推动共同富裕。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一条既能保持科技创新活力，又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注定充满挑战。外部环境的压力、内部利益集团的阻力、民众观念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08
第三方视角
一位即将赴任的东南亚国家的驻华大使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第三方视角。
这位大使在上任前，希望广泛听取各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与他的交流中，他坦言，作为偏于一隅的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持有一种“齐强”的态度。他们没有预设哪种发展模式更优越，因此更容易理解中国。
他观察到，中国近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创新尝试，但他难以理解这种模式的具体内涵。为了解释中国政府思路的转变，有经济学家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类比：从98年房改启动到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资本扩张到主动调控的转变，这似乎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路径相似。
过去几十年，中国借鉴西方经济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腐败、贫富差距等代价。他注意到，中国政府开始重视ESG、绿色经济、共同富裕等理念，不再唯GDP论英雄，转而追求更“有质量”的发展目标。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面临着信心、企业家精神等问题，未来的发展道路依然充满挑战。对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不可能独自承担所有责任，但可以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会接受，但“中国方案”的存在本身就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人类最终期望的理想社会是公平、可持续、分配均匀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性原理”。路肯定不会平，但是依然要努力向前。
— End —
专辑主播｜Johnny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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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农村中小银行“消失”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己存在中小银行的钱还安全吗？各种抖音小视频也纷纷讨论起这个话题。
这波“消失潮”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最近一周，浙江、辽宁、广东等地都有农村中小银行被吸收合并或宣布“解散”。例如，6月18日，浙江稠州银行吸收合并了舟山地区的两家村镇银行；6月20日，辽宁有36家农村中小银行被辽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同一天，广东也有两家村镇银行被吸收合并。粗略算下来，短短7天内就有40家农村中小银行“消失”，形势确实引人关注。
身边很多人受到这波消息的影响，纷纷将存款转入了大银行，连我妈也不例外。要知道，她曾经可是个风险承受能力极高的人，根本看不上银行存款那点利率，现在却天天担心存款安全，这变化实在令人感慨。
其实，不仅是像我妈这样的个人投资者，现在很多企业和公司也开始将存款转移到大银行，寻求安全感。这种现象，在国际上被称为“飞向安全”（Fly to safety）——“安全”的尽头，国外在美元和美债，而我们则有大银行的定期存款。
那么，这波所谓的“中小银行兼并关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和澄清？背后又反映了银行业哪些重要变化？
·对谈要点·
1.“兼并潮”中的“中小银行”是指哪一类银行？到底有多少家？2.最近的“7天消失40家银行”——是刚刚爆发的吗？3.“消失”是倒闭了吗？4.“吸收合并”、“兼并收购”的区别是什么？吸收兼并有效吗？5.最近的“买债风波”是中小行“走投无路”去“找钱”的出路？6.未来的市场格局会如何变化？
·本期内容·
00:03:10
“兼并潮”中的“中小银行”是指哪一类银行？到底有多少家？
从前，大家认为后面带“银行”两个字的都是专业的、好的银行；而现在的定义：除了工农中建交，都是“危险”的——这代表了很多普通百姓对新闻中“银行”的模糊概念。当前市场比较关注的、或者新闻中提到的较为困难、兼并收购的“中小银行”，到底是哪些银行？它们的数量和占比是什么概念？
我国共有4000多家银行。去掉三家政策性银行、六家国有大行（工、农、中、建、交、邮储）以及12家股份制银行——这些大银行后，剩下仍有4000多家。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城镇银行和民营银行（不包括外资银行）。
按照前几年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划分，总资产在5000亿以下的银行被称为中小银行。具体来看，村镇银行约1600多家，城商行约100多家，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加起来约3000多家，民营银行19家。其中，村镇银行、农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占比最大，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数量较少，分别为100多家和19家。
新闻中提到的“中小银行”基本涵盖了上述这些银行，占比超过九成。从数量来看，这些中小银行涉及面广，影响也很大。当下面临兼并收购的情况，反映了银行业的深层次变革和调整。
来源：金融监管总局
00:05:37
最近的“7天消失40家银行”——是刚刚爆发的吗？
最近的新闻标题确实蛮惊悚的，七天消失40家银行让人震惊。但这现象并不是刚刚爆发的。前两年甚至更早，在2017-2018年间，高层对于中小银行的态度已经趋向减少或减量。只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速度显得特别快。
数据显示，金融监管总局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显示，2018年末共有4034家中小银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到2023年末减少至3920家——五年减少了114家。而仅2023年一年，就减少了64家，是五年总量的一半以上。2023年减少的64家中小银行均为农村金融机构。
中小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社会经济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中小企业、个人，尤其是农村地区，提供了重要服务。我们需要肯定它们的贡献。然而，随着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地域性的中小银行逐渐无法适应经济的新变化。这也是全球的趋势。例如，美国曾有8000多家银行，现在也缩减到四、五千家，还在继续减少。这说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社区银行逐渐失去存在的环境。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环境的变化。很多中小银行位于农村或落后地区，当地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留下的多为老年人。此外，农村地区产业单一，金融资源匮乏，导致很多中小银行存款基数低，资产质量差，形成风险。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到了三大风险隐患：房地产、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中小银行的风险。虽然并不是所有4000多家中小银行都有风险，但确实有一部分银行资产质量差，生存困难，需要解决这些风险。因此，今年看到的新闻中，关闭或清盘的中小银行数量增加，这与金融工作会议后的严格准入政策有关。未来，基本上很难再新办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
过去的指导思想认为小银行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困难群体，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证明这种看法不再适用。小机构服务困难，低估了内卷的程度。前些年也有一些困难银行，比如包商银行、锦州银行，进行了处置。大量中小银行因为过去的理念保留下来，但现在看来，继续保留这些银行反而增加了风险。
金融工作会议后，开始处置有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这并不是突然间的现象，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0:11:25
“消失”是倒闭了吗？
很多小视频的用词是“倒闭潮”、“关闭潮”，这些银行真的是倒闭了吗？
并不是。真正“关掉”的情况，比如前些年的包商银行。股东掏空了银行，最后通过处置将其清理掉，但它的资产和存款客户都转移到了其他银行，比如蒙商银行、徽商银行；之后“包商银行”进入司法破产程序，也不复存在。
但是最近发生的“兼并合并”情况并不相同。并不是“倒闭”。
近年来，很多被整合的银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村信用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商行体系。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是独立法人，有些地方把它们合并成县联社，再变成法人。去年，有些地方将县联社变成地市农商行，原来的独立信用社变成了支行。比如，原来上海市有十个县，每个县有许多信用社，在90年代改革时变成了联社，后来变成农村合作银行，小信用社变成支行，整个金融机构变成一家。现在的上海农商行就是把原来十个县的联社合并成一家农商行。
前段时间刚刚宣布成立的海南农商行也是如此，它将全省所有的农商行、农信社都归到海南农商行，原来几十家农商行金融机构变成了一家。从数字上看，几十家银行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村镇银行。许多村镇银行经营困难，原本是为了弥补农村地区没有金融机构的空白而设立的。虽然有些做得不错，但整体来看，1600家村镇银行如果按照银监会要求的150%拨备覆盖率来提拨备，整个行业是亏损的。
村镇银行的规模太小，运作能力不足，很多经营困难，有不良资产，但每家规模很小。当时要求每家村镇银行必须有一个主办银行，困难的银行可以增加资本，或干脆并入主办行的支行。今年，更多的银行开始选择并入主办行，名称也消失了。
00:16:15
“吸收合并”、“兼并收购”的区别是什么？吸收兼并有效吗？
所谓的“吸收合并”，指的是被吸收的银行法人主体将不复存在，它将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并入了一家新的机构，营业执照上原本独立的银行将变成某银行的分行。这种吸收合并改变了原来法人的状况和地位，业务也会过渡到新的机构名下。
而“兼并收购”不同，兼并收购是双方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协商，决定合并后是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还是一方收购另一方，被收购方是否保留法人地位取决于具体商业考量。
吸收合并和兼并收购真的有效吗？
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例如，美国商业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有3万家，到1929年大萧条时期降至2.5万家。少部分银行因经营不善倒闭，大量中小银行被大银行并购。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禁止同时提供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服务，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类监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逐渐放松管制，并购浪潮兴起。八、九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约500起大型并购，总资产高达3万亿美元，约占并购总资产的72%。
过去20多年，美国退出市场的银行中，超过八成因为并购整合，尤其是中小银行。据乔治·梅森大学统计，美国资产少于100亿美元的小型银行数量从2000年的8000余家降至2014年的不到600家。
最近，从硅谷银行开始，美国又经历了一轮中小银行破产潮，包括签名银行、公民银行、费城共和第一银行与堪萨斯州心脏地带三州银行等。全美2023年至少有5家银行倒闭。主要原因是过去两年美国利率高企，中小银行被迫支付更高利息给存户，盈利因而被侵蚀。此外，监管要求和技术升级导致银行成本大幅增加。中小银行在办公室等商业不动产贷款风险高，商业物业价值大跌，利率上升，长期美债回报萎缩，造成巨额亏损。
在我国，兼并收购是有其作用的。小银行的资产质量较差，吸收存款困难，经营成本高。合并后，管理、人事、财会、运营、科技等成本可以减少。例如，原来一家小银行需要独立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管理层等，现在可以省去这些成本。同时，合并后，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亏损机会减少。
此外，合并后，主办行的信誉度较高，吸收存款更容易，成本降低。总体来说，这种处置方式比较平稳，原来的客户也不会抵触，因为合并后的银行更大、更安全。
这种方法符合我国文化和管理风格。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干净利落”，但由于国情，考虑因素更多。但就算是美国，大多数银行倒闭后也尽可能通过并购来解决。无论是哪个国家，银行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需要更多的保障。
中小银行的问题在于抗风险能力差，可能撼动整个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所以兼并收购在我国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
00:26:53
最近的“买债风波”是中小行“走投无路”去“找钱”的出路？
不得不说，对于中小银行，当下的经营环境比较严峻，如果管理不善，更容易受到重创，甚至出现硅谷银行事件类似风险。
7月1日，央行宣布将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目的是为了维护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由于央行之前没有做过类似操作，市场上出现了各种解读，包括解读为与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有关。
本次央行借入国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后择机将其卖出，释放货币政策信号，引导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与潘行长的讲话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潘行长在论坛上确实重点提到了美国硅谷银行的惨案，给金融机构敲响警钟，特别要关注一些非银行主体大量持有中长期债券所导致的期限错配和利率风险，要保持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维持市场对投资的正向激励作用。
圈内人应该都知道，当下抢购国债最活跃的，非农商行等中小银行莫属。大量购买导致国债收益率被压得很低。农商行买债无非是因为手里缺少优质的贷款项目，同时又要应对资产质量的巨大压力，投国债似乎才是唯一安全出路。但此举却忽略了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这两座大山，一旦市场利率反弹，可能面临更惨重的账面损失，重现当年硅谷银行的惨剧。
人民银行此番出手，不得不说非常及时，提现了作为监管者对问题的敏锐嗅觉。在风险还未爆发之时，就开始警示和指导，说明央行没有等到出现硅谷银行那样的惨剧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风险露出苗头的第一时间就亮起了红灯。央行的积极主动、借债操作等等是否妥帖，是另一个话题，先不讨论；但是多数农商行对此确实缺乏足够的认知和经验，央行及时出手，算是避免了更大的崩塌。
但站在农商行的角度，央行此举虽然让它们规避了潜在的大坑，但同时也切断了它们暂时的财源，似乎让前景更加渺茫。
00:36:22
未来的市场格局会如何变化？
随着当前趋势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中小农商行或银行消失。这种变化会对整个银行业格局产生影响。
中小银行数量的减少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以较快的速度发生。这个过程中，一些银行可能会倒闭，一些则会被兼并或吸收。大约一两年后，市场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中小银行的风险也将基本得到处置。
虽然银行机构总数会减少，但整体服务能力可能会提升。大型银行会变得更加庞大，可能会吸收一些小型银行，但这种兼并对大行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一些城商行和农村信用社可能会整合成更大的实体，这将有助于强化它们的机构能力、科技水平和人才聚集。在这个过程中，妥善处置不良资产和其他遗留问题至关重要，避免将旧问题掩盖而积累成新的隐患。
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机会，但也取决于它们增加在中国资本金的能力和意愿。如果外资银行想要扩大规模或参与兼并，首要考虑的是资本约束。
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存往大型银行的存款可能会显著增加，而中小银行的存款进一步减少。但也不必过于紧张。除非是极端情况下需要清盘的银行，存款通常会得到妥善处理。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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