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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的記憶本來就有各自的特殊性，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都不同，但我們總是一起走過現代化之路，經歷共同的時代故事。我們曾在半夜，為上台北讀書的學費擔心；我們從農村走出來，曾在都市裡為尋找第一份工作而茫然於街頭；我們曾在民歌聲中，帶著吉他追女生；我們曾在城市的失落中自我懷疑；我們也曾在重慶南路、台大地下道的書報攤上買禁書；我們也曾為了保護森林而走上街頭……，這些記憶，如果不記錄下來，難道要讓這現代化的轉型歷程，只是一場空白嗎？如果沒有這些，台灣無法成為今天的模樣，可為什麼我們的台灣史，沒有民眾的歷史，卻只有政治人物用仇恨的語言寫下的歷史呢？
為什麼我們的歷史，只能是政治史，而不是人民的社會生活史？
是的，每個小生命，連結起來，就是一個大時代。
每一個人的故事，連結起來，就是一部大歷史。
以此史觀為主軸，我們的敘事，做了一個新嘗試：將個人命運、生命故事，連結到歷史脈絡，重新書寫民眾的社會生活史。在大歷史的觀照下，每一個人的生命，都不是孤獨的，也不是無端無依的。甚至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一段歷史。〈港都夜雨〉和〈綠島小夜曲〉，連結著冷戰時代的大背景，交會成小人物的悲欣交集。歷史也因為這樣的生命，這樣的歌，鮮活了起來。唯有從人的生命故事著手，歷史才會有人性、有溫度、有感情。
台灣的命運既獨特又清晰。它的地形，決定了地緣，地緣決定了命運。如果台灣遠遠的脫離歐亞大陸，只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無名獨立，也可以自主生存。可恰恰是站在這矛盾而衝突的位置，讓台灣可以成為大陸與海洋的緩衝點、中轉站；是面向海洋尋求突破的前哨站，也是迎受外來風浪衝擊的接受站。
有幸運的機遇，也有苦難的遭遇；有突破的喜悅，也有衝擊的疼痛。成長，就存在其中。
而這也正是台灣作為歐亞大陸板塊前沿才有的優勢。一如我們從遙遠的衛星俯瞰，島嶼的形狀，清晰如一個側睡的孩子，背靠大陸，在太平洋的邊上，感受著太平洋的風，迎浪而活，遇劫而生，
海浪，輕拍著島嶼的背脊，如同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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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遙遠的星系回看，地球星圖下的台灣，如同微塵。再拉近一點看。它是依靠著歐亞大陸板塊的一個小小的島嶼。島嶼呈彎曲狀，像一個熟睡中的小孩側彎著身子，背靠大陸，面向蔚藍無垠的大海。
六百萬年前，當菲律賓板塊碰撞歐亞大陸板塊，使它逐漸隆起，而形成台灣這一塊島嶼的時候，彷彿就已預示了它的命運。
地形決定地緣，地緣決定命運。
這是一塊站在歐亞大陸最前沿的土地，面對太平洋的海浪，不斷承受著來自菲律賓板塊移動的衝擊。日復一日，地震年年不斷。而土地卻以每年0.5至1公分的高度，繼續隆起。有時造成巨大的苦難（例如九二一大地震），有時卻因為苦難而有新的生命力。一如每年的颱風，帶來豐沛的雨水，台灣才不會乾旱缺水。
風浪與地震，苦難與回應，讓台灣有了再生的能力，更有走向遠方的生命力。
八千多年前，南島語族人就是從歐亞板塊的邊緣，大陸的東南沿海，行過馬祖，歷經兩、三千年的時光，來到台灣，再歷經幾千年的時光，從台灣，散佈到太平洋上的許多小島。遠至復活島和紐西蘭。
台灣是歐亞大陸面向大海的前沿，也是走向大海的中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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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hlende Fol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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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六年辛勤工作，動員兩岸數百位學者專家，召開十餘次會議，集合辭書與資訊等各方專才，合力編纂的兩岸《中華語文大詞典》，終於在2016年出版。
此詞典收錄兩岸當代生活、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現象等用語，邀請兩岸學者共同校訂，互為印證，共收集十萬餘詞條，八千餘兩岸差異用語，合計千萬餘字。它特別重視呈現兩岸之當代性，力圖以語詞來記錄現代社會生活，文化現象。
編輯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以往未曾料想到的現象，非常值得提出來討論分享。
首先，兩岸語詞的差異，共有詞佔了93％；而差異詞佔了7％，約有八千多個。質言之，差異固然有，但不如想像中的嚴重。而差異詞之中（包括同實異名、同名異實、大陸特有、台灣特有），大陸特有詞是台灣特有詞的兩倍。
第二，比起過去的詞典，新字新詞特別多，外來語的翻譯更層出不窮。每年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術、明星人物等，名詞就上千條，兩岸翻譯不一，讓閱讀者非常頭痛。
第三，網路新興用語多又快，有的風行一時，成為社會現象（如「打醬油」「老炮兒」），但未必會成為常用語，有的具備一定的新興社會現象的解釋力（如小三、山寨、小確幸），但會不會被長久使用，無從判斷。這就造成編輯詞典的困難。到底收？還是不收？還有一些火星文，根本不是文字，只是表情符號，又該如何？這些都是新興的語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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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海嘯襲捲全世界，台灣無法倖免。銀行被擠兌，幾乎要破產，而此時行政院帶頭頭喊出「如果銀行無法兌現，政府會全賠」。這才止住了擠在銀行門口的群眾。挽救了台灣金融。
但接下來的困難，卻是百業蕭條下的重建。政府除了發三千元消費券，還能做什麼呢？文化界本來就是很困難的藝術團體，失去了表演機會，要如何生存呢？
優人神鼓，樹立了非常好的典範。卻也吃足了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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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德發動的反貪腐運動，是針對陳水扁家族的貪汙無度，不僅是陳水扁的妻子吳淑珍，包括了女兒、女婿及其家族，都牽涉在內。施明德以一介民進黨的創黨元老，又是退出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卻發動起完全超出國民黨與民進黨總合的群眾動員能量，這確實是台灣社會所未曾有過的。
百萬人大遊行在台北是什麼模樣？百萬人包圍總統府，繞行在凱道與中山南路到仁愛路一帶，那是何等壯觀的場景！
那歷史，豈容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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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連胡會是一件改變歷史的大事。連戰在2004年大選失敗後，大膽西進，以此為契機，改變了他的定位。而連胡會所簽署的願景，也成為後來馬英九執政時期很重要的綱領。雖然過程充滿曲折，但它確確實實是兩岸歷史的轉捩點。
尤其，國共兩黨曾有兩次合作，一次是由孫中山主導的聯俄容共；一次是張學良西安事變促成的聯合抗日。但這一次，卻是在國民黨失去政權後，已無法代表中華民國的情況下，重新開始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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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大選，是台灣選舉史上最為詭異的一次。
選前，因為國民黨與親民黨合作，推出連宋配，聲勢看漲。連宋陣營勝券在握。民調也顯示出略有小贏。
然而選前的下午，陳水扁在台南突然發生兩顆子彈的事件。陳水扁發佈的消息稱是遭人開槍，腹部中槍，但只有皮肉傷。
由於大選之際如此大事，參選各方都非常緊張。連宋陣營宣告暫停選舉活動，停止造勢晚會。而此舉是否為陰謀的論調，隨之滿天飛。
便是在陰謀滿天之際，選舉結果，陳水扁以兩萬票獲勝，只贏了0.24%。這差距實在太小了，更且開票過程，台南以超級差距，陳水扁領先。因此各界有執政黨作票的疑慮。
選後，不甘心的民眾齊聚，在凱道抗議。歷時達兩周。
然而，終究無法扭轉選舉結果。陳水扁再度連任。
這一場兩顆子彈的大選，使台灣的民主蒙羞。民眾不信任陳水扁。而陳水扁家族也貪污頻傳，終於有了2006年的紅衫軍大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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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大選是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在成立十四年之後，竟可以取得政權，這在民主國家幾乎是非常難得的事。
這一次大選的關鍵是有五組人參選：國民黨提名連戰參選，民進黨提名陳水扁參選，加上原任臺灣省省長的宋楚瑜脫黨參選，和與陳水扁不合的前民主進步黨主席許信良、及以批判國民黨著稱的作家李敖也跟著參選。
選前風雲詭譎。各種民調謠言滿天飛，無非是為了在連戰與宋楚瑜之間，誰能脫穎而出，而民間有所謂「棄保效應」，也是從這一屆開始。
最終的選舉結果已如外界所知，但民間總是流傳著李登輝暗助陳水扁的傳聞。這當然與李登輝在被迫辭去國民黨主席之後，自組台灣團結聯盟有關，他一路走向台獨，終而成為一個「我不是我的我」的不斷自我否定的人格。
而台灣自此也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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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之後，台灣各界發動救災。民間參與者不畏餘震的危險，自動自發，投入集集、南投一帶，帶著救援物資、帳篷食物飲水等，擁擠在曲折艱難的道途上。政府的救援行動也展開了。
緊急救援之後，最辛苦的工作莫過於災後的重建。兩千多人的死亡，多少家庭破碎，多少親人喪生，多少心靈遭遇一夕巨變的傷痛。這一切該如何重建呢？那一年的冬天，即將過春節之前，一些九二一的受難者家屬，因為面對殘破的家園，難忍失去親人的孤獨與痛苦，傳出多人自殺的消息。人們終於驚覺到心靈重建，和家園的重建一樣的重要。
台中縣的客家村落石岡，因為人們住的是傳統土木建的房子，房屋倒塌，許多人窒息而死，幾乎每家都有不幸。災後沒地方住，用貨櫃做成暫住的空間，擺在空地上，茫然等待救援，等待重建計劃。此時相關當局提出有效的規劃，就變得非常重要。這是安定人心的重要舉措。但人心的茫然絕望感卻仍緊緊壓抑著。
石岡有一名叫月霞的母親，她在失去親人之後，為了生存，緊張、麻木而壓抑地過著日子，幾乎沒有時間掉下一滴眼淚。直到一個名為「差事劇團」的戲劇團體來到這個小鎮，開始民間文化重建。戲劇團舉辦工作坊，邀請石岡的媽媽們聚會，讓她們先講出自己的故事，準備以後再編為戲劇。
然而，當一個石岡媽媽才剛開始講自己如何嫁入這個小村的開始時，所有記憶全部歸來了，壓抑已久的情感忽然釋放、宣泄，所有的媽媽們一起哭啊哭，哭得毫無辦法……。
那一個晚上，月霞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自己家的電話號碼是幾號。她終於知道，記憶和感覺真的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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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原本只是一種「教育手段」，二三十年來的教改行動反倒把「手段」 變成了「目的」；結果「教改」被神聖化了，教育主管當局好像是為「教改」而 「教改」，教育的本質與目標反倒受到忽視。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提過：「無論九年一貫過程或者多元入學，這些體制上的改革並非教改的核心，它們都只是在建立 一個『良善的教育環境架構』。而教改的真正核心應該在於塑造學生的精神面貌， 它的思考在於我們到底要『培育』出什麼樣的學生？」
2000年之後陳水扁執政，課綱不斷向台灣獨立傾斜。這一直是民進黨的目標。政治上受制於美中不能台獨，就進行文化台獨。
2008年馬英九執政之後，曾有過不少學者專家給出建議，希望俢改課綱，但馬英九研議多而實際作為少。王曉波就為此有所不滿。但馬政府一碰上獨派抗議，就容易縮手。終究無成。
蔡英文執政則更進一步，大幅改為108課綱。
一改再改，已經沒有一個家長說得出現在教育的政策方向了。
「教育者，百年樹人之大業」，這才是教育的最根本原則。但現在還有百年的長遠思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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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卻是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也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首度舉行直接民選國家領導人。
當時參選者有四組人：李登輝／連戰，彭明敏／謝長廷，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王清峰。
當年最為詭譎的是，中共為了李登輝訪美，發動飛彈試射，對台灣造成極大危機。但此舉也激起民眾的反感，反而更強加支持李登輝。試射飛彈造成了反效果。
但台灣人的反應是最奇特的。人們不懼飛彈，還居然跑去東北角海邊，去據說飛彈可能落下的地方，要看飛彈。完全不知飛彈炸開會有大量死傷。
更荒謬的是，因為去看的人太多了，在金山萬里一帶，居然人來人往，熙熙壤壤，集結成市集，許多賣烤香腸、蚵仔麵線、大腸包小腸、流動咖啡車等等，都來了。一個「飛彈小市集」居然出現了。
當然最後飛彈沒有打中，而且落在海上的是空包彈，兩岸都沒事。李登輝也順利當選。只是這一次的選舉太有趣了，實在是非常典型的「台灣風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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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曾以「挑戰與回應」（Challenge and Response）理論，來詮釋幾大文明的興衰歷史。特別是每一個文明都有面對挑戰的時刻，無論是氣候變遷、天災人禍、外敵侵略、科技進步、內部戰亂等等，但危機對一個文明是毀滅性的衝擊，或是轉型再起的契機，卻繫於它對危機的回應。質言之，適當而有智慧的回應，反而是轉機的開始。
但歷史，給人們的機遇卻不多。沒有抓住「危機即轉機」的時刻，機遇稍縱即逝，一去不返。而整個世界大局已變，再也找不回當初的歷史條件了。
1990年代，台灣曾有過一次歷史機遇，可惜在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之下，錯過了。
我曾聽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講了一段他感到遺憾的往事。那就是1995年連戰任行政院長，蕭萬長任經建會主委，當時經建會顧問葉萬安提出應把台灣建成「亞太營運中心」，作為最高目標的構想。蕭萬長對兩岸經貿的現況，大陸經濟發展的趨勢，以及台灣具有何種優勢，應如何利用大陸經濟開放的契機，運用台灣人才幫大陸與世界經濟接軌，以此壯大台灣，有著宏觀認識。因此，這個計劃在連戰支持下，積極推動。
1995年經行政院院會正式核定通過。依此計劃，台灣將發展為製造、金融、電信、媒體、海運、空運等六大營運中心。當時大陸連一個深水港都沒有，若發展得好，大陸的海運將高度依賴高雄港，高雄港可能成長為世界最大貨櫃港（1997年已是世界第三大貨櫃港）。更不必說當時許多跨國貨運、金融、管理集團等，聽聞台灣有此計劃，已紛紛來台佈局。
用劉兆玄的話說：「這是讓台灣可以更上一個台階的宏大計劃。」可惜的是，李登輝忽然宣佈「戒急用忍」，所有的規劃方案，所有連繫的跨國企業，所有參與佈局的台灣大企業，乃至於政府各部會的心血，一夕之間歸零。
歷史機遇稍縱即逝，如今高雄港落到世界排名第十五，而上海新建的洋山港已成為世界第一。而大陸的深圳、寧波、香港、廣州、青島、天津，都已進入世界十大的排名。兩岸間的對比，正好見證了台灣失去一次最好的歷史機遇。而當時的政策制訂者，連戰、蕭萬長，內心何其遺憾。
歷史的機遇還需要勇於掌握與創造的人。在連戰的一生中，他曾掌握了一次開創歷史的機遇。那就是2005年的「破冰之旅」與連胡會。歷史未遠，人們應該都還記得那一年四月，連戰要赴大陸訪問的時候，多少台獨動員的人馬揮舞旗幟長棍，一路阻擋，完全不顧自由旅行的人權。然而連戰此行卻打破兩岸長期的禁忌，為後來的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平台，開創契機。毫無疑問的，這是轉變歷史方向的大氣魄、大決斷。連戰的歷史地位因此改觀，他所開啟的兩岸之門，也為馬英九執政後的兩岸三通、兩會談判、簽署ＥＣＦＡ、馬習會等，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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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紙片一般單薄的女人，像遊魂一樣的飄進了我們所在的漁民家裡。她天灰色長褲下腿如此細瘦，以致於趿著塑料拖鞋的腳青筋暴露，紫底白花的短袖上衣在身上，愈發顯其單薄，雙手環抱在胸前，手臂上的膚色不知是因為海風長年的吹蝕，或者日光的曝曬，黯淡而沒有光澤，頭髮短而粗直，往額前披覆，瘦削的雙頰，突出的顴骨，微向前突的嘴唇，兩個眼睛大得如同熒熒的夜火，或許因為不斷流淚，她的眼睛裡有著血絲的紅腫。
她在一片老舊的門板邊，什麼都沒說，只是像遊魂一般不斷跟隨著我們的足跡，不斷問著：「我的丈夫呢？」我的丈夫呢？他的名字叫林聖由，林聖由。他還活著嗎？他在那裡啊？」
她已經跟了一個上午，打從我們來到福建平潭採訪，她一聽到有台灣記者來了，就一路跟隨，重覆的問著。
「不要問了，他不知道啊。」屋子的主人安慰她說。可她不走，只是那樣站著。主人拿出一碗魚湯，兩碟在地的小卷、章魚，盛情的拿出啤酒說：「吃午餐吧。」
可我怎麼也無法舉起筷子。我前一天早晨從台北出發的時候，帶了一份新出來的報紙，上面寫著閩平漁5202號漁船沉沒後，生還者與死者的名單，可我就是不敢拿出來，當著他們的面把消息公佈出來。因為這是生死交關的事。我怎麼可以做這樣的宣佈？不只是她，還有許多家屬追在我的身後，一路尾隨，只想探聽真相。我一直想找一個時間，單獨看看報紙，查查名單，但一直沒有這個機會。
這是1990年，8 月22日，中午，福建，平潭縣白青鄉。
在閩平漁事件的連串風暴中，我前赴福建平潭島採訪。
「閩平漁5540號」是一艘福建平潭的漁船，船上有26名船員，他們在海上與台灣漁民交易的時候被當作偷渡客逮捕，收容在靖廬，準備遣返。
當時兩岸剛剛開放，經濟的差距還很大，不少大陸工人為了賺錢，偷渡來台灣打工，也有大陸漁民在海上捕魚，抓到魚貨就與台灣漁民交易，換得較高的售價，也時不時帶一些台灣人感興趣的大陸產品，如中藥、茅台酒、五糧液、乾貨等，來台灣沿海作小額交易。由於偷渡客來的太多，台灣專門收容非法入境的靖廬人滿為患，就在未經兩岸協商的情況下，逕行遣返。
然而因大陸漁民被遣返後如果遭查獲，會被判刑，而且為了偷渡，他們已經付出相當高的代價（當時每人約兩千人民幣，相當於一年的薪水），給專門搞偷渡的「蛇頭」，一旦被遣返，血本無歸，因此不少漁民、工人會想方設法，儘量在台灣的其它地方上岸。
台灣的軍警單位為了便宜行事，竟想了一個奇怪的辦法：將逮捕的私下交易船隻，變成遣返船，把偷渡客塞進船隻的船艙中，再用木板蓋在船艙上方，以鐵釘釘死，以防出來逃亡。然後用船拖著，以軍警的船監視著，拉到福建外海約五至十海浬處，將船放開，任其漂流。好運的漂流靠岸，運氣不好的，漂流數日，飢渴欲死，才終於靠上岸。這個過程可謂受盡折磨。其目的，台灣軍警的說法，是要防止偷渡客再來。
1990年7月22日，平潭島的漁民在退潮後的海邊發現一艘擱淺的船，船上空無一人，卻只有硬被釘上的木板發著新釘子的銀光。漁民覺得不對勁，找來工具，試圖撬開船艙上的板子，卻發現釘得太牢了。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開一個船艙，卻發現裡面竟是十幾個屍體。死者臉孔青紫腫脹，眼皮红腫，眼臉膜淤血或充血，身上沒有暴力打鬥的痕跡，卻個個死得如此悽慘。漁民趕緊跑去向公安局報案。公安人員打開了所有船艙，發現共有25具屍體，只有一個倖存者，他是唯一一個靠著木板的一絲縫隙，勉強呼吸生存下來的。他的供詞，令人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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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理論」，對在公害現場採訪過的我來說，並不是「大雁帶小雁」，提升台灣經濟競爭力的過程，而是明明白白的公害輸出。日本是在1970年代，勞動力成本增加、公害問題嚴重以後，開始將工廠外移至台灣。更何況，給台灣帶來公害的，不是只有日本，還有美國。
正是我離開台灣前不久，1994年，立法委員趙少康提出質詢：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簡稱ＲＣＡ）桃園廠因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等有機溶劑處理不當，而嚴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1967年，ＲＣＡ來台設廠，主要生產電視及電器產品，總廠設於桃園市，並在新竹市、台北市、宜蘭縣設分廠。可以想像，在電視機剛剛普及起來的台灣，一家先進的美國公司在台灣生產，是多麼受到政府的歡迎，在土地取得、資金運用與申請手續上會有多大的方便。民間也一樣。一些高中畢業的女生，把進入這個跨國公司工作當成無上的光榮。
為了方便加班，ＲＣＡ蓋了幾幢員工宿舍，「有粉紅色的牆壁，白色的地板，床單是白色的，被單是淡藍色的，全部都是公司統一提供，每兩個星期統一送洗，連浴室都是一間一間分開。」從農村裡出來的員工黃碧琦後來回憶說：「像住飯店一樣。我們還說以後如果ＲＣＡ宿舍要賣，我們就買下來一起住。」
懷著喜悅的女孩子，卻未曾料到，ＲＣＡ來台投資看中的是台灣的薪水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而環境保護更沒有人注意。電子廠裡有許多電機製品需要用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等有機溶劑去洗滌，它會冒出一種白色煙霧和臭味，起初員工都認為是正常的，總是忍受著，為了掩蓋空氣中的臭味，還有人在口罩上塗綠油精。
事實上有機溶劑的危害早在1972年發生過。美商淡水「飛歌」電子廠、日商高雄「三美」電子廠、及其姊妹廠「美之美」電子廠，連續爆發多起女工因吸入、接觸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中毒，致患肝病死亡的案件。消息經媒體曝光後，立即造成數百名電子業女工的辭職效應。
當時處於戒嚴時期，電子產業又是政策上鼓勵的勞力密集產業，當局立即下令內政部衛生局展開全省的電子業工安檢查，要求增強通風設備，以避免勞工吸入有機溶劑的毒氣，隨後並公佈「空氣中有害物質容許濃度標準」、「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積極催生「勞工安全衛生法」，以顯示對工安改革的決心。然而，法令歸法令，電子產業之毒害員工健康與環境，卻在有意的掩蓋下發生了。ＲＣＡ就是最好的印證。
ＲＣＡ的有機溶劑廢水並未經過處理，而是直接排在地面，後來發現有問題，就挖一口井，把有機溶劑廢水直接排入。日積月累，有機溶劑滲入地下水。更悲哀的是：廠房中並未供應自來水，而是直接從地下水取用。員工的飲用水、宿舍的洗澡生活用水，都已經被有毒溶劑污染，出現異味。員工覺得奇怪，卻沒辦法，只好想辦法泡即溶咖啡，或者茶葉，來壓下那異味。隨後員工才發現，工廠的管理層都不飲用工廠的水，而是自帶礦泉水。然而，誰會想到這樣先進的跨國公司，會如此狠心呢？
最先造成影響的是員工的健康。有多位女性作業員在懷孕期間，總是不明原因的流產，還有一位女性29歲就罹患乳癌。員工都知道流產的事，但沒有人想到是工安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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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加州史丹佛大學的校園裡，正在熱議著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發表於外交季刊的文章〈亞洲奇蹟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當時美國經濟學界受到世界銀行所出版的《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的影響，對亞洲的經濟高速增長，深感興趣。特別是美國的不景氣與經濟低迷，讓相關的研究書籍一時蔚為風潮，連續出版了好幾本書，校園裡開了不少這樣的課程，大受學生的歡迎。當時算是一門新興的顯學。
克魯曼的說法等於給這個顯學潑一盆冷水，免不了招惹爭議。
當時對東亞經濟奇蹟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日本和台灣、香港、星加坡、南韓四小龍。當年日本泡沫經濟正在發飆，拿著大把鈔票在紐約買大樓、收購公司、投資影音市場等；把美國人震驚得瞠目結舌。而四小龍的高速成長，也讓學界感到驚異。在短短三十年之內，從一個農業社會急速轉型到工業社會，這在歐洲需要百年的現代化歷程，這四條小龍竟做到了。當時美國正陷入景氣低迷，學界總是希望從這些國家的政策中找到解決的方案，好作為美國的參考。
對東亞奇蹟的研究，有些是就個別地區的政策做研究，也有就產業與國情做比較，還有總合起來分析東亞這些地區是否有文化上的共同特質、彼此的連帶關係，才足以構成整個區域的高速發展。
結論中最常見的是：政治上都是威權政府，建立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帶動外資的投入，並壓抑西方常見的勞資爭議，以便宜勞動力帶動工業生產。此外，政府以大量公共投資，帶動經濟增長。
最重要的是從文化思想的深層著眼，認為這些地區都是受到漢學影響的「儒家文化圈」。一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基礎是基督新教倫理，而東亞經濟發展的背後思想，即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強調「天地君親師」的層級觀念，在經濟發展的社會階級分化過程中，不至於產生太大矛盾，也對管理有穩定的作用。
那一年，因著在《中國時報》長期擔任台灣社會運動與大陸的採訪工作，我有幸奉派到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一段時間。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採訪者，我踏過桃園大潭村的鎘污染，那裡滿園的青青翠綠的稻米都不能食用；在台中的三晃農藥廠旁邊的朋友家，聞到日本化工公司飄出來的濃重農藥氣味；在高雄林園石化工業區，目睹石化工廠為了燃燒廢氣，半夜從燃燒塔沖出的大火柱，照亮整個農村的天空，而漁民的養殖漁池卻總是因為污染而莫名其妙死去；台南二仁溪為了洗那先進工業國家的廢棄物所遺留的那一點貴重金屬，污染到整個出海口的牡蠣都變綠色不能食用；更不必說，工廠的污染廢水，早已把家鄉那一條農業用的灌溉小溪，染成了五顏六色，成為一條死水，根本容不下小魚小蝦的生存……。
我想起自己的母親。父親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的農民，只因為農村沒有了出路，他想投入生產鍋爐，把幾分農地拿來做了工廠，卻因為不懂得如何跟銀行融資借錢，被高利貸綑綁得透不過氣，最後用母親的支票去支應，害得母親被法院通緝，最後去坐牢。而她在牢中，碰到的好幾個女囚犯，竟也和她一樣，都是為了丈夫來坐牢。我的家道中落的悲哀，差點輟學淪落街頭的孤苦無依，這些，誰會了解？不僅是一人一家，而是多少人的生命，多少家庭的流離失所，怎麼是這樣的理論所可以解釋的？
我坐在史丹佛漂亮的草坪上，看著旁邊那些漂亮的、家境富裕的年輕學子，正在冬日的陽光下，脫掉上衣，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呼吸清新的空氣，想起台北那擁擠的車潮，污染的空氣，以及缺乏綠樹的街道，再翻閱著這些新出版的書籍，分析著你的家鄉，像預言般的指引東亞的未來趨勢，竟感到難以言說的反諷和悲哀。那彷彿是一個富裕人家的孩子，在研究一個窮人家突然小康起來，還帶著崇敬的眼神，而你明明知道，那是用環境的破壞、農村的沒落、生命的健康為代價換來的。
便是在那時，我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寫出父母親的生命史，因為在他們的身上 正印證了東亞奇蹟的背後，我們付出多大的代價。這便是《水田裡的媽媽》這一本書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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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個角度來了解台灣，從社會生活，人文感受，來了解台灣，會有很接地氣的感覺。流行歌，就是反映民心民氣很重要的一環。
像一句藏在心裡很久的話被說出來了，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在1988年剛一發片，就唱遍了大街小巷。這一年，24歲的林強終於在台北的木船民歌西餐廳參加歌唱決賽，他唱了一首自己做的台語歌《茫．惘．夢》，沒得獎；兩年後他發行唱片《向前行》，也紅遍大街小巷。
這兩首歌，構成了解嚴後台灣的社會心理的寫照。
1988年，葉啟田推出《愛拼才會贏》，在蔣經國過世，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裡，它迅速成為民間人人朗朗上口的國民之歌。而當時台灣正流行卡拉ＯＫ，幾乎每一家的點唱率都是第一名。
《愛拼才會贏》不僅在台灣走紅，還被改編成粵語、潮州語、客家語、上海話等各種版本。後來還有泰語、馬來語版，甚至美國、英國等地，只要華人所在，幾乎無人不會唱。大陸在1990年代，經濟發展的大潮中，民間充滿奮鬥進取的打拼精神，這首歌也非常受到歡迎。
歌詞：「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時起有時落，好運歹運，總嘛要照起工來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它彷彿成了奮鬥進取、打拼努力一定會成功的勵志之歌。
這也正是1988年解嚴後台灣的寫照。所有的禁忌都解除了，每個周末，台北都有示威遊行，有時聲勢浩大，有時只有幾十個人，人人都拼著要發聲。經濟上的許多國營特許事業也已解除限制，民間得以經營，如北中南的長途遊覽車行。人們在自由發聲，互相競爭的環境下，充滿樂觀打拼的進取精神。
1993年，幾十年從事西洋音樂傳播的余光，以一億五千萬的天價，簽下麥可．傑克遜的「戰慄之旅」台北演唱會。九月，麥可在伊麗莎白泰勒等巨星的陪同下，抵達台灣。他的規模之盛大，隨行人員之多，演唱設備之現代、乃至於節目安排之緊湊精彩，都是台灣未曾有過的。
台灣消費社會時代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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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台灣，歷經社會運動。環境、生態保育、原住民、學生、勞工、農民運動等，那是一個強控制解體的時代。
如何理解1980到1990的台灣呢？在狂飆的社會運動風潮中，台灣要走到裡去？
我當時寫了兩本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
關於《強控制解體》：
台灣社會的結構性巨變。
1960-1980經濟現代化。國家資本的弱化，民間資本的崛起。
1970年代，文化覺醒，退出聯合國，保釣，鄉土文學，民歌運動，雲門，朱銘、洪通。
1980年代，台灣錢淹腳目，大家樂，社會運動，
1990年代，政治改革。現代化變革的最後一哩路。
1990年代的台灣，的確有非常大的改變。李登輝在1988年順利接任總統，但在國民黨主席選舉過程中，有過複雜的鬥爭。他在宋楚瑜「臨門一腳」的協助下，有驚無險的擔任了國民黨主席。他再以提昇郝柏村擔任國防部長的謀略，將他從實際的軍隊指揮位置換下，以避免政變的危機。當時宋美齡都曾出來表示反對，但因為是升官，郝柏村也沒有拒絕的理由。而後他再以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的方式，抽空他對軍隊的影響力，掌握了實質的權力。
1990年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則是李登輝運用社會運動，形成社會壓力，再加以收編，以達成其國會全面改選的目的。蔣經國曾希望達成的國會改選，至此完成。
1991年4月30日，明令公告，自即日零時起，停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時公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此一臨時條款始於1948年5月，本是作為戰時的緊急應變之用，卻不料蔣介石將之常態化，變成凍結憲法，實施特別法的「太上法律」。蔣介石得連五任總統，就是拜此條文之賜。而依此法，平民會受到軍法審判，為了「戡亂」，憲法所保障的人權形同廢止。更重要的是兩岸關係的根本改變。此法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叛亂團體」，則兩岸所有交流根本不合法。停止後，將中共視為「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稱呼對岸為「大陸當局」。這可說是一次善意的釋出。
1992年5月，刑法第一百條修正案通過。原本「意圖叛亂者」，可以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修正後，改為只有著手實施，「有強暴脅迫事實行為者」，才加以判刑，而陰謀犯、預備犯則不罰。
1992年7月，成立於1958年的警備總部也予以裁撤。警總在戒嚴時代的權力非常大，他們以國家安全為名，可以審查郵件、監聽電話、查扣及查禁雜誌，連人民入出境都要經過其安全審核，嚴重時甚至跟監、約談、限制人身目由。隨著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廢止，它的合法性消失，就跟著裁撤。這對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戒嚴時代，人們總是形容寫作不自由，有如「心中有一個小警總」，即是表示那個檢查的紅線之深入人心，形成自我檢查。威權統治的最大的恐怖也正是在此。
逐步解開的戒嚴心結，逐步開放的社會，不再壓抑的心理，不再有陰影的政治，讓社會力得到釋放。台灣終於走到了陽光下。最後有待解決的，只有兩岸問題。而當時兩岸剛剛開放，辜汪會談在星加坡舉行，民間和平交流的榮景，台商投資的熱情，大陸釋放的善意，讓民間對兩岸有更美好的期待。在那樣的氛圍裡，台灣開了一場以前未曾想像過的四萬人大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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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未來的方向，蔣經國在1981年就曾向美國友人表示，在台灣大幅提升國民所得與生活水準之後，將是推動民主化、在地化，以及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的良好時機。
1986年4月，蔣經國親自宣佈成立「政治革新委員會」，研擬國會改革、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問題。六月，提出六大議題：1.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2.地方自治法制化；3.國家安全法令；4.民間社團組織制度；5.社會風氣與治安；6.黨的中心任務。這是未有改革之名的根本性改革。
事實上，一年前蔣經國曾把馬英九找去，問他：「戒嚴的英文怎麼講？」「英文是martial law。意思是軍事管制。」馬英九回答說。蔣經國要他回去再查一查。馬英九查了五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說：「戒嚴的意思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 戒嚴就是沒有法律。」蔣經國聽了頗為困惑的說：「台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馬英九自此知道蔣經國心中正在考慮解除戒嚴的事。他想到一年前一位蔣經國的義大利裔友人、曾任美軍顧問團第八任團長的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曾寫過一封信給蔣經國，談到台灣戒嚴的利弊，他認為台灣揹了戒嚴之名的黑鍋，實際上並無戒嚴國家的嚴重限制，是該考慮解除戒嚴的時候了。戚烈拉是美軍二戰英雄，曾活捉德軍西歐戰區指揮官，後派來台灣，他太太是蔣經國的英文家教老師，和蔣常有家庭聚會，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因此他的意見得到蔣經國的重視。那信是馬英九翻譯轉呈的，因此他了解來龍去脈。
從革新的六大議題看，「國家安全法令」的革新即是為解除戒嚴做準備；而「民間社團組織制度」的研擬，即是為解除黨禁做準備；至於「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即是國會全面改選。所以，當1987年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訪問蔣經國時，他直接說出：「我們決定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馬英九心中是有準備的，他一字一句的傳譯，但內心仍為之震驚到「整個人感覺猶如遭電流通過般的震撼」。
他告訴自己：「我們正在改寫台灣的歷史。」
蔣經國晚年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澈底打破國民黨長期壟斷的權力結構，改變台灣社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兩岸探親，彷彿整個大歷史的門打開了，一條新的道路因此舖展開來。而如果沒有這一切改革，歷史將會如何評價他呢？一個靠獨裁父親取得政權的皇帝？戒嚴38年、靠鎮壓維持政權的威權政治？而抗爭的力量、新興的社會力又該如何找到出口呢？
然而，他開啟的改革，讓台灣終於從威權政治，走向政黨政治；讓衝突矛盾的社會力，找到體制改革的出口；讓艱難的現代化之路，得以完成。他最後的改革，讓他站上歷史高點。民間沒有遺忘，在歷任領導人聲望的民意調查中，他一直是最高的。
蔣經國過世的第二天，1988年1 月14日，第一團老兵返鄉探親團，從台北出發，踏著蔣經國打開的兩岸之門，走上回家的路。兩岸的和平交流之門，自此開啟。
2018年四月，蔣經國過世三十年之後，我訪問馬英九，談蔣經國的改革與最後的心路歷程，他談到蔣經國那簡樸得如同老兵的房間，那中山堂最後的回眸，依然心酸得紅了眼眶，眼淚無法停止的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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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狂飆時代，社會力如同飽含力量的青春少年，衝撞叛逆，尋找出口，要為過去受到壓抑的環境生態、勞動人權、農民權益、原住民人權等，找回應有的位置，復原的方法。
作為一個動蕩時代的領導者，蔣經國是如何思考？他如何回應這個巨變的時代呢？
從長遠的大歷史來反省，蔣經國所面對的，是一個中國五千年歷史未曾有過的變局：走向現代化之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到社會福利、人權保障等，該如何建構，並沒有一條既成的道路可遵循。最多就是以歐美日本模式為參考，但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不可能完全照抄。這確是重大的考驗。
經濟上，交通設施、重化工業、電力事業、港口等，在十大建設中已完成；而作為下一個階段經濟發展的動力──電子產業已佈局完成，開始投產。台灣的經濟基礎沒有問題。問題出在社會制度與政治改革。
很顯然，新興的中產階級已改變了社會結構，要求民主的呼聲與日俱增，而社會運動所要求的社會結構改造更迫在眉睫。台灣犧牲農業扶植工業，農民該有所補償；犧牲勞動權益扶持經濟成長，造成勞資的不平衡，也該有所改變；而環境所受的污染，國民健康所受的損害，更必須改革。而這一切唯有從制度面著手，在穩定中，一步一步走。
最難改造的是國民黨本身。它有蔣介石留下的巨大包袱，包括為維持法統而未曾改選的「萬年國會」、國民黨內老人政治遺留的影響力以及學習俄國列寧式政黨而建立的組織。再加上特務系統一貫由蔣經國自己掌握，早已自成一個神秘的系統，如何在民主化改革過程中，讓它受到監督節制，不要濫權橫行，誰來接班管理等，都是一些大難題。
這些都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學習。現代化對台灣是一個全新的過程。
更何況台灣不比歐美，與大陸仍處於內戰狀態，兩岸從軍事對抗到對峙，到大陸高喊和平統一，對台灣一直是一個長期的威脅。而美國與中共的關係，也不是穩定不變的。它隨著國際冷戰大戰略的轉變，不斷調整。美國的調整，往往是台灣的鉅變。這些都是蔣經國在考慮內部改革時，必須全盤考量的。
1980年代，台灣的挑戰無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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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不均的底層反抗，一個老兵的生命悲劇。
1982年4月21日，也就是羅大佑發行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的七天以前，發生震撼全台灣的第一宗銀行搶案。
搶銀行，這在美國電影中才看得到的影像，真的在台灣出現了。
那一天下午3點20分，台北市土地銀行古亭分行要關門前十分鐘，一個頭戴鴨舌帽、眼鏡和口罩、留著長頭髮的矮小身影，持搶闖入銀行，跳進櫃台，他有意嚇阻反抗的人，對空開了一槍，大喊道：「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萬，你們不要過來！」
銀行經理試圖阻擋，被開了一槍，受傷。行員隨即拿出一包一包錢來，放在他帶來的袋子裡，他隨即提起錢，衝出門外，消失在曲曲折折的小巷裡。銀行一算，共搶走531萬元。警方立即在電視上發佈了銀行的錄影帶，懸賞兩百萬元，通緝那個戴鴨舌帽、留長髮的矮小身影。民間沸沸揚揚，議論紛紛。
由於蔣經國震怒，限時破案，警方成立層級極高的專案小組。5月4日，警方逮捕了王迎先，一個當天也經過土地銀行，開著黃色計程車的外省老兵，由於口音、外形、姿態都像搶匪。他女兒的男朋友貪圖兩百萬賞金，向警方檢舉。警方加以逮捕後，嚴刑逼供，三天三夜之後，屈打成招，但交待不出槍枝、搶金的流向。警方已經發出了快破案的消息，卻沒有證據，急得下了重手，可能嚴刑逼供把人打死，竟將他丟入新店溪橋下，對外宣稱「破獲搶案，搶匪畏罪自殺」。王迎先被丟下的時間是5月7日凌晨3時。。
卻不料一個小時後，真正的搶匪在他的家中被抓到了，名叫李師科。
一案雙破，這也是台灣警方的「奇蹟」。為什麼呢？
李師科山東人，抗日時期在山東張天佐的部隊打游擊，跟日本正規軍打，靠膽識勇氣，出生入死；抗戰勝利後加入國軍。國共內戰期間，國軍兵敗如山倒，百萬大軍被圍殲，他九死一生，才跟著來到台灣。1959年，因為生病，軍隊不要他了，被強迫退役，只能靠著軍中修車修電器的技能維生。存了一點錢之後，他買了一輛計程車，在大街小巷穿梭討生活。但經濟依然非常拮据，住在一間租來的三坪大房間裡。他無親無故，孤身一人，只有以前的鄰居，住在三重。那鄰居有一個小女兒，正在讀小學，李師科把她當女兒看待，她也喜歡和李師科一起說話。
當時台灣社會正在經濟起飛，一些人靠著銀行借錢放高利貸、搞地下錢莊、過著奢糜的生活，有錢人在酒店一擲千金，沒錢人在城市的邊緣艱難生存。李師科開著計程車，看盡人世不平，內心開始不滿。他曾在酒後向鄰居透露：要有錢還不簡單，去搶銀行就有了。沒想到，他自此開始籌劃。
他先買到一把改造的土製手槍。但這種槍一次只能擊發一顆子彈，殺傷力太小。1980年6月，他利用開計程車的方便四處觀察，尋找下手的地方。最後在金華街的一處哨所，只有單獨一個衛兵，他以問路為藉口，靠近保安大隊的員警，近距離開槍射殺，搶走配槍和子彈。案發後風聲正緊，他把槍藏在床底下，蟄伏不動。這一藏就是兩年。這期間，他利用開計程車的機會，觀察台北市的銀行。他用以前抗日打游擊的敏捷，觀察每一家銀行有多少警力、什麼時間換班、什麼時侯適合下手、逃走路線等。最後他選定土地銀行古亭分行。原因是：它的警衛人較少，且要配合銀行去護送運鈔車，而一出了門就有小巷子，容易穿梭逃逸。
1982年4月14日，他在銀行下班前十分鐘，戴上偽裝的口罩、帽子、假髮等，持槍衝入搶劫。銀行從未碰過這種好萊塢電影的場面，完全驚呆。而他的假扮確實讓人很難分辨，警方沒找到什麼可追查的線索，只能藉由錄影的模糊影像，在電視發佈，重賞兩百萬找人。
對打過游擊、抗戰內戰、出生入死的李師科來說，搶銀行只是小菜一碟。他個性沉著，沒有出去花天酒地，只把錢分裝成一百萬一袋，一袋子放家裡，其它四百多萬存放在三重的朋友家。
李師科的鄰居看著電視，開始對存在他那裡的紙袋子覺得可疑，就打開來看，一看驚呆了，裡面竟有土地銀行的戳記，四百多萬元。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實嗎？經過天人交戰，他終於還是報了警。
當警方衝入李師科那破破小小的租房裡，他抬頭看了一眼，神情平靜，只說：「我對不起社會」。至於犯罪動機，他忍不住說出對社會的不滿，暴發戶可以到銀行搬錢，還不用還，而窮人卻借不到錢；他也對國家非常失望，老兵一生，為國家出生入死，只換得這孤獨的下場，誰來照顧？而他的犯罪動機最讓人心酸的，無寧是希望把錢留在朋友那裡，好讓他的小女兒可以從小學到大學都不必再擔心學費。
他的朋友痛心無比，至此才知道這個孤身獨居的退役軍人，是如此疼愛他的女兒。而這樣的心情，難道不是所有老兵的寫照嗎？
李師科槍決後，許多老兵紀念他，把他當一個英雄。因為他說出他們孤獨、無依、悲哀、無助、憂憤的心聲。還有人為他立一座金身的塑像，供在新店無天禪寺的門口，彷彿和台灣日據時期的俠盜廖添丁一樣。
到了1987年，在解嚴的氛圍底下，立委許國泰開始推動「自由返鄉運動」，原是為了讓許信良及許多海外黑名單可以回到台灣，但他拉大範圍，把外省人返鄉的人權也拉進來。可是老兵認為，他們的運動和許信良的返鄉運動是不同的，所以後來一分為二，於當年4月15日成立了一個「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由何文德任會長，這一年的母親節開始，老兵到國父紀念館、火車站，到處連署，活動的名字叫「想家」。
6月28日，在台北市金華國中舉辦「想回家怎麼辦」的演講活動。為了這一場活動，許多老兵都動員起來。他們到車站，到各地的榮民服務中心發傳單。連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也沒放過。那裡正是最多外省公教人員的所在。老兵把破破的宣傳車停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旁的馬路邊，熱切的發傳單。
他們面容黧黑，布滿皺紋，衣著老舊，有些腳上還穿著軍用老布鞋，上衣則罩著一件前面寫了「想家」兩個大字的長袖衫，它的背上，則讓老兵各自寫上自己的心聲。有的寫著詩詞「少小離家，老大不能回」，還有人寫著抗戰歌曲「松花江上」的歌詞。蒼老的面孔，一雙雙熱切的眼睛，想家的訴求，任誰看了都不忍心。
聽說這個晚上，國民黨有派人到現場觀察，作為蔣經國下決策的參考。它對蔣經國後來開放老兵可以返鄉探親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這一年11月1日，蔣經國宣布開放民眾可以到大陸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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